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

国际贸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伯爵(Earl Macartney)出使中国。马戛尔尼要说服乾隆皇帝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各地经商,而不只是在当时唯一开放的口岸广东(广州)。当时,由于英国人刚刚喜欢上喝茶,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当时英方认为,只要跟中方的贸易更自由,逆差就会缩小。

这次出使完全失败了。马戛尔尼带着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回去了。信中说,天朝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国增加贸易。乾隆皇帝还提醒英王,中国允许欧洲各国在广东贸易只是“加恩体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乾隆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

由于连说服中方多进口些英国工业产品都说服不了,英国就加大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这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清政府见势不妙,于1799年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孙子)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随后的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战胜国英国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让中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包括鸦片。从那以后的一百年,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入侵和内乱之苦,受尽屈辱。

李嘉图挑战清王朝和亚当·斯密:相对优势vs.绝对优势

清朝最后还是被迫实行自由贸易,很不光彩。后人取笑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认为他观念落后,不懂得贸易的好处。然而,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其实跟当时欧洲经济学主流是一致的,这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理论叫绝对优势 (absolute advantage)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潜在的贸易伙伴便宜,那么它就无须跟对方贸易。是啊,这不就是常识吗!既然自己生产的比对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对方贸易呢?

大卫·李嘉图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第4章)。根据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即便它生产的所有东西的成本都比对方低,就像18世纪末跟英国相比的中国一样——至少在乾隆眼中是这样。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贸易伙伴低的国家,只需要选择所有产品中成本优势最大的那个 [1] ,然后专注于生产那种产品。同理,如果一国生产什么都比别人差劲,它可以选择专注于其中最不差劲的领域。 [2] 任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比较优势的逻辑没问题,但假设有问题

虽然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 (trade liberalization)的强有力论据。贸易自由化就是减少政府对贸易的限制。

这个理论的逻辑无懈可击,前提是我们得接受它背后的假设。一旦我们质疑那些假设,该理论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让我们检视一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简称HOS)版的比较优势理论背后的两个关键假设。 2

HOS假设所有国家生产能力相等,从结构上就把幼稚产业保护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设,是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相等,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技术。 3 根据这个假设,一国专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仅仅是因为生产该产品所需的技术碰巧符合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 (relative factor endowment)——指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在这个假设下,一国不可能出现技术困难的情况(回顾一下第4章讲过的宝马汽车与危地马拉的例子)。

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假设,事先就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排除在外。幼稚产业保护是所有保护主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对经济发展有利。今日所有富国都曾经保护过自己的幼稚产业。

HOS对贸易自由化过于乐观,因为它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被无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产业

根据HOS理论,自由贸易不仅对已经实施的国家有益,对那些即将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也是有利无害。举个例子。钢材关税降低,进口钢材变便宜,钢材消费者就会立即获益,比如那些使用钢板的汽车制造商和买车的最终消费者。的确,短期来看,这损害了国内钢铁行业的生产者:资本家亏钱,工人丢饭碗。但他们的情况会很快好转,甚至因此获益,因为,劳资双方都可以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行业,比如芯片生产或投资银行,这些行业如今更赚钱,处于扩张中。扩张意味着它能够吸收来自之前钢铁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由于这些行业生产力较高,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资。最终每个人都受益。

然而,实际情况是某个产业失去保护,该产业的大部分资本家和工人会一直受损。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往往会固定其物理特征。很少有能在各行业之间流动的“通用”机器或具备“通用技能”的劳动力。炼钢厂破产后,它的高炉是没法靠改造就能用来制造芯片的,最后多半是当作废铁卖掉。再说说工人。钢铁工人不可能经过再培训就能进入半导体行业,进入投行就更不可能了(回忆一下第10章的《罗杰和我》《光猪六壮士》例子)。

HOS模型之所以如此肯定贸易自由化,是因为它假设所有资本和劳动力都是一样的(经济学术语叫“同质的”),因而可以被轻易调配到其他活动上。这个假设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完全的要素流动性”(perfect factor mobility)。 4

即使补偿也没法掩盖许多人受损的事实

有些经济学家虽承认贸易自由化会产生输家,但还是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可以采用“补偿原理”(见第4章)。他们认为,因为贸易自由化可以让整个经济变好,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输家可以得到完全的补偿,而赢家在补偿输家后,剩下的收入仍然比以前高。

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现实中往往没有补偿。在富国,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失业保险和基本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美国除外),但这最多也只能算部分补偿。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福利国家制度非常薄弱,福利分布不均,因此往往没有补偿,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既然没有补偿,引用“补偿原理”来为伤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比如贸易自由化)辩护,就相当于是要求一些人为“更伟大的利益”做出牺牲。这其实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讽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要求,却被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许多跟支持“补偿原理”的学者是同一拨人)批评。

国际贸易至关重要,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最好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听到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往往会指责对方“反贸易”(anti-trade)。但问题是,批评自由贸易不等于反贸易。

除了比较优势理论所宣扬的专业化好处,国际贸易还有许多其他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市场因国际贸易而扩大,单位成本就更低,因为产量更大往往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这被称为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这一点对小经济体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他们没法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更大的市场,那么他们不管生产什么,成本都会很高。第二是增加竞争,迫使生产者提升效率——当然,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企业不要被技术先进的外国企业彻底消灭。第三个好处是有利创新,生产方能够通过贸易,接触到新的思想,比如新技术、新设计和新的管理方式。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发展经济,他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技术。理论上,他们能够自主研发这些技术,但现实中有多少新科技是落后经济体自主研发的呢?或许有一例:朝鲜的维尼纶。或许根本没有。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好好利用国外引进的科技,那就太傻了。形式可以是机器设备,或者技术许可 (technology licensing),即向某项技术的专利权人购买使用该专利技术的许可,还可以是技术咨询。不过,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口技术,就必须通过出口赚到“硬通货”(hard currencies),也就是国际通用的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因为没人会接受这些国家自己的货币。因此,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贸易的好处无可争辩,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是最好的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自由贸易,可能会阻碍生产能力的发展。因此,“国际贸易很重要”跟“自由贸易是国际贸易最好的方式”是两回事。

真实数据

国际贸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中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初,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额(出口和进口的平均)占全球GDP的12%左右(1960—1964年的平均值)。后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比全球GDP的增长快,如今这个比率已经是29%(2007—2011年的平均值)。 5

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在其GDP中的占比都上升了,但彼此之间的贸易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

过去三十多年间,你如果收听或收看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印象:美国是唯一受到国际贸易负面冲击的国家,先是受日本货的冲击,现在是中国货。然而事实是,美国的进口总额只占美国GDP的17%(2007—2011年的平均值),而出口占13%。将这两个数据进行平均,可以得出美国的外贸依存度 (trade dependence ratio)为15%,远低于29%这个世界平均值。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外贸依存度比美国还低的大型经济体只有一个——巴西,只有12%。有意思的是,日本是大众印象中典型的由贸易驱动型经济体,但其实它的外贸依存度跟美国一样低,只有15%。在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况下,大型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往往较低,因为他们的经济规模够大,支撑得起更多元的生产结构,从而让更多产业获得规模经济。

而另一端是以贸易为导向的小型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206%)和新加坡(198%)。这类经济体参与贸易不只是因为自己体量小,需要大量进口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专业从事国际贸易的,从境外进口商品再出口,也就是所谓的“转口贸易 ”(re-exporting)。

许多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鉴于国际贸易额占世界GDP的29%,如果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接近这个数值,我们就说其外贸依存度接近“平均值”。这类国家包括一些较大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一些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和中国。

而外贸依存度高出平均值一大截(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国家有很多。这类国家包括一些小型富国如荷兰、比利时,几个石油输出国如安哥拉、沙特,还有通过政策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

改变国际贸易结构:制成品贸易增长和被夸大的服务贸易增长

过去五十年,国际贸易结构有几个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是服务贸易(services trade)的重要性提升。近些年媒体大肆报道新型的服务贸易,比如航空后台、软件、磁共振成像(MRI)读片服务,大多数人就形成服务贸易井喷式增长的印象。根据WTO的数据,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的确从1980—1982年的17%上升到90年代初的20%。然而,从那时起,服务贸易占比就一直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

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制成品贸易(manufacturing trade)的重要性提升。根据联合国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制成品贸易占商品贸易的40%—45%。 6 而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ComTrade数据库),这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就升到57%—60%,70年代达到61%—64%。 7 80年代之后的数据来自WTO,虽然确切数字跟联合国的有出入,但还是延续同样的趋势。80年代初(1980—1982年平均),制成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7%。随后这个数据一直上升,到90年代末达到顶峰——78%。然后开始下降,2009—2011年的平均值是69%。 8

这意味着,制成品贸易的重要性增加幅度,远远超过服务贸易。这同时又证明了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还没来,至少现在还没来(见第7章)。

国际贸易结构的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成品贸易中的占比增长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9%,2009—2011年就已达28%。 9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在1980年的制成品出口仅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0.8%,但到了2012年,占比已高达16.8%。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 (Balance of payments)是反映一国与他国经济交易的各种领域的逆差(赤字)或顺差(盈余)情况的一种报表。它跟所有财务报表一样枯燥。但是,想要了解一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就得了解这个报表都有哪些项目,每个项目及其数值代表的意义。因此,请容许我多解释几页。

贸易差额 [3]

贸易不只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跟着一起流动的,还有金钱。一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大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我们就称之为贸易逆差(也叫贸易赤字、入超),即贸易差额为负。反过来,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是贸易顺差(也叫贸易盈余、出超),贸易差额为正。

经常账户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

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怎么办?难道不需要弥补一下进口超过出口的那部分钱吗?当然需要,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国际贸易以外的方式来赚钱,这部分在国际收支统计学中被称为“收入”(income或称为“收益”),或者接受他人给予的钱,这叫“经常转移”(current transfers)。

收入包括雇员报酬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和投资收入 (investment income)。雇员报酬指的是居住在国内的公民为境外实体工作的收入,比如墨西哥人通勤去美国打工的收入。投资收入是本国公民的国外金融投资收入,比如其持有的国外公司股票的股息收入。

经常转移包括侨汇 (workers' remittances)和外国援助 (foreign aid)。侨汇是指本国公民在外国汇回来的钱。外国援助是指外国政府提供的援助资金。

贸易差额、收入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加总就等于经常账户差额 (current account balance,经常项目差额),加总方式见下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只列举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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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贸易、收入和经常转移加起来,一国的经常账户也仍可能是赤字(逆差)。这时候,该国就必须借钱(举债)或出售资产。这方面的活动体现在“资本和金融账户”(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资本和金融项目)中,该账户也往往被简称为资本账户 (capital account,资本项目),但它主要由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两部分构成。

资本账户分为“资本转移”(主要指其他国家对本国债务的减免)和“非金融资产的收买或放弃”(比如买卖专利)。

金融账户主要由证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构成。证券投资 指买卖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和债券(包括各类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如果某个境外实体为了参与某一企业的管理,购买该企业股票超过一定比例(通常是10%),那么这种投资就叫作外国直接投资 (简称FDI)。 10 “其他投资”包括贸易信贷(trade credits,公司给予买方在收货后一段时期再付款的信用条件,类似于借钱给买方)和贷款(尤其是银行贷款)。“储备资产”包括央行持有的外币、黄金,通常被称为外汇储备 。

理论上,一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相加等于0,但实践中往往有“误差与遗漏”(errors and omissions),因此相加往往不等于0。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在不同情况下由不同项目所推动

贸易项目差额的变动,往往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他项目的变动。比如说由于主要农作物歉收或突然的大规模贸易自由化,贸易逆差剧增,这导致外债增加,必须出售资产。又比如说由于本国主要矿产的国外需求激增,贸易顺差很大,该国就可以用多出来的外汇向国外买资产,从而导致资本账户出现赤字。但有些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不是由贸易推动。

有时是由经常转移的增长推动。一国的侨汇可能突然增加,比如可能是该国加入欧盟,国内许多人前往德国工作。外国援助也有可能突然增加,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反恐战争中某国战略位置突然变得重要,这方面的例子有巴基斯坦和吉布提。因此而增加的外汇就可以拿来进口更多商品和服务,从而导致贸易差额恶化(即贸易顺差减少,或者贸易逆差加大),虽然整个经常账户(项目)差额可能会改善。

有时,资本账户(项目)差额也可以推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比如某国选出一个亲商总统,承诺要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得该国突然成为投资热点,证券市场因此涌入大量外资(证券投资项目逆差减少,或顺差加大)。或一国突然发现大量石油,FDI大增。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国货币的需求量都会上升,因为买该国资产需要用该国货币。这会导致该国货币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从而扩大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账户的变动就推动了贸易项目的变动。

真实数据

有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占GDP一半

大部分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差额都只占GDP的几个百分点,不管是出超还是入超。比如,2010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1.2%,韩国是2.6%,中国3.9%,德国5.6%,匈牙利6.5%。而在入超国家这边,巴西贸易逆差占GDP的1%,英国是2.1%,美国是3.5%,厄瓜多尔4%,印度4.4%。

但也有不少国家的贸易差额在GDP中的占比非常大。2010年,文莱的贸易顺差占GDP的49%,科威特是34%,卢森堡32%。有些穷国可出口的自然资源很少,因此贸易逆差就很大。2010年,莱索托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67%。而像利比里亚、海地、科索沃这些国家或地区,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也非常高,都超过40%。 11

经常账户逆差通常小于贸易逆差,而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大于贸易顺差

对于贸易逆差的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帮助减少逆差。因此,经常账户逆差通常小于贸易逆差。而对于贸易顺差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加大顺差,因此,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大于贸易顺差。

对富国来说,减少由贸易逆差导致的经常账户逆差,或扩大贸易顺差引起的经常账户顺差的往往是投资收入。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3.5%,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占GDP3.1%。同是贸易逆差的法国,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3%和1.6%。同一年德国是贸易顺差,其贸易顺差占GDP的5.6%,但经常账户顺差则占到GDP的6.3%。

而在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的缺口主要靠外国援助和侨汇弥补。 [4] 其中侨汇越来越重要,总额如今已经是外国援助的3倍。2010年,海地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一半,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有GDP的3%。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经常转移,其中外国援助相当于GDP的27%,侨汇相当于GDP的20%。

资本进出的突然激增可能产生严重问题

资本突然大举涌入,可能导致经常账户逆差显著增加,尤其是其中的贸易项目(如前所述)。只要资本持续涌入,经常账户逆差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都可能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资本的流入可能会突然急剧减少,甚至变成净流出,比如国外投资者抛售资产,拿钱走人。这种突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危机,因为国内的经济参与者突然发现手上资产的价值已经比负债少了很多。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并没有获得全球市场的普遍接受,因此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碰到这种情况,就没有足够多的方式支付进口,从而引发外汇危机。外汇供给短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 (devaluation),加重金融危机,因为本国货币越是贬值,偿付外债的担子就越重。

20世纪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就发生过这样的危机。1991—1997年间,泰国每年的资本账户顺差占GDP的6.6%,马来西亚是5.8%,这样的资本账户顺差使得他们能维持经常账户的高逆差,其经常账户逆差分别占GDP的6.0%和6.1%。1998年,资本流逆转,从净流入变成净流出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资本账户逆差分别剧增到GDP的10.2%和17.4%,两国货币大幅贬值,两国都陷入金融和外汇危机。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

过去三十多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增长比国际贸易还快,波动也更大。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年全球FDI流量(按流入量计算)相当于全球GDP的0.5%。 12 之后,FDI流量的增长速度就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1997年,全球FDI流量已等于全球GDP的1.5%。随后再一次加速,1998—2002年间,全球FDI流量平均高达全球GDP的2.7%,只不过波动很大。 13

FDI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是资金流,还能直接影响东道(接收)国[host (receiving) country]的生产能力。

FDI影响接收国的生产能力

跟其他资本流入形式不同,FDI不是纯粹的金融投资。根据定义,FDI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司运营,因此它会带来新的管理实践,有时还会带来新技术,从而影响FDI接收国的生产能力。FDI分两种: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设立子公司,叫“绿地FDI ”(greenfield FDI,也叫创建投资),例如1997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哥斯达黎加设立子公司;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接管现有公司,这种叫“褐地FDI ”(brownfield FDI,也叫跨国并购投资),例如2002年美国通用汽车买下韩国的大宇汽车。

FDI的影响不限于收到FDI的企业。FDI还间接影响了受资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当投资国与接收国的生产能力差距巨大时。间接影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示范效应”。本国生产者观察跨国公司在该国的子公司,向他们学习新做法、新理念。二是通过供应链。当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时,会制定比本地竞争对手高的质量和交付管理标准。当地供应商如果成为该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客户,就必须提升自身生产能力。三是靠从跨国公司跳槽或创业的员工。他们能够教其他人如何使用新技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生产过程。FDI这些间接的正面影响,被称为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s)。

FDI正面影响的证据相当弱

尽管FDI有这些潜在的正面影响,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关于FDI对接收国有益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是混合的。 14

一个原因是以上谈到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入品很少在当地采购,大部分靠进口,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像飞地 (enclaves)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带来的好处就不存在了。至于说靠跨国公司员工传播新技术,当地也得有相关产业的企业(竞争对手或供应商)才行。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如果跨国公司本来就只是想利用接收国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建立长期的生产基地,那靠员工跳槽或创业来传播新技术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接收国不见得受益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FDI除了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有些跨国公司选择不在某些国家赚钱

2012年,有媒体披露,星巴克、谷歌等大跨国公司在英国、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好多年几乎没交企业所得税,引起公愤。不是因为他们欠税没交,而是因为他们没赚什么钱,几乎不用交什么税。但如果这些公司盈利能力这么差,怎么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大、最知名(但不一定最受大众喜爱)的企业呢?

这些跨国公司通过让自己位于第三国的子公司向英国子公司超收(即收费超过市场价格)服务费用,来抬高英国子公司的成本,这样其账面利润就很少,要交的税也就很少。第三国子公司因此获利颇丰,但他们通常都设在企业所得税率低的国家,比如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甚至设在避税天堂 (tax havens),如百慕大、巴哈马,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外资来设立“皮包公司”(paper companies),收的企业所得税极低,甚至根本不收。 15

转移定价的老把戏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异,跨国公司指使子公司抬高或降低彼此间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定价有时高得离谱,有时低得离谱),使得获利最多的都是那些设在最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基督教援助”(Christian Aid)是一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慈善机构,它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列出定价太低的出口产品,比如0.4美元/条的中国制电视天线、40美元/个的玻利维亚制火箭发射器、528美元/辆的美制推土机;同时还列出定价太高的进口产品,比如5485美元/条的德制锯条、4896美元/把的日制镊子和1089美元/把的法制扳手。 16 星巴克和谷歌的做法跟这些例子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转移定价,唯一不同的是,星巴克和谷歌涉及的主要是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比如品牌授权费、专利使用费、贷款利息以及企业内部咨询(比如咖啡品鉴、店面设计)等。

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相当于是免费享用了那些由税收承担的生产性公共投入,比如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实际上在接受东道国的补贴。

FDI对东道国的其他潜在负面影响

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只是FDI众多可能的负面影响之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个负面影响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会在信贷市场上“挤掉”当地企业,不管同不同行业。如果说这还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子公司更高效,那银行放款给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有时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水平一般,就因为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比当地企业更容易拿到贷款。银行认为这些公司背后有母公司撑腰,而母公司的信用评级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可以比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子公司占着当地的信贷市场,就意味着很多贷款被用于低效用途了。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产生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子公司虽然可能只是母公司的一小部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已经是占据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子公司可以利用这种地位从消费者手中获得超额利润,造成社会损失(见第11章)。

此外,跨国企业钱多,又有母国做政治靠山,因此能够改变东道国的政策,而这种改变往往只对跨国公司有利,而不是东道国。改变的手段包括游说和贿赂,比如2013年,葛兰素史克等多家跨国药企就被曝出行贿丑闻。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香蕉共和国 。

“香蕉共和国” [5] 如今已成为美国服装公司GAP(盖璞)旗下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初,指的是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中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香蕉出口,经济和政治完全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UFC) [6] 控制。1928年,那段历史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当时UFC香蕉园的工人罢工,美国政府以保护UFC利益为由,威胁要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镇压,哥伦比亚政府于是自己出军镇压,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几千人(未获证实)。这个事件被伟大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他的经典小说《百年孤独》中。据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都主动跟右派军人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推翻拉丁美洲左派政权。

长期来看,FDI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它使得东道国的生产能力更难提升。一旦允许跨国公司在国内设厂,国内的企业就很难生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富国,尤其是日本、韩国、芬兰等,都曾严格限制FDI,直到国内企业获得足够的全球竞争力才放开。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丰田曾试图把车出口到美国,结果失败了。 17 当时许多人都建议日本开放外资到日本建厂生产汽车,如果当时日本政府听取建议,以当时日本汽车行业的状况,本土汽车制造商早就被欧美跨国公司消灭或吞并。想想在1955年,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的产量就350万辆,而日本整个汽车行业一年就7万辆,怎么跟美国汽车抗衡?

FDI的好处要完全实现,需要适当的法规

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复杂。行业不同、国家特点不同,FDI的影响就不同,很难一概说好或坏。要评估FDI的利弊,还取决于你所采用的绩效标准(比如就业、出口、生产率、长期增长)和时间范围,因为FDI的好处往往来得快,而代价却会持续很久。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东道国想要最大化FDI的好处,只能靠适当的法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各国为此制定的法规非常多。许多国家规定了FDI能够进入哪些行业。他们要求跨国公司如果想在他们国家投资,必须有一个当地的投资伙伴(这叫合资公司要求 )。他们规定合资公司中外资的持股上限,重要产业不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许多政府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给当地合资伙伴(技术转移要求 )或培训当地员工。有些国家还要求跨国公司子公司必须在当地采购一定比例的投入品(当地成分要求 )。 18

在利用这类监管措施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做得尤为成功。这几个国家都允许甚至欢迎FDI进入某些行业,再利用这些措施确保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然而,富国通过WTO协定(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双边投资条约(BIT),将大量这类措施(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变为“非法”。有意思的是,这其中还包括日本,日本过去监管FDI最严格,现在反过来通过这些协定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准监管日本出去的FDI。 19

虽然有像日本、中国这样的成功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棒”是管理FDI的唯一方法。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和爱尔兰,就使用“胡萝卜”来吸引FDI进入政府认为的对国家经济发展很重要的领域。 20 他们的“胡萝卜”包括对进入“优先”领域的FDI进行补贴、提供为外资定制的基础设施、为特定产业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真实数据

FDI流量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FDI开始快速增长,每年全球FDI流量约750亿美元(1983—1987年平均值)。而2008—2012年平均值已经是当时的20倍,达到15 19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2.8%。这些数据非常大,增长也非常快,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全球FDI约等于全球GDP的0.57%(1983—1987年全球GDP平均值为13.5万亿美元)。2008—2012全球FDI的绝对值虽然看起来很大,但也只相当于全球GDP的2.44%而已。

大部分FDI发生在富国之间,但最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过大”,主要是由于中国

大多数FDI发生在富国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1983—1987),87%的FDI流入富国。 21 当时富国的GDP占全球的83%,这意味着流入富国的FDI占比只比“合理”占比多一点点。但到了2008—2012年,这个占比就降至66%了。但是,富国在2010年的GDP也只占全球GDP的70.8%了,也就是说,如今轮到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比“合理”占比多了,而且也是多一点点而已。

过去三十年,美国一直是FDI的最大接收国,1980—2010年间,其FDI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18.7%,随后依次是英国、中国、法国和德国。 [7] 若看绝对值,美国的确是最大的FDI接收国,但如果考虑到它的经济体量(这段时期,它创造了世界26.9%的GDP),美国拿到的就算少了。相比之下,如果考虑经济体量,英国、中国拿到的FDI就算多了。 [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清单上没有日本。尽管这段时期日本GDP占全球GDP的12%,它获得的FDI却只占全球FDI的0.7%!这是因为它长期严厉监管FDI,近年才松绑。

到2007—2011年间,前十大FDI接收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比利时、中国香港、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和巴西。其中,美国、法国和巴西的FDI接收占比低于“合理”占比,其他经济体则高于“合理”占比。

作为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量中变得更重要了,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同样积极吸收FDI。1980—2010年间,接收FDI的前十大发展中国家占这一集团的75.7%,其GDP却只占集团GDP的71.4%。 22 其中数据差距最大的是中国。这个时期,中国吸收的FDI占发展中国家FDI总流入量的32.2%,而其GDP却只占发展中国家GDP总量的22.8%。

跨国并购占比上升,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在20世纪90年代头七年,褐地FDI(即跨国并购式的FDI)占全球FDI的31.5%。 23 但1998—2001年,全球出现跨国并购热潮,占比飙升到57.7%。随后几年(2002—2004)降到33.7%,2005—2008年又回升到44.7%。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占比跌到25.3%(2009—2012),是二十年来最低,但整体趋势是褐地FDI的升幅超过绿地FDI。

褐地投资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提出的“全球商业革命 ”密切相关。 24 过去二十年,跨国并购非常频繁,几乎所有产业都被少数几家巨头所控制。全球飞机产业被波音和空客两家瓜分,而在汽车行业,许多观察家认为,除了六大汽车公司(丰田、通用、大众、雷诺-日产、现代-起亚、福特),其他公司能否长期生存都要打个问号,其中可是包括了标致-雪铁龙、菲亚特-克莱斯勒以及本田这些大公司。

此外,通过诺兰所谓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也叫级联效应),许多上游供应商所在行业也变得集中化。比如,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如今三足鼎立,分别是劳斯莱斯(Rolls-Royce)、普拉特·惠特尼(Pratt & Whitney,简称普惠)和通用电气子公司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移民与侨汇

开放边界——人除外?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经常兴致勃勃地谈论开放边界的好处。他们认为开放边界能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便宜的供应商,然后向消费者提供最实惠的产品。他们指出,开放边界增加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他们认为,不管是什么经济交易对象——产品、服务、资本等,限制他们的跨境流动,都是有害的。

然而,有一种经济交易他们却不这么说,那就是移民 (immigration),即人员的跨境流动。在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中,只有非常少的人同时支持自由移民。 25 有许多甚至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不一致。主张一切皆可自由流动,为何人就不行呢?其他学派则本能地避开这些话题,他们内心深处都清楚,自由移民不仅经济上行不通,政治上也不会被接受。

移民揭示了市场的政治和伦理本质

所谓移民,是指劳动服务供应者的跨境流动。跟其他产品或服务(商品、金融服务、资本等)的跨境流动不同,劳动服务进口没法不带劳务提供者入境。

你买中国制的iPad或让英国投资银行提供服务时,并不需要中国的装配线工人或英国银行家飞到你的国家并住在那里。的确,有些情况是工人跨越边境,在两国之间通勤(比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通勤线路),经常账户下收入项目中的雇员报酬就是这类通勤族去境外赚的钱。不过通常情况下,外国劳动者都必须在工作所在地居住,至少是住一段时间。

当外国劳动者在你的国家居住、工作,他们就必须被赋予某些基本权利,至少民主国家必须这样。 26 比如印度人去瑞典工作,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印度人,就只能拿印度水平的工资,享受印度水平的职场权利。

移民该享有哪些权利呢?应该和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职业选择自由吗?还是像很多移民接收国的做法一样,只能被限制在特定行业甚至特定岗位呢?对于某些公民免费享有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和医疗,移民需要付费吗? [9] 我们能否要求移民入乡随俗?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尤其是没有新古典学派的那种答案。 [10] 回答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明确的政治和伦理判断,这再次表明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

移民通常有益于接收国

外国移民本身能从移民中受益,而且往往受益很大,尤其是从穷国移居到富国。在这一点上学界达成了共识。但至于说接收国是否因移民而受益,大家就看法不一了。目前的证据表明确实有益,但程度有限。 27

移民通常进来填补劳动力短缺(虽然要定义劳动力短缺并不简单)。 28 有时是全面短缺,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经济奇迹导致劳动力全面短缺,就让土耳其人来填补。但更多时候是劳动力市场特定部分的短缺——不管是脏(dirty)、险(dangerous)、不体面(demeaning)的“3D”工作还是硅谷的高科技工作。简言之,移民来,是因为被需要。

在一些富国,公民对“福利旅游”(welfare tourism)有一种恐惧,生怕穷国人民移民过来享用接收国的社会福利。这种担忧在英国尤为严重,而讽刺的是,按照欧洲标准,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慷慨。但其实在这些富国中的大部分,平均来说,移民缴纳的税收超过他们享受的福利。一是因为这些移民大多更年轻,不需要太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二是因为移民政策偏爱专业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而这些人的技术往往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赚钱能力更强。 29

移民还促进了文化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能够激发出新思想、新的敏感性和做事的新方法,使当地人和移民都更有创造力。不仅在移民组成的国家(如美国)是这样,在受移民推动较少的国家(如欧洲)也是如此。

一些本地工人利益受损,但这主要是“错误”的公司战略和经济政策导致,而非移民

移民对接收国有益,并不表示接收国所有国民得到的好处相等。劳动力市场低端的低技能工人可能受损,因为他们要跟移民竞争,只能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差的工作条件以及更高的失业概率。但研究表明,他们的损失其实很小。 30

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地工人对现状不满,从而受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客操纵,相信他们的不幸是移民造成的。然而,工资停滞、工作条件恶化,更多的是企业战略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势必就会压榨员工;糟糕的宏观政策会制造没必要的失业;技能培训体系不当会导致本地工人没有竞争力,等等。很不幸,主流政客不愿也无能力处理劳动力市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给许多富国的反移民政党创造了空间。

“智力外流”和“智力回流”:对输出国的影响

移民输出国流失劳动者。如果失业率高,且移民国外的又是低技能失业工人的话,那劳动者流失或许就是好事。然而,这类工人通常很难移民去其他国家,因为接收国想要的都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移民国外也要成本(比如搜索成本、申请费用、机票等),而这些他们承担不起。因此,移民国外的往往是不该出走的工人,即专业技术人才,这被称为智力外流 (brain drain,也称人才外流)。

有些专业技术人才可能在目的地国家学到了更多技术,最后回到祖国,向国人传授这些新技术。这叫智力回流 (brain gain,也称人才回流)。

侨汇对移民输出国的影响

移民国外的劳动者影响移民输出国的主要管道是侨汇。侨汇对侨汇接收国的影响比较复杂。 31

侨汇中用于家庭日常开支的比例很高(60%—85%)。这肯定能提高收款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没用在消费的钱则投到家庭小生意上,赚取更多收入。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侨汇还通过所谓“家乡协会” [11] 投入地方公共建设,比如卫生院、学校、水利工程。 32

侨汇让收款家庭获得更多收入,从而减轻家庭成员的工作负担。工作负担一减少,往往意味着童工数量减少,婴儿死亡率降低——因为妇女有更多时间照顾小孩了。

然而,赚取侨汇也得付出代价。移居国外往往会拆散家庭,母亲到国外当保姆或女佣,就必须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其中的辛酸和痛苦无法用金钱衡量,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侨汇无法弥补的。

真实数据

移民富国的人数有增加,但增幅没人们想的那么大

如果你平时看的是富国的主流媒体,同时注意到近些年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荷兰、瑞典和芬兰)的反移民政党的成功,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国家最近几十年肯定涌入了大量移民。

移民富国的人数的确有增长,但增长幅度并没有那么大。移民富国的人数从1990年的0.88亿增加到2010年的1.45亿。如果按比例算,1990年,移民富国的人口占富国总人口的7.8%,2010年上升到11.4%。 33 增长幅度不小,但也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种爆炸式增长。

三分之一的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移民并不只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大量移民流动,通常是从较贫穷的流向较富有的,但有时也会因天灾或战乱而迁往邻国。

2010年,全球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1.45亿在富裕国家,剩下6900万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移民是流向发展中国家。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上升

从1990年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比其实是下降了,1990年的占比是1.6%,2010年降到1.2%。

由于发展中国家总人口是富国的4.5倍(56亿vs.12.9亿),因此发展中国家减少的那点移民占比,几乎抵消了富国增加的那部分移民占比。因此,从全球来看,移民占比基本没变,从1990年的3.0%微升到2010年的3.1%。

侨汇大幅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侨汇大幅增长。目前超过3000亿美元,是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援助(约1000亿美元)的3倍。

从绝对值看,2010年,最大的侨汇汇入国是印度,达到54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523亿美元)、墨西哥(221亿美元)和菲律宾(214亿美元)。 34 尼日利亚、埃及、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侨汇收入也很多。此外,一些富国侨汇收入也很高,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

要清楚知道侨汇对一国的重要性,要看GDP占比,而不是绝对值。从绝对值看,印度侨汇最多,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其GDP的3.2%。在一些国家,侨汇占GDP的比重都非常大。2010年,塔吉克斯坦的侨汇占GDP的41%,全球第一。第二是莱索托,有28%。另外,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黎巴嫩及其他几个国家都大于或等于20%。

侨汇太多的利弊

当侨汇超过GDP的20%时,它能严重影响接收国,影响有利也有弊。

有利影响是,作为国家的一种财源,侨汇如果超过GDP的20%的话,将大大提升一国的消费和投资。此外,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么一大笔侨汇就是“减震器”。一些国家在天灾(如海地地震)、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或内战(塞拉利昂、黎巴嫩等国的内战)后,侨汇都增加了,一是因为有更多的人移民国外,二是已移民国外的侨胞汇更多钱回来帮亲友渡过难关。

不利影响也不少。过多的侨汇助长金融泡沫的膨胀,1997年崩溃的阿尔巴尼亚金字塔传销就是一例。此外,大量外汇以侨汇形式突然流入接收国,会突然推高该国货币币值,导致该国出口商品变贵,最终削弱出口竞争力。

结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环境风云变幻,给各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跨境流动的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大增,改变了国家组织生产、赚取外汇(以便进口)、从事或接受金融与实物投资的方式。相比之下,跨境流动人员的增幅就要小很多,但也对大量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造成移民和接收国“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或通过带来巨额侨汇大大改变劳务输出国的消费、投资及生产模式。

这些改变往往被统称为全球化的进程,也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过去几十年,自鸣得意的商业精英、备受推崇的管理大师、领导富国的政治人物以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都宣称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必然,无法阻挡。他们都宣称,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科技进步,想逆转或修改它的任何一个面向,都是反对革新(也就是守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这些人的信心,但其主张背后的思想依然主导这个世界,这些思想包括:保护主义往往有害,资本的自由流通能确保治理得最好的企业和国家获得资金,各国都必须拥抱跨国公司,等等。

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期间(1945—1973),全球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远远没有自由经济黄金年代(1870—1913)的高,要知道,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所拥有的运输和通信技术,是自由经济黄金时代所不能比的。1870—1913年的运输还靠轮船,通讯主要是有线电报(都还不是无线电报)。而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仅仅是因为富国的强势政府及其商业精英的推动。

全球化的支持者借用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著《老实人》(Candide )中的名言,声称全球化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去三十年,全球化在高速推进,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金融危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形式的国际经济整合(即国际经济一体化)都有害,也不是说各国要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往来。相反,如果各国希望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就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跟国际经济的互动对他们的长期发展则至关重要。经济的繁荣绝对要靠深度的国际经济整合。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国际经济整合都可取。一国要开放哪些区域,开放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领域应该进行国际整合,整合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一国的长期目标和生产能力。保护主义只要用对方式,用对地方(行业),就可能是好事。同样的FDI管制,对一些国家可能有利,对其他国家却有害。一定的跨境金融流是必要的,但太多就可能有害。移民可能对输出国和接收国都有好处,也可能都没有,这主要看怎么管理这些移民。除非我们意识到这个关键点,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国际经济一体化带给我们的全部好处。

延伸阅读:

[英]张夏准. 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P. Hirst, G. Thompson And S. Bromley.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 3r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9.

R. Kozul-Wright And P. Rayment. The Resistible Rise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in an Unbalanced World . London: Zed Books and Third World Network, 2007.

W. Milberg And D. Winkler. Outsourcing Economic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美]丹尼·罗德里克. 全球化的悖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J.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6.

[英]马丁·沃尔夫. 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 换句话说,所有产品都比贸易伙伴擅长的国家,只需要专注于生产最擅长的那个产品。——译注

[2] 指成本劣势最小的那个。——译注

[3] Trade balance(balance of trade),也叫贸易收支。——译注

[4] 也就是说,这两个项目能带来盈余,帮助减少经常账户逆差。——译注

[5] 指政治不民主或政局不稳定的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国家。——译注

[6] 主要经营业务是将第三世界国家种植园中生产出的蔬菜、水果(主要是香蕉和菠萝)销往美国和欧洲。——译注

[7] 如果仅看2018年,FDI流入量最大的经济体还是美国,但第二到第五名分别是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荷兰。——译注

[8] 这段时期,他们的GDP都占全球GDP的4.4%。——原注

[9] 不过,最终绝大部分公民都要通过纳税支付这些服务的部分成本。——原注

[10] 即通过数学模型得出的答案。——译注

[11] 类似我国的“同乡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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