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与日本的战争”

马克·西蒙（Mark Simon），《杰瑞·桑德斯/硅谷的硬汉》（Jerry Sanders/Silicon Valley's Tough Guy），《旧金山纪事报》，2001年10月4日。托马斯·斯科尔尼亚（Thomas Skornia），《实现美国梦的案例研究：桑德斯与先进微器件，1969年至1984年的前15年》（A Case Study in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 Sanders an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1969-1984），1984年部分，https://archive.computerhistory.org/resources/access/text/2019/01/102721657-05-01-acc.pdf。 AMD的首席执行官杰瑞·桑德斯抱怨道：“我不想假装自己处于公平的竞争中，事实上也没有。”桑德斯对打架有些了解。18岁时，他在芝加哥南区的一场斗殴中差点丧命。气息全无的他在垃圾桶边被发现，一位牧师还主持了临终仪式，三天后他竟奇迹般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最终在仙童找到了一份营销工作。在离开仙童成立英特尔之前，他与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和安迪·格鲁夫一起工作。尽管他的同事大多是谦虚的工程师，但桑德斯炫耀着昂贵的手表，开着劳斯莱斯。他每周从居住的南加利福尼亚州通勤到硅谷，因为他和妻子真正的家在贝莱尔（Bel Air），一位同事回忆道。1969年，桑德斯成立了自己的芯片公司AMD。此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与英特尔就知识产权纠纷进行法律斗争。他向一名记者承认：“我不能逃避战斗。”

《查理·斯波克口述历史》，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迈克尔·马隆，《东京，加州》（Tokyo，Calif），《纽约时报》，1981年11月1日。《查理·斯波克口述历史》，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芯片行业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曾领导整个亚洲芯片组装离岸外包的高管查理·斯波克回忆道，“打击它们，击倒它们，杀死它们！” 同时，斯波克用两只拳头猛击在一起来强调他的观点。美国内部芯片制造商之间的争吵往往是针对个人的，这关系到尊严、专利和巨额金钱，但仍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与日本的竞争不同。斯波克认为，如果日立、富士通、东芝或NEC成功了，那么它们将把整个行业推向太平洋。斯波克警告说，“我曾在通用电气开发电视”，“你现在开车经过那个地方，它仍然是空空的……我们知道有危险，我们绝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都有危险，包括工作、财富、遗产和尊严。“我们正在与日本开战，”斯波克坚称，“这不是关于枪支弹药，而是一场关于技术、生产力和质量的经济战争。”

斯波克认为，硅谷的内部竞争是公平的，但他认定日本的DRAM公司从知识产权盗窃、受保护的市场、政府补贴和廉价资本中获益。斯波克对间谍的看法有一点依据。1981年11月，一个寒冷的凌晨5点，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家酒店的大堂里，日立员工成濑淳（Jun Naruse）用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从一家名为格林马（Glenmar）的公司的“顾问”那里得到了一个门禁卡，该公司承诺帮助日立获取工业机密。拿着门禁卡，成濑淳进入了由飞机制造商普拉特·惠特尼（Pratt& Whitney）公司经营的一个秘密工厂，拍摄了该公司的最新电脑。

托马斯·C.梅斯（Thomas C. Mayes），《美国联邦调查局钓鱼执法行动细节曝光》（American Posts Bail as Details of Operation by F.B.I. Unfold），《纽约时报》，1982年6月25日。 照片拍摄后，成濑淳在西海岸的同事林健治（Kenji Hayashi）给格林马发了一封信，提议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日立的高级管理人员授权向格林马支付50万美元，以维持这一关系。但格林马是一家幌子公司，其雇员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该公司发言人尴尬地承认：“日立似乎陷入了圈套。”此前日立的员工已被逮捕，相关报道登上了《纽约时报》商业版的头版。

温德·A.乌鲁贝（Wende A. Wrubel），《东芝孔斯伯格事件：巴统的不足，以及提高对东部区域出口管制效力的建议》（The Toshiba-Kongsberg Incident: Shortcomings of Cocom，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ncreased Effectiveness of Export Controls to the East Bloc），《美国大学国际法评论》（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第4卷，第1期，2011年。斯图尔特·奥尔巴克（Stuart Auerbach），《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东芝向苏联地区出售更多产品》（CIA Says Toshiba Sold More to Soviet Bloc），《华盛顿邮报》，1988年3月15日。 日立并不是个案，三菱也面临着类似的指控。不仅在半导体和电脑领域，日本间谍和双重交易的指控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集团东芝已成为世界领先的DRAM生产商，该公司花了数年时间与外界抗争。事实证明，东芝把机器出售给了苏联，帮助苏联建造了更安静的潜艇。 东芝在苏联的潜艇交易与该公司的半导体业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许多美国人将潜艇事件视为进一步揭露“日本肮脏交易”的证据。 记录在案的日本非法工业间谍案件数量很少。那么，这是表明窃取机密在日本公司的成功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还是证明日本公司擅长间谍活动呢？

潜入竞争对手的工厂是非法的，但在硅谷，监视竞争对手是正常的做法。同样，指责竞争对手挖走员工，以及窃取创意和知识产权也是如此。毕竟，美国芯片制造商一直在相互起诉。例如，仙童和TI花了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诺伊斯和基尔比谁发明了集成电路的问题。芯片公司也经常挖走竞争对手的明星工程师，不仅希望获得经验丰富的员工，还希望了解竞争对手的生产流程。诺伊斯和摩尔在离开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后成立了仙童，然后离开仙童，成立了英特尔。他们在英特尔雇用了几十名仙童雇员，包括格鲁夫。仙童在断定不太可能赢得针对芯片产业天才的诉讼之前，曾考虑提起诉讼。追踪和模仿竞争对手是硅谷商业模式的关键。日本的战略有什么不同吗？

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 Porter）和酒井真理子（Mariko Sakakibara），《日本的竞争》（Competition in Japan），《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18卷，第1期，2004年冬季，第36页。《政府目标对世界半导体竞争的影响》（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Targeting on World Semiconductor Competition），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1983年，第69-74页。 斯波克和桑德斯指出，日本企业也从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受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国出售产品，但硅谷难以在日本赢得市场份额。 1974年之前，日本一直对美国公司在日本国内销售的芯片数量实行配额限制。即使后来这些配额被取消了，日本公司仍然很少从硅谷购买芯片，尽管日本消耗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半导体（索尼等公司将这些半导体用于销往全球的电视和录像机）。日本一些大型芯片消费者，比如垄断了日本国家电信业的公司NTT（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几乎完全从日本供应商那里购买芯片。这表面上是一个商业行为，但NTT是归政府所有的，所以政治因素可能起了作用。硅谷在日本的低市场份额使美国公司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

酒井真理子，《从模仿到创新：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VLSI）Semiconductor Project in Japan]，工作论文，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1983年10月，https://dspace.mit.edu/handle/1721.1/47985。 日本政府还补贴了芯片制造商。美国的反垄断法不鼓励芯片公司之间互相合作，而日本政府推动公司之间的合作，于1976年成立了一个名为“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的研究团体，政府的资金约占预算的一半。 美国芯片制造商将此作为日本不公平竞争的证据，尽管VLSI计划每年用于研发的7200万美元与TI的研发预算大致相同，而且低于摩托罗拉公司的研发预算。此外，美国政府本身也积极参与支持半导体，尽管华盛顿的资金来自DARPA（五角大楼的一个部门）。投资初创技术，在资助芯片制造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T. R.里德，《芯片》，第224页。 桑德斯认为，硅谷最大的劣势在于其高昂的资本成本。他抱怨道，日本人“支付6%或7%的资本金，而我运气好时也要支付18%”。 建造先进的制造工厂极其昂贵，因此信贷成本非常重要。下一代芯片大约每两年出现一次，需要新的设施和新的机器。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率达到21.5%，因为美联储试图对抗通货膨胀。

《政府瞄准世界半导体竞争的影响》（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Targeting on World Semiconductor Competition），第67页。杰弗里·A.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金融：调查》（Japanese Finance in the 1980s: A Survey），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991年。家庭储蓄、家庭消费和银行贷款占GDP的百分比数据来自data.worldbank.org。 相比之下，日本DRAM公司获得了更便宜的资本。日立和三菱等芯片制造商是大型企业集团的一部分，它们与提供大型长期贷款的银行有密切联系。即使在日本公司无利可图的时候，银行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发放信贷来维持它们的生存 ，而美国贷款机构的做法通常是迫使公司破产。日本的社会结构倾向于产生大量储蓄，因为战后的婴儿潮和向独生子女家庭的迅速转变，造成了大量中年家庭专注于为退休储蓄。日本不健全的社会安全网进一步刺激了储蓄。与此同时，对股票市场和其他投资的严格限制让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储蓄存入银行账户。结果，银行存款充裕，以低利率发放贷款，因为人们手头有太多现金。 日本公司的债务比美国同行多，但借贷利率较低。

P. R.莫里斯（P. R. Morris），《世界半导体工业史》（History of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Industry），IEEE，1990年，第104页。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和安迪·格鲁夫，《战略即命运：战略制定如何塑造公司的未来》（Strategy Is Destiny: How Strategy-Making Shapes a Company's Future），自由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有了这些廉价的资本，日本公司展开了一场无情的市场份额争夺战。东芝、富士通和其他公司的竞争同样无情，尽管一些美国分析家描绘了它们合作的形象。但有了几乎无限的银行贷款，它们便能够在等待竞争对手破产的过程中承受住损失。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公司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投资比美国竞争对手高出60%，尽管该行业的每家公司都面临着同样激烈的竞争，几乎没有人赢利。日本芯片制造商继续投资和生产，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正因为如此，在64K DRAM芯片推出五年后，曾于十年前率先推出DRAM芯片的英特尔只剩下1.7%的全球DRAM市场份额，日本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则飙升。

斯科特·卡伦（Scott Callan），《日本，解散：竞争与冲突，日本高科技联盟的成功与失败》（Japan，Disincorporated: Competition and Confl ict，Success and Failure in Japanese High-Technology Consortia），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第188页，表7.14。克莱尔·布朗（Clair Brown）和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芯片与变革：危机如何重塑半导体产业》（Chips and Change: How Crisis Reshape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年。 随着硅谷被挤出，日本公司在DRAM生产上加倍努力。1984年，日立在半导体业务上的资本支出为800亿日元，而十年前为15亿日元。东芝的支出从30亿日元增长到750亿日元，NEC的支出则从35亿日元增长到1100亿日元。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导体上的资本支出占全球的46%，而美国为35%。到1990年，这些数字更加不平衡，日本公司占全球芯片制造工厂和设备投资的一半。日本的首席执行官们一直在建造新的工厂，只要银行乐意买单。

日本芯片制造商辩称，这一切并非不公平，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也得到了政府的大量帮助，特别是通过国防合同得到帮助。无论如何，像惠普这样的美国芯片客户，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日本芯片的质量更高。因此，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DRAM芯片的市场份额每年都在增长，竞争对手美国的份额却在下降。不管美国芯片制造商的预言是什么，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似乎都是不可阻挡的。很快，整个硅谷都将被遗弃，就像当年十几岁的桑德斯被扔在芝加哥南区的垃圾桶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