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20世纪80年代乘坐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与亨利·基辛格共进晚餐，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还与三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等团体中的全球精英喝茶。他被视为商业预言家和日本企业的代表，当时日本已经是全球舞台上崛起的经济大国。盛田昭夫发现“日本第一”很容易让人相信，因为他生活在其中。多亏了索尼的随身听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日本变得繁荣起来，盛田昭夫也变得富有了。

1990年，危机袭来。日本金融市场崩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很快，东京股市的交易价格就降到了1980年的一半。东京的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日本的经济奇迹似乎戛然而止。与此同时，美国在商业和战争中复苏。在短短几年内，“日本第一”似乎不再准确。导致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研究案例，是曾被视为日本工业实力典范的半导体行业。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伟大的再平衡》（The Great Rebalancin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冈田义高（Yoshitaka Okada），《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Decline of the Japa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载于冈田义高主编的《为生存而奋斗》（Struggles for Survival），斯普林格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时年69岁的盛田昭夫目睹了索尼股价暴跌，同时日本的财富也在下滑。他知道他的国家的问题比其金融市场更为严重。在过去的十年里，盛田昭夫一直在教导美国人提高生产质量，而不是专注于金融市场上的“金钱游戏”。但随着日本股市崩盘，日本自吹自擂的长期思维看起来不再那么有远见。日本表面上的主导地位是建立在政府支持的过度投资基础上，这是不可持续的。 廉价的资本支持了新半导体制造厂的建设，但也鼓励芯片制造商不考虑利润，只考虑产出。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在DRAM生产上翻了一番，尽管像美光和三星这样的低成本生产商正在击败日本竞争对手。

玛丽·安克多古伊（Marie Anchordoguy），《重编程日本》（Reprogramming Japan），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日本的媒体意识到了半导体行业的过度投资，报纸头条发出警告并称之为“不计后果的投资竞争”和“他们无法停止的投资”。日本存储芯片生产商的首席执行官们不能停止建造新的芯片厂，即使他们没有盈利。一位日立高管承认，“如果你开始担心”过度投资，“你晚上就睡不着觉”。 只要银行继续放贷，首席执行官们就更习惯继续支出，而不是承认他们没有盈利途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具有优势，但失去资金的风险帮助美国公司保持了警惕。日本DRAM制造商本可以从安迪·格鲁夫的偏执狂性格或杰克·辛普劳关于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的智慧中获益。然而，他们都向同一个市场投入了大量资金，导致很少有人能赚到钱。

猿山纯夫（Sumio Saruyama）和徐鹏（Peng Xu，音译），《产能过剩和退出困难：来自日本电子行业的证据》（Excess Capac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Exit: Evidence from Japan's Electronics Industry），斯普林格出版社新加坡分部，2021年。《决心推动了CCD“探测器”的发展》（Determination D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CD“Electric Eye”），索尼公司，https://www.sony.com/en/SonyInfo/CorporateInfo/History/SonyHistory/2-11.html。 索尼是日本半导体公司中唯一一家从不在DRAM芯片上下大赌注的公司，它成功地开发了创新的产品，比如图像传感器专用芯片。当光照射在硅上面时，这些芯片会产生与光强度相关的电荷，将图像转换为数字信息。因此，索尼在引领数码相机革命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至今该公司感知图像的芯片仍然是世界级的。即便如此，索尼仍未能削减亏损部门的投资，其盈利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下滑。

肯基·霍耳（Kenji Hall），《舛冈富士雄：感谢存储器》（Fujio Masuoka: Thanks for the Memory），彭博社，2006年4月3日。法兰·永（Falan Yinung），《闪存市场的崛起：对企业行为和全球半导体贸易模式的影响》（The Rise of the Flash Memory Market: Its Impact on Firm Behavior and Global Semiconductor Trade Patterns），《国际商业与经济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2007年7月。 日本大多数大型DRAM生产商未能利用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推动创新。在东芝——一家DRAM巨头，一位名叫舛冈富士雄（Fujio Masuoka）的中级工厂经理于1981年发明了一种新型存储器，与DRAM芯片不同，它可以在断电后继续“记忆”数据。东芝忽视了这一发明，最后是英特尔将这种新型存储芯片（通常称为“闪存”或NAND）推向了市场。

安德鲁·波拉克，《美国芯片的收益就是日本的损失》（U. S. Chips' Gain Is Japan's Loss），《纽约时报》，1991年1月3日。冈田义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第41页。《半导体行业的趋势》（Trend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日本半导体历史博物馆，https://www.shmj.or.jp/english/trends/trd90s.html。 但日本芯片公司犯下的最大错误是错过了个人电脑的崛起。没有一家日本芯片巨头能够复制英特尔转向微处理器或其对个人电脑生态系统的掌控。日本的NEC尝试过，但它从未赢得过微处理器市场，哪怕是一小部分。对于格鲁夫和英特尔来说，在微处理器上赚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的DRAM公司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很少的资金限制，一直忽视微处理器市场，直到醒悟，却为时已晚。因此，个人电脑革命主要惠及美国芯片公司。当日本股市崩盘时，日本的半导体主导地位已经在削弱。1993年，美国重返半导体发货量第一位。1998年，韩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DRAM生产国，而日本的市场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90%下降到1998年的20%。

日本外务省，《海湾危机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How the Gulf Crisis Began and Ended），《外交蓝皮书1991》（Diplomatic Bluebook 1991），https://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1/1991-2-1.htm。日本外务省，《日本对海湾危机的反应》（Japan's Response to the Gulf Crisis），《外交蓝皮书1991》，https://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1/1991-2-2.htm。肯特·E.考尔德（Kent E. Calder），《美国、日本和海湾地区》（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Gulf Region），笹川和平财团（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2015年8月，第31页。T. R.里德，《日本的新挫折》（Japan's New Frustration），《华盛顿邮报》，1991年3月17日。 日本的半导体野心支撑了该国不断扩大的国际地位感，但这一基础现在看来很脆弱。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认为，日本可以利用芯片优势对美国和苏联施加影响。但当战争终于来临时，在波斯湾这个出乎意料的舞台上，美国军队可能会让大多数观察家感到震惊。在数字时代的第一场战争中，日本拒绝加入28个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向海湾地区派遣军队，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取而代之的是，东京通过发送支票来支付联军的费用，并支持伊拉克邻国。 当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轰击伊拉克的坦克纵队时，这种金融外交显得苍白无力。

盛田昭夫在1993年中风，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他退出了公众视野，在夏威夷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直到1999年去世。石原慎太郎一直坚持认为，日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1994年，他出版了《亚洲可以说“不”》（The Asia That Can Say No）。几年后，他又出版了《日本可以再次说“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Again）。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石原慎太郎的观点已不再有意义。20世纪80年代，他预测芯片将塑造军事平衡并定义技术的未来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些芯片将在日本制造是错误的。面对美国的复苏，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萎缩。日本挑战美国霸权的技术基础开始崩溃。

与此同时，美国唯一的严重挑战者正在走向崩溃。1990年，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认识到，通过指挥方式和“复制”策略来克服技术落后的努力是无望的，于是他来到硅谷进行正式访问。硅谷的科技大亨们为他举办了一场沙皇式的盛宴。大卫·帕卡德和苹果公司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坐在戈尔巴乔夫身旁，一边喝酒一边吃饭。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自己选择访问加利福尼亚州湾区的缘由。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明日的思想和技术诞生于加利福尼亚。”这正是奥加科夫元帅十多年来一直警告他的苏联领导人的话。

《G-Day：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斯坦福大学商学院》（G-Day: Soviet President Gorbachev Visits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斯坦福大学商学院，1990年9月，https://www.gsb.stanford.edu/experience/news-history/history/g-day-soviet-president-gorbachev-visits-stanford-business-school。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美国，戈尔巴乔夫试图推销一个梦想》（In U. S.，Gorbachev Tried to Sell a Dream），《华盛顿邮报》，1990年6月6日。 戈尔巴乔夫承诺通过从东欧撤出苏联军队来结束冷战，作为交换，他希望获得美国的技术。他与美国科技高管会面，鼓励他们投资苏联。当戈尔巴乔夫参观斯坦福大学时，他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向观众击掌致意。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斯坦福大学对听众说：“冷战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为谁赢了而争吵”。

莱斯利·H.盖尔布在1992年首次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引用了他在2011年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莱斯利·H.盖尔布，《外交：谁赢得了冷战？》（Foreign Affairs: Who Won the Cold War?），《纽约时报》，1992年8月20日。莱斯利·H.盖尔布，《被遗忘的冷战：20年后，关于美国胜利的神话依然存在》（The Forgotten Cold War:20 Years Later，Myths About U.S.Victory Persist），《野兽日报》（Daily Beast），2017年7月14日。 但很明显，大家心知肚明谁赢了，以及为什么赢了。奥加科夫早在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一趋势，尽管当时他希望苏联能克服它。和其他苏联军事领导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加科夫变得越来越悲观。早在1983年，奥加科夫就私下告诉美国记者莱斯利·H.盖尔布（Leslie H. Gelb）：“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苏联的火箭和以往一样强大。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但其半导体生产无法跟上，计算机工业落后，通信和监控技术落后，军事后果是灾难性的。奥加科夫向盖尔布解释道：“所有现代军事能力都基于创新、技术和经济实力，军事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你们在计算机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在你们国家，每个五岁的小孩都有一台计算机。”

采访彼得·戈登，2021年。 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战败后，美国巨大的新型战斗力在每个人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在苏联军队和克格勃中引发了一场危机，他们感到尴尬，但又不敢承认自己有多么脆弱地被击败。苏联安全部门官员领导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士气低落的政变，三天后政变失败了。对于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这个国家无法接受其军事力量痛苦衰落的事实。俄罗斯的芯片产业也面临着自己的耻辱，20世纪90年代，一家工厂被降级，开始为麦当劳欢乐餐玩具生产小芯片。 冷战结束了，硅谷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