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希瓦利埃事件”

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乔治·埃尔滕顿

一件小事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在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小事。其实，他只是和一个朋友简单地聊了几句，但是谈话的内容及奥本海默后来对此事的处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些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希瓦利埃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像黑泽明1951年的电影《罗生门》，在这部电影中，事件当事人因为角度不同而各执一词。

在得知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伯克利后，奥本海默和妻子单独邀请希瓦利埃夫妇到家里吃了一顿晚餐。他们把希瓦利埃夫妇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想和他们专门道别。希瓦利埃夫妇到了以后，奥本海默走进厨房想调制一些马丁尼酒。哈康·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他向奥本海默转述了自己最近和乔治·C.埃尔滕顿的一次对话，奥本海默也认识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裔物理学家埃尔滕顿，他当时受雇于壳牌石油公司。

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两人都没有及时记录谈话的内容。尽管他们聊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提议，但是当时两人似乎都不认为这次谈话意义重大。据希瓦利埃说，埃尔滕顿请他帮忙让奥本海默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信息透露给一个人，那人是埃尔滕顿认识的一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包括希瓦利埃、奥本海默和埃尔滕顿在内，当时奥本海默愤怒地告诉希瓦利埃，他说的这种行为属于“叛国”，而且希瓦利埃不应该和埃尔滕顿的阴谋有任何牵扯。在埃尔滕顿看来，美国的苏联盟友正为生存而战，而华盛顿的反动派在蓄意阻碍苏联获得那些应有的帮助，那时在伯克利的左翼圈子里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但奥本海默对此无动于衷。

希瓦利埃一直坚称，他只是在提醒奥本海默小心埃尔滕顿的计划，而不是充当中间人。无论是哪种情况，奥本海默都认为他朋友所说的提议属于叛国。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以后，奥本海默可以权当这是希瓦利埃对苏联生死存亡忧虑过度的表现。那么，奥本海默当时是否应该立即通知当局？当然，如果他那么做了，他的人生将会截然不同。但是，他那时这样做会牵连到他最好的朋友，而在他看来，他的朋友顶多就是一个过度热心的理想主义者。

奥本海默调好马丁尼酒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结束了，于是两人回到了他们的妻子身边。

在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希瓦利埃回忆说他和奥本海默只是简单聊了几句埃尔滕顿的提议。他坚称自己不是在向奥本海默索取信息，只是向他的朋友转述了一个事实，即埃尔滕顿提出了一个与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的渠道。他认为很有必要让奥本海默知道这件事。希瓦利埃写道：“他显得很不安，我们只是聊了一两句，仅此而已。”然后他们端着马丁尼酒回到客厅，与他们的妻子待在一起。希瓦利埃记得那时姬蒂刚买了一本19世纪初的法文版真菌学图书，书中有手绘的兰花插图，这是她最喜欢的花。在晚餐前，这两对夫妇一边品着酒，一边仔细阅读了这本精美的书。此后，希瓦利埃“就再也没多想那件事”。

1954年，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作证说，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说了一些类似于“我最近见过乔治·埃尔滕顿”的话，希瓦利埃还说埃尔滕顿有“向苏联科学家提供技术情报的渠道”。奥本海默接着说：“我想我对他说了‘但那是叛国’，不过我不太确定。总之，我肯定说了什么。我还说‘这件事太可怕了’。希瓦利埃说过或至少表示出他完全同意。事情就到此为止，那只是一次简短的谈话。”

奥本海默去世后，姬蒂又讲了此事的另一个版本。她在伦敦拜访韦尔娜·霍布森（奥本海默以前的秘书，也是姬蒂的朋友）时说：“希瓦利埃一进屋，她就知道不对劲。”她特意没让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最后，当希瓦利埃意识到他没法摆脱姬蒂时，他就当着她的面把自己和埃尔滕顿的谈话说了出来。姬蒂说她脱口而出：“但那是叛国！”按照这个版本，奥本海默为了不让姬蒂与此事有任何牵连，于是就说这话是他说的，还一直声称他和希瓦利埃在讨论埃尔滕顿时是单独在厨房里。另外，希瓦利埃坚称他和奥本海默讨论埃尔滕顿的提议时，姬蒂从来没有进过厨房，而且芭芭拉·希瓦利埃在回忆这件事时也没提到姬蒂。

几十年后，芭芭拉写了一本“日记”，并在其中补充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那时她已是希瓦利埃的前妻，而且对他心怀怨恨。“希瓦利埃和奥比说话时，我当然不在厨房，但我知道他要告诉他什么。我还知道希瓦利埃就是想搞清楚奥比工作的情况，并向埃尔滕顿汇报。我相信希瓦利埃认为奥比会愿意和苏联人合作。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们事先为此大吵了一架。”

芭芭拉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离事发过去了差不多40年，而且她对前夫的评价很差，她认为他很愚蠢，是“一个眼界狭窄、思想僵化、积习难改的人”。埃尔滕顿主动接近希瓦利埃后不久，希瓦利埃就告诉她：“苏联人想了解情况。”在她的回忆中，她曾试图劝说丈夫不要跟奥本海默提这件事。她在1983年那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荒唐可笑，这位天真的法国现代文学教师竟然要成为苏联人刺探奥比工作的中间人。”

奥本海默之所以认识埃尔滕顿，是因为他们两人曾代表FAECT参加过工会组织的会议，其中一次的会议地点还是奥本海默家。奥本海默总共就见过埃尔滕顿四五次。

埃尔滕顿身材瘦削，有北欧人的相貌特征，他和妻子多罗西娅（昵称多莉）都是英国人。尽管多莉是英国贵族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的表亲，但埃尔滕顿夫妇在政治上绝对属于左翼。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在列宁格勒目睹了苏联的社会变革，那时埃尔滕顿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

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多莉·埃尔滕顿是在1938年，当时她走进美国作家联盟在旧金山的办公室，自告奋勇地要承担秘书工作。多莉的政治立场比她丈夫更加激进，她在旧金山亲苏的美俄研究所担任秘书。搬到伯克利后，埃尔滕顿夫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里的左翼社交圈。希瓦利埃在奥本海默参加的许多筹款派对上见过他们。

有一天埃尔滕顿打电话给希瓦利埃说想见面聊聊，一两天后希瓦利埃就开车去了他家，埃尔滕顿在伯克利的家位于克雷格蒙特大道986号。埃尔滕顿严肃地谈起了这场战争及其尚不明了的走向。他指出，在纳粹的猛烈进攻中，苏联人首当其冲，五分之四的德国国防军在东线作战，战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能否在武器和新技术方面对苏联盟友鼎力相助，苏联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埃尔滕顿说彼得·伊万诺夫曾与他接触过，他认为伊万诺夫是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秘书（事实上，伊万诺夫是苏联情报官员）。伊万诺夫曾评论道：“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政府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美国理应给予的科技合作支持。”然后他问埃尔滕顿是否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他指的是伯克利的实验室。

1946年，联邦调查局就“希瓦利埃事件”对埃尔滕顿进行了审问，他将自己与伊万诺夫的谈话还原如下：“我告诉伊万诺夫，我对伯克利正在进行的事情知之甚少，于是他问我是否认识劳伦斯教授、奥本海默博士，还有另一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人。”（埃尔滕顿后来觉得伊万诺夫提到的第三位科学家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但也没有熟悉到可以谈论这种事情。伊万诺夫紧追不放，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可以接近奥本海默的人。“我想了想说，我们唯一共同的熟人就是希瓦利埃。他问我是否愿意与希瓦利埃谈一谈这件事。我确信伊万诺夫先生确实没有办法从官方获得这些信息，我也知道情况非常紧急，我出于自己的良知做出了决定，最终我同意了联系希瓦利埃。”

据埃尔滕顿说，他和希瓦利埃“勉为其难”地同意与奥本海默进行接触。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保证，如果奥本海默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伊万诺夫可以“安全地传递出去”。从埃尔滕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很清楚他们在筹划什么。“伊万诺夫主动提出了报酬问题，但我没有提出金额，因为我不想因此事收取任何酬劳。”

埃尔滕顿在1946年告诉联邦调查局，几天后希瓦利埃告诉他，他见到了奥本海默，但“根本不可能从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而且奥本海默博士也不同意这么干”。后来伊万诺夫来到埃尔滕顿家，他同样被告知奥本海默不会合作。事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是过了一阵子，伊万诺夫又向埃尔滕顿打听他是否了解一种叫作“盘尼西林”的新药的信息。埃尔滕顿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说后来他提醒伊万诺夫留意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的另一次问讯证实了埃尔滕顿说法的准确性。在这次问讯中，一组探员审问了埃尔滕顿，与此同时，另一组探员提审了希瓦利埃，他们问了他与埃尔滕顿类似的问题。随着审问的进行，两组探员一边通过电话协同提问，一边对比两个人的回忆内容并追问两者存在矛盾之处。最终他们的陈述只有细微的差别。希瓦利埃说，据他回忆，他没有向奥本海默提到过埃尔滕顿的名字（尽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自己提到过），也没有向问讯他的人说过埃尔滕顿提到了劳伦斯和阿尔瓦雷斯。“我想说的是，我记得除了奥本海默，我再没向其他人打听过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我也许曾顺便跟别人提过搜集这方面信息的价值，但是我再也没跟他提过此事。”他说，奥本海默“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我的提议”。

换言之，这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曾讨论过向苏联输送科学情报，但他们也都证实了奥本海默断然拒绝了这个主意。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推测埃尔滕顿是苏联特工，在整个二战期间，他负责招募情报人员。1947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审讯细节被泄露，于是他逃到了英国，自此以后，他终生拒绝谈论此事。埃尔滕顿真的是苏联间谍吗？显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曾提议向苏联人提供战争项目的科学情报。但对其1942—1943年活动的调查表明，他更可能是一位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苏联特工。

1938—1947年的9年中，埃尔滕顿每天和邻居赫维·沃格拼车去壳牌公司上班。沃格是一名物理化学家，他还上过奥本海默的课。他也在壳牌公司位于埃默里维尔的工厂工作，那里距离伯克利有8英里的车程。1943年，还有另外4个人与他们一起搭车：英国人休·哈维（他的政治立场相当中立）、李·瑟斯顿·卡尔顿（他在政治上是左派）、哈罗德·勒克和丹尼尔·卢腾。他们称自己的拼车小组为“熏鲱鱼搭车俱乐部”，因为卢滕总是在他们热烈讨论时提到熏鲱鱼。沃格生动地回忆起他们在“搭车俱乐部”的聊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里正开展重要的事情，这显而易见，那里来了很多人，而且他们的谈话都很保密……”

有一天，他们开车上班的时候，埃尔滕顿对战争新闻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苏联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我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沃格回忆，埃尔滕顿随后说：“我会尽量和希瓦利埃或奥本海默谈一下，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转达任何他们认为对苏联有用的信息。”

沃格认为，埃尔滕顿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往好了说算是头脑简单和不成熟，往坏了说，他充其量也只是“上了苏联领事馆的当”。埃尔滕顿毫不避讳谈论他在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朋友，并吹嘘说他可以通过自己在领事馆的关系把这些信息传到苏联。（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他在1942年多次与伊万诺夫会面。）沃格回忆起埃尔滕顿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话题，沃格说：“埃尔滕顿会不断地问：‘你知道，我们和苏联人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我们不帮助他们呢？’”拼车的伙伴们质疑道：“这种事不是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吗？”埃尔滕顿回答说：“好吧，反正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做。”

然而，几周后，他告诉沃格等人：“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埃尔滕顿似乎很失望，但沃格确信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到此为止了。

1983年沃格对马丁·舍温讲述了这些事情，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联邦调查局的谈话也为此提供了佐证。战争结束后，沃格因为和埃尔滕顿的关系差点儿丢了工作。联邦调查局表示，如果他同意充当线人，他们可以为他洗清罪名，但是沃格拒绝了。最终，联邦调查局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关于埃尔滕顿的声明，声明中写道：“乔治和多莉·埃尔滕顿都是无可否认的可疑分子。他们在苏联生活过，公开支持苏联政权。乔治·埃尔滕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援苏联人。”在提到他与埃尔滕顿在“熏鲱鱼搭车俱乐部”的谈话时，沃格写道：“我们一直没能让埃尔滕顿远离共产主义，他也从来没能说服我们认同他的观点。”

多年后，当埃尔滕顿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时，沃格认为美国政府对埃尔滕顿的看法大错特错：“如果他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间谍，他根本不会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会伪装成另外一副样子。”

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1902—2003）是英国律师、工党政治家，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国首席检察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