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抵消战略的影响
戴尔·罗伊·赫斯普林（Dale Roy Herspring），《苏联最高司令部，1967—1989年》（The Soviet High Command, 1967—198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和奥列格·戈尔迪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1983年KAL航班坠落显示苏联缺乏虚构007的技巧》（1983 Downing of KAL Flight Showed Soviets Lacked Skill of the Fictional 007），《洛杉矶时报》，1990年11月11日。 苏联元帅尼古拉·奥加科夫（Nikolai Ogarkov）预测，“远程、高精度、终端制导作战系统、无人驾驶飞行器和全新的电子控制系统”将把常规炸药转变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奥加科夫在1977—1984年担任苏联军队总参谋长。在西方，他以领导媒体攻势而闻名。1983年，苏联人意外击落了一架来自韩国的民用客机，奥加科夫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指责飞机的飞行员正在进行“深思熟虑、计划周密的情报任务”，并宣称这架飞机是“咎由自取”。 但这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的人生目标是准备与美国开战。
苏联在开发冷战早期的关键技术、制造强大的火箭和拥有强大的核储备方面一直与美国并驾齐驱。现在，肌肉正被计算机化的大脑取代。当谈到支撑这一新的军事力量驱动力的硅芯片时，苏联已经毫无希望地落后了。20世纪80年代，一位克里姆林宫官员自豪地宣称：“同志们，我们已经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微处理器！”这成了一个流行的笑话。
布莱恩·A.达文波特（Brian A. Davenport），《罢免奥加科夫》（The Ogarkov Ouster），《战略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第14卷，第2期，1991年，第133页。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美苏战略力量：联合网络评估》（US and Soviet Strategic Forces: Joint Net Assessment），美国国防部，1983年11月14日，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428/docs/1.US%20and%20Soviet%20Strategic%20Forces%20Joint%20Net%20Assessment.pdf。海军分析中心，《奥加科夫元帅关于现代战争：1977—1985年》（Marshal Ogarkov on Modern War: 1977—1985），AD-A176138，第27页。迪马·P.阿达姆斯基（Dima P. Adamsky），《透过镜子：苏联军事技术革命和美国军事革命》（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oviet 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 airs），《战略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2008年。 从坦克或军队数量等传统指标来看，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具有明显优势。 奥加科夫的看法则不同：质量胜过数量。他专注于美国精密武器带来的威胁。奥加科夫对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说，结合更好的监视和通信工具，精确打击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以外目标的能力正在形成一场“军事技术革命”。 在越南上空，使“麻雀”导弹错过90%的目标的真空管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苏联拥有的坦克比美国多得多，但奥加科夫意识到，在与美国的战斗中，苏联的坦克很快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大卫·伯巴赫（David Burbach）、布伦登·格林（Brendon Green）和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撰写的《军事革命的技术》（The Technology of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对抵消战略进行了极好的概述，所有这些战略基本上都依赖于半导体。哈维·萨波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本杰明·弗里德曼和布伦登·格林编辑，《冷战以来的美国军事创新：创造而不毁灭》（U. S. Military Innovation Since the Cold War: Creation Without Destruction），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第14-42页。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国防工业：应对军事技术挑战》（Soviet Defense Industry: Coping with the Military-Technological Challenge），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回顾计划，1987年7月，第17页，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9526.pdf。迪马·P.阿达姆斯基，《透过镜子》，第260页。阿纳托利·克里沃诺索夫（Anatoly Krivonosov），《哈尔科夫：火箭制导系统的计算机》（Khartron: Computers for Rocket Guidance Systems），载于鲍里斯·马林诺夫斯基（Boris Malinovsky）所写的《乌克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史》（Histor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kraine），转自斯拉瓦·格罗维奇所著的《苏联太空计划中的计算机》（Computing in the Soviet Space Program），2002年12月16日，https://web.mit.edu/slava/space/essays/essay-krivonosov.htm。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苏联与战略导弹制导》（The Soviet Union and Strategic Missile Guidance），《国际安全》，第13卷，第2期，1988年秋季。斯拉瓦·格罗维奇采访乔吉·普里斯（Georgii Priss），《苏联太空计划中的计算》，2002年5月23日，https://web.mit.edu/slava/space/interview/interview-priss.htm#q3。 威廉·佩里的抵消战略奏效了，但苏联没有回应。 苏联缺乏美国和日本芯片制造商生产的微型电子设备和计算能力。泽列诺格勒和其他苏联芯片制造厂无法跟上对手的脚步。尽管佩里推动五角大楼接受摩尔定律，但苏联芯片制造的不足逼迫该国的武器设计师尽可能限制复杂电子产品的使用。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到了80年代，这种不愿意跟上微电子技术进步的态度使苏联的武器系统继续保持“愚笨”，而美国的武器正在学习“思考”。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民兵II号”导弹上安装了一台由TI芯片驱动的制导计算机，而苏联第一台使用集成电路的导弹制导计算机直到1971年才通过测试。
唐纳德·麦肯齐，《苏联与战略导弹制导》，第30-32页、第35页。 习惯于低质量微电子技术的苏联导弹设计师精心设计了解决方案。制导计算机的运算也更简单，以尽量减少机载计算机的负荷。苏联弹道导弹通常被告知要按照特定的飞行路径朝目标飞行，如果导弹偏离预定路线，制导计算机就会调整导弹，使其返回预定路线。相比之下，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导弹可以自己计算到达目标的最佳路径。
唐纳德·麦肯齐，《苏联与战略导弹制导》，第52页，引用了0.06海里的圆概率误差（CEP）。帕维尔·波德维格（Pavel Podvig），《失去的机会之窗：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军事建设》（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at Wasn't: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1970s），《国际安全》，2008年夏季，第129页，引用了0.35～0.43千米的圆概率误差。我们可以比较导弹的其他参数，包括导弹所携带弹头的大小和数量，以及导弹发射或重新瞄准的速度，由此看到美国拥有准确率优势的基本趋势仍然存在。98%的数字来自约翰·G.海恩斯（John G. Hines）、埃利斯·M.米舒洛维奇（Ellis M. Mishulovich）和约翰·F.沙尔（John F. Shull），《苏联意图，1965—1985年》（Soviet Intentions, 1965-1985），第2卷，BDM Federal公司，1995年，第46、90页。注意，98%的数字可能大大夸大了美国的能力，但仍然是足以让苏联担忧的证据。请参见布伦登·格林和奥斯丁·朗（Austin Long），《狂人不在：苏联对冷战后期核平衡的反应》（The MAD Who Wasn't There: Soviet Reactions to Late Cold War Nuclear Balance），《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第26卷，第4期，2017年7月7日。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的MX导弹被公开估计有50%的概率会落在目标364英尺以内。据一位苏联前国防官员估计，一枚与之相当的苏联导弹SS-25大致落在距离目标1200英尺以内。在冷战军事规划者的严酷逻辑中，几百英尺的差异非常重要。摧毁一座城市很容易，但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有能力摧毁彼此的核武库。即使是核弹头，也需要相当精准的直接打击来摧毁加固的发射井。如果有足够精准的打击，那么一方可能会在第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中使对手的核力量瘫痪。苏联最悲观的估计表明，如果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第一次核打击，这可能使苏联98%的洲际弹道导弹失效或被摧毁。
苏联没有犯错的余地。苏联军队还有另外两个可以对美国发动核攻击的系统：远程轰炸机和导弹潜艇。轰炸机被普遍认为是最脆弱的运载工具，因为它们会在起飞后不久被雷达识别，并在发射核武器之前被击落。相比之下，美国的核导弹潜艇实际上是不可探测的，因此是无敌的。苏联潜艇的安全性较差，而且美国正在学习应用计算能力，使其潜艇探测系统更加准确。
欧文·R.寇特（Owen R. Cote，Jr.），《第三次战役：美国海军与苏联潜艇无声冷战斗争中的创新》（The Third Battle: Innovation in the U. S. Navy's Silent Cold War Struggle with Soviet Submarines），纽波特论文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2003年。乔·S.维特（Joel S. Wit），《反潜战的进展》（Advances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第244卷，第2期，1981年2月，第31-41页。D. L.斯洛利克（D. L. Slotnick），《并行处理器的概念和发展：个人回忆录》（The 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cessors: A Personal Memoir），《计算史纪事》（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第4卷，第1期，1982年1—3月。理查德·范·阿塔等，《DARPA技术成就第二卷》。克里斯多弗·A.福特（Christopher A. Ford）和大卫·A.卢森堡（David A. Rosenberg），《里根海上战略的海军情报基础》（The Naval Intelligence Underpinnings of Reagan's Maritime Strategy），《战略研究杂志》，第28卷，第2期，2005年4月，第398页。约翰·G.海恩斯、埃利斯·M.米舒洛维奇和约翰·F.沙尔，《苏联意图，1965—1985年》，第1卷，BDM Federal公司，1995年，第75页。布伦登·格林和奥斯丁·朗，《狂人不在》，第607、639页。20世纪80年代，苏联SSBN导弹的可靠性也存在重大问题，参见史蒂文·J.扎洛加（Steven J. Zaloga），《克里姆林宫的核剑：1945—2000年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兴衰》（The Kremlin's Nuclear Sword: 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1945-2000），Smithsonian Books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寻找潜艇的挑战是，如何分辨声波的杂音。声音从海底以不同的角度反射，并因水下温度或鱼群的变化而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被公认为已经将潜艇传感器引入伊利亚克四号（ILLIAC IV），这是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也是第一台使用半导体存储芯片的计算机，该芯片由仙童制造。伊利亚克四号和其他处理中心通过卫星与舰艇、飞机、直升机上的一系列传感器相连，跟踪苏联潜艇，因此苏联潜艇极易被美国发现。
布伦登·格林和奥斯丁·朗，《狂人不在》，第617页。 当奥加科夫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时，他得出结论，美国在导弹精度、反潜战、监视和指挥控制方面的半导体优势可能会让突然袭击威胁到苏联核武库的生存能力。核弹本应是最终的保险单，但正如一位将军所说，苏联军队感觉到“战略武器方面的劣势明显”。
达尼列维奇引用了约翰·G.海恩斯、埃利斯·M.米舒洛维奇和约翰·F.沙尔的话，《苏联意图，1965—1985年》，第1卷，第57页。戴尔·罗伊·赫斯普林，《尼古拉·奥加科夫与苏联军事中的科学技术革命》（Nikolay Ogarkov and the Scientiic-Technical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Affairs），《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第6卷，第1期，1987年。玛丽·C.菲茨杰拉德（Mary C. Fitzgerald），《苏联对未来战争的看法：新技术的影响》（Soviet Views on Future War: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国防分析》（Defense Analysis），第7卷，第2-3期，1991年。苏联官员对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生存能力深表关切，参见约翰·G.海恩斯、埃利斯·M.米舒洛维奇和约翰·F.沙尔，《苏联意图，1965—1985年》，第1卷，第90页。1983年，托马斯·M.尼科尔斯（Thomas M. Nichols）在《神圣的事业：关于苏联国家安全的军民冲突，1917—1992年》（The Sacred Cause: Civil-Military Confict over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1917-1992）（NCROL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一书中，引用了瓦西里·彼得罗夫元帅（Marshal Vasili Petrov）的话，他认为北约计划创造并利用“解除武装”的第一次（常规）打击。玛丽·C.菲茨杰拉德，《奥加科夫元帅关于现代战区行动》（Marshal Ogarkov on the Modern Theater Operation），《海军战争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第39卷，第4期，1986年。玛丽·C.菲茨杰拉德，《奥加科夫元帅与苏联军事事务的新革命》（Marshal Ogarkov and the New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Affairs），《国防分析》，第3卷，第1期，1987年。 苏联军事领导人也害怕常规战争。军事分析家此前认为，苏联在坦克和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为常规战争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但美国最初在越南上空使用的“宝石路”炸弹已经通过安装新的制导系统进行了改进。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可以深入苏联领土。苏联国防规划者担心，美国常规武装的巡航导弹和隐形轰炸机可能会使苏联对其核力量的指挥和控制失效。这一挑战威胁着苏联的生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Zasedanie Politbyuro Tsk Kpss 30 Iiulia Goda，载于Sobranie Sochinenii第9本，Ves'Mir出版社，2008年，第339-343页，此处为作者意译。采访谢尔盖·奥索金，2021年。 克里姆林宫希望振兴苏联的微电子产业，但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1987年，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问了泽列诺格勒，并呼吁“加强纪律”。 纪律是硅谷成功的一方面，体现在查理·斯波克对生产力的执着和安迪·格鲁夫的偏执。但仅靠纪律并不能解决苏联的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干预。20世纪80年代末，尤里·奥索金被里加半导体厂解雇。 克格勃要求他解雇几名雇员，其中一位因为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妇女写信，第二位拒绝为克格勃的线人工作，第三位是犹太人。当奥索金拒绝惩罚这些员工时，克格勃驱逐了他，并试图解雇他的妻子。对于奥索金来说，设计芯片本身已经够难了，还要与克格勃斗争，这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N.S.西蒙诺夫，Nesostoyavshayasya Informatsionnaya Revolutsiya，第70页。西莫·古德曼和威廉·K.麦克亨利，《苏联计算机工业：两个部门的故事》（The Soviet Computer Industry: A Tale of Two Sectors），《ACM通讯》（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1年1月，第32页。 第二个问题是过度依赖军事客户。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推动了芯片需求。民用半导体市场为半导体供应链的专业化提供了资金，创造了从使用超纯硅片到光刻设备的先进光学部件的各种专业公司。苏联几乎没有消费市场，所以它只生产了西方制造的芯片的一小部分。一位苏联消息人士估计，仅日本在微电子领域的资本投资就是苏联的八倍。
V. V.祖尔金（V. V. Zhurkin），Ispolzovanie Ssha Noveishhikh Dostizhenii Nauki i Tekhniki v Sfere Vneshnei Politiki，科学院档案馆（Academy of Sciences Archive），1987年8月7日。 最后一个挑战是苏联缺乏国际供应链。 硅谷与美国的冷战盟友合作，形成了一种超高效的全球化分工。日本主导了存储芯片的生产，美国生产了大部分微处理器，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以及荷兰的阿斯麦则分割了光刻设备的市场。东南亚的工人完成了大部分最终装配。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在这一分工中争先恐后，但它们都受益于将研发成本分散到比苏联更大的半导体市场的能力。
查尔斯·S.梅尔（Charles S.Maier），《解除》（Dissolu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 苏联只有少数盟友，其中大多数没有太大帮助。苏联主导的民主德国拥有与泽列诺格勒类似的芯片产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凭借长期的精密制造传统以及耶拿市蔡司公司生产的世界领先的光学部件，民主德国为振兴其半导体行业做出了最后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芯片产量迅速增长，但该行业只能以十倍的价格生产出不如日本先进的存储芯片。 先进的西方制造设备仍然难以获得，而且民主德国也没有硅谷公司在亚洲各地雇用的廉价劳动力。
苏联振兴其芯片制造的努力彻底失败。苏联和其盟友都无法赶上来，尽管它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情报搜集活动，并向泽列诺格勒这样的研究机构投入了巨额资金。就在克里姆林宫开始对佩里的抵消战略反应迟缓之际，全世界都看到了波斯湾战场上未来战争的可怕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