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奥本海默说的是实情”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宁愿挨枪子儿。
——罗伯特·奥本海默与鲍里斯·帕什的谈话
格罗夫斯将军采纳了兰斯代尔中校的建议，他们会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这个项目的科学主管，但兰斯代尔会着手把奥本海默置于他的安全监管之下。不出所料，帕什强烈反对这种不痛不痒的解决方案，但是在1943年7月20日，格罗夫斯指示曼哈顿计划的安全部门向奥本海默颁发了安全许可。这么做是因为“不管你们掌握了哪些有关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他对于这个项目都是不可或缺的”。帕什并不是唯一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怒的安全官员。当格罗夫斯的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中校通知奥本海默，他的安全许可已经得到批准时，尼科尔斯警告奥本海默：“今后，请不要再与你那些可疑的朋友见面了，还有别忘了，无论你何时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我们都会跟踪你。”尼科尔斯对奥本海默充满了不信任，不仅因为奥本海默过去与共产党员有牵连，还因为他认为奥本海默把“可疑分子”招募到洛斯阿拉莫斯会危及项目安全。随着尼科尔斯与奥本海默的接触越来越多，他对奥本海默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不过格罗夫斯可不这么看，而且实际上他开始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夫斯的这些表现激怒了尼科尔斯，也让他对奥本海默的怨恨越发强烈。
虽然奥本海默没能被除掉，但是其他人的处境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例如奥本海默的门徒乔瓦尼·洛马尼茨。1943年7月27日，这位21岁的物理学家被叫到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办公室，他得知自己将升任辐射实验室的组长。但3天后，受到帕什那份调查报告的连累，洛马尼茨收到了征兵委员会寄来的一封快递信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体检。他立即打电话给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向他说明了情况。奥本海默当天下午给五角大楼发了电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洛马尼茨现在是伯克利唯一能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人。”尽管奥本海默亲自出面干预，洛马尼茨还是很快被征召入伍了。
几天后，兰斯代尔来到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兰斯代尔警告奥本海默不要再帮洛马尼茨了，他说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言行不检，不能姑息迁就”。兰斯代尔宣称，即使在加入辐射实验室后，洛马尼茨仍在继续他的政治活动。“这让我很生气。”奥本海默说。因为洛马尼茨曾向他承诺，如果他加入核弹计划，他将远离政治。
随后，兰斯代尔和奥本海默谈到了共产党。兰斯代尔表示，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他不关心个人的政治信仰，他唯一关心的是防止机密信息传递给未经授权的人。令兰斯代尔意外的是，奥本海默表示了强烈反对，他说不希望项目的工作人员里有共产党员。根据兰斯代尔的谈话备忘录，奥本海默解释说：“人们总要面对到底要忠于谁的问题。”共产党的内部纪律“非常严格，与对该项目的绝对忠诚相互抵触”。他向兰斯代尔明确表示，他所说的只是那些现在是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以前入过党是另外一回事，他还认识几名现在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前共产党员。
兰斯代尔还没来得及问奥本海默这些前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的谈话就被一个进来的人打断了。这次谈话给兰斯代尔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奥本海默在“试图暗示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时，他确实已经断绝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兰斯代尔的总体感觉是奥本海默“表现得十分真诚”。这位科学家“在暗示时非常隐晦”，而且“急于”解释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人偶尔会就安全问题发生争执，但兰斯代尔始终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忠心耿耿。
然而，与兰斯代尔的谈话结束后，奥本海默却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出手相助，洛马尼茨还是被从辐射实验室赶走了，这件事让他有些忐忑。对于导致这一结果的所谓“言行不检”，奥本海默并不知情，他推测导火线是洛马尼茨代表FAECT在辐射实验室组织工会。由此他又想到了壳牌公司的工程师乔治·埃尔滕顿，埃尔滕顿也曾活跃在FAECT，就是他让希瓦利埃找奥本海默向苏联人传递项目情报的。大约6个月前，就在奥本海默家的厨房里，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谈到了埃尔滕顿的计划，那时他只是认为此事纯属无稽之谈，可现在却显得事关重大。奥本海默与兰斯代尔的会面导致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他觉得必须把埃尔滕顿的活动告知当局。
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第一次找他谈埃尔滕顿的事是在8月初或8月中旬。但奥本海默并没有就此打住，1943年8月25日，奥本海默因项目事务到伯克利出差，他又走进了莱尔·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他是负责辐射实验室的陆军安全官员。他们先聊了几句洛马尼茨的事情，然后奥本海默告诉约翰逊，镇上有个人在壳牌公司工作，此人是FAECT的活跃分子。奥本海默说，他叫埃尔滕顿，应该对他进行监视。他暗示埃尔滕顿可能一直在试图获取辐射实验室的信息。除此以外，奥本海默没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约翰逊中尉立即给他的上级帕什上校打了电话，后者指示他让奥本海默第二天再来面谈。他们连夜在约翰逊办公桌的电话底座上装了一个小监听器，它连接着隔壁房间的一台录音设备。
第二天，奥本海默如约而至，他将接受一次决定命运的讯问。当他走进约翰逊的办公室时，他惊讶地发现帕什也在场，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帕什已经名声在外。三人落座后，帕什开始亲自主持问讯。
帕什开场先说了几句恭维之词：“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格罗夫斯将军赋予了我某种职责，这就像要照顾一个孩子，但你又见不到他，只能通过远程遥控。我可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
“完全没问题，”奥本海默回答说，“多久都可以。”
当帕什开始问他前一天和约翰逊中尉的谈话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并开始说起他本来想聊的话题——洛马尼茨。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和洛马尼茨谈谈，但他想告诉洛马尼茨，他的行为太轻率了。
帕什打断他说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他问是否还有“其他组织”对辐射实验室感兴趣。
“哦，我认为的确有，”奥本海默回答说，“但我没有一手信息。”不过他又接着说：“我认为确实有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是苏联领事的下属，他曾通过与该项目有关的中间人表示，他可以把情报传递出去，而且不会存在走漏风声或闹出丑闻之类的危险。”奥本海默接着表示，他担心那些出入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做出“不检点的行为”。奥本海默先是将苏联领事馆有人收集辐射实验室情报当作“事实”揭发出来，然后又直接阐明了他的立场：“坦率地说，我赞成总司令告知苏联我们目前的工作。至少，在我看来这样做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我反对从后门泄密。我认为对此事应小心为上。”这一次奥本海默说话的时候，帕什一直没有打断他。
帕什在憎恶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中长大，此时他平静地回复道：“你能更具体一点儿告诉我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吗？你肯定能明白，我对这件事（泄密）的兴趣就像你对整个项目的兴趣一样。”
奥本海默回答说：“嗯，这么说吧，他们找的都是别的人，那些人不胜其扰，有时会来跟我说。”
根据奥本海默的说法，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之后他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奥本海默对这次讯问毫无预备，实际上，他本以为这次是要谈谈他和约翰逊中尉提到的洛马尼茨。然而突然之间，他要面对帕什还有这一系列让他紧张不安的提问，这让他有些慌不择言。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家中的厨房里与希瓦利埃的短暂谈话发生在6个月前，现在他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也许希瓦利埃向他提到过（正如埃尔滕顿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的那样），埃尔滕顿曾建议接触三位科学家：劳伦斯、阿尔瓦雷斯和奥本海默。但或许他想到的是另外几次与别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也提到过苏联应该获得新武器的相关技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每天都在担心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他们准确地认识到，只有苏联军队才能阻止这样的灾难。当时在辐射实验室工作的许多物理学家之所以没有参军，正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参与的特别项目将为战争做出实质性贡献，其中很多人的信心正是来自奥本海默本人。这些人经常会讨论他们的政府是否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在法西斯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人。奥本海默肯定听过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说过他们想帮助被围困的苏联人，毕竟，当时在美国媒体的宣传中，苏联人被视为英勇的盟友。
奥本海默试图向帕什解释说，那些因为此事来找他的人“并未打算照做，而是不知所措”。一方面他们认同帮助美国盟友的想法，另一方面提供情报又让他们感到不安，这种行为用奥本海默的话说就是“从后门泄密”。奥本海默接着报告说，他已经告诉格罗夫斯和约翰逊中尉，应该监视在壳牌公司工作的乔治·埃尔滕顿。“可能已经有人找过他，”奥本海默说，“让他尽力提供情报。”他说埃尔滕顿已经和另一个朋友谈过，那人也有熟人在这个项目里。
帕什想迫使奥本海默说出那些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奥本海默礼貌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些人完全是无辜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奥本海默说，“我知道有两三起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两个人和我都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们和我关系非常密切。”有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分别接触了这两名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人在辐射实验室工作，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或者将按计划被调到“X地”——曼哈顿计划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工厂。主动接触上述人员的人不是埃尔滕顿，而是另有其人。奥本海默拒绝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他说原因是：“我认为这样做不妥。”他还解释道，他“诚恳地认为”那人也是无辜的。他推测此人在一次聚会上碰见了埃尔滕顿，埃尔滕顿说：“你能帮我个忙吗？这件事事关重大，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的盟友，你能看看那些人中有谁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吗？”
除了确认此人是伯克利的一名教员，奥本海默坚决拒绝透露更多信息，他说：“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些都是埃尔滕顿的主意，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纯属意外……”奥本海默之所以交代出埃尔滕顿，是因为他认为他“危害到了这个国家”。同时，他也不愿说出他的朋友希瓦利埃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希瓦利埃是无辜的。奥本海默告诉帕什：“埃尔滕顿找到的那位中间人也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他只是想说明一下情况。我认为他并不支持这么做。事实上，我很清楚这一点。”
除了埃尔滕顿，奥比闭口不提包括希瓦利埃在内的其他人的名字，但是对于这些索要情报的接触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奥本海默却毫不避讳地侃侃而谈。为了让这些接触看起来并非居心叵测，奥本海默对帕什说：“让我先跟你交代一下这件事的背景。背景就是，嗯，你知道这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有多么棘手，许多人对苏联很不友好，所以我们的信息，也就是很多的秘密情报、我们的雷达技术等，他们都接触不到，但是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战，他们想知道现在的进展，这些接触只是为了做出一些弥补，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弥补我们官方沟通中的欠缺之处。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哦，我明白了。”帕什回答道。
“当然，”奥本海默又急忙承认，“既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那它实际上就属于叛国。”但是这种做法的动机并不是叛国，奥本海默继续说道，援助我们的苏联盟友“多多少少也算是政府的一项政策”。那些牵涉其中的人被要求做的事情，无非是弥补官僚机构在与苏联的官方沟通中的“欠缺之处”。奥本海默甚至详细说明了如何将信息传递给苏联人。他那些被埃尔滕顿的中间人接触过的朋友告诉他，他们会被安排与埃尔滕顿进行一次面谈，这个中间人还告诉他们：“这个叫埃尔滕顿的人……与（苏联）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这个人非常可靠（这是他的说法），他在微缩胶卷等事情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秘密情报”“叛国”“微缩胶卷”，奥本海默提到的这些敏感词无疑会让帕什更加警觉，他早就确信奥本海默即使不是一个老练的共产党特工，也是一个危险的安全隐患。帕什永远无法弄懂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虽然他和奥本海默生活在相邻的城市，但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这位曾经的高中橄榄球教练和如今的情报官员一定很惊讶，奥本海默在谈论叛国行为时竟然如此底气十足，还那么自以为是地解释为什么他不说那些无辜者的名字是个原则问题。
从某些方面来说，在与希瓦利埃谈话后的6个月里，奥本海默已经判若两人。洛斯阿拉莫斯改变了他，他现在是原子弹实验室的主任，是肩负着项目最终成败的科研主管。除此以外，他还是那个胸有成竹、才华横溢的物理学教授，他涉猎广泛，对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奥本海默明白帕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他自认为可以分辨出谁是安全威胁（埃尔滕顿）、谁不是安全威胁（希瓦利埃）。他甚至向帕什解释说，他坚信“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与从事秘密战争项目相互抵触，这只是因为这两种效忠势不两立”。此外，他还对帕什说：“我的想法是，许多杰出的有识之士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他们可能就属于那里，这对国家也许是件好事。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这个战时项目……”
就像他几周前告诉兰斯代尔的那样，在忠诚问题上，共产党的纪律不允许党员三心二意。讲到这一点时，他举了洛马尼茨的例子，奥本海默仍然觉得自己对他负有“责任”。他说，洛马尼茨“可能在那些圈子（指共产党）里有不慎重的行为，这将后患无穷。”他非常确信有人经常接近洛马尼茨，这些人“可能把获取和传递情报视为自己的责任”。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在秘密战时项目中把党员排除在外，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奥本海默竟然一再试图说服帕什相信，所有被牵涉其中的人都没有恶意，都是无辜的。“我敢肯定，除了那个为他的国家履行职责的苏联人，其他人都认为自己只是考虑了一下，并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认为这与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他们还认为这是一种弥补措施，因为国务院有些人可能会阻止这样的交流。”奥本海默还指出，国务院正在与英国分享相关信息，所以很多人认为与苏联交流此类信息也没什么大不了。他对帕什说：“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纳粹身上，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帕什看来，这些解释简直令人发指，而且离题万里。埃尔滕顿和至少另一个人（那位姓名不详的伯克利教员）都在试图获取曼哈顿计划的信息，这就是间谍活动。尽管如此，在奥本海默就安全问题发表自己的高见时，帕什还是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说教，然后帕什又把谈话的焦点转回到埃尔滕顿和那个未具名的中间人身上。帕什说，他也许会再把奥本海默找来，向他追问更多人的身份信息。奥本海默再次解释说，他只是想尽量做得“合情合理”，而且要在像埃尔滕顿这样积极主动的人和对此置之不理的人之间“划清界线”。
他们又争论了一会儿，帕什有点儿自我解嘲地说：“我可不是个固执的人，哈哈，但是……”
奥本海默打断了他：“你确实固执，但这是你的职责。”
在讯问快结束时，奥本海默又谈到了他早先对FAECT的担忧，他认为“那里有些情况值得关注”。他甚至提议：“不妨在FAECT的地方分部安插一个人，观察一下那里的动向，看一看能搞到什么信息。”帕什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还问奥本海默是否认识工会里愿意做线人的成员。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他只听说“一个叫戴维·福克斯的小伙子是那里的主席”。
奥本海默随后向帕什明确表示，作为洛斯阿拉莫斯的主管，他确信“一切都井然有序……我认为这就是实情”。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宁愿挨枪子儿。”
当帕什暗示他可能会亲自去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打趣道：“我的座右铭是愿主保佑你。”在他们的谈话录音中，当奥本海默起身准备离开时，帕什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奥本海默回应道：“非常感谢。”
在这次讯问中，奥本海默的表现堪称离奇，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奥本海默亲手拉响了谍报活动的警报，他认定埃尔滕顿是罪魁祸首，还不具名地提到了一位“无辜”的中间人，他说这个无辜的人还联系了其他几位同样无辜的科学家。他向帕什保证过，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所以没有必要对这些人指名道姓。
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对他们的谈话被录音和誊写一事毫不知情。这些资料都被收入了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多年后他又声称，对于那些索取情报的接触（是两次还是三次不得而知），自己当时的报告有误，他说这其实是一个他自己“信口胡诌”的故事，他都说不清故事里的细节从何来。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永远无法澄清自己是当时对帕什撒了谎，还是当时说的是实话而现在又撒了谎。他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一枚定时炸弹，过了10年，它才爆炸。
奥本海默与帕什的谈话结束后，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意识到他们手头有了一个大麻烦。1943年9月12日，兰斯代尔又和奥本海默坐下来进行了一次坦诚的长谈。在阅读了奥本海默的问讯记录后，兰斯代尔决心弄清所谓的间谍行为的真相，这次他也暗中录下了他们两人的对话。
一开始，兰斯代尔显然有意讨好奥本海默，他说：“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奉承你的意思……你大概是我见过的最睿智的人。”然后他又承认，在他们之前的谈话中，他没有对奥本海默实话实说，但现在他想“完全坦白”。兰斯代尔接着解释道：“我们从2月就知道，有人向苏联政府传递有关这个项目的信息。”他声称苏联人知道这个项目的规模，知道洛斯阿拉莫斯、芝加哥和橡树岭的设施情况，并且大致了解了这个项目的时间表。
奥本海默看上去真的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对兰斯代尔说：“可以说我对此毫不知情，我知道之前有一次有人企图获取这些信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具体时间了。”
他们的谈话很快转到了共产党对项目的影响上，两人都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凡从事战时机密工作的人都必须退出党组织。奥本海默主动提到他的弟弟弗兰克已经和共产党一刀两断。此外，奥本海默还说，一年半前，他们开始参与这个项目时，他已经告诉弗兰克的妻子杰姬，她应该停止与共产党员来往。“他们是否真的照做了，我不得而知。”他承认自己仍在担心他弟弟的朋友们，因为那些人“属于极左分子，而且他们为了保持所谓的紧密联系，动不动就开个小组会议，我觉得这没什么必要”。
接下来，兰斯代尔也解释了他对整个安保问题的看法，他对奥本海默说：“你我都明白要想证明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有多么困难。”更何况，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制造那个“小装置”，所以兰斯代尔认为，只要一个人对项目有所贡献，他的政治立场其实并不重要。毕竟，每个人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工作，“我们不想因为安保过度而让项目夭折”。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有人参与了间谍活动，就必须对他诉诸法律或者把他剔除出项目。
这时，兰斯代尔提到了奥本海默告诉过帕什的埃尔滕顿的事，奥本海默再次表示他认为不应该说出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名字。兰斯代尔指出，奥本海默提到过“有三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被接触过，而他们三人对中间人的态度就是“见鬼去吧”。奥本海默认可了兰斯代尔的说法。于是兰斯代尔问他，如何确定埃尔滕顿没有找过其他科学家。“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回答说，“我无从得知。”他理解为什么兰斯代尔认为找出这些接触的源头如此重要，但是他仍然认为不应该把其他人牵扯进来。
“我不愿再提更多人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其他人似乎没有犯什么错……他们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卷入此事。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按计划、有组织的事情。”因此，他觉得“出于责任感”而隐瞒中间人的名字是“正当的”。
兰斯代尔改变了提问的方向，他问奥本海默，在那些在伯克利为该项目工作的人中，他认为谁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他说他在上次到伯克利时得知洛马尼茨和温伯格都是共产党员，他认为一个叫简·缪尔的秘书也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说，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知道夏洛特·瑟伯尔曾经是共产党员。至于他的好朋友罗伯特·瑟伯尔，“我认为他有可能是，但我不清楚”。
“那戴维·霍金斯呢？”兰斯代尔问道。
“我不认为他是，我不会说他是共产党员。”
“那么，”兰斯代尔说，“你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奥本海默回答。
“但你是不是参加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兰斯代尔猜测道。
“差不多。”奥本海默漫不经心地回答。
“说实话，你是否认为自己也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我想是的，”奥本海默回答说，“我曾积极地参与过这些事情，不过时间很短。”
后来，兰斯代尔让奥本海默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和共产党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却没有入党。奥本海默说，他们刚才讨论的那些人中有很多都是出于“强烈的是非观”才入党的。奥本海默说，其中一些人“内心怀有深切的热忱”，类似于投身于一种宗教信仰。
兰斯代尔打断了他的话：“可是有一点我搞不懂，他们并没有始终坚持是非原则……他们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他们在外交上帮助另一个国家时却行为不轨。”
奥本海默表示同意，他说：“这一行径很滑稽……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加入共产党。不过，在我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那段时间里，对于他们的很多立场——正确的看法和目标，我都深信不疑……”
兰斯代尔：“我能问一下那是什么时期吗？”
奥本海默：“西班牙内战时期，直到（纳粹和苏维埃）签订条约。”
兰斯代尔：“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直到签订条约的时候，你才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奥本海默：“谈不上什么脱离，我从来没有需要脱离的关系。我就是陆陆续续地从一个又一个组织里消失而已。”
当兰斯代尔再次追问奥本海默那些人的名字时，奥本海默回答说：“我觉得把我确信毫无牵连的人扯进来是一种卑鄙的行径。”
最后兰斯代尔叹了口气说：“那好吧，先生。”
两天后，也就是1943年9月14日，格罗夫斯和兰斯代尔又与奥本海默谈到了埃尔滕顿。当时他们三人一起乘坐火车从夏延到芝加哥，兰斯代尔后来还写了一份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格罗夫斯提起了“埃尔滕顿事件”，但奥本海默说，除非他接到命令，否则他不会说出中间人的名字。一个月后，奥本海默再次拒绝说出中间人的名字。奇怪的是，格罗夫斯接受了奥本海默的立场。他觉得这是因为奥本海默“就像典型的美国小学生一样，认为告发朋友是小人所为”。后来联邦调查局追问整件事的更多详情，兰斯代尔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和格罗夫斯都“相信奥本海默说的是实情”。
格罗夫斯的大多数下属并不像他那样信任奥本海默。1943年9月初，格罗夫斯与曼哈顿计划的另一名安全官员詹姆斯·默里进行了一次谈话。默里对奥本海默最终获得安全许可感到失望，为此他向格罗夫斯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在洛斯阿拉莫斯发现20位确凿无疑的共产党员，把这个证据摆在奥本海默面前，他会作何反应？格罗夫斯回答说，奥本海默博士会说，所有科学家都崇尚个人自由，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格罗夫斯接着给默里讲了一件事，他说，几个月前，奥本海默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其中要声明他将“永远忠于美国”。虽然奥本海默在誓词上签了名，但他首先删掉了这些话，把它改成了“我以我作为科学家的名誉担保”。尽管这种“效忠”誓言本身就令他反感，但奥本海默还是做出了承诺，他以科学家的名义保证他绝对值得信赖。这是一种傲慢之举，故意向格罗夫斯声明科学才是他敬奉的圣坛，他已承诺将为该项目的成功竭尽全力。
格罗夫斯继续向默里解释说，他相信奥本海默会把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颠覆活动视为对他个人的不忠。格罗夫斯说：“换句话说，这已不是国家安全问题，而是是否有人会与奥本海默作对，阻止他完成项目并获得属于他的声誉。”在格罗夫斯看来，奥本海默的个人野心保证了他的忠诚。根据默里的谈话记录，格罗夫斯解释说，奥本海默的“妻子催他快点儿扬名立万，他妻子的态度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在这件事上占尽风头，名声在外，她希望奥本海默博士能获得这些荣誉，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当之无愧……这是这位博士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因此，格罗夫斯总结说：“据此可以相信他会继续忠于美国……”
格罗夫斯尊重和信赖野心勃勃的人。这是他和奥本海默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武器，击败法西斯，赢得战争。
格罗夫斯自认看人很准，他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尽管如此，他也知道，如果不能弄清更多人的身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对“埃尔滕顿事件”的调查将无果而终。最终，在1943年12月初，格罗夫斯命令奥本海默说出那个接近他并告诉他埃尔滕顿提议的中间人。奥本海默曾承诺如果接到命令他就会坦白，所以这次虽然很不情愿，他还是说出了希瓦利埃的名字，但他坚称自己的朋友是无辜的，他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兰斯代尔上校把奥本海默8月26日告诉帕什的内容和这些新信息综合在了一起，12月13日他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教授说，三名DSM项目（原子弹项目的早期名称）的成员告诉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未具名的教授正在与他们接触，要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兰斯代尔说，当被命令说出那位教授的名字时，奥本海默承认希瓦利埃是中间人。兰斯代尔的信中没有提到其他人的名字，要么是奥本海默仍然拒绝说出希瓦利埃接触过的那三个人的身份，要么是格罗夫斯只问了他中间人的名字，后者可能性更大。这让联邦调查局非常恼火，两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2月25日，联邦调查局向格罗夫斯施压，要他让奥本海默说出“其他科学家”的名字。显然，格罗夫斯甚至不屑于回复这一请求，因为在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中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答复。
不过，依照《罗生门》的情节，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1944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探员威廉·哈维写了一份名为“辛拉德”的概要备忘录。“1944年3月，”哈维报告说，“格罗夫斯将军与奥本海默进行了协商……奥本海默最后声称希瓦利埃只接触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在这个版本中，希瓦利埃应该是在1941年秋找到了弗兰克，而不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据称，弗兰克立即通知了他的哥哥，他哥哥马上打电话给希瓦利埃，“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如果弗兰克被卷入其中，这个故事显然会变得截然不同。但这份记录不光存在疑点，而且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希瓦利埃要接近他几乎不认识的弗兰克，而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罗伯特·奥本海默？而且，1941年秋，居然有人向弗兰克询问一个最早在1942年夏才开始的项目的信息，这似乎很荒谬。此外，当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时，他们都证实了在伊格尔希尔家中厨房的对话发生在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之间，时间是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此外，在大致同一时期的档案中，只有哈维3月5日的备忘录里提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在搜索了相关文件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未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找到弗兰克·奥本海默那条信息的来源。”尽管如此，由于哈维的报告已经是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一部分，它绝不会就此悄无声息。
在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上，这句话被指出自奥本海默之口，即他主动承认参与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
DSM是Development of Substitute Metals的缩写，直译为“替代金属研发”。——译者注
哈维可能把日期搞错了。
多年来，像理查德·罗兹、格雷格·赫肯、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M.霍尔这样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指出，弗兰克·奥本海默确实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埃尔滕顿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