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这天早上，透过窗子还能看见月亮，门厅尽头的电话发出了两声刺耳的铃响。埃德·加诺威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楼梯口，不知道该拿月亮以及急促的铃声怎么办。他的妻子与他擦身而过，跑下楼梯，一时间，他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是谁，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跑了过去。她的白色睡衣飘动着，通常扎成发髻的头发也松开了，散落在她的后背上，一缕缕头发如同翅膀一般扇动着。她悄无声息，动作迅速，简直像个幽灵。银色的光透过窗子射进屋里，将他周围的房间——这个他非常熟悉的房间，他的房间——变成了某种虚无缥缈、超凡脱俗之物。
我在哪儿？他把手掌放在墙上。墙上的灰泥摸起来又滑又凉。他把手往下一滑，碰到了多年以前他自己钉在墙上的护墙板，手指摸到了一颗方形钉子的钉帽，然后又在钉子上方的几英寸处摸到了另一个钉帽。
我想起来我在哪里了，他想起来了，我也想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也猜出了电话为何会响起。至于是谁打的电话，并不重要。他用手摸了摸脸，脸颊上的胡楂很刺手，挠得他拇指上的一处伤疤直痒痒。他把手放在喉咙上，摸到了颈动脉，感受着自己心脏如鼓点一般稳定的跳动。他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象着那群死者、那群将死之人，最后是那些面色苍白、担惊受怕的幸存者。几个小时前，他刚在一名年轻士兵的胸前涂了些膏药，到现在，那膏药的气味还残留在他手上。那人发着高烧，床上冒着热气，仿佛着了火。每次呼吸，他的胸口都会咯咯作响；每次咳嗽，他都会疼得大喊出来，这种痛无从安抚，也无从解释。就像其他病患一样，那个男人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从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变成了传播疾病的人，除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他什么都感受不到。“查尔斯？”加诺威曾喊着他的名字，“查尔斯·伯克，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位年轻人盯着医生，眼神空洞，目光失去了焦点。唯一能证明他还活着的只有他那发烫的身体以及胸口传来的咯咯声。负责照顾他的那名年轻女子也快不行了，她的脸跟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一样苍白。加诺威知道，她迟早也会死于这种疾病。
“两个小时换一次药。”加诺威轻声对她说道，他的脸离她的脸很近，好让她能听见他的话，“试着让他喝点水，如果他咽不下去，就用湿布给他擦擦嘴。”他给她做了下示范，仿佛正在跟一个听不懂英文的外国人说话。“听明白了吗？”他问。那名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看着他，露出了害怕的表情。一缕缕金发从固定头发的条状发夹上散开，无力地垂在她的脸上。在昏暗的光线之中，她的双眼如同大理石一样闪耀着黑色的光芒。沉默许久之后，她点了点头，可是，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她突然伸出手，抓住了医生的胳膊，她的指甲如同小小的荆棘刺一般扎入了他的手腕之中。
“他会死吗？”她小声问道。
医生看了看床上的那个男人。他并没有在那男人身上看到发绀的迹象，可凭着经验，医生知道那男人有可能突然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数小时内死掉，也有可能战胜死神，在次日醒来。此时的加诺威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
“我不知道。”他轻声说道。
“他才二十五岁啊。”她生气地低声说道，“我们就要结婚了。”
他轻轻地掰开她的手，说他还会回来的。“我现在得走了。”他想告诉她，还有其他病人，可他知道，她不会听他的解释。她的世界因为男人的病变得越来越小，如今，她的世界只有这个房间这么大，只在这个男人吃力的一呼一吸之间。墙上挂着的玻璃画框反射着摇曳的火光，黑暗如同他人的迫切需求一样，紧贴在窗户上。
也许是他们打来的电话，加诺威想，又或许是他们的邻居，他们邻居的邻居打来的电话。不论是镇上还是乡下，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论是爱国人士还是外国人，都没有人能够在这场疫情中幸免。
有些人把这种疾病叫作“魔鬼”，这个名字似乎跟其他名字毫无区别，不过它公认的名字是“流感”。然而，这种流感不同于加诺威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一种流感。也许它不同于曾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流感。它是一种致命的恶性病毒，几乎在本质上就很邪恶。一般来说，流感和肺炎会夺走年迈体虚者的性命，而年轻力壮和身强体健者能够承受住自然界更为严厉的惩罚。这是人体生物学，甚至是所有生物学中的一个事实：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进化的本质要求如此。如果不这样，恐怕一个物种在演变为较为复杂的形态之前就会消亡。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形态复杂的物种——加诺威发现自己在等妻子挂电话的这段时间，与徘徊在眼前的无名黑影就这些观点展开了争论。这种流感，这个魔鬼，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它来势汹汹，动作迅猛，最重要的是，杀死了很多不该被它夺走性命的人。这个国家——整个世界——正在以惊人而可怕的速度失去健康的年轻人。他想，一开始是战争，现在则是这场流感。
啊，是的，他想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该起床了，他转身回到房间，穿上衣服，点亮梳妆台上的灯，将凉水倒入床头柜上的盆子里。一些水从盆里溅了出来，他看都没看一眼，便伸手去拿毛巾，想把溅出来的水擦干，可他的手摸到的不是布，而是纸。他没再去想溅落的水，而是走近光源，想看看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不过他其实无须借助灯光也能清楚地知道手里的东西是什么。他重读了一遍两天前收到的弟弟的来信，那封信正好与查尔斯·伯克一起到了镇上。拉克早就知道隔离期即将来临，于是给哥哥寄了最后一封长信。加诺威一直都很欣赏拉克科学的眼光和逻辑清晰的文笔。可是，他最近收到的这封信读起来却仿佛出自某个陌生人之手。
这里有超过五千人生了病。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兵营里的折叠床上，尸体则堆在了马厩中。连护士，尤其是那些新手护士也感染了。根据最近一次统计，死了十六个人。我的意思是，这还只是死去的护士的人数。已经数不清楚到底死了多少病人，得有成百上千个人。不能把他们埋了，因为殡仪员没办法及时备好棺材。埃德，我没办法用文字来描述我周围到底有多恐怖。我希望你能帮帮我，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医生。这里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夜晚降临之前，我们就会接受隔离观察了，这封信也许不会送到你手中。你听说了吗？最后一批征召入伍的人正奉命离开营地。欧洲那边迫切需要他们，可每一天，全国上下的营地里都有数以百计的人丧命。还记得我们曾经想弄明白天堂和地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吗？你说你不相信任何未经证明的东西。如果你愿意把我目睹的一切当作证据，那么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你想要的证据。大草原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地狱，恶魔则是一种我们无法阻挡的病毒。既然我已经遇见了恶魔，那么我现在正等待着上帝的到来。
加诺威向窗外看去，看见桑德希尔兹在昏暗的天空下绵延向西。他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父亲在切里县安了家，并在那里建了一个足够大的牧场，成功地让他的众多儿子里至少有两个走出乡野，来到一片新天地；这位老人总爱说，在这片新天地里，“干活儿要不了他们的命，而且如果干得好，拿到的收入也不会让他们饿肚子”。
他觉得，自此以后，他便过上了好日子。他接生了不少孩子，接好了不少断骨，割了不少脓肿，切除了一些恶性肿瘤；没办法及时处理某些病症的时候，他便交由别人处理。学习生理解剖学让他明白每个器官、每个细胞，都会发挥自己相应的功能，通过研究这些功能，他可以明白生命的奥义。活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人缺乏远见，理解能力有限。他坚信，如果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他就会理解万事万物。他用指尖揉了揉眉骨和太阳穴，看了看另一只手中的信件。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么些年来始终相信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是真的。疾病出现之前，战争爆发了，一些参战的士兵尚未抵达战场便丢了性命，甚至在这个时候，战争仍然在继续着。将美国卷入大西洋对岸那场可怕战争的那股力量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而如今，疾病又向战争的大后方发起了攻击。加诺威认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现代战争中无节制的杀戮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也不管有怎样的解释，都无法使如今这个被魔鬼般的流感侵袭的世界安稳下来。
他放下那封信，转过身去听妻子在楼梯尽头说着些什么。她的声音里带着疲惫、恼怒，以及恐惧。
“我会告诉他的。”她说。
“嗯，他会去那里的。
“马上就去。马上，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
听筒被轻轻地放回了原位，接着，她脚下的楼梯传来吱吱的响声。
“是伯克家打来的吗？”她走进卧室时，他问道。
“是沃格尔家打来的。”她答道。
听到妻子提到这个名字，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晃了晃，仿佛蹚过小溪时脚踩在了一块松动的石头上。他提醒自己，是谁打来的电话一点也不重要。
“是格尔达吗？”他先是问了一句，又清了清嗓子补充道，“是沃格尔夫人吗？”
他的妻子从衣柜里拿出一条裤子，递给他。
“据我所知，是他们全家打过来的。”她说道，“打电话的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位邻居。他们都病了。沃格尔夫人要生了。”她就这样站着，既没有面对他，也没有转过身去，她的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肩膀，仿佛想要驱走寒意。她弯曲的脊椎承载着岁月留下的哀伤。“你得快点儿。”她轻声说道。
一阵风吹了过来，带着雨夹雪的清新气味，吹得人抖擞起精神，吹得树枝哗哗作响。约翰·考普驾着马车来到了医生家门口，这时候，唤醒医生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埃德爬到马车的座位上，盯着灯光光圈外的那片黑暗。
他想到了死神，想到了自己正走向死神。脑海中的这幅画面让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一边示意约翰赶紧出发，一边试图摆脱这种恐惧感。约翰啪的一声甩动缰绳，抽了马屁股几下，马儿便向前一跃，与此同时，他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他们并没有朝东向沃格尔家的农场驶去，而是驶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驶向了这个即将发生变化的世界的又一个清晨。
电话是从鲍姆家，而不是沃格尔家打来的。总机接线员听不太明白鲍姆先生说的话，他的德国口音太重了，而且英语也说得乱七八糟。（“这些人怎么就学不会说标准的英文呢？”露西·迈尔斯想道。）她以为他说他的妻子快要生了。
“这不可能，鲍姆先生。”露西缓慢而大声地说道，“你的妻子至少有六十岁了吧？”二十五岁的露西坚信，不论在哪一天，不论是跟谁交谈，她比他们都要更了解生活。她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听鲍姆先生再次说起话来。
“不，”鲍姆先生耐心地说着，说话声很含糊，“不，不。”露西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99号[1]打电话。加诺威医生家的分机号是47，而麦格恩医生家的分机号是27。她记下了所有的分机号码。
“是沃格尔夫人。”鲍姆先生继续说道，不过他把“沃格尔”读成了“福克尔”，这个词一直卡在他的喉咙深处，他差点把它给咽了下去，“她快要生孩子了。她需要看医生。她病了。病了。他们全家都病了。流感。”
这个可怕的字眼终于穿过露西自以为听到的那些话，传到了她的耳畔。“沃格尔夫人是要生孩子了呢，还是得了流感？”她慢慢地问道。
“是的。”鲍姆先生如释重负地说道，“是的。”
露西按下接线总机上的开关，给医生打电话。“让他自己琢磨去吧。”她喃喃自语道，“我可没工夫伺候他们。”
接电话的是米兰达·加诺威。当时太阳还未升起，她希望埃德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过电话的声音还是吵醒了他。虽然醒了过来，可他实在是太累了，他站在楼梯顶端，凝视着黑漆漆的楼下。楼下的电话响着，那架势仿佛是扑向他的怪物，她根本保护不了他。
“马上。”她对鲍姆先生说，“他马上就过去。”
她轻轻地把听筒放回电话底座上，转身朝楼梯走去。黑暗逼近了楼梯平台旁的窗户，灯笼一旁映出了她模糊的影子。“再睡会儿吧。”她小声说道，可她头顶的地板嘎吱响了起来，她知道他准备再次出门了。她非常欣赏他的那股干劲，可她也总告诉他，那股干劲会要了他的命。可是，还没到时候呢，那天早上她祈祷道，还没到时候呢。
他的脸出现在了楼梯顶端，看起来毫无血色。
“是伯克家打来的吗？”他问。
“是沃格尔家打来的。”她答道。
在黑暗中，她没能看清他的表情，但她看见他的手紧紧抓住了楼梯扶手，还注意到他很快便转过身去，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的马车缓缓驶出了视线，此后，她在窗前站了很久很久，一副既无奈又绝望的样子。
一只猫头鹰从沃格尔农场的某个角落南边的沟渠里飞了起来，爪子里抓着一只老鼠。它低空飞过大路，把马儿和约翰·考普都吓了一跳。飞过防护林背面那一小块土豆地的时候，它一直保持着低空飞行。约翰看着那只猫头鹰缓慢地飞行着，注意到了那些种满了土豆的山丘上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一小块土豆地里有将近一半的土豆还没来得及收获。约翰注意到，收获的季节到了，弗里茨·沃格尔却落后了。他用缰绳轻轻地拍了拍马儿的臀部，催促它们赶紧奔向小路尽头的弗里茨家。他第一次注意到，身旁的加诺威医生坐得笔直，把包紧紧地抱在大腿上，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没事吧，医生？”他问道。
加诺威看着他。在马车灯笼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色看起来紧张、阴沉。自接受这份工作以来，他第一次在医生的眼里看到了类似恐惧的情绪。“你病了吗？”他小声问道。
“没有。”加诺威摇了摇头，接着，他似乎强迫自己放松了一下肩膀，“她怀孕了，你知道的吧？”他朝沃格尔家的房子点了点头。他没必要继续往下说。两人都知道感染这种病毒的孕妇不可能活下来。约翰又看了看那栋房子，想象着他们马上就要见到的两个逝去的生命——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宝宝，然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引导着马儿靠近房子，坐在马车上等着医生行动起来。一阵微风将臭鼬发出的臭味吹到他们面前，可那股味道非常淡，又离他们太远，因此他们没把它放在心上。黎明前的光线似流水一般，勾勒出了树木的轮廓，它们的形状让约翰想到了那些士兵。他的弟弟正在这里和法国之间他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在林子里挑了一棵瘦得像小男孩的小树，暗自祈祷弟弟一切安好。
“我母亲至死都是个勇敢的人。”加诺威轻声说道。他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约翰身旁。一只公鸡在远处打起鸣来，它的叫声被风吹树木的沙沙声和摇摆声掩盖了过去。几只鸟儿鸣叫了起来——约翰从来就分辨不清叫声来自哪只鸟儿——随着他们周围的空气变得越发稀薄，野生生物发出的声音似乎也变得越发响亮。约翰扭头看向医生，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或者下车行动起来。这位杰出的医生身上那种无穷无尽的能量，那种像穿衣服一样穿在身上的能量消失了。不知怎的，他似乎已经放弃了。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医生？”约翰柔声问道。
加诺威看着他，说道：“不，什么也不需要。我的意思是，我只……”他左手抓紧提包，挪了挪身子，准备下车，将一只脚踏在了脚镫上。他顿了一下，笨拙地转身面向车夫，“谢谢你，约翰，我……”他朝那栋房子看去，“我觉得之前没把话跟你说清楚。非常感谢你能送我到这里来。”他清了清嗓子，“同时也非常感谢你能送我去我必须去的每个地方。”
约翰动了动手中的缰绳。这样的谈话让他很紧张。男人们的行事风格便是如此：他们完成必须完成的工作，只做不说。约翰举起帽子，又放了下来。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医生。他看见医生还在看他，医生的右脚踩在马车的脚镫上，左脚依然在马车上。很明显，他在等待着某种回应。
“要不我来帮你提包吧，医生？”他说话的声音比他设想中的要大，“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我把马拴好，再来帮你拿着那些兴许派得上用场的东西。”约翰把缰绳系在栅栏上，然后熟练而迅速地拉起了刹车杆。
“不用了，”加诺威抬手制止了他，“我不需要帮忙，我只想要你明白我的心意。”他迅速下了马车，转身朝那栋房子走去。“你能休息的时候就尽量休息，”他扭头说道，“今天一定会很难熬。”
他面前的房子是一栋两层高、装有护墙楔形板的白色房子，带有黑色的装饰品以及百叶窗。百叶窗也只是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没有办法合上，也没办法抵御恶劣的天气，每次看到它们，医生总觉得它们与农场上的其他事物格格不入，毕竟这里的一切都很实用。甚至连格尔达种的那些花花草草也是如此，每年春天，她都会特意在菜园子边上种上大量的金盏花，以防止虫害，此外，她还种了大量常见的、几乎不需要浇水和照料的植物。农场所奉行的功利主义颇具美感，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掉，也没有任何东西毫无用处。加诺威想知道是谁相中了这样的百叶窗，是弗里茨呢，还是格尔达？
厨房的窗户里灯火通明，屋子后面的那间卧室的窗户里微光闪烁，但房子余下的部分看起来一片漆黑。楼上唯一的光亮来自月亮，月光从一扇窗户射了进去，又从另一扇窗户射了出来。加诺威知道，房子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他们的邻居打电话说沃格尔一家生了病。“他们都病了。”鲍姆曾如是说道，“至于沃格尔夫人，她还怀着孕呢，你知道的吧？”匆忙之中，他的德国口音变得很重，恐惧则让他的嗓门儿变得特别洪亮。即使离他们那么远，加诺威也能听见鲍姆先生和他妻子的谈话：“我老婆说她马上就要生了。”
加诺威回想着鲍姆说的那些话，这时，格尔达的面孔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他看见了她的那双褐色眼睛，看起来既友善，又美丽。因为恐惧，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一点将早餐吐出来。他站在门口，举着手准备敲门，可突然间，他呆在了那里，感觉自己脖子周围的肌肉绷紧了。一时间，他感觉仿佛有一条条蛇要将他勒死。他知道，只有动起来，他才能获救：往前冲，别停下来，从死神的嘴里抢回战利品。可那些悲伤、沉重的情绪压得他迈不开步子。“我们都是军队里的战士，我们的敌人是死神。”他听见弟弟这么说道。他敲了敲门，不等回应便推门进了屋子。
门边的地板上堆着靴子和外套。煤油壁灯微弱的光，照亮了整个厨房，借着灯光，加诺威看到一个身形瘦削的女人正跪在炉子后面附近的一个木箱子旁。
“是你吗，格尔达？”他问道。见到她下了床，他感到很惊讶，可那个转身面向他的人并不是格尔达。他认出来那女人是玛格丽特·鲍姆。老妇人并没有起身跟他打招呼，而是指了指那个木箱子。
“我没办法把他给弄出来。”玛格丽特说，“他在发烧，可一旦我试着接近他，他就会尖叫起来，紧紧地抓着箱子边缘不松手。”加诺威往前走了几步，仔细地看着那个笼罩在阴影中的箱子。他只能勉强看出来小男孩的轮廓。“这是哪个孩子？”他问。
“是雷。”她说，“男孩子中的老二。他不敢回他自己的床上去，因为他说人们都是在床上得病的，他怕自己也会这么死掉。我试着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
老妇人站了起来，看起来身体很僵硬：“他们都病了，加诺威医生，不止他一个。”
“那格尔达呢？”
她点点头：“羊水还没破，不过她已经准备好发力生孩子了。”
“你先去找她，我安顿好孩子们以后就过去。”他非常了解格尔达，知道得先把孩子们照顾好，她才会同意他来给她接生。他拿起玛格丽特刚才跪在身下的那张毯子，俯身把它盖在了男孩身上。他摸了摸男孩的额头，柔声对他说起话来，就像对野生动物一样。男孩抽泣着，有气无力地推开医生的手，可医生还是俯下身子，趁着他还没来得及抓住箱子边缘，一下子把他抱了起来。他小小的身躯颤抖着，像是被敲击过的音叉一样。他无力地扭来扭去，想要挣脱，可他病得太重了。折腾了一会儿后，他咳嗽了起来，等到他喘过气来的时候，医生已经把他放到了床上，让他待在他兄弟的身旁。两个男孩在床上翻来覆去，一阵一阵的，但都没有试图下床。加诺威将凯蒂从两兄弟身旁的地板上抱了起来，把她安顿在门厅对面她自己的床上。最小的那个男孩还待在四周有高高的围栏的婴儿床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着，仿佛正在做噩梦。
加诺威给年纪稍大的几个孩子吃了几片药，又把阿司匹林捣成碎末，掺进蜂蜜水中，喂给了最小的孩子喝，最后还让他们喝了一点水。最难伺候的是年纪最大的那个男孩。他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不停地把吃进嘴里的药片吐出来。“吃起来像火一样！”他哭了起来。
加诺威懂的德语很有限。“不，不是火。”他答道，“这药会把火给灭掉。”最后，他挨着那男孩坐到了床上，把男孩的头靠在了他的膝盖上。“这些药片会让你舒服一些。”他小声说道，“不再觉得像着火了一样。”那男孩太过虚弱，没办法挣扎太久，而加诺威则身经百战，很擅长对付那些不配合的病人。那男孩发着高烧，怒气冲冲，眼里直冒火，可他最终还是吞下了药片。
格尔达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这让他感到很不安。这么多年的接生经验告诉他，他没办法预测女性对分娩疼痛做出的反应。他认识一些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她们在生孩子的时候会化身成为咒骂个不停的女鬼，而那些平常吵吵嚷嚷、举止粗鲁的女人生孩子时却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哑巴。
之前，格尔达在产房里从不会一声不吭，也不会大声叫嚷。他之所以喜欢为她接生，是因为她在生孩子的时候，会逐渐放下拘束，展现出幽默风趣的一面。分娩时，她管他叫“医生”，只有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出自她口，他才会欣然接受这个称呼。每一次，她都会变得无拘无束，滔滔不绝，把孩子们以及弗里茨的趣事讲给他听。开始讲故事之前，她总是对他说：“嘘！不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分娩过程似乎让她很是陶醉。痉挛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紧紧咬住枕头，不让自己尖叫出来，不过，一到需要用力把孩子推出来时，她也不害怕发出咕哝声来。
她总是先喘口气，然后对他说：“哎呀，医生，在见过这种场面以后，你还能含情脉脉地看着一个女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这种场面我见多了啊。”他总是这么回答她。
一旦生完孩子、缝好线，她会重新变得矜持起来，甚至单单提到“乳房”这个词也会让她脸红得像个少女。
自从他进了屋里，他便时不时地听到弗里茨的咳嗽声，可格尔达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不太确定进入产房之后会看到怎样的场景。如果她的皮肤已经开始发青发紫——这表明她出现了发绀症状——那么他知道，她不可能活下来了。若是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胎儿想要活命，如果胎儿到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得当机立断，赶紧把胎儿从她体内取出来。
加诺威很高兴当他扶着病情严重的弗里茨走出格尔达躺着的那间屋子时，他一个问题也没问。他走进屋子的时候，弗里茨正坐在床边的地板上，头靠着格尔达的肩膀。这个大块头德国人烧得特别厉害，加诺威不需要听诊器，就能听出他肺里面的积液越来越多了。加诺威勉强将他从地板上扶了起来。弗里茨大声呻吟道：“我的头！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我等会儿给你弄点儿头痛药，不过我们得先把你给弄出去。”
“不，”弗里茨说着转身回到了格尔达身旁，“她需要我。”
加诺威示意玛格丽特过来帮他，他让玛格丽特架着弗里茨的另一只胳膊，他和玛格丽特合力扶着弗里茨转过身来，朝客厅走去，最终让弗里茨平躺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他的脚耷拉在沙发边上，几乎没办法在沙发上翻身。加诺威想，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好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
加诺威将毯子往上拉到弗里茨的下巴处，然后终于答道：“你说得对，弗里茨，格尔达需要你，她需要你挺住，活下去。你还得养家糊口呢。”他轻轻地拍了拍这个大个子的胸口，接着转身走向厨房旁边的那个房间，格尔达正躺在里面。
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格尔达正在出血。这是最糟糕的症状之一，加诺威当时便确信，格尔达永远没机会把腹中的孩子抱在怀里了。
那个孩子——那种加诺威自以为已经克制住的、特别而私密的悲痛情绪，此刻又猛然涌上心头——那个孩子不可能活下来了。格尔达脸色苍白，反着光，从她鼻子里流出来的血汇进了她的耳朵里。黏膜出血——毕业后，他便没再想到过“鼻出血”这个术语，直到这场流感袭来——是这种怪病的一大显著特征。他无法判断她的耳朵是否也在出血。有些病人会耳鼻出血，有些人会吐血，还有一些病人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因为严重内出血而死掉。看到这样一幕，甚至连他也会感到非常恐惧，而这对目睹这一幕的其他家庭成员来说，将会是一生难忘的创伤。弗里茨病得太严重，没办法待在她身旁，这让加诺威感到很庆幸。
加诺威把灯举到格尔达脸旁，擦掉她脸上和耳朵里的血，凑近检查她是否还在出血。突然，格尔达的眼睛猛地睁开了，身体不受控制地在床上扭动。混合了血的羊水从她双腿间涌出，把床都浸湿了。格尔达的脸十分扭曲，她异常费劲地呻吟了起来。
“玛格丽特！”加诺威大声叫喊道，“我需要你马上来这里！”没时间在格尔达和孩子间做出选择了。孩子即将出生，而此刻，加诺威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荣格尔斯神父拿着香和圣水来到了沃格尔家，他一走进那个房间，加诺威医生便知道，这位神父从来没有参与过分娩，或许他从来没见过裸体的女人。神父将他那串念珠举在身前，仿佛正在试图击退强大的撒旦。他一直盯着天花板看，加诺威知道，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眼望上帝，而是为了不去看那具需要他帮助的肉体。房间里弥漫着异常浓烈的血和排泄物的气味，此外，熏香的味道则刺痛了加诺威的眼睛。他曾出现在许多临终涂油礼[2]的现场——即使在正常时期，临终涂油礼这种圣礼也常见于病房之中，可在过去的一个月，他太多次听别人提起这种仪式，多得他数都数不过来。如今，那些拉丁经文他已经熟稔于心，甚至在睡梦中也能把它们念出来。
通常，加诺威既不欢迎也不嫉妒荣格尔斯出现在病房之中。此前，荣格尔斯老是觉得加诺威不够尊重他，便怀恨在心，两人也总是因此打起嘴仗来，可这一次，荣格尔斯走进房间的时候，加诺威觉得自己心里有一团火，一种类似于嫉妒的东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该产生这种感受。他试着不去看荣格尔斯，仿佛这样做会减弱神父在房间里施礼的效果，可是，他能用眼角的余光瞥到神父正在盲目地挥舞着十字架，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没去看那具正在接受他祝福的身体。给格尔达的眼睛、耳朵、嘴巴、双脚涂油的时候，神父并没有看着她，而是扭头看向了别处。加诺威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要推开荣格尔斯，保护格尔达免受某种他弄不明白的东西的伤害。
某一次，在和加诺威交流的时候，荣格尔斯居高临下地向他解释道，临终涂油礼的作用在于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增强罪人抵御诱惑的能力，净化灵魂中残留的罪孽，并且在上帝认为时机恰当的时候让人恢复健康。“哪怕你去问强大的上帝，”加诺威答复道，“他都会觉得这件事太过复杂。”
如今看来，这些讨论似乎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可是，这一天，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复杂的圣礼或是科学。他还有正事要做，不论有没有荣格尔斯的帮助，他都得做。孩子很快便生了下来，在那一刻，格尔达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那个小女婴顺顺利利地从格尔达体内滑落到加诺威等待着她的双手中。她如此迅速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以至于他一开始以为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手里捧着的那个“东西”也不是他期待中的婴儿。格尔达只用了一次力，婴儿的头便露了出来；格尔达第二次用力的时候，那个有着一头黑发的婴儿便团着身子躺在了他的掌心之中。她小小的拳头攥在脸边，仿佛刚擦掉从产道中出来时附在眼睛上面的婴儿皮脂。她睁大眼睛，扭动着小小的身躯，似乎不想错过哪怕一秒钟上帝所赋予的自由而又珍贵的生命。
加诺威呼吸着新生儿身体散发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清爽气味，双手捧着她小小的血肉之躯，心里觉得不可思议，惊奇不已。她圆圆的屁股舒舒服服地紧贴着他的手掌心，脐带在他的手腕上跳动着。他觉得，这里只有他和这个婴儿，周围的房间渐渐消失，自己正面对着一个他看不见也理解不了的人或东西。
死者不会给自己的寿衣扣上纽扣。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一句话，可这句话并非出自他之口。
他又吸了一口气。熏香的味道和宗教仪式的气息包围着他。他觉得有人正密切注视着他，这种感觉变得越发强烈。此刻也是他女儿出生的时刻——那个小女孩完美的身体变成了这个女婴完美的身体。这个女婴变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她的身子湿湿的、滑滑的，正舒舒服服地躺在他的双手之中。甚至在格尔达的孩子在他手中展开生命的时候，他依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女儿还活着，永远地活着。她活着，一直一直活着。
死者不会给自己的寿衣扣上纽扣。
他自私地借助仪式把自己的小女儿一直留在这个世界上。每年她生日那天，他都会带着她回到她死去的那一刻。他从来没有给过她一个起点，却总是将她留在终点。此时此刻，他将格尔达的孩子裹在柔软的薄棉布中。此时此刻，当着那个陌生的人或东西的面，他为自己女儿的寿衣扣上纽扣，放手让她离开。他爱她，所以才会放手让她离开。甚至在他将这具扭动着、呼吸着的婴儿抱在胸前的时候，他还是放手让她离开了。
“加诺威医生，你没事吧？”玛格丽特在他身旁小声问道。她手中拿着早就给孩子准备好的毯子。加诺威看着她，觉得整个人因为新生命带来的希望而容光焕发，这个生命比他想象中的美妙得多。可是，看到玛格丽特烧得通红的眼睛，他又害怕起来。
“不，玛格丽特。”他轻声且坚定地说道，“你碰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碰这个婴儿。”玛格丽特微微垂下肩膀，没有和医生争辩。她知道自己病了，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低着头，指了指加诺威身旁的梳妆台：“那里还有些毯子。”
加诺威轻轻地将孩子包好，转身面向荣格尔斯。他把小家伙紧紧抱在怀里，神父低声念起了洗礼的祷词，又在婴儿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神父忙完之后，加诺威闭上眼睛，试图从自己这辈子学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救这个孩子，那就是让她远离格尔达。他觉得格尔达没救了。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
“带上孩子，”他对神父说道，语气异常虔诚，“你和约翰带着孩子去镇上，去盖恩斯夫人那儿。她是个寡妇，能帮得上忙。”荣格尔斯向后退了一步。“这是这个孩子最后的机会了。”加诺威说，“我们必须带她离开这所房子，远离这种疾病。”
荣格尔斯低下了头，也许是在祈祷。过了一会儿，他伸出僵硬的双臂，加诺威把孩子放在神父粗壮的手臂上，希望他能把手臂弯到胸前，把婴儿抱在怀中，可神父却走出了房间，双臂像木板一样直直地伸在面前。
随后，加诺威将注意力转向格尔达。她咳嗽了起来，不过血已经止住了。开始缝线之前，他捧起她的双脚，检查脚上是否有发青发紫的现象。房里的光线昏暗，他不确定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可他确定，在抚摸着她发黑的脚背时，他的内心满是悲伤。他和她单独待在昏暗的光线下。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看见屋外阳光灿烂，已经过午了。
房间外很安静。加诺威听到有人在外面走动，他知道，玛格丽特找了另一个邻居来接替她。这些人的善良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一边小心翼翼地缝着线，一边温柔地对格尔达说着话，尽管他知道她听不见。
“格尔达，你生了个漂亮的小女孩。”他告诉她，“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还长了一双杏眼，和你的眼睛非常像。这双眼睛现在还是蓝色的，不过也很黑，就像午夜一样。我敢打赌，它们到时候会变成棕色。”
格尔达呻吟着，想要说话：“神父。”
“嗯，”他答道，“嗯，神父来过了。”格尔达随即安静了下来，加诺威则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全都明白，他想，而我还在努力学习之中。他想起了她前几次分娩的情景，希望她能在此刻醒过来，他们能重新回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对她说些什么。他很想跟她说说自己的孩子，跟她说说那个把女儿带回自己身边的仪式。他想告诉她，在她格尔达的帮助下，他已经放手，让他的孩子离开了。
“我从来没有跟人讲过这件事。”他说道，声音像轻柔的呢喃，传进了发着高烧、痛苦不堪的格尔达的耳中。她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可他的声音就像穿透黑暗的一束亮光，成了她弥留之际可以牢牢抓住的生命的绳索。
考普和荣格尔斯为到底该坐神父的汽车还是医生的马车这件事起了争执，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为谁来驾驶争执起来。荣格尔斯既不愿意让出驾驶座，也不愿意把孩子交给考普，考普累得不愿跟他多费口舌，最终他做出了让步，让神父来做决定。
“我可以开汽车，我也可以驾马车，我甚至还可以照顾你抱着的那个宝宝，看你抱她的那副模样，仿佛抱着什么你碰都不想碰的东西似的。”考普生气地说道，“虽然医生让你来负责，可他也没有说你什么事都必须亲力亲为啊。”
荣格尔斯在院子里打着转，先看向汽车，再看向马车，最后看向了约翰。他的黑色长袍随微风飘动，缠住了他的双腿。
“还是坐我的汽车吧，”他最终说道，“更暖和些。你说你知道怎么开车？”考普点了点头，不过他说的不全是实情。他和他的弟弟一起开过几次车，弟弟开车时，他观察得很仔细。虽然约翰瘸了腿走不快，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身上才会有一种特质，让他非常擅长驾驶各类陆上交通工具。只用看上一小会儿，他就知道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出发吧。”神父像小孩子一样噘了噘嘴。考普为他打开车门，等他坐好以后才发动引擎。神父怎么也猜不到，这是约翰头一回坐上驾驶座。他开得小心翼翼，生怕突然刹车会让孩子飞出荣格尔斯神父的怀抱，撞到挡风玻璃，不过他开起汽车来也很有自信。让他挣扎不已的与其说是那辆汽车，倒不如说是他的内疚感，不过再过几个小时，他就会把这方面的担忧抛到脑后。
他们很快便走完了两英里的路，抵达了镇上，这样的速度让约翰兴奋不已。在他看来，他们好像才刚离开沃格尔家，可一转眼，他们便停在了盖恩斯夫人那栋白色的小平房之前。他没空担心盖恩斯夫人会不会收下孩子。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做得很出色。他想起了妻子，打算把他开车去镇上的这段刺激经历讲给她听。他微笑着把车停好，对荣格尔斯说道：“你待在这儿别动，我先跑过去告诉她我们为什么会找她。”
如果约翰更加慢条斯理地表明来意，慢慢让她明白当时的状况有多么严重，也许那女人就不会突然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事实上，他说了句“流感”，而她则说了句“不”，随即，约翰便独自一人站在门廊上，背后吹着冷风。
他能怪罪她吗？她在劳埃德·保尔森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认识他了，而他是第一个死于这种病的人。直到听说他死了，她才知道他病了。她在斯图尔特生活了四十年，教了二十年的钢琴。她知道上个月去世的所有人的名字，还知道其中大部分人性格中特有的那些怪癖——比方说，某个人执意要侧着身子坐在钢琴凳上，而另一个人的一只耳朵不灵。他们曾经都很健康。某天下午，她和三位朋友玩了桥牌，可第二天，其中一个人就死掉了，另一个人差点死掉，过后再也没能完全康复。是的，盖恩斯夫人很害怕，她活了这么久，还没遇到过比这场流感更让她害怕的事情。荣格尔斯神父怀里抱着的并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场瘟疫，她不想把自己也掺和进去。
约翰·考普慢慢地走回到汽车前，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荣格尔斯怀里的婴儿。约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荣格尔斯神父之后，神父的脸唰地一下就变白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约翰问道。
荣格尔斯隔着挡风玻璃盯着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不是有老婆吗，约翰？我们去找她吧。”
约翰从汽车旁边走开，仿佛荣格尔斯推了他一把。他摇了摇头：“啊，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可以打包票，我的克里斯蒂娜是个好人，可她并不想染上这种流感。”他想到了自家屋后的棚屋里的那张小床。每天离开的时候，透过厨房桌子上方的玻璃，他总能看见孩子们在朝他挥手。他们把嘴唇紧紧贴在玻璃上，他也把嘴唇紧紧贴在玻璃的另一面，在他辞掉这份危险的工作之前，克里斯蒂娜最多允许他离自己的孩子这么近。
“不，克里斯蒂娜不行。”他又说了一遍。他不愿意与神父分享这些回忆，至少不愿意在忏悔室之外做这种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必须直视着神父的眼睛。他把手放在车顶上，先是朝街上看了看，然后又低头看了看汽车。
“镇上有个新寡妇，”他说道，“我的意思是，她不是最近才死了丈夫。”他因为口误而红了脸。镇上可不止一个新寡妇。“我的意思是，她刚来镇上不久。她在克罗格的店铺里工作。”
“戴维斯夫人！”荣格尔斯说道，“是的，那位女士之前住在克罗格的店铺后面！她现在住在教堂另一边的那栋盐盒屋[3]里。是的，戴维斯夫人会帮我们的。”约翰冲到驾驶座上，再次发动了汽车。
十月的这一天，天空很蓝，又像漂白过似的，幸运的是，天气还算暖和。两个男人驱车行走在这样的日子里，既感到恐惧，又怀有一丝希望。婴儿已经出生将近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约翰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她，惊恐地意识到他们带着的可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抑或是一具小小的尸体。她怎么不哭呢？他很好奇。
这一次，他下车花时间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他摸了摸下巴，心想着要是那天早上有空刮刮胡子就好了。敲门之前，他组织了一下语言，希望之后说出的某句话能够激起那位女士的同情心。
他还没敲完门，埃米莉·戴维斯便开了门。她肯定一直等在门背后，等着他来敲门。她穿着一条厚厚的藏青色羊毛连衣裙，连衣裙的扣子一直扣到她的脖子上，腰部收得很紧。她眼睛外侧的线条很柔和，眼皮略有些下垂，看起来没有应该有的亲切，反而像是被帘子遮住了似的。约翰摘下帽子，拿在胸前说话。他很快吸取了教训，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把情况从头到尾仔细地解释了一遍，甚至还提到这是他第一次驾驶小汽车。他希望能让她意识到当下的情况相当罕见，而且非常紧急。等到他终于住嘴的时候，他只觉得口干舌燥，便咽了口唾沫，还弄出了声音。
“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他说话的时候，埃米莉·戴维斯仔细地看着他的脸。他说完之后，她朝那辆汽车看去，坐在车上的荣格尔斯朝她点了点头，像是在鼓励她似的。
“你刚才说这孩子是谁的？”她问。
“是沃格尔夫妇，也就是弗里茨·沃格尔和格尔达·沃格尔的孩子。”他一边说着，一边点头表示赞同自己的回答，“你肯定认识他们，他们跟克罗格的店铺有生意来往。弗里茨是个大块头。”他举起手来，比画着弗里茨比他高多少，“格尔达是个可爱的女人，头发好像是黑色的？已经有了三个还是四个孩子，我不记得具体有几个了，不过她是个好妈妈。”他不住地点着头，希望这一表示肯定的动作能够帮助她找出他想听到的答案。
她深吸了一口气，双臂交叉放在了胸前。然后她微笑了起来，笑得很奇怪：“你说你们手上有个德国人的小孩需要人来照顾？”
约翰感到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他试着回忆自己听到的那些关于埃米莉·戴维斯的传闻。她刚来镇上不久，不过她在这里有亲戚，难道不是吗？他这个人从不听信那些流言蜚语，而现在，他反倒后悔了。他回头看了看在车里等候着的荣格尔斯，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应该由比自己更懂人情世故的神父出面敲门。
“呃，是的，女士。”他慢慢说道，“沃格尔夫妇都是德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他们都是好人。”他重新戴上帽子，然后又摘了下来。埃米莉·戴维斯似乎咬着嘴唇内侧看向了那辆汽车，神父和孩子还在车上等着。“我跟你说，”她说着一步迈到了门廊上，约翰不得不后退了几步，“你赶紧把这个小德国佬从我的地盘带走。我可不希望我的房子沾上细菌。”说罢，她走进屋里，砰的一声关上外面那扇门，并从里面上了锁。
约翰站在那里，盯着紧闭的房门，不确定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这一天已经足够漫长，他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能睡个好觉了，可那孩子还需要帮助，而他则又累又怕。天哪，他觉得眼睛辣辣的，他这是在流眼泪吗？一想到这儿，他便觉得很愤怒，转过身快步走向汽车旁；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非常显眼，可这并没有让他的速度慢下来。
正如约翰所料，克里斯蒂娜对他说了“不”。她得保护自己的家人。
“约翰，你怎么能对我提出这种要求呢？”她说话的声音很小，以免孩子们听到她不得不说的那番话。孩子们的脸紧紧贴在玻璃窗上，试图看清楚约翰抱在怀里的东西是什么——那是一捆会动的法兰绒。
“我们带着她去了盖恩斯夫人家。”他说，“可是她拒绝了我们，她很害怕。然后我们又带着她去了戴维斯夫人家。”他不知该如何告诉妻子在那个门廊上发生的事情，也不知该如何描述他在那女人的脸上看到的表情，“克里斯蒂娜，我该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把这孩子丢到大街上去吧，是不是？”
克里斯蒂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怀里的孩子。她并没有靠近他们，可她的态度似乎变柔和了。看到她垂下的肩膀、略微松动的嘴唇，约翰便知道，成了，她会帮助他们。他向她走了过去。她举起一只手说：“等一下，先——等一下。”她转身走到门廊边上，背对着他低下了头。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她伸手接过孩子，眼里没有任何怀疑。“去吧。”她说道，“医生还需要你呢。”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祈祷了些什么。甚至连约翰也不清楚当时她心中的真实想法，不过，多年以来，反复被提及的是：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她不是在向圣母祈祷，而是在跟她谈判。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她表情有些不太自然，活像一个任性的女儿。据说，她是这样说的：“请保护好我的孩子，我来照顾这个孩子，我会把她从满是流感病毒的房子里带走，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但你也得救救我们，仁慈的圣母，请救救我们。”
当时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谈判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呢？沃格尔一家、鲍姆一家、考普一家、加诺威一家，他们全都不知道，而且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1918年的那个秋天，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传播速度之快、毒性之大，甚至让病房里身经百战、经验老到的医生都感到不安。有些病人早上生病，夜里就死掉了。还有些病人会在高烧、疼痛以及肺部积液或者肾脏衰竭的状态下苦撑数日，然后死去。虽然医学界和宗教人士做出了种种努力，死神还是张开血盆大口，借着这种魔鬼流感的势头，迅速夺走了超过五千万人的性命，与这个数字比起来，那场让他们害怕不已的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尽管考普一家欣然接纳的孩子的家人都得病了，但考普一家从未因感染病毒而患病。他们失去了许多邻居和朋友。考普夫人的某个堂兄弟在发烧数个小时后便死掉了。约翰站在自家屋前的门廊上，四处张望着眼前的街道，却看不到一个未受病毒侵扰的人家。考普一家非常欢迎那个孩子，而且很爱她，等到该把她送回沃格尔家的时候，他们给她穿上了一件点缀着蓝色圆点的白色礼服，喜气洋洋地带着她回到了沃格尔家的农场。
没有人知道那孩子回家的确切日期，可是，如果你将家庭故事的模板置于世界的历史长河之中，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希望之光自始至终都在闪耀着，奇迹也一直存在，最终变成一种传承。
就在沃格尔一家团聚的那个礼拜，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均出现了“战争宣告结束”的字样。将近四年之后，整个世界不仅厌倦了残酷的战争，而且也无力继续将这场战争打下去。那种魔鬼病毒沿着行军路线肆无忌惮地席卷了全世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军营都被隔离了。这场流感的威力不亚于其他决定性因素，至少暂时迫使那些参战的国家低了头。
[1]上文中，鲍姆先生用德语连说了两个“不，不”（Nein. Nein.），发音跟英文的“九九”（nine nine）相同，所以接线员露西误以为他想给99号分机打电话。
[2]天主教的神父往往给临终的人或病人施行涂油礼，油代表着圣灵。行礼期间，病重和垂死的教徒会当着神父的面做最终的忏悔，忏悔以后，神父给其身体涂上圣油，这样一来，教徒就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全部交给了上帝，静候死亡的来临。
[3]一种木屋，多见于新英格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有二层，后仅一层，都有斜顶，中间有烟囱。类似于盛盐的盒子，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