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
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现在奥本海默成了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埃德加·胡佛的密切关注。那年秋天，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开始散布一些诋毁奥本海默的消息，说这位物理学家与共产党关系密切。1945年11月15日，胡佛向白宫和国务卿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份共三页的文件是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内容摘要。胡佛报告说，有人无意中听到旧金山的共产党官员称奥本海默为“正式登记”的党员。“自从原子弹投入使用，”胡佛写道，“个别在奥本海默负责原子弹项目前就认识他的加州共产党员又想与他恢复联系。”
胡佛的情报并不准确。毫无疑问，联邦调查局确实窃听到一些加州共产党员称奥本海默为党员，但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战前就有许多党员觉得奥本海默和自己一样忠于共产党，而且所有战前认识奥本海默的党员当然都想宣称这位著名的“原子弹”物理学家是自己人。因此，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仅四天后，联邦调查局就窃听到共产党的一位组织者戴维·阿德尔森说：“奥本海默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另一位共产党党内活动家保罗·平斯基回答说：“是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党员吗？”阿德尔森笑着说：“奥本海默是最初让我下定决心的人。还记得那次会议吗？”平斯基回答说：“记得。”然后阿德尔森接着说：“只要他们把那些特工从他身边弄走，我就会跟他联络，让他捐点儿钱出来。这家伙现在太出名了，没人能碰得了他，但他必须站出来表明观点。”
显然，阿德尔森和平斯基认为奥本海默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但他是他们的同志吗？联邦调查局也注意到平斯基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他是党员吗”，“似乎让人怀疑他们谈论的对象（奥本海默）是否真是党员”。
无独有偶，1945年11月1日，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北奥克兰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对话。北奥克兰俱乐部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一位名叫卡特里纳·桑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另一位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夸口说，他和史蒂夫·纳尔逊“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他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曼利表示，苏联本国就有大量铀矿，认为美国可以垄断这种新型武器的想法是“愚蠢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声称奥本海默在两三年前就“与我们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曼利还说，他认识辐射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比投在日本的原子弹威力更大的炸弹。他天真地宣称，他打算拿到“一份炸弹简图，并将其刊登在当地所有的报纸上……这样公众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
收到胡佛的监听报告后，白宫和国务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胡佛继续督促他的特工们进行监听。1945年年底，联邦调查局在弗兰克·奥本海默位于伯克利郊外的家中安装了监听器。在1946年1月1日的新年派对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来看望弟弟的奥本海默与平斯基和阿德尔森的谈话。他们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在他们正在组织的集会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演讲，但他礼貌地拒绝了（尽管弗兰克同意了发表演讲）。阿德尔森和平斯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曾和另一位党内官员巴尼·扬谈论这位物理学家。巴尼·杨说，共产党曾试图与奥本海默沟通，但这位物理学家“从未想保持联系”。奥本海默的老朋友史蒂夫·纳尔逊是奥克兰共产党的负责人，他曾多次试图重续他们的友谊，但奥本海默均未同意。
史蒂夫·纳尔逊再也没见过奥本海默本人。其他共产党党内人士可能曾经把奥本海默看作共产党的外围分子，但即使是哈康·希瓦利埃也知道，奥本海默从未服从过共产党的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总是走“个人主义路线”。因此，除了奥本海默本人，任何人都很难确切地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证明奥本海默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在接下来的8年里，胡佛和他的特工们每年积累的关于奥本海默的材料有近千页，其中包括备忘录、监视报告和监听记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抹黑这位“信奉个人主义”的思想家。1946年5月8日，奥本海默在伊格尔希尔1号的住宅电话也被安装了监听装置。
胡佛不仅亲自指挥了调查工作，而且无所不用其极。1946年3月初，联邦调查局想利用一名天主教神父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秘书安妮·威尔逊变成线人。这位巴尔的摩神父约翰·奥布赖恩称，他知道威尔逊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女孩”，并认为自己可以说服她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以便获取奥本海默的人际交往及日常活动信息，特别是那些可能与泄露原子弹机密有关的往来和活动”。胡佛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在行动备忘录上潦草地写道：“如果神父能对此事守口如瓶，那就没问题。”
奥布赖恩神父随后要求“向他提供能抹黑奥本海默的信息，以便‘打动’那个女孩”。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告诉他这个策略存在风险，他们至少先要打探出威尔逊的态度。这位神父在1946年3月26日晚上见到了威尔逊，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她的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让她不可能被说服……”作为一个忠诚且无畏的人，威尔逊对牧师说，她“完全相信奥本海默的正直”。尽管这位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相貌英俊的神父既是她以前的高中老师，也是她们家的好友，威尔逊还是拒绝向奥布赖恩神父提供任何信息。她“表达了对安全机构”监视奥本海默的不满。威尔逊说，奥本海默曾告诉她，联邦调查局正在监视他，她认为这简直岂有此理。
这些监视行动让奥本海默很生气。有一天，他在伯克利和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聊天时，突然指着墙上的一块铜板说：“那是什么鬼东西？”温伯格解释说，学校拆掉了旧的对讲机系统，然后用这个黄铜垫片盖住了墙上的洞。但奥本海默打断了他的话说：“那里一直都藏着一个监听器。”然后他跺着脚走出了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并不是胡佛唯一的目标。1946年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在调查杜鲁门政府的几十名高级官员，同时散布各种离奇的指控。基于所谓的“可靠线人”，他质疑许多牵涉原子能政策的官员的忠诚度，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赫伯特·马克斯、爱德华·U.康登，甚至还有迪安·艾奇逊。
胡佛在1946年对奥本海默及杜鲁门政府成员的调查是美国反共政治的前奏，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的同路人”这样的指控成了压制或摧毁政治对手的手段。事实上，这并不是新伎俩：20世纪30年代末，在美国有些州有的人就会因这种指控而丢掉性命。但是，随着美苏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保护美国的“原子能机密”自然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对所有涉及核研究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任何人只要在核问题上不是极端保守派，就会成为胡佛怀疑的对象；在他看来，制定原子能政策的人中，奥本海默是头号可疑人物。
1945年圣诞周一个寒冷刺骨的傍晚，奥本海默来到了伊西多·拉比在纽约河滨路上的公寓。两位老朋友欣赏着拉比起居室窗外的落日，被余晖染成黄色和粉色的浮冰在哈得孙河上漂流。之后，两人坐在不断蔓延的黑暗中抽着烟斗，谈论着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拉比后来称是他“首先提出”了国际管制的想法，奥本海默则成了这个想法的“推销员”。当然，在洛斯阿拉莫斯与玻尔会谈后，奥本海默就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但也许是当晚的谈话启发了他，让他把这些想法完善成了具体的计划。拉比回忆说：“我想到的是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核弹）必须在国际管制之下，因为如果只由一个国家来控制，必然引起竞争；第二，我们也对核能充满信心，工业时代的延续将依赖于核能。”于是，拉比和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一个具有切实影响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它将同时管制原子弹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如果发现哪个国家发生了核扩散，拥有了核武器，就一定要进行惩戒，惩罚措施是关闭其能源设施。
4周后，也就是1946年1月底，奥本海默得知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有了结果，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了一项关于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协议，这令他备受鼓舞。作为回应，杜鲁门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国际核武器管制的具体提案。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迪安·艾奇逊，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些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战争部前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艾奇逊向他的私人助理赫伯特·马克斯抱怨他对原子能一无所知时，马克斯建议他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马克斯是一位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年轻律师，他曾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工作，现在他提议由利连索尔来协助设计一个系统的方案。利连索尔是一位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与成百上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他的加入会让我们的讨论更严谨。利连索尔很快就同意了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起被任命的还有4个人：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裁切斯特·I.巴纳德、孟山都化学公司副总裁查尔斯·A.托马斯、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哈里·A.温和奥本海默。
对于这些进展，奥本海默乐见其成。现在，他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可以着手解决那些与原子弹管制有关的重要问题。为了拟订一个初步计划，那年冬天艾奇逊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和奥本海默的顾问委员会开始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作为唯一一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自然主导了讨论，他的清晰明了和远见卓识给这些极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统一所有人的想法，利连索尔更是从一开始就被他吸引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肖汉姆酒店奥本海默的房间里。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踱步一边讲话，他会在句子或短语之间发出古怪的‘咻’声，而且他一直盯着地板，这可真是个奇怪的习惯。他确实能言善辩……我走的时候就已经对他颇有好感了，他的灵光一闪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他的滔滔不绝也让我难以招架。”后来，在与奥本海默相处更久之后，利连索尔不无夸张地称赞道：“能见到世上竟有这等人物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格罗夫斯将军见过奥本海默在他人身上施展自己的魅力，但这一次他觉得这位物理学家有点儿过火：“所有人都拜倒在地。利连索尔更是糟糕，他甚至会问奥比早上打什么领带好。”麦克洛伊对奥本海默差不多同样着迷。麦克洛伊在二战初期就认识了奥本海默，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有广博的文化素养，“音乐般精妙的头脑”，作为知识分子，他“极具魅力”。
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对此毫无疑义，即我们当中最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人非罗伯特·奥本海默莫属。在这项任务中，他表现得极具建设性又特别的通情达理。奥本海默有时爱争辩，言辞犀利，偶尔还学究气十足，但他在这里时可不这样。”
艾奇逊欣赏奥本海默的机智敏捷、远见卓识，甚至还有他的尖酸刻薄。在他们刚开始商议方案时，奥本海默住在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里。酒足饭饱之后，他站在一块小黑板旁，手里拿着粉笔，向主人和麦克洛伊讲解复杂的原子知识。为了更直观，他画了一些小小的火柴人来代表电子、中子和质子，想说明它们之间不仅有你追我赶的运动，而且运动轨迹无法预测。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们无知的提问似乎让他束手无策。最后，他绝望地放下粉笔，说：‘没戏了！我真觉得你们两个认为中子和电子就是小人！’”
到1946年3月初，顾问委员会已经有一份34 000字的草案，该草案由奥本海默撰写，马克斯和利连索尔修订。3月中旬，他们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待了10天，这期间他们举行了4次全天会议。敦巴顿橡树园是乔治敦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面装饰着拜占庭时期的艺术品。华丽的壁毯从近三层楼高的墙面上垂下来，一束阳光照着墙角上埃尔·格列柯的画作《探访》，一只乌木雕刻的拜占庭风格的猫坐在玻璃罩子里。在讨论接近尾声时，艾奇逊和奥本海默等人轮流大声朗读草案的各部分内容。他们读完后，艾奇逊抬起头，摘下老花镜说：“这是一份无可挑剔且意义深远的文件。”
奥本海默说服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支持一项惊人的全面计划。他认为采取权宜之计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一个简单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全世界人民确信它会得到执行。国际核查员制度也有不足之处。光是监督橡树岭的一个铀浓缩工厂就需要300多名这样的核查员。那么对于那些声称正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又该怎么进行核查呢？正如奥本海默所说，如果民用核能工厂的浓缩铀或钚被转作军事用途，核查人员将很难发现。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与制造核弹的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阐明了这个困境之后，奥本海默再次转向现代科学的国际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他提议设立一个国际核垄断机构，而作为激励措施，其收益将分配给各个国家。这个机构既要管制核技术，又要只为民用目的开发核能。奥本海默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世界政府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没有和平就会有核战争”。显然，建立世界政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在原子能领域，所有国家都应同意“部分放弃”主权。根据他的计划，提议中的原子能开发机构将拥有所有铀矿、核电站和实验室的所有权。虽然不允许任何国家制造核弹，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仍被允许出于和平目的开发原子能。他在4月初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这一构想：“这里提出的部分放弃主权，其限度是刚好足以让原子能开发机构得以成立并行使其开发、利用和管制的职能，使其能够保护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害，同时还能让原子能造福世界。”
完全彻底的公开透明将使任何国家都无法调集秘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海量工业、技术和物质资源。奥本海默明白，没有人能够撤回已经发明的武器，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系统，如果一个流氓政权开始制造这种武器，文明世界至少能得到充分的预警。
不过，在有一点上，奥本海默的政治愿景蒙蔽了他的科学判断。他还提出，或许可以让可裂变材料彻底“变性”或受到污染，这样它们就无法用于制造核弹。但最终的事实是，任何使铀和钚变性的过程都可以逆转。“奥本海默后来搞砸了，”拉比表示，“他暗示铀可以被污染或变性，这太离谱了……这真是一个低级错误，我都懒得跟他指出来。”
商界人士也对这一提案表示了支持，比如孟山都公司的查尔斯·A.托马斯，以及华尔街律师、共和党人约翰·J.麦克洛伊，从中可以看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赫伯特·马克斯后来评论道：“只有像原子弹这样极端的问题才能让托马斯建议将铀矿所有权国际化，别忘了他可是一家市值1.2亿美元公司的副总裁。”
不久之后，奥本海默的报告——著名的《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被提交给了白宫。奥本海默对此很欣慰，他认为总统现在肯定会明白控制核能的紧迫性了。
但他的乐观有些不切实际。虽然国务卿伯恩斯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对报告“印象很好”，但实际上，他对报告中建议的涉及范围之广感到震惊。一天后，伯恩斯说服杜鲁门任命自己的长期商业伙伴、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负责向联合国“转述”政府的建议。此举令艾奇逊震惊错愕。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昨晚看到新闻时，我恶心透了……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应该年轻、有活力、不自以为是，不会让苏联人觉得我们并不关心国际合作，只想把他们逼到墙角。这些巴鲁克一样都做不到。”当奥本海默得知这一任命时，他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威利·希金博特姆，当时他是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主席：“我们迷失了方向。”
巴鲁克私下对《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他还向三个人征求过意见，其中两位是保守派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和约翰·汉考克（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还有一位是他的好友，采矿工程师小弗雷德·瑟尔斯。巴鲁克和国务卿伯恩斯碰巧都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这是一家拥有大量铀矿股份的大公司。瑟尔斯是纽蒙特的首席执行官。不出意料，他们对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可能接管私有矿山的提议感到震惊。这些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将新兴的核工业国际化。而且，就原子武器而言，巴鲁克认为美国的核弹是“制胜的武器”。
奥本海默现在可谓是闻名遐迩，就连巴鲁克准备要破坏《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时，他还在竭力聘请奥本海默作为他的科学顾问。1946年4月初，他们在纽约会面讨论合作的可能性。在奥本海默眼中，这次见面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不断被逼问下，奥本海默不得不承认他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当前苏联的政府体制。然而，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提出一个有诚意的建议，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有合作的意愿”。巴鲁克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提议需要进行几个基本方面的修改：首先，联合国应该授权美国维持其核武器储备以起到威慑作用；其次，提议中的原子能发展机构不应控制铀矿；最后，原子能机构不应对开发原子能拥有否决权。这次交流让奥本海默得出一个结论，巴鲁克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让“美国人等着被苏联人拒绝”。
之后，巴鲁克把奥本海默送进电梯并安慰他说：“别让我那几位伙计搅得你不安心。汉考克属于极右翼，但（他眨了眨眼）我会盯着他的。瑟尔斯很聪明，但他看谁都像赤色分子。”
毋庸置疑，这次与巴鲁克的会面令人无法安心。奥本海默离开时深信那个老头是个蠢货，他告诉拉比，他“鄙视巴鲁克”。不久之后，他告诉巴鲁克，自己不打算担任他的科学顾问。拉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做了一件让人难以原谅的事情。他拒绝加入他们，所以他们找来了可怜的老理查德·托尔曼。”托尔曼身体欠佳，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那种锐气对抗巴鲁克这样的人。至于奥本海默，巴鲁克对利连索尔说：“那个年轻人（奥本海默）真叫人遗憾。他本来前途无量，但他不肯合作。他会为自己的态度后悔的。”
巴鲁克猜对了，奥本海默确实重新考虑过自己的决定。就在拒绝这份工作几个小时后，他在给詹姆斯·科南特的电话中承认他觉得自己做了件蠢事。他问自己是否该改变主意？科南特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巴鲁克已经对他失去信心。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奥本海默、艾奇逊和利连索尔一直都在游说政府和媒体，他们竭尽全力不让《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夭折。巴鲁克为此向艾奇逊抱怨说，他对有人跟自己对着干感到“尴尬”。为了能够影响巴鲁克，艾奇逊同意于1946年5月17日周五下午将所有人召集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国宾馆。
但是，当艾奇逊正想方设法对付核妖怪时，有人正忙着对付奥本海默，他们甚至还想一手毁掉他。就在同一周，埃德加·胡佛敦促他的特工加强对奥本海默的监视。虽然手上没有丝毫证据，但是胡佛提出奥本海默有可能打算叛逃到苏联。在认定奥本海默同情苏联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推断：“他去那里担任原子能工厂的建设顾问要比留在美国做一个普通的线人有价值得多。”胡佛指示他的特工们“密切关注奥本海默的活动，以及他都与哪些人接触”。
在此次峰会召开前一周，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此次会议是“想围堵这个老家伙（巴鲁克）……所以不会很愉快”，然后他补充道：“我对他们无所图，如果我有办法让他（巴鲁克）良心发现，那就是我的最佳策略。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姬蒂让他搞清楚“这个老头子想要什么”。奥本海默表示同意，然后他听到接线员插拔插头的咔嗒声，他问姬蒂：“你还在听吗？我不晓得是谁在听我们说话。”姬蒂回答说：“是联邦调查局，亲爱的。”奥本海默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然后他打趣道：“联邦调查局肯定刚挂了电话。”姬蒂咯咯地笑了，然后他们又聊了起来。
姬蒂猜对了。两天前，联邦调查局在奥本海默的伯克利家中安装了监听装置（胡佛将这次谈话的文字记录转发给了国务卿伯恩斯，还说“你和总统可能会感兴趣”）。胡佛还命令他的特工们跟踪奥本海默在全国各地的行踪。
没人知道巴鲁克是否听说了奥本海默那些口气轻蔑的言论，但是在布莱尔国宾馆的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巴鲁克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同伴们打算完全摒弃将铀矿所有权国际化的想法。随后在谈到“惩罚”措施的问题时，讨论彻底破裂了。巴鲁克问，为什么没有惩罚违反协定者的条款？如果发现一个国家正在制造核武器，那该拿它怎么办？巴鲁克认为，应该预留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储备，它们将被顺理成章地用于被发现违反协定的国家。他称这是“罪有应得的惩罚”。赫伯特·马克斯说，这样的规定完全不符合《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精神。此外，马克斯还指出，违约国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来准备核武器，国际社会将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艾奇逊本人审慎地指出，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一个大国违反了协定，或者想要进行核试验，那么无论协定中有什么条款或规定，显而易见，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
然而，巴鲁克坚持认为，没有惩罚的法律是无效的。他还无视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坚决认定苏联至少在20年内都无法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认为短期内美国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放弃核垄断地位。因此，他要提交给联合国的议案必须进行大幅修改，实际上《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立场被彻底推翻了：对于新成立的原子能机构的任何行动，苏联都不得行使其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任何违反协定的国家都将立即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在获得与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机密情报之前，苏联必须接受对其铀资源的调查。
艾奇逊和麦克洛伊强烈反对这种过早强调惩罚性条款的做法，而且巴鲁克显然是想在几年内保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这两点注定了该方案会以失败告终。苏联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条款，尤其是美国还在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巴鲁克提出的方案不是为了合作控制核能，而是想要延长美国的垄断地位。麦克洛伊愤怒地说，没有所谓万全的措施，提出如此严厉、不假思索的惩罚条款纯属“专横”。第二天，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写信给麦克洛伊说：“有人告诉我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斗牛比赛，对面的那位先生让你厌恶至极，以至于你气得‘口沫横飞’。”
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仅是火冒三丈，而奥本海默的愤怒让他陷入抑郁。事情结束后，他写信给利连索尔说，他“心情仍然很沉重”。随后奥本海默再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洞察力，他准确地预测了事态会如何发展：“美国会拖延时间，不会贸然推进此事，然后一份10票赞成、2票反对的报告将被提交给安理会，苏联将行使它的否决权，拒绝遵照执行。我们会认为这恰好体现出苏联的好战心理。越来越多的人想把美国拖进战争状态，首先是心理上的敌对，然后是现实中的战争，而苏联的反应将完全符合他们的计划。接下来，军方将控制美国的科学研究，红色迫害会大行其道，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为首的所有劳工组织将被视为共产党的组织，因此涉嫌叛国，等等。”奥本海默一边说着这些，一边如往常那样狂躁地来回踱步，利连索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很痛心”。
奥本海默告诉利连索尔，他在旧金山与一位苏联科学家交流过，这位科学家是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的技术顾问。这位科学家反复强调巴鲁克的提议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原子能领域的垄断地位。奥本海默说：“美国的提议旨在允许本国近乎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核弹和工厂，也许30年，甚至是50年，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苏联的铀及其核材料的生产都应立即被原子能开发机构接管和控制。”
1946年6月11日，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奥本海默与利连索尔谈到巴鲁克提出的“罪有应得的惩罚”，奥本海默对利连索尔说：“这让我非常担心。”
“是的，这真是糟糕透了，”利连索尔回答说，“即使从短期来看，这也等于让一切都……”
“让一切都不好玩了，”奥本海默打断了他说，“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也永远不会看到。他们没有生活在常人的世界里。”
“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利连索尔表示同意，“那个世界充斥着数字、统计数据和债券，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
就在两天前，奥本海默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建立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的计划。
该计划提议在原子能领域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在该领域内，各国要放弃主权。从法律上说，涉及此类问题时各国均无否决权。这个领域将制定国际法。但是，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这如何才能实现呢？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是通过征服别国，但这样做会破坏别国主权；二是各国都主动部分放弃主权。这里提出的部分放弃主权，其限度是刚好足以让原子能开发机构得以成立并履行其开发、利用和管制的职能，同时让它可以存续并壮大，使其能够保护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害，同时还能让原子能造福世界。
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偶遇了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当时温伯格还在伯克利教物理。温伯格问他：“如果国际管制的努力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奥本海默指着窗外回答说：“那么，我们就好好欣赏风景，趁着它们还没消失。”
1946年6月14日，巴鲁克向联合国提交了他的方案，他还颇为戏剧性地用《圣经》里的话宣称，他给了世人一个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正如奥本海默和其他最初参与《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人预测的，苏联立即拒绝了巴鲁克的提议。来自莫斯科的外交官提出了另一项简单扼要的协定，即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第二天，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觉得这个提议“还不错”。不出所料，苏联还反对巴鲁克提案中涉及否决权的条款。然而，奥本海默对他的妻子说，巴鲁克又喊又叫地说自己有多么失望，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这本来就是一场愚蠢至极的表演”。
然而，正如奥本海默预测的那样，杜鲁门政府立即拒绝了苏联的回复。谈判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无论谁想真心诚意地阻止两个大国之间出现失控的核军备竞赛，那也已经错失先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才提出了一项严肃合理的军备控制协议，那还是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及之后苏联大规模军备扩张的影响。但那时成千上万枚核弹头已经被制造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同事一直把错失良机归咎于巴鲁克。艾奇逊后来愤怒地评论道：“球传到他（巴鲁克）手上了，他打得一塌糊涂……他彻底把事情搞砸了。”拉比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切简直愚蠢至极。”
多年来，那些批评奥本海默1946年提出的国际管制方案的人都指责他在政治上太天真。他们认为，斯大林绝不会接受国际核查。奥本海默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说不清，”他在多年后写道，“我想也没人能说得清，根据玻尔的思路采取的早期措施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据我所知，在这里一点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但玻尔明白，这些措施是为了打破现有的局面。除了有一次开玩笑的时候，他从没说过这是‘另一种试验方案’，这就是他心中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思路行事，明智、清晰、谨慎地执行他的想法，我们就有可能摆脱那种低级的自大，摆脱对封锁信息的执迷，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朝更健康的方向前进，未来才值得期许。”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利连索尔到奥本海默在华盛顿下榻的酒店拜访了他，两人谈到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尽管魅力非凡、才华横溢，但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当我跟他道别时，他面露悲伤地说：‘现在无论去哪里，干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他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揪心。”
奥本海默的痛苦真实而深刻。对于洛斯阿拉莫斯项目产生的后果，他觉得自己负有个人责任。每天的报纸头条都让他更加确信世界可能会走回战争的老路。1946年6月1日，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再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将会使用原子武器……”他认为这意味着当务之急是消除战争本身。“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眼中世界上最开明、最人道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之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出过这一看法，但在1946年将其公开发表算得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公开表态。1945年8月的轰炸后不到一年，作为曾指导轰炸机在日本两座城市的市中心投下原子弹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支持了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核武器。认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内心倍感沉重。
让奥本海默担心的不只是大规模战争，还有核恐怖主义。在一次参议院的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奥本海默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道：“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对核恐怖主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而且他认为永远不会有。
后来他对一群外交部官员和陆军军官说，对核弹的国际管制是“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与战前相当的安全保障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在未来百年出现糟糕的政府、新的核能发现或者不负责任的政权时，我们才不用时刻担心有人会突然使用核武器”。
1946年7月1日上午9点0分34秒，世界上第四颗原子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上空爆炸。爆炸后，一支由大小不一的废弃海军船只组成的舰队有的被炸沉，有的暴露在致命的核辐射中。来自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国会议员、记者和外交官目睹了这次核爆演示。奥本海默和许多科学家都接到了现场观摩的邀请，但是他引人注目地缺席了这次活动。
就在两个月前，奥本海默的挫败感与日俱增，他那时就已决定不参加比基尼的核试验。1946年5月3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面上他是在解释自己的决定，然而他真实意图是挑战杜鲁门进行该项实验的全部理由。他首先简述了自己的“疑虑”，并声称在科学家中这些担心哪怕“不是人人都有也极其普遍”。其次，他以令人震惊的推理过程彻底推翻了整个比基尼核试验计划。他认为，如果像所说的那样，试验的目的是确定核武器在海战中的威力，那么答案显而易见：“如果一颗原子弹离一艘船足够近，哪怕是一艘主力舰，它也能将其击沉。”只要确定炸弹需要离船多近就可以了，这完全可以从数学计算中推导出来。计划中的核试验随随便便就可能花掉1亿美元，奥本海默解释说：“花不到百分之一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同理，如果这项试验是想获得核辐射对海军装备、补给和动物的影响的科学数据，那么通过“简单的实验室方法”可以更便宜、更准确地获得这些信息。奥本海默写道，该项核试验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做好准备。”但是，如果这是该试验背后的真正目的，那么肯定每个人都明白“轰炸城市才能体现出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相比之下，“详细测定核武器对海军舰艇的破坏力似乎无关紧要”。信中最后提到的一点无疑是奥本海默表示反对的最主要原因，他质疑“在我们积极消除国家核军备的计划刚刚起步时，进行纯粹的军事核试验是否合适”。（比基尼核试验几乎是与巴鲁克在联合国的演讲同时进行的。）
奥本海默最后说，他本可以接受总统委托，实地考察比基尼核试验，但或许总统会认为“我在试验结束后提交一份批评整个试验的报告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能在其他地方更好地为总统效劳。
如果奥本海默认为他的信可以说服杜鲁门推迟或取消比基尼核试验，那他就错了。总统并没有关注奥本海默信中的异议，而是想起了他与奥本海默的第一次会面。这封信冒犯了杜鲁门，他把它转交给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时还附上了一份短笺，他称奥本海默就是那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之前他还声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还写道：“我认为他在这封信中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托词。”杜鲁门误会了。奥本海默的信实际上是一份个人的独立宣言，通过这封信，他进一步与美国总统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