第7章 你的花园怎么样 [1] :生产的世界

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 Guinea)从一开始就注定默默无闻。它是非洲大陆人口最少的国家,人口只有70万,土地面积也是非洲大陆国家第六小的。 1 有谁会关注这么小的国家呢?雪上加霜的是,世界上还有至少五个国家的名字跟它很像,比如它邻居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南美洲的圭亚那(Guyana)和法属圭亚那。

直到现在,赤道几内亚也还是默默无闻,但这不是因为它不够努力。它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2010年的人均GDP为20 703美元。过去几十年,它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95年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18.6%,是中国的两倍多。同期中国的年增长率也“才”9.1%而已。

那究竟一个国家要怎样才能受到关注呢?入侵美国?让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当总统?全国都染成粉红色?赤道几内亚的增长都这么快了,竟然还默默无闻,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生产能力 [2] 的发展

赤道几内亚的增长比中国还要快得多,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赤道几内亚经济奇迹”,却总是听到“中国经济奇迹”呢?

国家大小是一个原因,小国的经济表现再好也可能被忽视。不过,大家不把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当回事,是因为它是靠资源发大财。在1996年发现大量石油资源之前,这个国家经济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没有石油,赤道几内亚会被打回原形,再次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无法生产石油以外的东西。 2

然而,并不是所有依赖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矿产和农产品)的经济增长都像赤道几内亚。美国在19世纪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芬兰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了加强纸张纸板与木材的出口优势,它一直到20世纪都高度依赖伐木业。而矿产出口至今仍是澳大利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赤道几内亚跟上述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增长并不是靠生产能力的提升。美国是最佳的对照。 3 19世纪末,美国不仅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而且在几乎所有跟商业相关的矿产上,产量都领先世界。但能够有这样的地位,靠的不只是丰富的矿藏,更多的是矿产勘探、开采、提炼和加工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可以这么说,在这些技术发展之前,也就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在任何矿产的生产上都不是世界领先的。相比之下,赤道几内亚除了石油就没有多少其他产品,甚至它连石油都没法自己生产——它的油田都是美国企业负责开采的。

赤道几内亚虽然是极端例子,但其经验正好说明了经济增长(产出或收入的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全世界普遍认可的定义。笔者对它的定义是:一个基于生产能力提升的经济增长过程。生产能力包括组织生产活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转变(transform)生产活动的能力。

生产能力低下,连产品的价值都无法确定

当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低下,只有自然资源或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像T恤这样的产品,这个经济体就不仅是收入低,而且会连自己产品未来会贬值多少也不能确定。

机器消灭整个职业的情况,在经济发展史上不断出现。这都不值得再讨论了,只要想想那些今天只作为人名出现的职业就好了,比如织布工(weavers,作人名译为韦弗斯)、铁匠(smiths,史密斯)、木轮匠(wheelwrights,惠尔赖特)等。

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强的国家,甚至能发展出自然资源的替代品,这大大降低了那些靠出口自然资源赚外汇的国家的收入。19世纪中叶,德国和英国在有机合成化学方面出现重大突破,一些国家就因此收入大减。危地马拉过去是胭脂虫红的主要生产国,这种绯红染料被大量用于给教皇和欧洲皇室的长袍上色,危地马拉靠这个赚了很多钱,直到人工深茜红(alizarin crimson)被发明出来。硝石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智利的主要出口产品,但20世纪初哈伯-博施法(Haber–Bosch process)一出来,智利就陷入了多年的经济危机。

科技是经济发展之本

不久以前(不算太久),如果有人可以同时驾驭一千匹马,口袋能装几百本书,没有火焰也能产生高热,将数千升海水转为淡水,或用石头制造衣服,人们会说他是魔术师。即使是跟今天有些相同的20世纪初,大家也认为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但如今,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现在最快的跑车,引擎已超过1000马力;U盘和电子阅读器可以轻松存下几百本书,放进口袋;核电站就是无焰发热;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建了海水淡化工厂。大部分人没听说过的可能是最后一项技术,那是朝鲜的技术,他们从石灰石中提取制造维尼纶(vinalon,某种合成纤维)的原料。

所有这些“魔术般的”发展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人类一直在发明更好的技术,更准确地说是更好的机器和更好的化学过程(chemical processes)。自18世纪初英国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焦炭炼铁法和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纺织法发明以来,科技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不断地改变我们的世界。第3章已经讨论过一些,其中最重要的有蒸汽机、内燃机、电、有机化学、钢船、电报(有线和无线)、飞机、电脑、核裂变、半导体、光纤等。今天,基因工程、再生能源、新型材料(如石墨烯)、纳米科技等再一次改变了世界。

工业革命初期,新科技往往是由眼光独到的个人发明。因此,直到20世纪初,许多技术发明都是以发明者命名,比如凯伊飞梭、瓦特蒸汽机、哈伯-博施法,等等。

从19世纪末开始,科技越来越复杂,由个人发明的越来越少。企业开始成立研发部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积极投入创新研发,建立公共实验室(尤其是农业技术)或者补贴民间研发。

今天,科技发展已经是组织和集体努力的结果,可能在企业内也可能在企业外,但很少是来自个人的奇思妙想了。如今很少有新科技是以发明者的名字来命名,这也正说明了创新过程的集体化。

科技不是全部:工作组织的重要性

并不是所有生产能力的提升都来自狭义的科技发展——机器和化工。有许多也要归功于组织能力的改进,也就是管理技术的改进。

在19世纪早期,工厂生产率的提升,靠的是对工人工位的合理安排,即根据生产作业顺序,一个接一个这样排下去。于是,装配线 (assembly line,又称为流水线)诞生了。19世纪末,装配线配上了传送带,变成了移动装配线 (moving assembly line)。这样资本家如果想加快工作节奏,只要把传送带调快就好。

像汽车制造业这样的行业,基本上一条装配线就决定了工人该以什么速度做什么工作。但在这些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工作流程的改进,比如不同的机器如何摆放,不同的任务如何分配,零部件或半成品要放在哪里,等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事情企业都知道怎么做,但事实上,许多生产者都没做对,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福特主义或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兴起

除了让工作流程更有效率之外,资本家还想办法让工人也更有效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创新是泰勒主义 (Taylorism)。其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程师,后来成为管理学大师。泰勒主张,生产流程应该切分成尽可能简单的任务,员工应该遵照科学分析得出的最有效的作业方式来完成工作。也正因为这样,这套方式也被称为科学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

20世纪初,在泰勒主义原则跟移动装配线结合之后,大规模生产系统 (mass production system)诞生了。这套系统也经常被叫作“福特主义”(Fordism),因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第一个完善这套系统的人。很多人以为是他发明的,其实他只是在1908年将它运用到他的T型车工厂,并将整个系统做到极致。背后的理念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实现,比如使用标准零部件、专用机械设备和移动装配线。同时,这也使得工人更容易被替代和控制,因为作业操作一旦标准化,他们需要的相关技能就很少。

尽管工人因此更容易被替代了,但福特给他们的待遇还是很好,因为他意识到,除非人们有不错的收入,买得起他生产的“大量”(mass)汽车,从而形成“庞大”(mass)的市场,否则它的生产方法无用武之地。“二战”后,大规模生产系统在美国和欧洲被广泛使用,工资上涨带动市场扩张,产量也就跟着提高,然后厂房设备等固定成本被分摊到更大的产量上,最终生产率也就提高了。

大规模生产系统实在太有效率,连苏联都想采用。一开始,苏联内部对是否采用争论激烈,因为这套系统有明显的“反工人”(anti-worker)含意。它让工作变得过于简单、重复,摧毁了工作的内在价值。标准化的任务让监管工人变容易,而工作强度可以通过提高装配线的速度而轻易增加,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工人对其劳动过程 的控制。但是这套系统的效率实在太高,苏联计划者最后还是决定采用。

精益生产系统:大规模生产系统的修正

大规模生产系统,从发明至今已经走过一个世纪,但至今仍然是生产系统的支柱。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有了升级版,叫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system),由日本最先开发出来。

在精益生产方面最有名的实践者就是丰田汽车。零部件都是准时供应给生产,也就是采用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简称JIT),消除了库存成本。丰田跟供应商一起研究如何提升零部件的质量(所谓“零缺陷运动”),这大大降低了装配完成后的返工和微调——采用福特系统的工厂则饱受困扰。它使用的机器可以在不同产品型号间切换(比如能够快速切换模具),因此丰田系统能够生产的车型比福特系统多。

跟福特系统不同的是,丰田系统并没有将员工视为可替换的部件。它训练出来的员工,身上具备多种技能,在工作安排和小的技术改进上享有很大的主导权。在注重质量的产业上,日本的技术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关键就在于有这样的技术改进。

企业之外的生产能力同样重要

企业层面的技术和组织能力改进固然重要,但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的却不只这些。

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还包括非企业参与者在促进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上的能力。这样的非企业参与者包括: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等。他们提供生产投入: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光纤网络)、新技术思想和技术人才。

经济制度的效率是另一个因素。企业所有权、金融交易的制度决定了对机器设备、员工培训、研发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还有一些制度会影响经济参与者承担风险、接受改变的意愿,比如第3章提到的破产法和福利国家。鼓励社会生产协作的机构或制度也很重要,比如推动联合海外营销的行业协会,或者为小企业提供研发支持的政府研究机构等。

还有一些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参与者之间对话的效果。这些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比如扶贫行动小组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这些制度包括政府商业对话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政府与民间组织磋商、劳资谈判和产学合作等。

真实数据

没搞清楚是总量还是人均会导致偏见

看经济增长数据,一定要搞清楚是整体(overall,总量)增长率还是人均增长率。这听起来好像挺明显的,但如果没搞清楚,可能会对世界产生偏见。

如果你关注的是单一经济体的增长表现,而且又是一段相对短的时期,比如几个季度或几年,那么使用整体增长率还是个人增长率就没那么重要。但如果你是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在一段相对长的时期内增长表现,那么使用人均增长率就很重要了。2000—2010年,美国和德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是1.6%和1.0%。单看这个数据,你可能会觉得美国的表现比德国好。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和德国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9%和-0.1%。这意味着,在人均意义上,德国实际上表现更好,年增长率为1.1%,美国则为0.7%。 4

为什么6%的增长是一个“奇迹”

理论上,经济增长率是没有上限的。但实践中,经济增长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18世纪末以前,不管在哪个地方,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都接近于0。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每年1%左右,“资本主义黄金年代”(1945—1973)则涨到3%,东亚各经济体在“奇迹”阶段的三四十年里,每年的增长率高达8%—10%。

总而言之,经验法则就是,人均产出增长率超过3%就很好了,高于6%就算“奇迹”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超过十年)高于10%的,就只有两种可能:发现资源宝藏或者从战后复苏。比如赤道几内亚是因为挖到石油,而过去十五六年波黑的高速增长则是因为波黑战争结束。

复合增长率的威力

我们使用的增长率是复合增长率 (compound rates)或指数增长率(exponential rates)。它指的是每年(或每季,或其他时间单位)的新增产出会被计入下一年(或下一季,或其他时间单位)的原本产出上。一个1000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十年都增长10%的话,它的产出不是每年增加100亿美元、十年后成了2000亿美元的经济体。10%的增长率,意味着第一年总产出是1100亿美元,但第二年不是10%乘以1000亿了,而是乘以1100亿,最终总产出是1210亿美元。等到第十年结束,这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就是2590亿美元,不是2000亿美元。

复合增长率意味着,即便两个经济体的增长率看起来差距很小,但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他们的经济规模差距就会很大。如果某个国家每年增长3%,另一个每年增长6%,差距并不大。但是,倘若按照这样的增长率持续40年,增长较快那个的经济规模是原来的10.3倍,而较慢那个仅仅是原来的3.3倍。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两国国民未来将生活在舒适水平和机会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你想通过现在的增长率预测未来,有一个很管用的经验法则。如果你知道一国现在的增长率,想知道多久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会翻倍,那么你只要用70除以现在增长率的分子就好了。如果一国的增长率为1%,那么其产出翻倍需要70年;如果增长率为6%,那么经济规模翻一番就需要11年到12年(70/6)。

跟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无法用单一指标衡量

从第6章我们知道,即便是产出数据,也可能不是完全客观。但是,给定产出数据,我们可以直接计算其增长率。相比之下,没有单一数据能让我们衡量经济发展,即生产能力的增长。

很多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指数(名字不同),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这些指数运用数十种不同的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一国生产能力的多个面向。最常被纳入的指标有:生产结构(如高科技产业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基础设施(如人均宽带连接数),技能(如拥有大学学位的劳动力占比),创新活动(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或人均专利数)。

然而,由于这些指数由许多差别很大的要素构成,因此很难解读。因此,除非你是经济学家,要不然还是关注一些更简单的指标就好,下面我举两个。

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一国发展的关键指标

科技的应用,大都体现在机器和建筑(比如厂房、铁路等)上,这些都被称为固定资本 。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专业术语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 [3] ,一个经济体是无法很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的。因此,投资率 (investment ratio,=GFCF/GDP)是衡量发展潜力的良好指标。确实,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是经济学中极少数没有争议的相关性之一。

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投资率为20%—22%。但具体到每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很大。中国在过去几年 [4] 的投资率曾达到45%。而在另一个极端,像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投资率在有些年份低至2%,在正常年份下也只有10%左右。

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在投资占GDP比重低于25%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奇迹”(人均年增长率超过6%)。要达到6%以上的增长率,投资至少要占GDP的30%。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投资率都超过3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增长“奇迹”,但这段时期中国的投资率都超过30%,在2000年之后更是超过40%。

这并不是说投资率越高就越好。根据定义,投资是为了在未来实现更高的消费,而牺牲今天的消费,也就是生活水准。因此,投资也可能过度,不过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度,要看你(投资者)认为未来收入跟现在收入相比高了多少(时间偏好)。不管怎样,投资率及其长期变化,是一国生产能力乃至其经济是否在发展的最佳单一指标。

研发数据对富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指标

另一个衡量一国(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是: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其长期变化。 5 这个指标也是简单又好用。

富国研发占GDP的比重要比穷国的高很多。OECD平均值为2.3%,许多国家都超过3%。 [5] 芬兰和韩国比重最高。过去几十年,这两个国家的研发占比剧增,但也都在高科技产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研发。印度尼西亚的研发占比是0.1%,哥伦比亚是0.2%,肯尼亚是0.5%。中国在2009年是1.5%,但呈快速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6

工业化和去工业化

理论上,我们能够通过增强任何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包括农业和服务业。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工业化,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制造业的发展。 [6] 爱因斯坦有句话说得好,他说:“理论上,理论和实践是一样的。但实践上,它们并不一样。”

机械化和化工过程让制造业的生产率更容易提升

要提高生产率,制造业要比其他经济活动比如农业和服务业更容易。制造活动受到自然的限制要少得多,而且在应用机械化和化工过程方面,比农业和服务业要容易多了。

农业生产率非常依赖物理环境,比如地块、气候和土壤。它也受时间限制。虽然克服这些自然限制的方法已经有许多,比如灌溉、选择育种甚至基因工程,但其生产率毕竟还是有上限。如果小麦种植业的生产率能够像过去250年间的制针业发展那么迅猛,那么早就有人发明能让小麦在6分钟内收成的技术了。然而事实是没有,今天小麦收成仍然还需6个月。

再看服务业。服务业有许多活动,就其本质,就完全不受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有时候生产率提高甚至会破坏产品本身。比如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如果生产率提高两倍,将一首27分钟的乐曲在9分钟内演奏完,那就破坏了作品本身。对于其他一些服务,表面上生产率提高了,实际上可能是靠牺牲产品品质换来的。英美在零售服务上生产率的增加,其实是靠降低服务质量换来的,比如店员减少、超市离家变远、交货时间拉长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近些年金融业生产率的提升,靠的就是产品质量的下降,比如金融产品过于复杂、风险太高,甚至有欺诈之嫌。

经济的“学习中心”

制造业向来是资本主义的“学习中心”。其他行业都要用到的资本品 如机器和运输设备,都靠制造业供应,因此制造业生产能力一提升,就能扩散到其他行业,不管是生产消费品 (如洗衣机或早餐麦片)的制造业,还是农业和服务业。

制造业的许多组织创新也可以转移到其他部门,尤其是服务业,从而提升他们的生产率。快餐店(如麦当劳)使用“工厂”技术,将烹饪分割成组装线的一系列作业。有的餐厅(如回转寿司)甚至用传送带递送食物。超市、服饰连锁或网络零售商等大型零售连锁店则采用了制造业的现代库存管理。

一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也借助制造业的组织知识,提高生产率。比如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它采用电脑控制喂养,提高了生产率。

后工业社会的兴起?

最近有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制造业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在工业化早期,很多人都认为制造业会一直增长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这样。在产出和就业上,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占比都是一路上升。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出现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相应上升,不管在产出还是在就业上,都是如此。这激起了对后工业化社会的讨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我们在服务业上新增的需求,如餐饮、国外旅行,会多过新增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制造业产品需求的相对下降(产出和就业的占比下降),使得制造业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

20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后工业社会”的说法流行起来。许多人认为,现在重要的是生产知识的能力,而不是生产物品的能力;高附加值的知识型服务,比如金融和管理咨询,未来将会成为那些正在去工业化的富国的主导产业。而制造业——或者说传统实业(the“bricks and mortar”industry) [7] 只能算二流的经济活动,应该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

最近连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被吸引,也参与到后工业经济的讨论中。他们开始相信,随着后工业经济的兴起,他们能或多或少地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通过发展服务业致富。他们向印度看齐。印度向国外提供软件、会计和解读医学扫描图像等服务,被看好会在未来成为“世界办公室”,跟“世界工厂”的中国走了不一样的路(“世界工厂”这个封号最开始指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去工业化不意味着生产更少的制造业产品

这套论述吸引了很多人,包括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但却很误导人。在就业方面,大部分富国的确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已经“去工业化”。这些国家的工厂劳动力占比的确在减少,增加的是商店和办公室的劳动力占比。在产出方面,大多数(但并非全部)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出占比都在下降。

但这不表示这些国家制造业产出的绝对值就下降了。占比明显下降,大部分是因为制造品相对于服务的价格降低了。这多亏了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只要想想电脑和手机的价格就好了。跟理发或去餐厅吃顿饭的价格相比,电脑和手机的价格一直在下降(而质量在上升)。如果考虑了相对价格的影响,不同部门的产出占比按照不变价格 (constant prices)重新计算(指按期初价格计算随后各年的产出),就会发现,与按现行价格 (current prices)计算的结果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大多数富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并没有下降得那么厉害,好几个国家甚至还上升了(我在后面会细讲)。

一部分去工业化是因为“视错觉”

去工业化的程度也被夸大了,部分是因为数据的会计确认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视错觉”(optical illusions)。许多服务过去往往发生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现在都外包 (outsourced)给了外面的独立公司,比如伙食、保安、部分设计和工程活动。如果是外包到海外,就叫作离岸外包 (off-shoring)。这就产生了服务业变得比实际情况要重要的错觉。这些服务在外包前后是一样的活动,只不过现在(外包后)是计入服务产出,而不是制造产出。

另外,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制造业产出占比下降,就申请改分类为服务企业,虽然他们明明还从事一些制造。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估计,1998—2006年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有10%是受到这种“重新分类的影响”。 7

制造依然重要

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新纪元,制造不再创造许多价值,是严重误读历史。人类一直生活在知识经济的世界。让工业化国家变富裕的,一直是知识的质量,而不是生产成果的物理性质(也就是说,不管它们是有形商品还是无形服务)。通过羊毛纺织业的历史就能看清楚这一点:在18世纪以前,羊毛纺织一直都是最高的技术,现在却成最低技术了。法国有位工业部长曾经说过:“没有被判死刑的行业,只有过时的技术。” 8 最近,一些服务活动的生产率都经历了高增长,像金融和运输都是。于是许多人就认为,靠服务业就可以发展经济。像英国,它能够出口高价值服务,赚来的外汇就可以用来购买海外制造的商品。这种策略在一段时期内或许管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十年,英国尽快去工业化步伐非常快,但经济增长率还不错。不过这完全是当时金融繁荣的功劳。2008年金融危机警醒世人,服务业是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信念,只是幻觉而已。

此外,许多高生产率的服务是“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s,或称为生产者服务),比如工程、设计和管理咨询,这些服务的主要客户都是制造商。因此,一旦制造业根基变弱,这些服务的质量最终也会下降,这些国家要出口这些服务就会变得困难。

真实数据

农业依然出乎意料的重要

直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支柱都是农业。 9 即使是现在那些富国,在几代人之前,都还有接近3/4的就业人口是农业人口。在1870年的瑞典,有72%的劳动力务农。1885年的日本则有73%。

农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和服务业低,它的产出占比很少超过总产出的50%,即使在大多数人都在务农的时期也是如此。1870年,丹麦农业占该国产出的50%,瑞典是47%。在韩国,农业到1953年依然占总产出47%。

今天,不管在产出还是就业上,农业在富国的占比都非常小,产出通常只占GDP的1%—2%,就业人口则占总就业人口2%—3%。这是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农业生产率在那些国家有了巨大提升。世界前三大农业出口国是美国、法国和荷兰,而不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或印尼,这恰恰表明富国的农业生产力是多么先进。

在许多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仍然非常重要。最穷的几个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产出都是农业产出。 [8] 即使在富裕一些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出仍然占总产出的20%—40%。

农业在就业上的地位就更重要了。在一些最穷的国家中,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80%—90%,比如布隆迪是92%,布基纳法索是85%,埃塞俄比亚是79%。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工业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至今仍有37%的人口在从事农业。

在富国,制造业没有以前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当时欧美的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先后到达顶峰,制造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比接近40%。如果从广义的制造业(包括石油、电力等)来看,占比则要接近50%。

今天,在大多数富裕国家或地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不超过总就业人口的15%。其中例外是中国台湾、斯洛文尼亚和德国,其占比达到20%。 [9] 有些富国如英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占比只有9%—10%。

伴随就业占比下降的,还有产出占比。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芬兰和日本,制造业产出占GDP到20世纪70年代其实还有25%左右,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富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超过20%。 10

……但仍然比人们想的要重要得多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最快,因此制造产品跟其他东西如服务或者农产品相比相对便宜。这意味着如果采用不变价格(即期初价格)而不是现行价格计算,算出来的制造业占比数据就非常不同了。

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些富国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如果按现行价格计算,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就下降得非常厉害,德国下降20%,意大利下降30%,法国下降40%;但如果以不变价格算,就下降不是很多了(三国都低于10%)。 11 在几个富国,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实际上都上升了: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和瑞士制造业产出占比上升了0.5% 12 ,芬兰和瑞典的上升幅度则超过50%! 13 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英国。即使以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产出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也出现大幅下滑。 14 这表明,英国的去工业化大部分是由于其制造业失去竞争力而绝对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受生产率提高而相对价格下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过早

过去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过早的”(premature)去工业化。制造部门(以及工业整体)的产出与就业占比出现下降趋势比富国当年要早得多。

拉丁美洲制造业占比,20世纪60年代中是25%,80年代末上升到27%。但从那时开始就急剧下降,如今只占17%。尤其是在巴西——这个南美大陆的工业强国,去工业化的程度非常剧烈。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的34%骤降到今天的1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17%—18%,如今只剩12%。 15 这种过早的去工业化,大部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见第3章)。 16 突然的贸易自由化,摧毁了一大片制造业。金融自由化,则让银行将贷款业务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这样利润更多)。政策都是按控制通胀来制定,比如高利率和过高的币值,前者增加了制造企业的借贷成本,后者让出口变得更难。

瑞士、新加坡和印度,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成功案例?

当谈到后工业经济,人们经常举瑞士和新加坡作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成功案例。他们说,难道这两国不足以证明,金融、旅游和贸易等服务业能让你变得富有——而且是非常富有吗?

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证明的刚好相反。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02年瑞士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简称MVA)全球最高,比日本还高出24%。2005年则是日本第一,瑞士第二,新加坡第三。2010年,新加坡变成第一,人均MVA高出美国48%,日本第二,瑞士第三。那一年,瑞士比美国高出30%。

至于说印度证明了国家能够跳过工业化,直接通过服务实现繁荣,那是过于夸大了。2004年之前,印度在服务上一直是入超 (trade deficit,即贸易逆差),也就是服务进口大于出口。2004—2011年,印度在服务上的确实现了出超 (trade surplus,即贸易顺差),但总额却只占GDP的0.9%,服务业赚到的外汇只能弥补商品贸易逆差(占GDP的5.1%)的17%。印度根本谈不上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范例。

耗尽地球资源?重视环境的可持续性

严肃对待环境约束

讨论生产到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这个日益逼近的问题。毫无疑问,主要由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除此之外,许多不可再生资源(比如石油和矿产)正迅速枯竭。即使是那些可再生资源,比如农产品或林业产品,地球生产它们的速度也可能赶不上人类需求增加的速度。考虑到上述这一切,如果我们找不到方法控制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会耗尽地球的资源。

难道我们就应该停止经济发展(生产能力的提升)吗?如果是这样,不就意味着从这一章到现在所讲的许多东西都被否定了?

科技发展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解决的办法

大概在1975年或1976年,当时我十二三岁,我读到了《增长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 )这本书,发现作者的名字很奇特,叫“罗马俱乐部”。我跳着读完这本书,虽然当时我没能完全理解它的内容。但读完我还是非常沮丧。书里说,世界将在1992年左右耗尽石油资源。所以我在想,在我三十岁之前,我就得开始驾牛车,烧柴取暖了吗?这也太不公平了,何况我们家搬进有燃油集中供暖系统的房子也才五六年而已。

罗马俱乐部的预测没有错,如果按20世纪70年代科技能够挖到的石油算,我们的确已经耗尽石油了。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大量消耗石油,因为今时的科技已经不同往日,许多之前不可能采油的地点,尤其是深海,我们都能实现高效率的勘探和开采。

科技不只提升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还扩展了资源的定义。从前海浪只是人类要克服的破坏性力量,现在已经是主要能源之一,这靠的就是科技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钶钽铁矿(coltan)这种稀有矿物没什么价值。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矿物之——多值钱呢?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许多叛军打仗的资金就是靠奴隶挖矿赚的。钶钽铁矿中的钽(tantalum),是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关键成分。

在另一个不那么显著的方面,科技发展也增进了生产可再生资源的效率。前文提过,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生产粮食和其他天然原料(如棉花)的能力,在机械化、化学制品、选择育种和基因工程的帮助下,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在已有资源的使用上,我们也变得更有效率了。跟过去相比,汽车和飞机的油耗降低,发电厂的发电煤耗率下降。我们对资源的回收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但科技也有极限

不管科技发展如何迅猛,不可再生资源还是会耗尽,包括目前那些未来是资源的自然物质。

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还不至于耗尽任何一种主要资源。但资源会越来越难获取,直到有一天,较穷的人没法承担,其福利甚至性命就会受到威胁。水价上涨已经伤害到穷人了,比如介水传染病增加、农作物收成减少等。食物价格上涨,会有更多的穷人挨饿,营养不良。燃料价格上涨,会导致更多贫穷的老人死于寒冬,即使是在富国。在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钻石年代》(The Diamond Age ),穷人被迫使用劣质的合成替代品,这些替代品用的不是天然材料,而是用纳米技术制作。

更加迫切的是气候变化。现在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造成威胁,在未来一两代内如果没造成大灾难,后果也会极其严重。不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仅仅靠科技就想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即使逻辑上并非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为提升生活水平和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仍需发展经济

但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要停止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首先,发展中国家仍需要更多的产出——也就是经济增长,只要这些产出不被极少数人瓜分就好。这些国家人民收入的增加,并不只是说买多个电视而已,还有工作强度降低、工作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寿命增加、患病次数减少等。这些变化如果是来自经济发展(也就是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不是简单的增长,就更能够持续。但即使是靠出口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的那种增长,对这些国家的帮助也很大。

要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后果(专业术语叫气候适应 ),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提高生产能力。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不用对全球变暖负责,但由于自身气候、位置和地理环境,他们却首当其冲地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抗冲击能力也是最弱的。 [10] 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穷国必须提升科技和组织能力,而这些只能通过经济发展获得。

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应继续增长和发展,其理由非常充分。因为这些国家增加收入到一定水平(比如达到中国今天的水平),对气候变化顶多造成微小的差别,就像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GDR)框架下所讨论的一样。这个框架由生态公平组织(Eco-Equity)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al Institute)这两个智库提出。 17

富国应继续发展经济,但不能再把生产和消费放第一位

世界上的资源,绝大部分都是富国在消费,富国需要增加的消费也比穷国要小得多,因此要降低气候变化的危害程度,富国必须减少消费。但消费总额降低,并不代表福利会下降。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等,缩小贫富差距就能够增加更多人的消费。即使在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只要转变消费方式,也可以在不增加消费的情况下增加福利。 18 增加公共服务消费,尤其是公共交通和休闲设施的消费,能够提升福利,减少个人消费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太多人开私家车上班会导致交通堵塞,塞车的那段时间就被浪费了。在一些国家比如韩国,公立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服务重叠,这也是一种浪费。

富国除了减少消费量,还应该减少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富国在建筑、汽车、电器方便都应该实行更严格的能效标准。市郊购物中心和市郊开发区都不值得鼓励。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交通,让人民少开私家车。如果人们想在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中获得比买东西更多的快乐,就需要来一场文化转移。在我们完全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之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应该继续使用核能,甚至还要增加使用,几个主要的地震带(如日本、美国某些地区和智利)除外。 19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富国应该停止经济发展,至少在本章所指的经济发展意义上讲是如此。富国仍应该提升生产技能,但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物质消费,而是在保持产量不变甚至增加产量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长。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他们可以发展相关生产能力,比如更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更有效率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和更实惠的海水淡化技术,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将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结论:为什么要重视生产

生产受到新古典学派主导的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忽略。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到工厂(或办公楼)的门口就停下脚步了。他们认为生产过程是可预测的,由一个“生产函数”决定。这个函数明确指出,我们用多少资本和劳动力,就能生产多少产品。

那些对生产有兴趣的经济学家,顶多也只是在总体水平上而已,也就是对整个经济体的增长。这条路线中最出名的老调,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竞争力的讨论,它说的是:“一国是生产薯片还是芯片,这个并不重要。”几乎没人意识到经济活动不同,结果可能不同——不只是产值不同,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的不同。而在提高生产能力上,制造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过去两个世纪,它一直是新技术和新组织能力的主要源头。

很不幸,随着后工业社会论调的兴起,加上金融部门在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占主导,经济学界本来对制造业只是无视,现在已经转变为轻视。经常有人主张,制造业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属于低端产业,只有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才会做。

然而,工厂不只塑造了现代世界,未来还会继续重塑世界。即使在所谓的后工业世界,服务业,这个据说是经济新引擎的产业,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也不可能欣欣向荣。许多人都以瑞士和新加坡作为服务业带动繁荣的最佳例子,但实际上这两国跟日本,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国家。

跟传统观点相反,我认为,要应对当今时代最大的挑战——气候变化,就必须提高生产能力,尤其是制造部门的生产能力。发达国家除了要改变消费模式,还要进一步开发绿色技术方面的生产能力。至于发展中国家,光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不良后果,就应该努力提升技术与组织能力了。而这两种能力,很大一部分只能靠工业化。

延伸阅读

M.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F. Ackerman. Can We Afford the Future?: The Economics of a Warming World . London: Zed Books, 2009.

[英]张夏准. 资本主义的真相.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T. Jackson.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 London: Earthscan, 2009.

S.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eed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N. 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 Rowthorn and J. Well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美]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 出自英国民间童谣集《鹅妈妈童谣》中的一首,原句为:“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译注

[2] 该章“productive capabilities”译为生产能力,“productivity”译为生产率。作者倾向于将前者用于国家层面,后者用于行业层面。——译注

[3] 其中“总”(gross)意味着这个指标没有计入资本折旧。第6章有相关解释。——原注

[4] 该书写作时间为2014年。——译注

[5] 2010年的数据是:芬兰3.9%,韩国3.7%,瑞典3.4%,日本3.3%,丹麦3.1%,瑞士3%,美国2.9%,德国2.8%。这些国家都属于研发占GDP比重高的国家。——原注

[6] 工业除了制造之外,还包括采矿、发电和天然气输送。有时,一些数据涉及整个“工业”,而不只是“制造”。——原注

[7] 直译为“砖和灰浆”行业,“砖和灰浆”常被用来比喻传统实体行业。——译注

[8]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统计,塞拉利昂的农业产出占比是59%,利比里亚是58%,中非共和国是57%,埃塞俄比亚是51%。——原注

[9] 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统计,中国台湾地区是28%,斯洛文尼亚是23%,德国是20%。——原注

[10] 在决定自然灾害的后果上,受影响地区的适应能力要比自然灾害本身的物理强度重要得多。举个例子,2010年海地地震夺走了超过20万条生命,但同样强度的地震,在日本可能只会夺走几个人的性命,而且多是因为意外或者不走运。——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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