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小说选日文版自序

中国小说的传统之始,或者说中国小说的最初典范,我认为是《史记》。当然《史记》之前也有类似的,例如《国语》,但集大成,结构完整,并影响后世的是《史记》。我受《史记》的影响很深,深到不自觉。

影响小说传统的还有中国的古典诗。诗和小说似乎不是一类,但从修辞、语言节奏到重意象,中国小说骨子里无不受中国诗的影响,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很大,亦是大到不自觉。我所受到的域外文学的影响,现在想想,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影响为控制的。

小说在中国的文字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似乎与上面一段话矛盾。《史记》是以史传世,而不是以小说传世。六朝志怪、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这明显是一条“闲书”、“闲话”的路蜿蜒下来。中国的“士”治世用的是“史”,影响之下,小说的“劝喻”意识很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有赖于小说可以有“唤起”的作用,这与传统的“史”和“劝喻”是吻合的,这种吻合的现象,延续到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六朝志怪和唐传奇所出现的天真逐渐弱化了,非常非常可惜,大概沈从文先生的小说里还存在一些。我曾经想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要以文艺改变国民性,这之前他读过哪些中国和外国的小说?

我不太清楚这一切对我的影响程度如何,我只记得七十年代初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想到出版,因为那时候没有出版。由于只是写给自己或一两个朋友看,所以不会想到要改变他人,更不要说“唤起”,但无疑“史”对我有影响。

“史”的影响在我的小说观念里,变为“过程”。我总认为艺术是一种过程,小说尤其是一种过程的艺术,就像喝茶的艺术在喝茶的整个过程,如果只是为了解渴,中国古人称为“驴饮”。中国的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由于宣纸的性能,整个绘画过程是表露无遗的。西方是塞尚(Paul Cézanne)以后,才开始显露过程,这之前西方的绘画是结果掩盖了过程。

我想过中国文人画的题材为什么只是有限的几种,例如竹子,结论是画家并不重视题材。总在画一样东西,郑板桥一生都在画竹子,反而是那个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画的过程的变化。我对小说的题材亦不太看重,我常多次地写同一故事,事后观察有什么变化,并且觉得很有趣。

主题亦是我不看重的。我的小说被认为是有主题有题材,我想是因为小说里的过程造成的。尤其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似乎在寻找一个“主题”,但那是角色的“质感”,而非作者要完成一个主题。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有“意”,行之以“象”,达到“意象”。或者随手写“象”,不知会有何“意”,“意象”既出,就结束。中国的古琴曲,并无主题,趣味在声音和无声之意。中国诗的本质与境界在意象,这影响到我如何用感觉控制写中文小说。

当然,读者有做各种释读的能力。我也可以作为一个读者来释读我自己的小说,说出另一番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作者常常是多重“人格”。我这里试着说的,是我认为的我自己的创作状态。

我有时会想,也许中国艺术的传统,完全不是我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我有另外一种释读罢了。写小说,可能是我在另一种释读或误读的情况下的自我尊重。作为释读,任何文化系统的人都可以有对中国小说的理解能力,这一次,是日本读者面对我的小说。

日本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变化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我并非是研究这方面的专门家,但现代中文里,有大量日本传来的语词,例如“干部”、“传统”、“派出所”等等,即可知道影响之深之广,而且深广到许多语词若不专门指出来,大部分中国人不会知道它们是外来语,也就是舶来品。看,“舶来品”就是一个日本的汉文词形。

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中,与日本有过关系的,多得惊人,鲁迅是最受尊敬的一个。叙述这些应当是文学史的工作,我想说的是,有了如此多的联系,中国人对日本文化是否会理解得容易一些呢?反过来说,日本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否会容易一些呢?

我不是要解答,我只是希望容易一些。我的小说译成日文出版,我亦希望如此。

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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