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早晨越来越冷了，我对此毫无准备。冰冷的早晨。街道还很黑。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车上的零件吱嘎响个不停，骑车的人像乞丐般苦不堪言。

我在圣路易咖啡店喝了杯咖啡。里面像医生的诊室一样安静。椅子还反扣在桌上，薄窗帘外面透着撕裂人的寒冷。也许要下雪了。我瞥了眼天空，凝重得像潮湿的地毯。法国只在冬季才露出真容，她赤裸的本性，毫无矫饰。天气晴好的日子，全世界都会爱她，可是现在却令人消沉。你感觉自己就像个九死一生的逃亡者。

这些阴郁的早晨。我站在暖气旁边，想在冷得像玻璃的铁片上暖暖手。法国人酷爱简洁。在室内他们只穿件毛衣，有时还戴顶帽子。是的，他们钟爱光，但只爱天堂赏赐的日光。他们的房间大多暗得像济贫院。烟草、汗液和香水的味道，全都混为一体。有种令人沮丧的氛围，其中每个声音听着都冷酷又单调——关门的声响，脚步声，藏在粗粝、嘶哑的你好之下轻微的抱怨。你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奴役感，不明所以而又无穷无尽，但随着皮考特夫人的身影在她办公室的玻璃后面一闪而过，所有这一切又出其不意地消失了，那个隐约有些俗鄙的、令人激动的侧影。想到这点我的胸口就发疼。我忍不住去幻想，她会像整整一季铺张的盛宴般躺在我的未来之中，只要我知道该如何办妥此事。我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她。我总能找个理由去那里，可是在她工作的时候很难说上话。哦，克劳黛，克劳黛，我的双手发麻。它们想抚摸你。她精心梳理的头发中间扎了条发带，有点心烦的时候她总喜欢摩挲它，然后再碰碰毛衣最上面的那颗纽扣，就好像那是枚宝石。她的脖颈上还装饰着成串的玻璃珠，颜色就像夜店里的吻。她食指上缀着颗绿宝石，还戴着几枚婚戒，好像是三枚。我紧张得没法去数。

“你不是这里的人，对吗？”我问她。

“噢，不是，我是巴黎人。”

“我想也是。”

她微微一笑。

“不过你很喜欢这里吧？”我说。

“噢。”她无奈地耸了耸肩。

靠近她的时候，我几乎能感受到她的肉体，品尝它的滋味，就像个饥肠辘辘的人，像个水手闻到远离海岸的植物的味道。

她打开钱包，取出几张在酒店大厅里拍的照片。这个动作来得太快了，我还想多看几眼。她做过服装模特，她说，那段日子她经常到处巡回表演。那很有意思。这个周末在维希，她告诉我……那个周末在梅杰夫。

十二月三号。那天没有任何可指望的，过得很快。下午落了点小雪，若有若无，雪量很小，好像不过是宣告马上要冷了。镇子迅速朝黑暗降落，开始出现亮着灯的铺子，车灯、饭店和小咖啡馆的灯也渐次亮起来。其他的一切都在一种巨大不朽的周而复始中渐渐转黑，太严肃、太古老了，难得有什么变化，而百叶窗和厚重的窗帘后面却是某种夜生活，以微小的分量配给着，精确得就像老掌柜的秤。

我顺道去书店买了份报纸，我很熟悉看店的老头。柜台靠近窗户，光线照得他无精打采，像个还没吃早餐的内阁大臣。他穿着件厚厚的毛衣，系了条围巾。他的两腮几乎呈纯紫色，好像总是郁郁寡欢，但还有整个冬天得熬过去。他的生命不再用年来计算；而要开始用季度来算了。最后，是一个个晚上，每个晚上都会像月球旅行般危险。他找来零钱给我。他的手指像木头般粗糙。

在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迪安展开双臂。

“你去哪里了？”他说。“我要给你个惊喜。”

“什么？”

他没有立刻回答。

“你会很开心的。”他向我保证，站在镜子前从这个角度看看自己，又从那个角度看看，动作轻盈得像鸟。老兄，他独自跑调唱道，你真好看，你真好看。

“你还想不想告诉我？”我问道。

“噢，等会儿，”他说，“等会儿。”

我看着他系鞋带。他已经穿戴整齐了。这时他开始打量全身。

“下雪了。”我说。

“下雪了！”他直接走到窗前。他看到外面在下雪。“噢噢！”

“下雪你就很开心吗？”

“太美了，”他说，“简直太美了。”

我们出发去弗伊咖啡馆。

某些事情我如实记着。它们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略微褪色，就像放在一件被忘记的衣服口袋里的硬币。但是，大多数细节早已变形了，或者被重新安排以便带出别的细节。事实上，有一些显然是伪造的；但同样重要。人们改变过去是为了塑造未来。但最终出现的模式具有真正的意义，它会抵制所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事实上，我要是继续尝试的话就会出现一种危险，所有和谐一致的事件也许会像旧报纸般在我手里分崩离析，想到这个我就受不了。无数的过去，进入我们内心然后又消失。除此之外，在其中某个地方，存在着像钻石般拒绝被吞噬毁灭的碎片。如果你足够勇敢，仔细筛选并收集它们，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意图。

金星咖啡馆。冰冷的大街旁一间明亮的房间，雪断断续续地下着，车流稀少。侍应生是个年轻男孩，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外套。除了我们只有一桌有人——一个看报纸的男人——这个最朴素的房间，这间村舍般的屋子，在单调的冬天，在这黑暗寒冷的时刻，几乎是空的。我们三个对着印花桌布，她特别紧张。从她的手可以看出来。我注意到她打了耳洞。廉价的饰品穿过耳垂柔软的肌肉悬挂着，她不停地触摸耳朵上的饰品。她跟那天晚上在第戎的模样完全相同，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白胳膊。侍者端来三盘牡蛎，深深的不规则的外壳里躺着光洁的躯体。我们开始吃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她坐着纹丝不动，过了片刻才动手，像是出于尊重或者不愿显得饥饿。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她在观察我们，她从来没吃过牡蛎。

安-玛丽·科斯塔莱特，生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那会儿我刚上高中，每天枯叶般弓着身体手淫两次，而她刚刚出生，照她说是出生在一张紫罗兰的床上——所有法国母亲都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迪安想让她喝点葡萄酒。不用，她说，谢谢。她不喜欢。她的脸颊被冻出两片小小的红晕，可是你越靠近她，越发觉她的样子美丽绝伦。十八岁！我想。看起来甚至更年轻。当然，这也让我感到可怕。十八岁，有一个黑佬情人。简直是从让·热内作品里出来的人。

“你是怎么遇到她的！”我说。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她说抱歉失陪一下。卫生间在隔壁，要经过吧台。

“你觉得她怎么样？”迪安说。

“她还是个孩子。”

她吃饭的样子像码头工人，趴在盘子上方用叉子大口吃着。她把面包全吃完了。

“你注意到这点了吗？”

当然。我永远不会忘记。

“食物。”他说。

“什么？”

“我最拿手的话题。”

她回来了。面带一丝微笑坐下。

十点，侍者不见了。餐厅寂静无声，廉价旅店那种寒冷开始包围我们。她在讲英语，但很难听懂，而且很滑稽。我们大笑的时候她也微笑，是那种试探的、友好的微笑。

“说什么呢？”她问道。

她给驻奥尔良的美军工作过六个月。她的英语就是在那里学的，但大部分已经忘了。后来她又在特鲁瓦的一家酒店里干过。（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只能想象——一个小小的商务酒店，相当现代。店主的儿子叫罗兰。他和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小轿车。他们经常聚会，其中某个人有座很大很空的房子，他们经常带女孩去那里……）今年夏天她会去拉波勒打工。迪安想知道那地方在哪里。布列塔尼，我告诉他，在海边。她点点头。我搞不清她能听懂多少我们的谈话。迪安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她肩上。房间里已经很冷了。

我们开车送她回家。卡鲁日广场。她住的那幢楼很暗。她的房间在一条小巷上方，有些科西嘉人在巷子里卖水果。柠檬、梨子和西班牙橘子的残渣不时沿街吹来。他们有自己的旧卡车，又高又破，经常停在店铺附近。镇子的这一带我几乎没有来过，是几栋楼房和几条不太长的街道组成的安静死角。我坐在车里，迪安送她去门口，但她先走到我坐的那侧窗口。我赶紧把窗放下来。

“晚安。”她彬彬有礼地说。

他送她到门口就离开了，她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样子跟任何好孩子没区别，她的房间也许就在顶层，像只麻雀般蜷在屋檐下。这房间在一栋狭窄的楼房里——恐怕一个班的督察员都发现不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房间。从一开始我打听房间的情况时，他就什么都不说。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不过就是个房间。如此贫乏的回答说明了一切。

他担心我会问他什么。他几乎准备好随时撒谎——这个轻而易举就能看出来。我以前经常言不由衷。现在不了。对迪安我从来都说真话，从一开始就这样。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担心他会识破，但更重要的是，撒谎忽然间显得毫无用处。不仅如此，谎言给不了我任何慰藉。和他在一起时，我感觉——这很难解释——谎言是没法对他起作用的。他已经表明了对谎言毫不在乎。他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

那女孩弯腰拿着火柴插进去，炉子发出轻柔的爆破声。蓝色的火苗蹿出喷射口，然后燃烧起来，声音逐渐稳定。房间里只有这点光，从地板上反射出来。她又站起身，把燃烧过的火柴放在桌上，开始在炉子的格栅上铺衣服，是几件睡衣，把它们平铺开烘热。迪安帮着她一起弄。睡衣很冰冷，如果是绸缎面料的话。他们刚从雪铁龙车库对面的沃克斯电影院回来，现在玻璃门已经关了，他们站在呼啸的黑暗中。迪安几乎用亲昵的兄弟般的姿势，用手臂搂着她。他们相互还不熟悉。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接受了这个姿势，他们在某种纯粹的沉默中等待着，空气中弥漫着煤气淡淡的甜味。过了一会儿她把睡衣翻过来。她背对着迪安。一转眼她就脱掉了毛衣，然后有些笨拙地把手伸到身后，解开了胸罩。他慢慢地把她转过来。

最后她离开了迪安的亲吻，靠墙站着，双臂垂在体侧。

“圣女贞德。”她说。颤栗的蓝色在她身上摇曳。她看上去一副逆来顺受的表情。

他抓着她的胳膊。她把脸转向火光。他是她的行刑者，她说。这个词让他战栗不已。他的膝盖在发抖。

他把她裹在温热的睡衣里放到床上。她还很纯真，他觉得。她温柔地笑着，脸上浮现出某种经过长久康复后才出现的镇定。最后，他转身要走了，但是到了门口，她的声音拦住了他。嗯？把灯熄了，她说。他照做了。就像路西法，他创造了黑暗，然后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