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伊卡洛斯:凡升起的

春风得意

1984年1月,Mac上市。这让乔布斯的名人光环更加耀眼夺目,他在名流圈的地位也更上一层楼。他受邀去曼哈顿参加小野洋子为儿子肖恩·列侬举办的派对便是例证。当时,乔布斯给9岁的小肖恩带去了一台Mac,肖恩特别喜欢。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和凯斯·哈林也在场。沃霍尔试用了Mac上的MacPaint软件,骄傲地喊道:“我画了个圆圈!”两个艺术家为自己用电脑创造出来的东西感到兴奋不已,现代艺术发展之路险些因此误入歧途。沃霍尔坚持让乔布斯送一台电脑给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当乔布斯带着电脑来到贾格尔的别墅时,贾格尔一脸茫然,并不知道乔布斯是何方神圣。后来乔布斯告诉他的团队:“我觉得他当时吸毒了。不是吸毒了,就是脑子有病。”不过,贾格尔的女儿立刻爱上了这台电脑,并开始用MacPaint画画。于是,乔布斯就把电脑送给了她。

乔布斯后来买下了之前带斯卡利看过的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街圣雷莫公寓顶楼的复式住宅,并聘请贝聿铭公司的詹姆斯·弗里德(James Freed)对其进行了翻修,但是乔布斯一直没搬进去住(后来他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把公寓卖给了U2乐队主唱波诺)。他还在帕洛阿尔托山上的伍德赛德买了一栋西班牙殖民主义风格的庄园。这栋房子有14个卧室,是一个铜矿大亨建造的。乔布斯虽然搬了进去,但一直没能买到满意的家具,所以房子空空如也。

在苹果,乔布斯也是一副王者归来的架势。斯卡利不仅没有压制乔布斯,反而对乔布斯大权相授:丽萨和Mac部门合二为一,由乔布斯管理。乔布斯的威望如日中天,但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成熟温和。丽萨和Mac团队合并时,乔布斯站在团队前面介绍合并方式,话语极其直接冷酷,让被刺痛的人难以忘怀。他说,合并后的所有高层职位都将由他的Mac团队的领导者来担任,而丽萨团队中1/4的员工将被解雇。他直勾勾地盯着丽萨团队的成员说:“你们失败了。你们是一个B级团队。你们当中有太多人是B级或者C级选手,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你们其中的一些人放走,让你们有机会去硅谷的其他兄弟机构那儿工作。”

在两个团队都工作过的比尔·阿特金森认为,乔布斯的做法不仅残酷无情,而且有失公允:“这些人工作非常努力,都是出色的工程师。”但乔布斯觉得自己从Mac项目的管理中总结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如果想建立一个由A级选手组成的团队,就必须拥有铁石心肠。他回忆说:“在团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几个B级选手,而B级选手会吸引更多的B级选手,甚至还会带来C级选手。我在管理Mac团队的过程中学会的是,A级选手只喜欢跟A级选手共事,这就意味着你不能纵容B级选手的出现。”

在目前的阶段,乔布斯和斯卡利还可以自欺欺人,认为彼此之间的友谊坚不可摧。他们经常向对方深情表白,就像卡片上画的高中小情侣那样亲昵。1984年5月,斯卡利到任满一周年。乔布斯在库比蒂诺西南山区的黑羊餐厅为他设宴庆祝,这是一家十分优雅高级的餐厅。乔布斯召集了苹果公司的董事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一些东海岸的投资者前往出席,让斯卡利喜出望外。斯卡利回忆说,在鸡尾酒会上,大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满面春风的史蒂夫站在后台,不时点头致意,脸上挂着柴郡猫般的微笑”。晚宴开始的时候,乔布斯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过甚其词的祝酒词:“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两天是Mac出货那天和约翰·斯卡利同意加入苹果的那天。今年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年,因为我从约翰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然后他送给斯卡利一个大相框,上面是几张过去一年中斯卡利在苹果工作的照片。

斯卡利同样分享了过去一年与乔布斯携手奋斗的乐趣。他的结语让在座的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忘,只是大家记住这句话的原因各不相同。斯卡利最后说道:“苹果只有一个领导者,那就是史蒂夫和我。”他环顾四周,与乔布斯的目光相遇,看到他面露会心的微笑。斯卡利回忆说:“我们就好像在用眼神交流。”但他也注意到,阿瑟·洛克和其他一些人露出了困惑甚至怀疑的表情。他们很担心乔布斯已经完全操控了斯卡利。他们聘用斯卡利是为了让他管控乔布斯,但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乔布斯才是那个掌握了控制权的人。洛克回忆说:“斯卡利太渴望得到史蒂夫的认可,因此对他言听计从。”

在斯卡利看来,让乔布斯高兴并听从他的专业意见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他没有意识到,乔布斯天生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控制权,服从从来不是他的天性。关于公司的运作方式,乔布斯发表意见的次数越来越多。例如,在1984年的商业策略会议上,他主张让公司的销售团队和营销团队通过竞标来获得向不同产品部门提供服务的权力(这意味着Mac项目可以决定不使用苹果公司的营销团队,而是自建一个团队)。没人赞同他的意见,但乔布斯不顾众人反对,一再坚持。斯卡利回忆说:“大家希望我能够控制局面,让他坐下并闭嘴,但我没有那样做。”会议结束时,他听到有人小声说:“斯卡利为什么不叫他闭嘴?”

乔布斯决定在弗里蒙特建造一座最先进的工厂来生产Mac。此时,他的审美激情和控制天性变本加厉。他希望把厂房的机器全都涂上鲜艳的颜色,就像苹果公司的标识一样。但是他在选择油漆颜色的时候实在是花了太多时间,于是苹果制造总监马特·卡特(Matt Carter)决定只用常规的米色和灰色。乔布斯参观工厂时,又下令将机器重新刷成他想要的鲜艳的颜色。卡特表示反对,他说这些都是精密设备,重新喷漆可能会出问题。事实证明,卡特是对的。其中一台最昂贵的机器按照乔布斯的意见被涂成了鲜艳的蓝色,导致最后无法正常运转,大家把这台机器戏称为“史蒂夫的蠢作”。最后,卡特辞职了。他回忆说:“跟乔布斯争论实在是太耗费精力了,而且通常争论只是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最后我受够了。”

乔布斯指派了黛比·科尔曼接替卡特担任制造总监。她原来是Mac的财务官,精力充沛,为人和善,获得过对抗乔布斯团队年度大奖。但她也知道如何适时地满足乔布斯的奇思妙想。苹果的艺术总监克莱门特·莫克(Clement Mok)告诉她,乔布斯希望把工厂的墙壁刷成纯白色。她反对说:“工厂的墙面怎么能刷成纯白色呢,到处都是灰尘和脏东西,太容易弄脏了。”莫克回答说:“对史蒂夫来说,再白都不过分。”科尔曼最后妥协了,按照乔布斯的意思把工厂的墙壁刷成了纯白色,机器则是鲜艳的蓝色、黄色和红色。用科尔曼的话说,整个工厂“看起来就像一个亚历山大·考尔德的艺术作品陈列柜”。

当被问及为什么对工厂的外观如此重视时,乔布斯回答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追求完美的激情:

我经常戴上白手套去工厂做检查,结果发现到处都是灰尘,不管是机器上、架子顶上,还是地板上。然后我就要求黛比找人把灰尘清理干净。我告诉她,工厂的地板应该干净到食物掉到上面都可以直接捡起来吃。黛比听了这样的要求气得要命,她不明白为什么,但我当时也说不清楚。其实是因为我深受之前在日本所见所闻的影响。我非常尊重和崇拜日本企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纪律意识,这也是我们的工厂所欠缺的。如果我们没有纪律来保证工厂一尘不染,那又怎么可能有纪律来确保所有机器都能正常运行?

一个星期日上午,乔布斯带着父亲去参观工厂。保罗·乔布斯一直对工匠精神推崇备至,对生产工艺精益求精,他所有的工具都要摆放得整整齐齐。现在,乔布斯可以自豪地向父亲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到。科尔曼也跟着一起来参观了。她回忆说:“史蒂夫神采飞扬,非常自豪地向父亲展示自己创建的工厂。”乔布斯详细介绍了工厂的运作方式,他的父亲一直啧啧赞叹,看得出他很欣赏这里的一切。“他父亲什么都想摸一摸,非常喜欢这里的清洁感和秩序感,觉得一切都很完美。史蒂夫就一直看着他的父亲。”

而当时为法国第一夫人的达妮埃尔·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来访时,气氛就没有这么温馨了。达妮埃尔·密特朗是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妻子,这位法国总统信奉社会主义,他的妻子也热爱古巴。在参观工厂的时候,乔布斯找来了阿兰·罗斯曼给自己当翻译,滔滔不绝地向密特朗夫人讲解工厂里先进的机器人和科技。而密特朗夫人则通过她的翻译问了乔布斯很多关于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在乔布斯介绍准时制生产计划的时候,密特朗夫人又问到了加班费的问题。乔布斯很是恼火,于是他解释说自动化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成本,虽然他知道这个回答不会让她满意。密特朗夫人接着问:“工作强度大吗?工人们有多长的假期?”乔布斯气得难以自制,对她的翻译说:“如果她对工人福利这么感兴趣,告诉她随时欢迎她来工厂上班。”翻译一下变得脸色惨白,什么都没说。这时,罗斯曼赶紧跳出来救场。他用法语说道:“乔布斯先生想感谢您过来参观,感谢您对工厂的关心。”罗斯曼回忆说,乔布斯和密特朗夫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那个翻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参观结束后,乔布斯开着奔驰车载着罗斯曼回库比蒂诺,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他对密特朗夫人的态度非常不满,跟罗斯曼抱怨了一路。他开得飞快,在时速刚超过160千米时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要给他开罚单。几分钟过去,警察还在写,乔布斯就按了一下喇叭。警察说:“你想干吗?”乔布斯回答说:“我在赶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警察并没有发火。他只是开好了罚单,并警告说,如果他再超过88千米的限速,就会被捕入狱。然而,警察一走,乔布斯重新上路之后又一脚油门加速到160千米。罗斯曼感慨道:“他是真的觉得一般的规则对他并不适用。”

在Mac推出几个月后,罗斯曼的妻子乔安娜·霍夫曼陪同乔布斯去欧洲出差,也领教了他我行我素的作风。她回忆说:“他非常令人讨厌,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承担责任。”在巴黎,她安排乔布斯参加一场与法国软件开发人员的正式晚宴,但乔布斯突然说他不想去了。于是,他扔下霍夫曼,把车门一关,说自己要去拜见海报艺术家福隆(Folon)。霍夫曼说:“那些开发人员非常生气,拒绝跟我们握手。”

苹果的意大利分部的总经理来自传统行业,性格温和,身材圆润。而乔布斯到了意大利之后,第一眼就对他心生反感。乔布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觉得他的团队和销售策略都平淡无奇。乔布斯冷冷地说:“你不配销售Mac。”这个经理虽然被训得很可怜,但与乔布斯后来在餐厅大发雷霆相比,这段训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位意大利分部的总经理设宴招待乔布斯时,乔布斯要求吃纯素食,但是服务员却殷勤地上了一份酸奶油做的酱。乔布斯当场暴跳如雷,霍夫曼不得不低声威胁他说,如果他不立刻冷静下来,她就要把自己滚烫的咖啡倒在他的大腿上。

欧洲之行中最严重的分歧出现在销售预测方面。乔布斯运用他的现实扭曲力场,不断让销售团队提高销售预测的金额。他不停地威胁欧洲市场的经理团队,说如果他们不提高销售预期,他就不会给他们配货。但经理团队坚持实事求是,霍夫曼不得不在中间调停。霍夫曼回忆说:“在这趟出差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

在这次出差的过程中,乔布斯认识了苹果的法国分公司经理让——路易·加西。在整个行程中,加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与乔布斯对峙的人。加西后来说:“他对于现实自有一套理解方式,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牙还牙,要比他还凶。”当时乔布斯像往常一样威胁说,如果加西不提高销售预期,他就要减少给法国的配货,加西就发火了:“我记得我抓住他的衣襟,让他住嘴,于是他让步了。我自己就曾是个易怒的人。我一度也是个混球,正在努力改进。所以我看到史蒂夫的时候,就知道他在犯浑。”

但加西也觉得乔布斯有一个特质确实非常了不起,那就是只要他愿意,他就能随时随地施展个人魅力。当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正在提倡全民信息化,科技领域的学术专家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等人都已纷纷响应。乔布斯在法国期间,曾于布里斯托酒店在这些人面前发表演讲。他描绘了未来的法国,说如果给每个学校都配上电脑,那么整个国家将会取得长足进步。巴黎也激发了乔布斯的浪漫情怀。加西和尼葛洛庞帝都回忆说,这段时间,乔布斯也不时为伊消得人憔悴。

江河日下

Mac刚问世的时候曾引发追捧,但热度过去之后,其销量在1984年下半年开始下滑。Mac存在根本性问题——虽然看上去功能炫酷,令人眼花缭乱,但其实运行速度非常慢,性能不足。这个弱点是任何宣传造势都无法掩饰的。Mac的亮点是用户界面明亮欢快,看上去像个阳光明媚的游戏室,而不是不停地闪烁着绿色字幕和呆板命令行的幽暗屏幕。然而,这个最大的亮点也是Mac最大的致命伤。在基于文本的显示器上,一个字符只需要不到一个字节的代码,而Mac需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画出用户想要的优雅字母,其内存需求比文本显示要多出二三十倍。针对这一问题,丽萨电脑的解决方式是将内存扩展至1000K以上,但Mac的内存只有128K。

另一个问题是Mac没有内置的硬盘驱动器。乔安娜·霍夫曼曾坚持要给Mac配置这样一个存储设备,乔布斯则一再坚持Mac只需要安装一个软盘驱动器,他因此叫乔安娜“施乐偏执狂”。结果就是,用户如果想复制数据,就需要来回装卸软盘,最后还可能因此患上关节炎。此外,Mac也没有风扇,因为乔布斯觉得风扇工作时会打破人们使用电脑时的平静状态。这再次体现了他武断顽固的特质。因为散热不好,Mac的很多零部件出现了故障,被人戏称为“米色烤面包机”。这显然不利于提高Mac的人气。Mac上市伊始,诱人的外观和疯狂造势带来了最初几个月的强劲销量,而当电脑的局限性日渐凸显时,销量就开始不断下滑。正如霍夫曼后来感叹的那样:“现实扭曲力场可能会在短期内奏效,但无法持久,幻想总会被现实击破。”

1984年底,丽萨电脑几乎一台都卖不出去,而Mac的月销量也已不足一万台。无奈之下,乔布斯做了一个非常不符合他做事风格的糟糕决定:他给剩余库存的丽萨电脑安装上Mac的仿真程序,推出了名为“Mac XL”的新一代产品。由于丽萨已经停产,而且生产线也不会重启,乔布斯非常罕见地选择了生产自己都不看好的产品。霍夫曼说:“我很愤怒,因为Mac XL就是个赝品,只是为了把多余的丽萨卖出去。虽然Mac XL卖得很好,但我们不得不赶紧叫停了这个可怕的骗局。我也因此辞职。”

这股阴霾也反映在苹果于1985年1月推出的广告上。这则名为“旅鼠”(Lemmings)的广告的本意是引发共鸣,再次激起观众看完“1984”广告之后对IBM的厌恶情绪。但不幸的是,两个广告存在根本性差别。第一个广告是在英雄式的乐观气氛中结束的,第二个广告却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李·克劳和杰伊·恰特(Jay Chiat)的故事脚本中,身穿深色西装、蒙着双眼的公司经理们正迈向悬崖,走向死亡。从一开始,这个创意就让乔布斯和斯卡利感到很不舒服。广告似乎无法传达出苹果光明和正面的形象,反而侮辱了每一个购买了IBM电脑的经理。

乔布斯和斯卡利要求广告公司再拿出几个创意,但是对方并不愿意,其中一个人说:“你们去年还不想要‘1984’的广告呢。”根据斯卡利的说法,当时李·克劳还补充说:“我把我的个人名誉和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个广告上。”当雷德利·斯科特的弟弟托尼完成拍摄后,广告的实际效果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行尸走肉般的经理们唱着葬礼版的《白雪公主》插曲“嘿——嚯,嘿——嚯”向前行进,从悬崖跌落。整个广告片的制作效果阴森诡异,比脚本的压抑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黛比·科尔曼看到这则广告时对乔布斯大喊:“我不敢相信你会用这种方式来侮辱全美国的企业经理。”在营销会议上,科尔曼站起来强调自己有多讨厌这个广告:“我真的把辞职信都放到他的桌子上了。我是用自己的Mac写的辞职信。我觉得这个广告是对企业管理者的侮辱。我们当时刚刚在桌面出版领域站稳脚跟,推出这样的广告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存在种种反对的声音,乔布斯和斯卡利最终还是屈服于广告机构的再三恳求,在超级碗期间播放了广告。乔布斯和斯卡利还一同去斯坦福体育场观看了比赛,同行的还有斯卡利的妻子利兹(她一直很讨厌乔布斯)和乔布斯的新女友蒂娜·莱德斯(Tina Redse)。这场比赛非常胶着,在第四节快结束的时候,大屏幕上播放了苹果的广告。现场球迷们都抬头看着广告,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全美范围的大部分反应都是负面的。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总裁告诉《财富》杂志:“这个广告恰恰侮辱了苹果的目标客户。”苹果的营销经理事后建议在《华尔街日报》上买一个广告版面来道歉。但杰伊·恰特威胁说,如果苹果这样做,他的广告公司就会买下旁边的版面,为苹果的道歉广告致歉。

广告和苹果公司的总体情况都让乔布斯郁郁寡欢。同年1月,他前往纽约接受一对一的媒体采访,在这期间,他的挫败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像以前一样,里吉斯·麦肯纳公司的安迪·坎宁安负责乔布斯在卡莱尔酒店的安排和后勤工作。乔布斯到达酒店之后,要求她把自己的套房全部重新布置一遍,尽管当时已经晚上10点,而第二天就要接受采访。他一再吹毛求疵:钢琴放的位置不对,草莓也不是自己想要的品种,不过,他最大的意见是房间里摆放的花。他想要海芋百合。坎宁安回忆说:“我们因为花的事情大吵了一架。我知道什么是海芋百合,因为我的婚礼上用的就是这种花,但他非说另外一种才是海芋百合,还说我是‘笨蛋’,因为我连真正的海芋百合是什么样都搞不清楚。”坎宁安只得出门去找花。好在这里是纽约,她找到了一家午夜还在营业的花店,买到了乔布斯想要的那种百合花。当他们把房间重新布置好之后,乔布斯又开始对坎宁安的衣着挑三拣四。他对她说:“你穿的衣服真恶心。”坎宁安知道有时候他只是心里有气,迁怒于人,所以试图安抚他:“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知道你的感受。”

乔布斯大吼:“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什么感受,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三十而立

对大多数人来说,30岁是一个里程碑。而对于曾经喊出“別相信30岁以上的人”口号的这代人,30岁更是人生的重要关卡。1985年2月,乔布斯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千人派对来庆祝自己的30岁生日。这场生日派对虽然豪华正式,但也轻松有趣——很多人都是穿正装配网球鞋。乔布斯发出的派对邀请函上写道:“印度有句古老的格言:‘生命的前30年,人塑造习惯;生命的后30年,习惯塑造人。’欢迎来与我共同庆祝我的30岁生日。”

有一张桌子上坐的都是软件行业巨头,包括比尔·盖茨和米切尔·卡普尔。另一桌都是乔布斯的老友,伊丽莎白·霍姆斯也来了,陪她一同出席的是一位身穿燕尾服的女士。安迪·赫兹菲尔德和伯勒尔·史密斯分别租了套燕尾服,盛装赴宴,脚上穿的却是松软的网球鞋。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众人翩翩起舞,两人的网球鞋格外抢眼。

乔布斯本想邀请鲍勃·迪伦担任演出嘉宾,但遭到婉拒,于是他请来艾拉·费兹杰拉登台献唱。她除了演唱自己的经典曲目,还特意把《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儿》改编为《来自库比蒂诺的男孩儿》。她问观众有没有想听的歌,于是乔布斯点了几首。最后,她以一曲慢版的《生日快乐》结束了表演。

斯卡利上台,提议为“科技领域最具远见卓识的人”敬酒。随后,沃兹尼亚克也上台,向乔布斯献上一份装裱好的子虚乌有的扎尔泰电脑产品手册作为生日礼物。当年,两人带着Apple II参加1977年西海岸电脑展览会,沃兹尼亚克虚构了一款扎尔泰电脑,连乔布斯都被他制作的产品手册唬住了。风险投资家唐·瓦伦丁发表演讲,对过去10年的沧桑变化表示感慨。瓦伦丁说:“史蒂夫年轻时看起来像胡志明,曾信誓旦旦地说永远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谁能想到,今天,他为庆祝30岁生日举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派对,连爵士天后艾拉·费兹杰拉都来了。”

给乔布斯这样求全责备的完美主义者挑选礼物并非易事,很多人都绞尽脑汁,为他挑选了特别的礼物。黛比·科尔曼费尽周折,找来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最后的大亨》的初版。但乔布斯把所有人的礼物都留在了酒店房间,一件也没有带走,这个行径虽然奇怪,但也确实符合他的个性。沃兹尼亚克和一些苹果公司的元老并不喜欢酒店提供的山羊奶酪和三文鱼慕斯,在聚会结束后又相约去了丹尼餐厅吃饭。

在乔布斯30岁生日的那个月,《花花公子》上发表了一篇深度长篇采访,执笔人是作家戴维·谢夫(David Sheff)。文中援引了乔布斯的话:“在三四十岁仍然能产出伟大作品的艺术家少之又少。当然,有一些人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永远对生活充满敬畏,永远保持着赤子之心,但这样的人非常罕见。”他的语气中透露着一丝惆怅和对于创造未来的渴望。在这篇采访中,乔布斯讨论了很多话题,但最打动人心的还是乔布斯对变老和面对未来的反思:

一个人的想法会像构建脚手架一样在头脑中构建出模式。思维模式就是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蚀刻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脑会被现有模式禁锢,就好像唱片机的唱针永远摆脱不了唱片上的针槽。

我会跟苹果紧紧相连。我希望自己人生的轨迹能跟苹果的命运相互交织,就像编织一副挂毯那样交错勾连。我也许会有几年不在苹果,但我总会回来的……

如果你希望像艺术家一样,充满创造力地度过此生,就不能沉溺于过往,无论以前你是谁,你做过什么,你都必须欣然接受,淡然放手,然后毅然决然地轻装前行。

外界越是试图固化你的形象,你就越难继续保持艺术家的初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艺术家不得不说:“再见了,我必须离开,我快被逼疯了,必须逃出现实的牢笼。”然后他们会挥手告别,找个地方藏行隐迹,闭关潜修。也许过一段时间,他们会重出江湖,但会跟以往有所不同。

说出这些话的乔布斯似乎有种预感,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快会出现巨变。也许他生命的一部分的确与苹果的发展相互交织,也许他是时候放弃以前的成就,摒弃过去的自我了,也许是时候说“再见,我必须离开”,然后过段时间带着不一样的思想重出江湖。

出埃及记

1984年Mac问世后,安迪·赫兹菲尔德请了一个长假。他需要给自己充充电,调整一下状态,也希望暂时远离自己讨厌的上司鲍勃·贝尔维尔。有一天,他听说乔布斯给Mac团队的工程师发了奖金,最高达到5万美元。于是他也去向乔布斯要奖金。乔布斯说,贝尔维尔决定不给休假的人发奖金。但赫兹菲尔德后来听说做决定的人其实不是贝尔维尔,而是乔布斯。于是他去找乔布斯对质。乔布斯起初闪烁其词,后来又说:“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事情会有所改变吗?”赫兹菲尔德说,如果乔布斯扣下这笔奖金是为了确保他休假结束后可以重返岗位,那他就不回去上班了,因为这是原则性问题。乔布斯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但赫兹菲尔德还是感觉很不是滋味。

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赫兹菲尔德特意约乔布斯吃晚饭。他们从乔布斯的办公室步行了几个街区来到一家意大利餐厅。赫兹菲尔德告诉乔布斯:“我是真的想回来,但是现在公司看起来一片混乱。”乔布斯隐隐有点儿恼火,显得心烦意乱。但赫兹菲尔德还是接着说了下去:“软件团队士气全无,几个月都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伯勒尔也很灰心,他坚持不到年底,就会离开公司的。”

他说到这里,就被乔布斯打断了:“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Mac团队好得很,现在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情况。”他灼人的目光一闪而过,竭力装出一副被赫兹菲尔德的批评逗乐的样子。

赫兹菲尔德垂头丧气地说:“如果这是你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来了。我想回归的Mac团队已经不复存在。”

乔布斯回答说:“Mac团队必须成长,你也一样。我希望你能回来,但是如果你不想回来,也随你。反正你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

赫兹菲尔德于是没有再回苹果。

1985年初,布瑞尔·史密斯也准备离开了。他一度担心乔布斯会极力挽留他,这样会让他非常为难。毕竟现实扭曲力场的威力太过强大,他可能无法抗拒。因此,史密斯找赫兹菲尔德商量怎么才能摆脱这一力场的影响。有一天,史密斯告诉赫兹菲尔德:“有了!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离职方式,可以让现实扭曲力场失效。我可以走进史蒂夫的办公室,把裤子一脱,在他办公桌上小便,对这种事情他还能说什么呢,这个方法一定管用。”而Mac团队则打赌说,布瑞尔·史密斯就算再厉害,也没有胆量这么做。在乔布斯生日宴会的那几天,史密斯终于鼓足勇气去跟乔布斯摊牌。他按照约好的时间,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却发现乔布斯满脸堆笑地看着他。乔布斯问:“你要这么做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原来,他听说了史密斯的计划。史密斯看了看乔布斯,说:“我有必要这样做吗?如果非做不可,那我就做。”乔布斯也看了看史密斯,从乔布斯的眼神里,史密斯知道没必要了。因此他平心静气地提出了离职申请,跟乔布斯和平地分道扬镳。

史密斯离职后不久,Mac团队另外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布鲁斯·霍恩也决定离开。霍恩去跟乔布斯道别时,乔布斯告诉他:“Mac的一切问题都是你的错。”

霍恩回答说:“事实上,史蒂夫,Mac上很多亮点也都是我的错,我像个疯子一样争取,才保留了这些亮点。”

乔布斯承认说:“你说得没错。要是你愿意留下来,我就给你15000股股票。”霍恩拒绝了,这时乔布斯展示了自己有人情味儿的一面:“好吧,那就给我一个拥抱吧。”于是他们拥抱了一下。

而那个月最大的新闻是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离开。沃兹尼亚克当时在Apple II部门担任中级工程师,作为公司的基柱和招牌人物,他一向谦恭低调,默默无闻,一直沉潜于公司的底层,尽可能地远离管理层和公司政治。他感觉乔布斯并不喜欢Apple II,这种感觉当然并非没有根据。但Apple II仍是公司的摇钱树,在1984年圣诞节前后,公司销售额的70%都来自Apple II。沃兹尼亚克后来说:“Apple II团队受到了公司其他部门的冷落。然而,Apple II的销量一直都远超公司的其他产品,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也是如此。”他甚至鼓起勇气做了一些完全不符合自己个性的事情——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斯卡利,责备他对乔布斯和Mac部门给予了太多关注,却对Apple II不闻不问。

心灰意冷的沃兹尼亚克决定悄悄离开,另起炉灶。他发明了一部万能遥控装置,用户用一组简单的按钮就可以控制家里的电视、音响和其他电子设备,按钮的编程也十分快捷简单。他打算成立一家公司,专门生产这个遥控装置。他只是向Apple II部门的工程主管提交了离职申请,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没必要越级汇报给乔布斯或马库拉。所以乔布斯还是在读《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才得知此事。沃兹尼亚克真诚直率,所以在记者打电话向他确认消息的时候,他坦诚地回答说自己的确要离职了,因为他觉得苹果一直对Apple II部门的发展不够重视。他说:“5年来,苹果的发展已经彻底走偏了。”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刊登不到两周后,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一同前往白宫,接受里根总统颁发的首枚美国国家技术奖章。里根总统引用了美国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在第一次看到电话机时所说的话:“这个发明非常不错,但是谁会想用这东西呢?”然后他调侃说:“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想错了。”因为沃兹尼亚克马上要离职,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苹果并没有为奖章的事举办庆祝晚宴。于是,参加完颁奖典礼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步行到一家三明治店吃饭。沃兹尼亚克回忆说,他们两个只是愉快地闲聊,对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避而不谈。

沃兹尼亚克希望好聚好散,这是他的一贯风格。因此,他同意以两万美元的年薪继续担任苹果的兼职员工,也会继续代表公司参加活动和贸易展。他们本可以就这样体面地分手,但是乔布斯做不到。在他们一起访问华盛顿几周后的一个星期六,乔布斯去了哈特穆特·埃斯林格在帕洛阿尔托新设立的工作室(他已经把青蛙设计公司搬到了帕洛阿尔托,为苹果提供设计服务)。在工作室里,乔布斯恰好看到工作室给沃兹尼亚克的新遥控装置绘制的草图,顿时火冒三丈。苹果在与青蛙设计公司的合同中规定,苹果有权禁止青蛙设计公司为其他与计算机有关的项目提供设计。乔布斯以这一条款为理由提出抗议。他回忆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无法接受他们与沃兹合作。”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听闻此事,随即联系沃兹尼亚克采访求证。沃兹尼亚克又一如既往地开诚布公。他说乔布斯是在惩罚他:“史蒂夫·乔布斯对我怀恨在心,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对苹果的评价。”乔布斯这一行为非常小心眼,但是其背后的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一个产品的外观和风格会带来品牌效应。如果沃兹尼亚克设计生产的设备使用的设计语言与苹果的相同,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苹果的产品。这一点是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乔布斯对《华尔街日报》解释说,他是想确保沃兹尼亚克的遥控器不会在外观上让人误以为是苹果的产品:“我这么做不是针对沃兹本人,我们只是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设计语言被用在其他产品上。沃兹必须自己去找资源。他不能利用苹果的资源,我们不能为他搞特殊。”

乔布斯主动自掏腰包,支付了青蛙设计公司已经为沃兹完成的设计的费用,但即便如此,他强势霸道的作风依然出乎青蛙设计高管的意料。乔布斯要求他们交出为沃兹尼亚克绘制的图纸,或者就地销毁,但他们拒绝了。面对这种情况,乔布斯只能正式去函,申明苹果的合同权利。青蛙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赫伯特·普费弗(Herbert Pfeifer)不惜惹怒乔布斯,公开驳斥了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的纠纷不属于个人恩怨”的说法。普费弗对《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一场权力之争。他们两个之间的确存在私人恩怨。”

赫兹菲尔德在听说乔布斯的所作所为后义愤填膺。他的住所离乔布斯家大约12个街区,乔布斯有时候会在散步途中顺便去他家找他聊天。赫兹菲尔德回忆说:“沃兹尼亚克的事让我感到非常愤怒。史蒂夫再来我家的时候,我没让他进门。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他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也许在他脑海中的扭曲现实里,他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没错的。”而沃兹尼亚克即使再恼火,也像泰迪熊一样温和可亲。他又找了一家设计公司,甚至同意继续担任苹果公司的代言人。

摊牌,1985年春

1985年春,乔布斯和斯卡利正式决裂,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商业上的分歧。比如,斯卡利希望Mac保持高价,以此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乔布斯希望Mac的价格更加实惠亲民。另一方面是难以名状的心理因素。两个人最初都疯狂地迷恋彼此,斯卡利苦苦求取乔布斯的赞许和肯定,而乔布斯也迫切渴望找到父亲般的人生导师。而当最初的热情冷却下来时,两个人的期待和情感就出现了落差。但追根究底,两个人之间的裂痕日益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双方各占一个。

对乔布斯来说,问题在于斯卡利自始至终都不懂产品。斯卡利无法理解苹果团队对产品细节的精益求精,也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斯卡利反而认为,乔布斯不断对技术细节进行微调,极度关注设计点滴的做法就跟走火入魔一样,结果适得其反,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研发进度。斯卡利此前的从业经验是饮料和零食的销售,这些产品的配方与他基本无关,他只关心产品能不能卖出去。他对产品没有与生俱来的热情,这一点在乔布斯看来,简直罪无可恕。乔布斯回忆说:“我耐着性子跟他讲解电子工程的细节,而他对产品的诞生过程一无所知,过不了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就会争论起来。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产品就是一切。”乔布斯愈发觉得斯卡利没有什么头脑,而斯卡利又总是急切地寻求乔布斯的认同,还误以为两个人有很多相同之处,这让乔布斯更加鄙视他。

对斯卡利而言,乔布斯的根本问题在于,当他向人示好时,他必然是为了操控对方,除此之外,他一贯粗鲁无礼,自私自利。斯卡利心地善良,富有爱心,待人接物极其彬彬有礼,所以他对乔布斯莽撞蛮干的风格非常不齿,其鄙夷程度就好似乔布斯同样看不上他对产品细节毫无热情。有一次,他们与施乐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比尔·格拉文(Bill Glavin)会面,事前,斯卡利再三叮嘱乔布斯不要失礼,但双方刚一落座,乔布斯就开门见山地对格拉文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双方最后不欢而散。乔布斯对斯卡利说:“对不起,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雅达利公司的阿尔·奥尔康后来所观察到的:“斯卡利的价值观是希望大家一团和气,他很在意人际关系。但史蒂夫根本不在乎这些。史蒂夫极其看重产品,而斯卡利永远做不到。对于任何不是A级选手的人,史蒂夫都会出言不逊,这种风格也确保了苹果团队的成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对于两人关系的动荡,董事会也愈发忧心。1985年初,阿瑟·洛克和其他一些不满的董事对两人进行了严厉的训话。他们告诉斯卡利,他的职责是管理公司,他应该加强自己的权威,而不是急于要跟乔布斯称兄道弟。他们对乔布斯说,他的当务之急是扭转Mac部门的混乱局面,而不是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指手画脚。被训斥之后,乔布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停地在Mac电脑上输入:“我绝不再批评公司的其他部门了,我绝不再批评公司的其他部门了……”

Mac的销量每况愈下,不断令人失望。到1985年3月,其销量只有预期的10%。乔布斯要么窝在办公室里生闷气,要么就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对所有人横加指责,说问题是他们造成的。他的情绪波动愈发剧烈,对周围人的辱骂也变本加厉。中层管理团队开始联合起来反抗他。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苹果的市场营销总监迈克·默里要求跟斯卡利私下谈一谈。他们正要上楼去斯卡利的房间,正好被乔布斯看到了,乔布斯说他也要一起去,但被默里拒绝。默里告诉斯卡利,乔布斯搞得大家人仰马翻,不能再让他继续担任Mac部门的管理者。斯卡利回答说,他还不想跟乔布斯摊牌。默里后来直接给乔布斯发了一份备忘录,批评了他对待同事的方式,并谴责他“以践踏人格的形式进行管理”。

接下来的几周,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乔布斯被帕洛阿尔托附近一家名为伍德赛德设计公司开发的平板电脑技术吸引。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史蒂夫·基钦(Steve Kitchen),一个脾气古怪的工程师。乔布斯同时还对另一家创业公司产生了兴趣,这个公司生产的触摸屏可以用手指控制,不再需要鼠标。这两项技术也许可以帮助乔布斯实现愿望,生产出像书一样轻薄方便的电脑。有一次,乔布斯正在跟基钦散步,在附近的门洛帕克发现了一栋建筑,觉得这里很适合用于建立研发基地,把自己的这些想法付诸实践。这个基地可以叫作苹果实验室(AppleLabs),由乔布斯负责管理,让他重享带领小团队研发伟大产品的喜悦感。

这件事让斯卡利兴奋不已。如此一来,他大部分的管理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既能让乔布斯回归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也能让他带着自己的破坏性影响远离总部。斯卡利很快就物色好了接替乔布斯担任Mac部门经理的接班人——苹果公司在法国的负责人让——路易·加西。乔布斯在法国出差期间,他负责接待过乔布斯。加西飞到库比蒂诺,说如果能保证他接管Mac部门,而不是在乔布斯手下工作,他就会接受这份工作。公司董事梅西百货的菲利普·施莱恩也来劝说乔布斯,说他更擅长的事情其实是带领一个充满激情的小团队开发新产品。

但乔布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去成立苹果实验室。他拒绝将控制权让给加西,而加西则明智地选择返回巴黎,因为加西感觉权力冲突一触即发,不可避免。在整个春季剩下的时间里,乔布斯一直举棋不定。有时候,他想继续保有自己企业管理者的地位,甚至还写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公司取消免费饮料的供应和头等舱出行,削减运营成本;有时候,他又觉得应该听人劝告,离开大本营,去成立新的苹果实验室,管理一个新的研发团队。

3月,默里又发出一份备忘录。他虽然在备忘录上标明“请勿传阅”,但他自己却发给了多位同事。他在备忘录的开篇称:“我在苹果工作3年了,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过去90天那样的混乱、恐惧和管理失能。基层员工都觉得我们就像一艘无舵之船,在迷雾中随波漂流。”在乔布斯和斯卡利的权力之战中,默里的立场非常不坚定,他有时会跟乔布斯合谋要把斯卡利拉下马。但在这份备忘录中,他把责任推给了乔布斯:“也许是他造成了管理失能,也许他受到了管理失能的影响,无论如何,史蒂夫·乔布斯现在控制着几乎坚不可摧的权力基础。”

3月底,斯卡利终于鼓起勇气要求乔布斯放弃Mac部门的管理权。一天晚上,他带着人力资源经理杰伊·埃利奥特走到乔布斯的办公室,正式跟乔布斯对峙。斯卡利说:“没有人比我更欣赏你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他以前也说过这样的奉承话,但这一次的奉承话后面明显地还跟着一个残酷的转折。斯卡利接着说:“但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就这样,斯卡利一面恭维乔布斯,一面抛出更多“但是”。他接着说道:“我们之间建立了伟大的友谊,但是我对你管理Mac部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他还斥责乔布斯背地里说他坏话,私下叫他蠢货。

乔布斯看上去茫然失措,但他的第一反应也非常奇怪,他说斯卡利应该多帮助和指导他,“你得多花时间和我在一起”。接着他又开始反唇相讥,说斯卡利对电脑一无所知,把公司管理得乱七八糟,加入苹果以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自己失望。接着,乔布斯哭了起来。斯卡利就坐在旁边咬指甲。

过了一会儿,斯卡利说:“我会跟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会建议让你从管理Mac部门的岗位上退下来。我就是来提前告诉你的。”他劝乔布斯不要再做困兽之斗,而是同意去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乔布斯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斯卡利说:“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如果你这么做,公司就会毁在你手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乔布斯的行为变化无常。前一刻他还在说要去建立苹果实验室,下一刻他又开始四处笼络支持者,让大家一起把斯卡利赶走。他先是向斯卡利示好,然后又在他背后破口大骂。有时在同一个晚上,他的态度也会反反复复。一天晚上9点,他打电话给苹果公司的总法律顾问艾尔·艾森斯塔特,说他对斯卡利失去了信心,需要他帮助说服董事会解雇他;到了晚上11点,他又打电话给斯卡利说:“你很了不起,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很喜欢和你一起工作。”

在4月11日的董事会会议上,斯卡利正式提出,他想请乔布斯卸下Mac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专注于开发新产品。随后发言的是阿瑟·洛克,他是董事会成员中最顽固、最不受别人影响的人。他说,斯卡利和乔布斯都让他受够了:斯卡利在过去一年中都没有胆量掌握指挥权,而乔布斯的行为“就像个任性的小毛孩儿”。为了解决这次争端,董事会决定跟他们两个人分别进行私下谈话。

斯卡利首先离开了会议室,好让乔布斯先作陈词。乔布斯坚持认为斯卡利是问题所在,因为他对电脑一无所知。洛克听了这话,把乔布斯骂了一顿。他用低沉的嗓音说,乔布斯在这一年里的所作所为非常愚蠢,他没有权力继续管理一个部门。甚至连乔布斯最坚定的支持者菲尔·施莱恩也试图说服他体面地退居幕后,去替公司管理研究实验室。

然后轮到斯卡利与董事会单独会面。他给董事会下了最后通牒:“你们可以选择支持我,我会负起责任好好管理公司。你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就请再去找个新的首席执行官吧。”他说,如果董事会授权给他,他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帮助乔布斯实现到新角色的平稳过渡。董事会所有成员一致支持斯卡利,授权他寻找合适的时机撤换乔布斯。乔布斯在会议室外等待时,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输了。他看到了老同事德尔·约克姆,跟他拥抱了一下。

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后,斯卡利努力安抚乔布斯。乔布斯要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进行过渡,斯卡利同意了。那天晚上,斯卡利的行政助理南妮特·巴克霍特(Nanette Buckhout)打电话给乔布斯,想看看他状态如何。乔布斯正呆若木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斯卡利已经下班,于是乔布斯来到巴克霍特的办公室跟她聊天。他对斯卡利的态度又开始疯狂摇摆,他说:“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背叛了我。”然后他的想法又变了,说也许自己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修复与斯卡利的关系。与“约翰的友谊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也许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专注于维护我们的友谊。”

密谋政变

乔布斯向来不习惯别人对他说“不”,他不会轻易缴械投降。1985年5月初,他走进斯卡利的办公室,要求斯卡利给他更多时间,让他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Mac部门。他承诺,他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运营人员。斯卡利没有让步。接下来,乔布斯又转变策略,直截了当地要求斯卡利辞职。乔布斯告诉他:“我觉得你已经乱了阵脚。第一年你做得很棒,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出了点儿事。”一向心平气和的斯卡利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动肝火,他反击说乔布斯迟迟无法开发出Mac软件,也设计不出新的模型,更没能获得客户的青睐。两个人的会面变成了一场争吵,双方纷纷指责对方做得更差,没有管理能力。很多同事透过斯卡利办公室的玻璃墙围观了他们的冲突。乔布斯离开后,斯卡利转过身,背对着玻璃墙,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最严重的冲突在5月14日爆发。那是一个星期二,Mac团队要向斯卡利和苹果的高层做季度回顾报告。乔布斯仍然没有放弃对Mac的控制权。他带着团队来到董事会会议室,一脸不服气的神情。他和斯卡利首先就Mac部门的宗旨发生了冲突。乔布斯说,该部门的宗旨是售出更多台Mac电脑,斯卡利则说该部门要为苹果的整体利益服务。苹果公司的常态是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合作。例如,Mac团队正在筹划开发新的磁盘驱动器,但这款驱动器又跟Apple II部门正在开发的磁盘驱动器不同。会议记录显示,两人的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接下来,乔布斯介绍了其部门正在进行的项目:他们正在开发一款更强大的Mac来取代已停产的丽萨,而且他们还在开发一个名为FileServer的软件,让Mac用户可以在网络上共享文件。斯卡利在会议上才得知这些项目都将延期完成。他毫不留情地嘲讽默里销售业绩不佳,责怪贝尔维尔错过了工程的截止日期,最后又把矛头指向乔布斯,批评他整体管理不善。尽管如此,在会议结束时,乔布斯还是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恳求斯卡利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自己可以管理一个部门。斯卡利拒绝了。

那天晚上,乔布斯带着Mac团队在伍德赛德的尼娜咖啡馆吃饭。因为斯卡利要求加西准备接管Mac部门,所以加西再次来到公司总部,乔布斯邀请他跟团队共进晚餐。贝尔维尔提议大家干杯,说道:“来,敬我们自己,只有我们才真正理解史蒂夫·乔布斯眼中的世界。”所谓“史蒂夫眼中的世界”,是苹果公司的其他人用来贬损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的话。晚饭结束后,大家四下散去,贝尔维尔与乔布斯坐在他的奔驰车里,敦促他组织一场与斯卡利的生死之战。

几个月前,苹果公司获得了向中国出口电脑的许可,乔布斯受邀在1985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前往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他告诉斯卡利之后,斯卡利决定自己去中国签约,乔布斯表示同意。这正好给乔布斯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他决定趁斯卡利不在的时候发动政变。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一周的时间里,他找了不少人一起散步,跟他们分享了自己的计划。他告诉迈克·默里:“约翰去中国以后,我要发动一场政变。”

关键七日

5月23日,星期四:在Mac部门的高层例会上,乔布斯向自己的核心圈子讲述了驱逐斯卡利的计划。他还向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杰伊·埃利奥特透露了计划,而埃利奥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的计划不会成功。埃利奥特与一些董事会成员谈过话,敦促他们拥护乔布斯,但他发现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支持斯卡利,大多数高级主管也是如此。然而,乔布斯却一意孤行。他在停车场附近散步时碰到加西,也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明知道加西是从巴黎过来接替他的职位的,却还是忍不住告诉了他。多年后,乔布斯自嘲说:“我错就错在把计划告诉了加西。”

当天晚上,苹果公司的总法律顾问艾尔·艾森斯塔特在家里搞个了小型的烧烤聚会,招待斯卡利夫妇和加西夫妇。加西跟艾森斯塔特讲了乔布斯的阴谋,艾森斯塔特听完,建议他也告知斯卡利。加西回忆说:“史蒂夫正在图谋造反,想发动政变,把约翰赶下台。我在艾森斯塔特家的书房里,用食指轻点约翰的胸骨,告诉他:‘如果你明天出发去中国,回来之后公司可能就没有你的位置了。史蒂夫正在密谋除掉你。’”

5月24日,星期五:斯卡利取消了中国之行,决定在星期五上午的苹果主管会议上与乔布斯对质。乔布斯迟到了。每次开会,斯卡利都坐在桌子最前方,乔布斯一般坐在他旁边。但这次,乔布斯的位子被占了,所以他坐到了桌子的另一端。乔布斯穿了一套剪裁得体的西装,看起来精神抖擞。斯卡利则脸色苍白。他宣布取消今天的日程安排,专门解决一个所有人都在关心的问题。他看着乔布斯说:“我听说你想把我赶出公司。我想问问你,这是不是真的?”

这一问完全出乎乔布斯的意料,但他这个人向来直言不讳。他眯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斯卡利,用缓慢的语调冷冰冰地说:“我觉得你待在这里对苹果没有好处。你是管理公司的错误人选,你确实应该离开公司。你自始至终都不懂经营。”他指责斯卡利对产品开发流程一无所知,然后加了一句相当自我的批评:“当初,我让你加入苹果,是为了帮助我成长,但是你没有做到。”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斯卡利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童年时期曾患口吃,后来好了,20多年没再犯过,但现在他被气得又结巴了起来:“我不信任你,我不会容忍缺乏信任的关系。”乔布斯说他比斯卡利强,能把公司管理得更好。听了这话,斯卡利决定孤注一掷。他请在场的人投票表决,看看到底谁更擅长管理公司。25年以后,乔布斯依然无法释怀,他回忆说:“他这一招用得很聪明。当时开的是执行委员会会议,他说:‘你们投票吧,是选我还是选史蒂夫?’而他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只有傻瓜才会投票给我。”

突然之间,本来纹丝不动的与会人员都开始骚动起来。德尔·约克姆需要第一个发言。他说他很欣赏乔布斯,希望乔布斯能继续在公司的发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后,他鼓起勇气,在乔布斯灼人的目光下说,他很“敬重”斯卡利,会支持斯卡利做公司的管理者。接着是艾森斯塔特。他看着乔布斯,说出了差不多的话:他很欣赏乔布斯,但他支持斯卡利。作为外部顾问列席高级员工会议的里吉斯·麦肯纳说得更直接。他看着乔布斯,说乔布斯还没有做好管理公司的准备,而且自己也曾告诉乔布斯这一点。其他人也支持斯卡利。对比尔·坎贝尔来说,这一抉择尤其艰难。他很喜欢乔布斯,不怎么喜欢斯卡利。他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告诉乔布斯,他决定支持斯卡利。他还建议他们两个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公司为乔布斯找到合适的职位。他告诉斯卡利:“你不能让史蒂夫离开公司。”

乔布斯看上去万念俱灰,他说:“我想我知道大家的立场了。”说完这句话,他就冲出了会议室。没有人追出去。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了在Mac部门长年追随他的成员,忍不住放声痛哭。他说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离开苹果,说着就开始往门外走。黛比·科尔曼把他拦了下来,跟其他人一起劝他要冷静,不要贸然行事。他应该利用周末重新组织力量,也许还有办法不让公司分崩离析。

斯卡利虽然赢得了胜利,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的内心已是千疮百孔。他就像一个受伤的战士,来到了公司顾问艾森斯塔特的办公室,请他开车带自己去兜兜风。他们坐上艾森斯塔特的保时捷后,斯卡利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艾森斯塔特问他是什么意思,斯卡利回答说:“我还是辞职吧。”

艾森斯塔特表示反对:“不行。你如果辞职,苹果就完了。”

斯卡利说:“我还是辞职吧,我觉得我不适合管理苹果。”

艾森斯塔特回答说:“我觉得你这是在逃避,你必须站起来面对乔布斯。”然后他开车把斯卡利送回了家。

看到斯卡利大白天就回家了,他的妻子特别惊讶。他意志消沉地对她说:“我真没用。”他的妻子性格火暴,对乔布斯从来没什么好感,也始终不明白自己的丈夫中了什么邪,会对乔布斯如此迷恋。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她立刻跳上车,一路加速来到乔布斯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告诉她乔布斯去美好地球餐厅了,于是她又开车赶到那里,正好在停车场遇见乔布斯跟Mac团队的忠臣们。于是她开门下车,径直走到乔布斯跟前。

她说:“史蒂夫,我能和你谈谈吗?”乔布斯惊呆了。她厉声说:“你知道能认识像约翰·斯卡利这样的好人,你有多么荣幸吗?”乔布斯的眼光四处躲闪。她说:“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吗?”于是乔布斯照做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她被看得浑身不舒服,说:“算了,别看我了。我看大多数人的眼睛时,总能看到他们的灵魂。而我看着你的眼睛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无底洞,一个空空的洞,一个死区。”她说完这些话,便转身离开了。

5月25日,星期六:迈克·默里驱车前往乔布斯在伍德赛德的家,想要劝劝他。他建议乔布斯同意带领团队去研发新品,创办苹果实验室项目,离开总部的是是非非。乔布斯似乎愿意考虑这样做,但他首先需要跟斯卡利和解。于是他拿起电话,向斯卡利抛出了橄榄枝,这让斯卡利非常惊讶。乔布斯问他第二天下午能不能与自己见个面,一起到斯坦福大学的山上走一走。在两个人还亲密无间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去那里散步,也许旧地重游能帮助他们重归于好,把问题解决。

乔布斯并不知道斯卡利已经告诉艾森斯塔特他想辞职,但在那个时候,这已经不重要了。过了一个晚上,斯卡利改变了想法,决定留在苹果。虽然前一天两个人闹翻了,但斯卡利还是很渴望得到乔布斯的认可。于是他同意第二天下午见面。

乔布斯当天晚上还跟默里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如果他是真心打算第二天跟斯卡利和好,那他想看的那部影片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他选择的电影是《巴顿将军》,这是一部关于永不投降的将军的史诗。但是他把录像带借给了父亲(他的父亲在参军期间曾为巴顿将军的部队运送士兵),于是他跟默里两人开车到父母家里取。家里没人,他也没有钥匙,于是他们绕到房子后面,想看看有没有哪扇窗户或哪个门没有上锁,但也没有找到,最后只能作罢。录像店里也没有《巴顿将军》的带子,最后他们只能看了一部1983年的电影,是根据哈罗德·品特的剧本《背叛》改编的《危险女人心》。

5月26日,星期日:按照约定,乔布斯和斯卡利下午在斯坦福校园后面相见,两个人在连绵的山丘和马场中走了几个小时。乔布斯再次恳求在苹果为他保留一个运营职位。但这次,斯卡利立场非常坚定,一直说这样行不通。斯卡利鼓励他去成立自己的产品实验室,专注于开发新品,但乔布斯拒绝了,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他甚至完全无视现实,建议斯卡利把整个公司的控制权拱手相让:“要不你来做董事长,我来做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说得极其认真,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斯卡利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斯卡利回答说:“史蒂夫,你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乔布斯又建议他们两个共同承担公司的管理职责,乔布斯负责产品,斯卡利负责营销和业务。但董事会不仅给了斯卡利很大的底气,还给他下了命令,要他管好乔布斯。于是斯卡利回答说:“管理公司的只能是一个人。我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而你没有。”

在回家的路上,乔布斯开车顺道去了迈克·马库拉家。马库拉不在家,于是乔布斯就留言邀请他第二天晚上来自己家吃饭。他还邀请了Mac团队的核心支持者,希望他们能让马库拉看清站在斯卡利一边是多么愚蠢。

5月27日,星期一:这一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阳光明媚,天气和暖。乔布斯在Mac团队的忠实拥趸黛比·科尔曼、迈克·默里、苏珊·巴恩斯(Susan Barnes)和鲍勃·贝尔维尔比约定的晚餐时间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乔布斯在伍德赛德的住处共谋大计。夕阳西下时,科尔曼坐在露台上告诉乔布斯,他应该接受斯卡利的提议,做产品设想师,创办苹果实验室。在乔布斯核心圈子的所有人中,科尔曼是最愿意面对现实的。在新的组织计划中,斯卡利让她主管生产部门,因为斯卡利知道她不仅忠于乔布斯本人,而且忠于苹果。其他一些人则比较强硬。他们想劝说马库拉支持制订新的重组计划,让乔布斯重掌公司大权。

马库拉到了之后,同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乔布斯必须保持安静。他回忆说:“我是真心想听听Mac团队的想法,而不是想看乔布斯怂恿他们造反。”入夜后,天气转凉,他们去了室内。在乔布斯空荡荡的家里,大家围在壁炉旁坐下。马库拉不想听他们抱怨,而是让他们讨论具体的管理问题,比如是什么导致FileServer软件的生产问题?为什么Mac的分销系统没有及时回应需求的变化?大家说完后,马库拉直接表态说拒绝支持乔布斯,他回忆说:“我说我不会支持他的计划,这件事情就此画上句号,斯卡利就是苹果的老板。对此,他们非常生气,情绪激动,要继续联合反抗,但这么做根本于事无补。”

5月28日,星期二:斯卡利听马库拉说乔布斯在前一天晚上图谋把他赶下台,不禁怒火中烧。当天上午,斯卡利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他说,他已经和董事会谈过,并且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他希望乔布斯离开。然后他开车去了马库拉的家,向马库拉汇报了自己的重组计划。马库拉问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最后向斯卡利表示了祝福。斯卡利回到办公室后,给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还支持自己。他们的想法没有改变。

之后,斯卡利给乔布斯打了电话,确保他了解情况、正视现实。董事会已经正式批准了他的重组计划。重组将于本周开始,加西将接管乔布斯心爱的Mac部门及其他产品的控制权,乔布斯的权力完全被架空,不再管理任何部门。斯卡利并不想把关系彻底搞僵。他告诉乔布斯,乔布斯可以保留董事会主席的头衔继续待在苹果,可以做产品架构师,只是不再承担任何运营职责。到了这个时候,连建立苹果实验室这个选项都已经不在讨论范围内了。

这时,乔布斯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推翻这个结果,也没有办法再扭曲现实。他泪流满面,开始给比尔·坎贝尔、杰伊·艾略特、迈克·默里和其他人挨个儿打电话。乔布斯打电话的时候,默里的妻子乔伊斯正在打一通海外电话。接线员打断了她的通话,说有紧急情况。乔伊斯对接线员说:“最好是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会很生气。”她听到了乔布斯的声音:“是很重要的事。”于是她把丈夫叫来听电话,乔布斯在电话那头边哭边说:“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看到乔布斯如此失魂落魄,默里很是担心,怕他想不开,默里便回拨了过去,但没人接。于是他开车去往乔布斯在伍德赛德的家。到了之后,敲门也无人应答。他赶紧绕到房子后面,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他从卧室的窗户看到乔布斯就躺在一张床垫上,房间里空荡荡的。乔布斯开了门让他进来,两个人一直聊到天亮。

5月29日,星期三:乔布斯终于拿到了一盘《巴顿将军》的录像带。那天晚上,他看了这部电影,但在默里的劝阻下,乔布斯没有再次发起抗争。默里劝乔布斯星期五来公司参加斯卡利宣布重组计划的会议。至此,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乔布斯只能放弃带兵叛变的念头,转而安心扮演一名好士兵。

像一块滚石

会议在总部的礼堂举行,乔布斯悄悄地溜到礼堂的后排,去听斯卡利向员工介绍公司的新组织架构。很多人偷偷瞥向乔布斯,但几乎没人跟他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跟他很熟络的样子。乔布斯目不转睛地盯着斯卡利。斯卡利多年后还记得“史蒂夫蔑视的眼神”。斯卡利回忆说:“他目光坚毅,好像一束X光穿透骨髓,直击你的软肋,仿佛要从精神上碾压你。”站在舞台上的斯卡利假装没有看到乔布斯。有那么一瞬间,他回想起一年前他们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次旅行,两个人当时还是好友,一同去拜访了乔布斯心目中的英雄埃德温·兰德。兰德一手创立了宝丽来公司,后来却被赶了出来。当时,乔布斯带着厌恶之情跟斯卡利说:“他只不过是损失了几百万,他们就把他的公司抢走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从乔布斯的手里把他一手创立的公司抢走了呢。

斯卡利介绍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其中加西将负责整合后的Mac和Apple II产品组。图表上有一个写着“董事长”的小方框,这个方框跟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都没有用线连接,包括斯卡利本人也无须向这位董事长做报告。斯卡利简短地提了一下董事长乔布斯将扮演“全球架构师”的角色,但没有指明乔布斯就在现场。会议厅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尴尬掌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乔布斯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他拉上百叶窗,开着电话答录机,对所有人避而不见,只让女友蒂娜·雷德塞过来。他就坐在那里,连续几个小时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特别是《时代在变》这首歌。16个月前,他在向苹果股东揭开Mac面纱的那天,他曾朗诵这首歌的第二段歌词,歌词的最后一句颇为励志:“现在的失败者/终会成为赢家。”

星期日晚上,安迪·赫兹菲尔德和比尔·阿特金森带着一帮Mac团队的成员来到乔布斯家中,他们想要帮助乔布斯驱散内心的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他们敲了好一会儿门乔布斯才来开门。进门后,乔布斯把他们带到了厨房旁边的一个为数不多的有些家具的房间。雷德塞帮他叫了素食外卖来招待大家。赫兹菲尔德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的像看起来这么糟糕吗?”

乔布斯面露苦涩:“实际上更糟。比你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他指责斯卡利背叛了自己,说苹果离了自己不行。他抱怨说,所谓的董事长只是个虚名。他的办公室也从班德利3号的苹果总部搬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小楼。他给小楼起了个名字,叫“西伯利亚”。赫兹菲尔德转移了话题,聊起了以前的快乐时光,于是大家开始追忆过去。

那周早些时候,迪伦发行了新专辑《皇帝讽刺剧》(Empire Burlesque)。赫兹菲尔德带来了一张该专辑,用乔布斯家的高级音响播放了它。其中最出名的一首歌是《夜幕低垂》(“When the Night Comes Falling From the Sky”)。这首歌充满启示录意味,似乎很适合这个夜晚。但乔布斯并不喜欢它,说听起来像迪斯科舞曲。他还沮丧地说,从《路上的血迹》这张专辑开始,迪伦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于是赫兹菲尔德把指针移到了专辑的最后一首歌《黑眼睛》(“Dark Eyes”)。这首歌没有电子配乐,由迪伦单独用吉他和口琴演奏,节奏缓慢,曲调悲怆。赫兹菲尔德本希望能够借这首歌让乔布斯想起他热爱的早期迪伦的作品。但乔布斯也不喜欢这首歌,并且没兴趣再听这张专辑里的其他歌了。

乔布斯的反应如此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斯卡利曾经是父亲一般的存在,迈克·马库拉和阿瑟·洛克也都是。但在一周内,这三个人都抛弃了他。乔布斯的律师朋友乔治·莱利后来说:“这引发了他深埋在心底的童年时被抛弃的感受。被抛弃是乔布斯人生认知的一部分,定义了他的自我。多年后,乔布斯回忆说:“那时我就像被人揍了一拳,让我感觉喘不过气。”

失去阿瑟·洛克的支持让乔布斯尤为痛苦。乔布斯说:“阿瑟以前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一直很照顾我。”洛克曾教他了解歌剧,他和妻子托尼在旧金山与阿斯彭都招待过乔布斯。乔布斯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到旧金山,驶入市区的时候,我对阿瑟说,‘天哪,美国银行的大楼太丑了’。他说不是,其实这栋楼是最好的。然后他就告诉我它好在哪里。当然,他说得都对。”多年以后,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乔布斯依然泪湿眼眶:“他选择了斯卡利而不是我。这真的让我始料未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抛弃我。”

更糟糕的是,他心爱的公司现在落入一个他认为是个蠢货的人手中。他说:“董事会认为我没有能力经营一家公司也就算了,我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把如何处理我和如何处理斯卡利的决定分开。即使他们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管理苹果,也应该解雇斯卡利。”虽然他内心的阴霾逐渐散去,但他对斯卡利的愤怒有增无减,觉得斯卡利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更糟糕的是,斯卡利告诉分析师,虽然乔布斯仍然是董事会主席,但是乔布斯跟公司的业绩已经没有关系,他说:“从运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史蒂夫·乔布斯都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我不知道乔布斯还能做什么。”他毫不留情的评论让在座的分析师颇为震惊,很多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乔布斯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去欧洲散散心。所以,他在6月去了巴黎,在一场苹果公司的活动中致辞,还参加了美国副总统老布什的晚宴。然后他从法国直接去了意大利,跟女友在托斯卡纳的山间自驾游玩。他还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就可以自己骑车出去转转。到了佛罗伦萨,他沉浸在这个城市的建筑和建筑材料的纹理中,尤其令他难忘的是铺路石。这些石材来自菲伦佐拉城托斯卡镇附近的卡松采石场,呈现出沉静的蓝灰色。20年后,乔布斯下令,苹果主要零售店的地板都必须使用这种砂岩。

当时,Apple II即将在苏联上市,因此乔布斯又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与艾尔·艾森斯塔特碰面。苹果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但审批出了点儿问题,于是他们一起去拜访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商务专员迈克·梅林(Mike Merin)。梅林警告他们,美国明令禁止与苏联分享技术。这让乔布斯很恼火。在巴黎贸易展上,副总统老布什还鼓励他把电脑带入苏联,“掀起自下而上的革命”。他们稍后去了一家烤串很有名的格鲁吉亚餐厅吃饭。此时,乔布斯依然怒气难消,他质问梅林:“向苏联出口电脑显然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怎么能说违反了美国法律呢?如果苏联人能用上Mac电脑,他们就可以自己印刷所有的报纸了。”

乔布斯在莫斯科也展示出自己好斗的一面。他坚持要谈论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后被斯大林下令暗杀的革命家托洛茨基。负责监视乔布斯的克格勃特工不得不提醒他不要大谈特谈自己对托洛茨基的喜爱之情,这位特工说道:“谈论托洛茨基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做了相关研究,我们不再承认他是伟人了。”但乔布斯把这话当作耳旁风。他们去莫斯科国立大学给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做讲座,结果乔布斯一上来就大肆赞美托洛茨基。乔布斯对这个革命家有深深的认同感。

7月4日,乔布斯和艾森斯塔特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晚会。在写给大使阿瑟·哈特曼的感谢信中,艾森斯塔特提到乔布斯计划在未来一年更加积极地开展苹果在苏联的业务,“我们初步计划在9月返回莫斯科”。一时之间,斯卡利希望乔布斯成为公司“全球架构师”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场巨变即将在9月拉开序幕。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人物,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太阳融化,跌落水中丧生。丹尼·米勒(Danny Miller)用伊卡洛斯悖论形容企业在经历了一段明显的成功后突然失败,而这种失败正是由导致其最初成功的因素造成的。——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