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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感在我睁眼的瞬间荡然无存，中国逻辑反倒羁留在了原地。
这便是我的途中之家。
我回忆起几个月前读过的一篇俄罗斯小说，其中一位头发蓬乱的匈牙利教授称，如果将那些零散的、短暂的、无法分辨其来源的思想孤立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通盘混乱的，换言之，疯狂才是我们的日常。
故事里也提到了那位教授的学生，“人每天都是神叨叨的”这一说法让他们喜爱异常。至于那位教授，他不也是此地的中国逻辑的个中行家？
在我们头颅的最深处，坐落着那个巨大的后院，即大脑的后院、野兽的后院、动物的后院、领土意义上的后院，而其中堆放着的有恐惧、非理性与杀戮的本能。因此我们才发明了理智，好去抗衡那遍及一切的虚空的浩瀚的纷乱——它是如此致命。至少故事里的匈牙利教授是这么说的，而对我来讲，我每次想起这篇小说总愿相信那位老师是对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其实不对，可还是信他比较好，因为不然的话人可能会游离于自我之外，也游离于他的房间之外，恰就跟前一夜（“未耕”之夜）的我一样，在旷野里度过了整晚。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正午了。还是没人打我电话。所幸她们没在我睡觉做梦时打来，我才得以真正休息了一会儿。过度高昂的热情当场就给我惹了麻烦，我朝那几位女招待微笑起来。收效欠佳，这自不用说，最糟的是这还为我引来了注意。我在愚蠢行事，而我的亢奋最终会招致怀疑。我必须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一切迹象都似在表明：只要没坐在我巴塞罗那的那张桌后，我就自感空虚，好似一张被剥下的无骨的皮囊，晃晃悠悠地寻找着生命。但即便如此我仍试图改善局势，我把两肘搁上了那张位于中餐馆角落的放有花瓶的小桌，开始佯装我在搜寻什么可写的东西。我演得如此投入，以至于真心找了起来，最后我感觉我真有必要谈谈那个俗得不能再俗的观点：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听人讲过无数遍了，可没有哪遍能说服我的。我想起，我用那个面向公众的作家身份是可以在本子上随便涂的。我就像在讨论那条被人踏入过两次的河流似的，最终写下了：“嗯……”
这玩意儿我一共写了三十遍。出于对德国的崇拜（有点觍着脸的意思），我又发狠把歌德的那句话——“什么都在这儿了，而我什么也不是”——抄了三十遍。
随后，我在本子上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到达“未耕”之前我踏过的那条落叶松叶铺成的地毯。这比前两个练习更显“受虐”，因为我是完全不同意冗赘的刻画的，它更属于小说史上的其他时代。但我琢磨着，在中餐馆那么多人的注视下写作的——哪怕他也跟我一样名叫比尼奥夫斯基——只能是个平庸的作家，因而他一定会笃信“描述的力量”。这让我如此失调（谁都不愿变成个可悲的土老帽），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说：
“冷静，比尼奥夫斯基。”
另一方面——虽然也不是很打紧——没有一个人想到凑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这时不时地轻轻打击着我的自尊（即使被削弱的本应是另一位比尼奥夫斯基的士气）。我给巴塞罗那去了电话，心情平静了些，可还不够。一朋友问，他为什么得把巴塞罗那的事一一说给我听呢，反观我，一件卡塞尔的事都不讲。因为啊，我说，自打我到了这儿，就什么都没发生过，真是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没跟几个人讲过话，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睡觉，没啥活动，我说出这话时必定是这么想的（特别博尔赫斯）：我自己经历的一切——实在少得可怜——也发生在了另一位比尼奥夫斯基身上。
我任凭我与友人间的交谈无疾而终。所以无论是绞刑架似的红沙发还是那场得准备准备（也或者不准备）的讲座我都只字未提。毫无疑问，我做得对，因为我相信，那位朋友必然不会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当我最终说了再见、挂了电话，我注视着门边的龙形图案，想起有人说过，某些东方的龙会在背上驮着神仙的宫殿，另一些则规制着江河的流动，守护着地下的宝贝。我又忆起巴塞罗那奎尔公园门口的那条大龙，我住在城北的那段时间曾经常常见到它；不知为什么，我有几次会想象它活了起来，悄然吞噬着一颗又一颗的蛋白石与珍珠：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它仅是一座雕塑，被前来此地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尊崇的一座雕塑。
最后，我草拟起了当天傍晚我议会大楼讲座的前几句话。我决定这么开头：
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接受未知代数诗歌的启蒙。也是为了尝试找到一座倾斜的钟和一家中国餐馆。当然，更是为了——即便我有感觉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在旅程中的某处觅得我的家园。而现在我只能告诉诸位，我正是从上面所说的家园中向你们说话。
刚完成这几行，我便意识到，比尼奥夫斯基毕生从没写过这么真实的东西。他说他身在家中，而中餐馆的圆桌是他的宿命，他演讲全程就跟坐在他名为“成吉思汗”的内心刑场上一样；如果无人问起所有这些背后的逻辑，他深觉自己早已将它熟稔于心，但若真有谁问起的话，他又不知如何解释了。
他不知如何解释？
可这里的中国逻辑就是他本人啊！
或者更准确地说，那逻辑就是我。
我有些紧张了。
“冷静，比尼奥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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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我缓步穿过卡哨尔公园，接着是城中心，最后终于回到了酒店的怀抱。我已独处了那么久。撇开那些小状况，我一直心情不错，大概我这辈子都再不会这样神清气爽。我总是把它归结于卡塞尔的创造氛围以及这些天来我见到的诸多艺术品，我还拾回了青年时代叫我和那么些无趣的非先锋艺术家们决裂、和他们的迂腐做派决裂的那股力量。
谁说当代艺术在走下坡路？只有那些出自粗鄙而压抑的国家（譬如我的）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想法。也许那位身着全丧服的卡塞尔女子是对的，欧洲死了，但这个世界的艺术还生机勃勃，它是为仍旧在寻求精神救赎的人们留下的最后一扇窗户。
我一进屋就上了阳台，再次向“这个变化”问好。就像卡塞尔欢迎的是疯狂一样，“这个变化”以其繁复的小径给我留下了“它正一步步为我的中国逻辑开拓着许多条新路”的印象。这次我决心以我最可憎的怪相向那黑屋致意，于是把自己想成了童年时读过的古代故事里的那些中国官吏之一。我假装肃立于公堂之上一声大喝：
“二十世纪，一部德国的电影。”
整条街都清楚地听到了我的中式陈词，几个正在走进酒店附楼的——都是去参观赛格尔作品的——年轻人抬起了头。
此话出自《希特勒，一部德国的电影》中一位静默而内敛的人物之口。这是七十年代的一部先锋影片，导演是汉斯－约根·西贝尔伯格：给年轻的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电影人之一；我记得，某天晚上，在巴塞罗那港举行的一次耗时长久的庆典活动中，我问他要了签名。
做完中国鬼脸，我回到房内。我决定躺到床上、手枕脑后、屈起双腿。我眼望着天花板，凝视着那几道裂痕；德国的裂痕，我在心里说。随后，我把目光转移到了剥落的斑块、那些坑洼之处。我一下觉得我谁都不想见了，更不想对着众人说话，我一点都不想出去，也不愿动弹。然而再过一会儿，我就必须得动弹，得出去，得给人做讲座了。
我想起不算很久以前，也是这么一天、这么个时段，我平生第一次地突然有了种麻木的感觉，我发现我不懂生活，也永远不会懂生活。那天，太阳敷在我家屋顶的彩钢板上，我还未能搭识那些可能对我的人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助我了解一星半点该如何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而多年后，比尼奥夫斯基又背弃了这世界……往昔的那日，我沉沦在我的悲剧深处，从而无数个钟头地盯着一个白木托架，我总觉得那上面有个脸盆；我凝神注视着它，却发现那是我想象的产物，然而醒悟过来时我已经想了几个钟头，我在思考脸盆，也在思考死亡：这无疑是滑稽抑或可笑的轻轻一挠，却是我此生第一次正式领受到不安的攻击。
在短暂温习了我的烦恼启蒙日后，我成功克服了困难，找回了见人的愿望、跟人演讲的愿望、出门的愿望、动一动的愿望。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提醒：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扎破我全方位的狂热状态。
有一会儿，我想象着026室的两位中国邻居的行动，仿佛听见了一段弦乐四重奏。也许她们找了俩音乐家做情人呢，这种事也是有的。
伴着隔壁房悠扬的乐声，我看《浪漫主义》第193页看了好一阵子。里头讲的是艾兴多尔夫(1)的一首诗《没有方向的旅行》，其诗句延续了曾缔造过奥德赛式的伟大航行（与迷途）的古老动机，而浪漫主义者们从中提取了不设目标也无需抵达的旅行——无尽之旅，兰博则用他的《醉舟》将之延续，众多后来者中，罗贝托·波拉尼奥也继承了它的精神，他说，旅行是不通往任何地方的路，但应走进那些小径，于其中迷失，而后才能重新找到些什么：一本书、一个表情、一件遗落之物，或是一个办法；若有运气的话，则会找到“崭新”，它从一开始就躺在那里。
“所以，先锋根本就不存在咯？”在那次海边小屋的采访中，我问达利。
“对，但有乔尔乔内和《暴风雨》，它们刷新了一切。”
我看了看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继续读书或是做别的了，去议会大楼做讲座的时候要到了。我好奇怎么没人来个电话说陪我过去，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最好慢慢适应：我得自己想法子去了。
我又看了眼我的电子邮箱：万一她们来了封邮件说会来接我呢？可诸如此类的通知一条没有。我搜了搜谷歌地图，又复看了一下我为防在市中心迷路所做的笔记。我把垃圾邮件翻了又翻，一样啥都没有。就在这紧要关头，艾达·艾拉打了我的手机，说她五点会来找我。我舒了口气，却也没太放松，因为这会儿离五点已经相当近了。不管怎样，有电话来总是好事，上帝保佑，我差点没谢谢艾达·艾拉总算还没把我忘了，因为我有种预感，我告诉她，要是没人陪我，叫我自己去的话，我怕是这辈子都走不到那栋议会大楼了。
随后我想起来，讲座是要有内容的，我不无惊恐地发现我只准备了个开头（“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于是我决定，在发言的头几分钟里，既然我不得不即兴发挥，我要讲讲这几年我是如何跳脱了我唯一而排他的执迷之物——文学，转而向其他艺术门类进军的。
我要告诉大家，没有索菲·卡尔于七年前打到我家的那通电话，也许我对新战场、亦即其他艺术的大胆开拓就永远不会发生。我还会详实而展开地谈谈我和她在巴黎花神咖啡馆中的会面，谈谈与她提出的那个奇怪请求相关的其他一些事情——她请我为她写本小说，好让她照此去活。
随后，我会讲到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以及我在她的几件辉煌的装置作品中做出的小小贡献。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她在泰特美术馆的涡旋厅布置的那件展品，它表现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后的世界图景。
通过回顾这两件距今不远且能说明我与非文学艺术间的关系的事件，我想尽我所能地多拖些时间。万一撑不满的话，我还能聊聊，生活中的我是怎么能遇上那么多事的，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发生时让我毫无察觉，只有在我重返旧日场景时举着放大镜看才会显现出来，而书写则是最有意思的放大它们的方法，你也可以借机浸淫其中，或深度钻研，看看我们通常认为的“被忽略的即是不重要的”是否真切。事实是它每次都挺重要的，可以说相当重要。
正当我组织着这最后一段发言，那股不合时宜的推力又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又想出门了，想直奔“这个变化”而去。我有些迷茫，这么说吧，我此刻享有的持久的好心情也甚是有趣：它无疑是股正面力量，可有时也会把我抛进讨厌的混乱与鲁莽之中，就像时不时有股隐形的能量要把我无情地卷入愈发狂暴的涡流中心。
事实是，这出门的愿望是猝然到来的；一时间，仿佛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刹住、要三思而后行似的，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将这种“impulso”根除；我细细思考着这个“物理量”，根据我先前所读到的，它在力学中描述了那种叫做“推”的运动……
但这波转移注意力的操作全无用处，试图叫停自己的努力也成了徒劳，因为在几秒钟里，我已揣着那团始料不及的物理量拐上了层间平台，乘电梯而下，问候了前台的姑娘（不是那个讲西语的，而是位日本女孩，换人了，我把这记在了我的红本本上，仿佛这是个十分值得深究的信号），来到街上。
我确信自己举手投足都满满的中国气质。踏进赛格尔的房间时我扮演着明朝的又一位臣民，只想迷惑一下蛰伏于暗中的那些舞者。明朝人，我思忖着，脚是平的，路走得挺慢。我坚信这点，即便心里清楚，我对明朝人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我唯一能确定的便是，明朝人的特点肯定跟我设计的不太一样。
不管怎样我还是闯进了屋中的那团漆黑，假装相信自己化装成了个明朝人。我要让潜伏其中的舞者们感到不解。他们任我走着，比以往更无迹可寻，从未在任何一刻释出他们存在的信号。
就在我放下警惕、呼吸也松快了的当儿，一切都变了；是时我正欲回头，而在那零点几秒内，我忘记了像遥远的明朝人、扁平足的明朝人那样行走。就在那一瞬，有人在我耳边说道：
“Last bear。”
我看过一部电影，它的原名就是这个，且我似乎发觉，若这话真就是那些舞者说的，那逻辑何在呢？最后的熊？还是说，他讲的是last beer，最后的啤酒？我在黑暗中又迈出两步，朝着出口处的光亮走去，眼看就要到外头了，我却见到了某种闪着磷光、形似月牙的东西，我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捞，却掏了个空，因为太晃眼了，以至于我来到外面时眼前还是一片模糊。就在此刻，我再次听到了那句话：
“Last bear。”
走在回酒店路上的我怎么都没能把那句耳语抛开；为找到潜藏在这两个词背后的意图，我甚而钻进了语法的歧路。最终，还是某件意料之外的事让我镇静下来：被尘封了的一段记忆在我脑中复活了。那时我还小，我姐让我站在壁角，说，只要我不再想那头白熊了，我也就不用罚站了。可我越不愿想到那头白熊，我就越会想到它。又过了些年，我大了几岁，还是会时常想起那种动物。我真正忘记它还要等到之后的某日；我终于设法搞清了逻辑语言给我设套的方法，从而尝试着摆脱了那个形象。于是，我把那头熊忘了，然而，这魔咒的解除却让我坠入了更加芜乱的执念之中。
* * *
(1)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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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刻，艾达·艾拉并未现身，是波士顿来到了酒店，好把我送去议会大楼。与她同来的还有阿尔卡。我忽然记起，后者还是皮姆口中“我卡塞尔之行的负责人”呢。由于她什么都没负责，我还以为策展办公室把她撤了——对我来说，这办公室才真叫是无影无形——可这会儿她又跟波士顿一起冒了出来，且笑得比之前更欢了。我每回见到她都特想问问她在笑些什么，但我即刻意识到，这么一来，我很可能会陷入到一池由语言短路和误解搅成的无尽的涡旋之中。诚然，自我抵达卡塞尔的那一刻起我就特爱研究这种短路，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共同的语言逻辑揭竿进击。可对阿尔卡这人，还是别去深究的好，因为直觉告诉我深究下去我可能要疯。
一走进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那阵无形的轻风就用力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它就像一位老友（的确就是），认出了我们，并因再度与我们相见而欣喜不已，只想铆足了劲儿给我们来一个最夸张的拥抱。我发现瑞安·甘德此作的确切名称是“我需要一些可以记忆的意义（不可见的力）”，不由得想到，“我需要一些可以记忆的意义”定会随时间的推移获得一种宏大的涵义。因为每当我需要更好地回忆卡塞尔的光荣岁月，我总会将这段关于微风的回忆放在手边，它已在我大脑的肌理中被逐渐拓开，进而留给我一种难忘的关于革新与乐观主义的意义。
在这位老友以及他隐形的推动所蕴含的喜悦之力的摇拽下，我告诉波士顿，在赛格尔的黑屋里，就在那个下午，有人在我耳旁说了两遍“Last bear”。她好像并不怎么惊奇。不仅如此，她还冒出了个主意。她把我带向了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的一个白色房间，这里布置着西尔·弗洛耶的声音装置“直到我把它做对”（Til I Get It Right）。
我请她尽可能地好好给我翻译一下“Last bear”是什么——一定非常简单——可是没门儿，因为她在竭力向我推介西尔·弗洛耶的一件已经相当古老的作品；那是她三年前在柏林看到的，当时就喜欢得要命，至于它的名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过度生长”（Overgrowth）；一株从底部摄影的盆栽被投影放大成了一棵树的大小，为的是把参观者置于下方，或者盆栽在上，抑或两者兼有。在她看来，波士顿说，这是对“人为地使一棵树保持娇小”的愚行的精彩解构。西尔·弗洛耶的作品修复了时间的体积，也让我们警惕，生活中会有那么多恶人半路杀出，意图不加分辨地粉碎我们的所有希望……
那会儿我唯一的希望仍是让她给我解释一下“Last bear”的事，可她似乎没那想法，而是更希望能谈谈“直到我把它做对”——据她称，这话有点像口号。
在“直到我把它做对”中，只听美国乡村歌手泰咪·温妮特无数遍地重复着：I will just keep on/til I get it right（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我把它做对）。
我问波士顿，怎么我们第一天不来这儿听听瞧瞧。我见阿尔卡笑了，就跟她听懂了一样。也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吧，波士顿话中带刺。在西尔·弗洛耶的这个纯白房间里展示的是艺术家的需要、不断寻求高难度的“命中”的需要。这让我想起了某场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坐在最后一排的女士的发问：我到何时才会不再把我的人物——他们那么孤寂、那么悲摧——放进雾中。等我能写到位了吧，我道。接着我告诉她，我其实对雾与孤独都不怎么痴迷，只是已经有几篇用到它了，我指雾中的独行者，我就觉得得完成这个系列。于是那女的就指责我写作太过阴郁。当时我就特别气，我说夫人，您没看到这世界有多黑暗复杂么？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注意到了那天和煦的阳光。我心想：一个人要能把什么都看得那么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