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的确认识几个有在工作的:工作与失业

格洛索普太太:伍斯特先生,你工作吗?

伯蒂·伍斯特(贵公子):工作?勤勤恳恳干活那种?

格洛索普太太:对。

伯蒂·伍斯特:劈柴、拖那些湿淋淋的东西之类?

格洛索普太太:没错。

伯蒂·伍斯特:呃——我的确认识几个有在工作的。真的,确实有几个。

——英国喜剧《万能管家》(Jeeves and Wooster )

第一季第一集

工作

工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英国喜剧《万能管家》的原著是P.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万能管家吉夫斯》(Jeeves and Wooster )系列小说。对剧中热心肠但无知的贵公子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来说,工作是其他人干的事。然而,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富人或者说有闲阶级 (leisure class) [1] 毕竟只是社会的极少数,几乎在整个人类历史,工作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直到19世纪,今天西方富国的大部分国民在当时每周都还要工作70到80小时,有的甚至超过100小时。我们知道,他们周日早上通常还要去教堂做礼拜,算下来除了星期天,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6个小时。

而在今天,即使在穷国也没什么工作需要工作这么长了。全球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5—55小时。即使是这样,除掉周末和带薪假期,大多数成年人醒着的时候也有一半时间在工作(如果算上通勤,就不止了)。

不叫的狗:经济学忽视的领域

尽管工作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在经济学中的角色却相对次要。只有工作短缺——即出现失业时,工作才经常被学界提到。这实在令人费解。

经济学家谈到工作,基本上只是把它当作赚钱手段。他们认为人们喜欢的是收入或休闲,而不是工作本身。在主流的新古典学派眼里,人们忍受工作带来的负效用,只是因为他们能从工作收入买到的消费品中获得效用。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人们只会工作到额外一单位工作的负效用刚好被新增收入(这单位工作带来的收入)的效用所抵消这个点,也就是到了这一点,人们不会再继续工作。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不仅仅是赚钱的手段。只要工作得足够久,工作上的人和事、学到的东西,都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甚至还会塑造自我。

工作与基本人权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跟基本人权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工作等于基本人权受侵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量的人连最基本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都被剥夺,沦为奴隶,像商品一样被买卖。

西方在19世纪废除奴隶制后,改用契约劳工 (indentured labourers)。他们漂洋过海而来,有的来自印度,有的来自中国,有的甚至来自日本,总共约150万人。来自中国的契约劳工被称为苦力(collies)。有很多名人就是这些契约劳工的后代,比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V. S. Naipaul)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舞者张逸仙(Yat-sen Chang)华裔古巴人;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星维杰·辛格(Vijay Singh)是印度裔斐济人。

契约劳工不是奴隶,他们不归雇主所有。然而,契约劳工在契约期内(3—10年)没有换工作的自由,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工作条件也没有比自己取代的奴隶好多少,许多人还是住在以前奴隶住的地方。

但别以为这已经成为过去。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的工作是建立在基本人权受侵犯的基础上。如今可能没有合法奴隶了,但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forced labour)还经常听到。有的人是被贩卖,被强制做某些工作。有人可能一开始是自愿签约,后受到暴力威胁而不敢离职,这种在家政工作中最常见。还有的是欠雇主债离职不了,之所以有这笔债,是因为雇主代垫了招聘费、差旅费和食宿费,后转嫁给雇员时多收了。如今,有些跨国移民工人的工作条件几乎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契约劳工一样。

工作如何塑造我们

工作即使在没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时候,也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乃至于塑造我们。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童工 。 [2] 儿童从事成年人的工作,有碍身心发展。年纪轻轻就开始工作,可能会让他们的潜能没法充分发挥出来。

工作也塑造成人。亚当·斯密虽认为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但也指出分工太细可能会削弱工人的心智能力。卓别林1936年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就将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搞笑,又深刻。卓明林饰演一名流水线工人,动作简单又重复,而且受工厂压榨,手脚必须越来越快,终于精神崩溃。

在对人的塑造上,工作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喜欢他的工作,他往往也会有更大的自我实现感。跟在商店或者农地工作相比,工厂工作会让工人更有纪律和政治意识,这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一大帮人在一个封闭和秩序井然的空间里,彼此的工作步调一致,紧密相连。

工作影响身心智的健康

就算工作没有到塑造我们的程度,也大大影响我们的健康,不管是身体上、智力上还是心理上。

有的工作比较考验体力,危险程度较高,对健康的伤害也更大。工作太长人就更累,长年累月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有的工作如手工艺、艺术、设计、教学、研究等,由于有更多的创意和奇思妙想,因此能带来更多智力上的乐趣。

心理层面主要看的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工作本身跟身体和智力相关的性质。同样的工作,如果雇主给的休息时间更少、绩效压力更大、工作条件更差,雇员就会更不开心。

“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劳动标准vs.自由选择

既然工作极大影响了健康和幸福,那么我们制定的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安全、就业保障机制等的劳动标准 ,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类标准,尤其是以政府法规强制的那些。他们认为制定标准最好通过雇主制定的“员工行为守则”或通过跟工会签订的自愿协议。他们认为,不管工时多长,危险程度多高,只要心智正常的工作者自愿接受,我们就不应该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一份“恶劣的”工作,那就说明他赚取的工资足以弥补“恶劣的”工作条件带来的痛苦。这背后还真有判例支撑。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s. New York)的判决认定,纽约州政府制定的烘焙业10小时工时上限违宪,因为这“剥夺了烘焙师傅在工作时间选择上的自由”。 1

这种说法本身合理。如果一个人自由做了某个选择,根据定义,这必定意味着这个人喜欢这个选择超过其他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个选择是在哪一种条件下做出的?这种条件合理吗?有没有可能改变?大部分工人愿意接受“恶劣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选项就是饿死。也许当时失业率非常高,他们没法找到其他工作。也许他们由于童年贫穷,身体发育不良或不识字,没法吸引到其他雇主。也有可能他们家乡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做什么都行。那么,这还算是“自由”选择吗?这些人难道不是被迫(为了有饭吃)做出选择吗?

天主教“解放神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Dom Hélder Camara)有一句名言:“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也许我们偶尔应该像一名“共产党员”,质问穷人自愿从事“恶劣”工作背后的条件是否合理。 [3]

真实数据

强迫劳动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12年全球大约有2100万强迫劳动人口,占全球33亿劳动人口的0.6%(或全球总人口的0.3%),0.6个百分点听起来很小,但实际上这0.6个百分点都是多出来的,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据ILO估计,强迫劳动比例最高的是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成员国(占人口的0.42%)和非洲(0.4%)。即使在富国,也有0.15%的人口在做强迫劳动。 2

童工

据ILO估计,全球有1.23亿名童工,年龄在5岁到15岁之间,相当于全球劳动人口的3.7%。然而,这是从全球范围看的,如果单看某个国家,数据就非常惊人了。在许多贫穷国家,儿童有一半是童工。童工人口占儿童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几内亚比绍,达到57%,第二高是埃塞俄比亚(53%),后面依次是中非共和国、乍得、塞拉利昂和多哥(都在47%到48%)。其他童工占比高的国家大多在非洲,但也有一些在亚洲和拉美,比如柬埔寨(39%)、尼泊尔(34%)和秘鲁(34%)。

童工占比(童工人口占儿童人口的比重)显然跟贫困有关,但还没到由贫困决定的程度。2010年布隆迪的人均收入全球倒数第一,童工占比却只有19%,只是秘鲁的一半。而同一年,秘鲁的人均收入是4710美元,是布隆迪的近30倍。再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韩国虽然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却已经消除了12岁以下的童工问题,这靠的是强力推行小学义务教育。这些例子表明,贫穷不是童工普遍存在的借口,贫穷最多只是限制了削减童工的范围和速度而已。

穷国工时比富国长

在大多数富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左右(东亚富国则要长一些,日本是42小时,韩国44小时,新加坡46小时) 3 ,是他们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时)的一半。

今日穷国工时确实没有处于同等收入时(18、19世纪)的富国长,却比今日富国的工时长很多。有些穷国的平均工时多达每周55小时,比如埃及(55—56小时)和秘鲁(53—54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时也算长的,比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拉圭、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

这些工作时间数据低估了我们被工作占有的时间(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区与上班地点距离远的国家,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偏远城镇,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来回可能就要花掉6个小时!另一方面,如今互联网已在商业应用上普及,许多白领下班后也要继续工作。

干旱或洪涝:工时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时间数据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数据都是平均值。在许多国家,有些人工作时间过长(ILO的定义是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有健康风险。其他人则处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 (time-related underemployment)状态,也就是即使他们想要全职,也只有兼职可做。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的工作处境。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处于隐性失业 (disguised unemployment)状态,也就是他们有工作,但对产出没啥贡献,主要是为了获得微薄收入而已。比如说在农村,一家人耕种一小块地;或者说在城市,有很多穷人在非正规部门 (informal sector)工作——做点未登记的小生意(比如路边摊),而且多半是一个人。他们给自己“创造”工作,往往只是把乞讨变得不像是乞讨(后面会细讲)。这些人不算失业,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失业。

工时过长的劳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51%)和韩国(50%),泰国、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也都超过40%。占比最低的是俄罗斯(3%)、摩尔多瓦(5%)、挪威(5%)和荷兰(7%)。

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带薪休假和年工作时间

每周工时看不出人们工作量的全貌。有些国家的人们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们则享有几周带薪假期。在法国和德国,带薪假期可以长达五周(25个工作日)。因此,要对不同国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须看年工作时间(annual working hours,每年工作时间)。

只有OECD成员国才有年工作时间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2011年,年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是荷兰(1382小时)、德国(1406)、挪威(1421)和法国(1482);年工作时间较长的有韩国(2090)、希腊(2039)、美国(1787)和意大利(1772)。OECD成员国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国。在这些国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时间超过了韩国; 4 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智利的年工作时间则为2047小时,介于韩国和希腊之间。

哪个国家的人最“懒”:工作时间的迷思与真相

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一些国家是勤奋还是懒惰的文化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墨西哥人在美国人眼里是“懒惰的拉丁美洲人”(lazy Latinos)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每年的工作时间却超过了“工蚁”韩国人。而在OECD成员国中年工作时间最长的12个国家,有5个就是拉美国家。因此,说拉丁美洲人懒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刻板印象。

欧债危机期间,希腊人饱受其他欧美国家媒体诋毁,说他们是勤劳的北方人(即南欧以北国家)身上懒惰的“寄生虫”,但希腊人的年工作时间实际上比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富国都长。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是德国人的1.4倍,荷兰人的1.5倍,而德国人和荷兰人一直被认为是工作狂。意大利人也被认为是“懒惰的地中海人”(lazy Mediterranean types),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却跟美国人一样长,是他们的德国人邻居的1.25倍。

为什么工作越努力越穷?

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误解,是因为信息严重过时。就以荷兰人为例。在很多人眼里,荷兰人至今还是勤劳节俭的清教徒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背后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过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荷兰的确是今日富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之一。然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以后则变得更快。如今,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懒”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年工作时间最短。

对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因此自动假定穷国的人民比较懒。 5 这些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下,这很少是他们的错。一国生产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制度,这些都是穷人没法提供的。因此,如果真要怪谁,也要怪希腊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富人和权贵。他们控制着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却没有为这些决定因素提供足够和优质的投入。

工作风险:工伤事故和工作无保障

在衡量工作质量上,智力面没有很好的指标,但身体、心理面有。

在工作质量的身体面,现成最好用的指标是工伤死亡率(rate of fatal injuries,一般采用每10万人死亡率)。如果看每10万人死亡率数据,澳大利亚、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工作环境最安全,每年每10万名劳动者中只有1—2人死于工伤。萨尔瓦多(中美洲)和印度对应的数据是3—40人;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土耳其则是20人左右。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往往拿不到这个数据,而在那些可以获得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中,每10万人死亡率大部分在10—15之间。

而在心理面,现成最好用的指标是跟工作保障(job security)相关的指标。 6 工作保障没有某个公认的测量方法,但最可靠的一种应该是入职未满六个月的劳动者占比,数据来自OECD为其成员国编的资料。根据OECD的这份数据,土耳其是工作最没保障的,入职未满六个月的劳动者占比高达26%;其次是韩国,占比24%;第三是墨西哥,21%。根据这个方法,希腊、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都是工作最有保障的国家(都在5%左右)。

失业

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贾科莫还是继续失业好:人们对高失业率已经习以为常

2009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遇见意大利著名产业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他向我讲了他朋友在意大利德语区上阿迪杰(Alto Adige)的城市波尔扎诺(Bolzano)的遭遇。他的朋友(不是意大利人)知道这个城市非常繁荣,就随便问了他的的士司机这镇上有多少人失业。司机告诉他只有一人,名字叫贾科莫(Giacomo),他很吃惊,这城镇有10万人,怎么可能只有1个人没工作!司机见对方怀疑他的说法,就载他到的士排队接客处,让其他司机评评理。大家讨论了一会儿,最后确定真的只有一个人失业,而且他们还认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贾科莫还是继续失业好。他们解释说,如果他找到工作,政府就业中心就必须关闭,这样,中心的4名员工就要失业。

或许波尔扎诺的司机是故意捉弄老外,或许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个故事的点在于,在过去三十年,我们对高失业率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当听说有个地方几乎没人失业,即便只是个小镇,我们也会感到惊讶。

然而,也就是更早一点,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45—1973),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都非常低。当时的政府追求零失业率,有几次几乎可以说实现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瑞士日内瓦的城市人口20万,失业人数却不到10人。虽然黄金时代可能是特例,但这仍表明充分就业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于失业,没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失业的个人成本:经济困难,失去尊严和抑郁

如果你生活在西欧国家,即使失业了财务上可能还过得去,因为失业保险给的失业津贴 (unemployment benefits)是失业前工资的60%—75%,还可以领两年。但这在全球只是例外。在美国,失业津贴顶多占失业前工资的30%—4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完全没有失业津贴。

失业也关乎一个人的尊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其1952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 )中,描述了一个完全没有体力劳动的世界,一切都由机器代劳。这些机器全都遵照指令单工作,就像自动钢琴遵照放入的打孔纸卷钢琴谱演奏,这也是书名的由来。书中的人衣食无忧,无所事事,但除了极少数工程师和管理者,全都闷闷不乐。他们不被社会需要,失去了为社会做贡献的那种尊严。

失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大,尤其是心理健康。经济困难外加尊严扫地,失业者容易抑郁,有的甚至想自杀。 7

失业的社会成本:资源浪费、社会衰败和技能减弱

从社会整体看,失业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失业情况下,有人想找工作找不到,有些机器明明可以用却闲置了。

长期失业若集中在某一地区,可能导致社会衰败、城市倒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锈带”和英国北部工业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地区至今还没从中完全恢复过来。

如果一个人长期失业,掌握的技能会过时,自信心会减弱,未来的生产力也会降低。长期失业(比如说超过一年)会大大降低再就业的机会,因此,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就会陷入就业能力每况愈下、失业期限越来越长的恶性循环。

处在两份工作之间的人:摩擦性失业

失业至少有五种。第一种,“自然”发生的失业。在企业诞生、发展、萎缩、死亡的过程中,总有工作出现或消失。此外,劳动者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换工作,比如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或决定搬到另一个城镇住,原因可能是为了照顾父母或想跟新伴侣住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换工作是很自然的。

问题就在于,从上一份工作切换到新的工作不是瞬间就完成的。劳动者找新工作需要时间,企业找到合适的新员工也需要时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势必会有一段时间没工作。这叫摩擦性失业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有些技能不再被需要:技术性失业

有一种失业是由社会所需的劳动者与社会已有的劳动者不匹配导致的。这通常被称为技术性失业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或结构性失业 (structural unemployment)。这种失业可以在一些电影中看到,比如迈克尔·摩尔(Mike Moore)1989年执导的纪录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 ),片中描述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工厂关闭后的后果。还有1997年的喜剧《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 )讲述了英国谢菲尔德市六名钢铁工人下岗一段时间后,组成脱衣舞团重新出发的故事。

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这些工人可以学习“朝阳行业”的新技能,然后迁到这些新兴产业所在地区工作,比如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电子产业,或者迁到英国伦敦投身投资银行业。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仅靠市场力量,这种平稳顺畅的工作转换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像北欧国家一样,政府在失业再培训和重新安家上有补助和制度支持(比如向要到异地开始新工作的人提供过桥贷款,好让他在旧房卖出前,就能在新工作地买房安家),也无法完全消除技术性失业。

政府和工会创造的失业:政治性失业

新古典学派信奉萨伊定律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如果不看短期,供求定理可以保证每个想找工作的人按现行工资率(即工资水平)找到工作。如果这时候还有人失业,那就是有人——政府或者工会——阻止失业者接受能让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

富国有些劳动者拒绝现行工资水平,选择失业,因为他们能靠政府发放的失业津贴过活。工会势力也使得工资水平没法再降低。有时,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定(如最低工资、解雇条件、遣散费要求)以及雇主为雇员分摊或代缴的各种税费(如社保费分摊部分),都让雇主的实际用人支出比雇员拿到手的工资多很多。这降低了雇主的用人激励,从而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这种失业由像政府或工会这样的“政治”实体干涉引起,因此被称为政治性失业 (political unemployment)。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是让劳动力市场更有“弹性”,比如削弱工会势力,废除最低工资,并将对员工的解雇保护降到最低。

需求不足:周期性失业

我们在第4章讨论凯恩斯时提到,有一些非自愿失业是因为总需求不足,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期间出现的失业就是。这类失业被称为周期性失业 (cyclical unemployment)。碰到这种周期性失业,我们上面提到的供给面解决办法如降低工资或工人再培训都没有用。

解决周期性失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政府赤字支出和放松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刺激需求,直到私人部门恢复元气,开始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4]

资本主义需要失业:系统性失业

凯恩斯学派眼中的失业都有周期性,而许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效率工资”模型中)都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

这个观点源于一个明显但重要的观察:人不是机器,人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自然的,资本家会尽力让劳动者对自己的控制降到最低,比如让作业变得非常精细和可观察,或安装工人无法控制其速度的传送带。即便这样,工人对劳动过程 (labour process)依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资本家需要想方设法确定工人是否尽了全力或者说没有“偷懒”(shirk) [5] 。

要工人变得自律,不再偷懒,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工资抬高到市场价格以上。如果不这样,工人能轻松找到工资待遇一样的工作,他也就不怕被炒鱿鱼了。然而,当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做之后,总体工资就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导致一部分人失业。

根据这个推理,马克思称失业劳动者为劳动后备军 (reserve army of labour),意思是说只要资本家觉得已雇劳动者(正规军)不好用,可以随时叫劳动后备军顶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他比凯恩斯更早提出“有效需求”理论)指出,充分就业跟资本主义不相容。我们可以称这种失业为系统性失业 (systemic unemployment)。

五种失业共存,只是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占比不同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失业都真的存在,而且同时存在。只是有时候某一种占主导,换个时空背景变成另一种而已。

20世纪80年代,欧美的很多失业都是技术性失业,当时许多产业因为竞争不过东亚而衰落,就业机会大大减少。系统性失业,顾名思义,就是资本主义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45—1973)的西欧和日本,却几乎看不到。今天,许多国家由于需求不足,周期性失业严重,但在景气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这种失业就不显著。政治性失业的确存在,但其严重程度往往是被自由市场派夸大了。

谁能工作,谁想工作,谁真正在工作:失业的定义和测量

失业该如何测量呢?最简单易懂的方法也许是统计一国之内没在工作的人数。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不是这样定义失业和测量失业的。

年纪太大或太小,都无法工作。因此,计算失业时只需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 (working-age population)。各国都把儿童排除在劳动年龄人口之外,但他们对儿童的定义却可能不同。最常用的儿童年龄上限——即劳动年龄下限是15岁,但也有低至5岁的(印度和尼泊尔)。 8 有些国家把老人排除在外,也就是劳动年龄有上限,最常见的上限是64岁和74岁,但也有低至63岁,或高至79岁的。

在劳动年龄人口中,也不是每一个没工作的人都算失业。有些人并不想要工作,例如学生和那些不拿薪酬做家务或照顾老人小孩的人。一个人如果要被归类为失业,前提是必须有在“积极找工作”,也就是在最近——通常是最近四周,申请过有薪酬的工作。把那些没在积极找工作的人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剔除,就得到经济活动人口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只有那些没在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才被算作失业。 [6]

所有国家都采用这种失业定义(顶多做了些小改动),但这种定义也并非没有严重问题。一是“在工作”(working,即就业)定义太宽泛,每周只要超过一小时工作有薪酬就算。二是在所有没工作的人中,只有那些积极找工作的人才能算失业,这就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discouraged workers)排除在失业数据之外。消极失业者指的是那些因找工作不断碰壁而放弃找工作的人,虽然他们内心仍想工作。 9

真实数据

黄金时代后,富国失业率大幅上升

日本和西欧的失业率在“二战”前是3%—10%,到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就降到1%—2%。瑞士、西德和荷兰甚至还经常低于1%。美国那时候是3%—5%,在当时算高失业率国家。

黄金时代过后,除了少数富国如日本、瑞士、荷兰和挪威还保持着2%—4%的低失业率,其他富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5%—10%的失业率。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最富裕国家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其中,美国、英国和瑞典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较大:从6%上升到9%—10%。危机之后五年,失业率依然在7%—8%。有人甚至声称,如果算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和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人员,“真实”的失业率可以轻松飙升至15%。

欧元区“外围”国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失业情况非常严峻,甚至已经到灾难性的程度。希腊和西班牙在金融危机前的失业率是8%,危机重创后,失业率分别暴涨到28%和26%,青年(15—24岁)失业率更是超过55%!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很严重,失业率分别为18%和14%。

发展中国家很难定义失业:不充分就业和低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很难定义和测量。主要问题是这些国家许多人虽然按标准定义(每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超过一小时)算有工作,但实际上处在“不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工作期间有很多闲散时间(idle periods),或者说他们的产出很少,对经济产出没什么贡献。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地区,有50%到60%的人在务农。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是62%,南亚平均是51%。这些人大部分种的是自家的地,虽然产出很少,但这却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些人能不能算就业值得商榷,因为即使他们离开自家农地,对总产出的影响也非常小。

在农业部门之外,许多人有非自愿性工作时间过短(一周不足30小时)问题。他们属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据ILO估计,这部分人口的占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高达15%—20%。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按全职时间换算成充分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可以轻松升高五六个百分点。

在穷国,许多人虽然工作时间够长,但做的也是非正式部门的边缘工作,对社会产出贡献微乎其微。这种工作他们得做,是因为不做就活不下去。这些工作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凭空创造的。这些人有的去高档建筑门前帮人开门,有的卖没人想吃的口香糖,还有的在汽车等红绿灯时跑去擦车窗,希望有好心人会因此给点小费。这种人算就业还是失业,学界看法不一。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

在看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数据前,有一点必须铭记在心,那就是对这个数据的解读必须非常谨慎。

根据ILO的数据,在过去十年,失业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是南非,失业率经常超过25%,有时甚至超过30%。其次是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20%左右)。其他高失业率的发展中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和突尼斯(15%—20%)。

中高失业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哥伦比亚、牙买加、摩洛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10%—15%)。中低失业率的有巴西、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5%—10%)。

失业率很低的也有,比如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

结论:要重视工作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人生头等大事。有些人即使按官方分类属于“没在工作”,比如家庭主妇,她们也是有工作,而且往往时间很长,条件很差。在穷国,甚至连儿童也在工作。在那些国家,人们为了活下来,往往还要自己“创造”工作。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讨论中,人们主要还是被设定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尤其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经常把消费当作工作的最终目的。可以这么说,凡是涉及工作的讨论,都止步于工厂大门或者商店入口。经济学家也没意识到工作的内在价值,比如创造性的快乐、成就感和对社会“有用”的尊严感。

事实是,工作对劳动者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尤其是在穷国,许多人的工作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工作环境恶劣,甚至阻碍未来发展(指童工)。即使在富国,工作也会让人感到满足或厌倦,让人觉得自己有价值或焦虑不安。工作在最深的层面上塑造了我们。

工作只有在缺少——也就是存在失业时才会得到更多关注。但即便是在失业时,工作也没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因为学界都认为失业不可避免。充分就业一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且往往达成了,如今却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因而也就无关紧要。然而,失业对个人带来的伤害,比如经济困难、抑郁、羞耻甚至自杀,却被学界所忽视。

这种观点给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带来了严重后果。当工作被认为是为了获得收入不得不忍受的不便(inconvenience),用工作收入来消费的欲望就成了工作的唯一动力。尤其是在富国,这样的消费主义心态导致浪费、购物成瘾和债台高筑,这也让碳排放难以削减,气候变化更难以应对。忽视工作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工资做补偿,工作条件再怎么恶劣,身心健康受多大影响都可以接受。高失业率尽管让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是被当作小事一桩,而通胀只要提高一点点,马上就被视为国家灾难。

工作已经成了经济学里面令人尴尬的疯伯伯,我们都假装它不存在。然而,如果不重视工作,我们无法建立更平衡的经济、更有满足感的社会。

延伸阅读

H.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我在底层的生活.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J. Humphries. Childhood and Child Labour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 Lee, D. McCann And J. Messenger. Working Time Around the World: Trends in Working Hours, Laws and Policies i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London: Routledge, 2007.

[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15章.

U. Pagano. Work and Welfare in Economic Theory . Oxford: Blackwell, 1985.

G.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J. Trevithick.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Macroeconomics from a Keynesian Point of View .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1] 这个术语在经济学中非常有名,这多亏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这本书猛烈抨击“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种消费是为了炫富,不是为了商品本身带来的快乐。——原注

[2] ILO(国际劳工组织)对童工的定义是:未满15周岁(对一些工作来说,是12岁),从事有碍身体发育和学业的工作的少年儿童。从这个定义看,它排除了做家务和送报的那些儿童。——原注

[3] 这点已在第4章“新古典学派的缺点:脱离现实的个体、过于接受现状、忽视生产”这一节讨论过。——原注

[4] 根据凯恩斯理论,到这时候,政府就应该开始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了,以防止经济过热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原注

[5] 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卸责”。——译注

[6] 因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率=没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即失业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同时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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