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狱友”

戴维走后我们去吃了午饭，回来后我爬上床，继续盯着屋顶的羊皮，我在想，我真的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看看窗外渐黄的树叶，对面楼宇墙上的枣红色砖块，两座楼间透出的一小块天空，很蓝，蓝得不太真实。半天前，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永远不可能的。像死亡一样，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有，一旦拥有，就再也回不去了。

“狱友”们在断断续续地谈论上午的话题，彭浪已经在构想找个什么样子的女孩。几次三番被逼问后，他说他看上午报到时见的那个一身黑衣服的女孩就不错。

啊哈哈哈——

423爆发出掀掉屋顶的浪笑。

王一凡说，不是，哥们儿，你有没有数，你这身高得比她矮一头，你要和人家啵一个，是你跳起来呢，还是要人家蹲下呢？哈哈哈。

陈浩南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这是瞎说什么大实话，哈哈哈，追到追不到的，人家就想想，犯法吗？

还别说，只单看彭浪这志向，就知道他，是——真——的——浪，哈哈哈。不过，这是个好现象哈，林志玲嫁了日本人哪，志玲的爸爸说，中国的男人，没有高攀的勇气。你们看，他说得不对嘛，他不认识我们的浪浪啊。朱子康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陈浩南趴到马纯的上铺让他发言。马纯憋鼓了一通，说，看着，不像能过日子的样儿。

我心里突然有点沮丧，知道他们原来都注意到了那个女孩，但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件黑底白点的裙子，和挂在肩上的长头发。

她有男朋友了。我说。

哎！彭浪大叫了一声，说，你说的那个篮球帅哥吗？明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嘛。再说了，人家不说了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你们咋就——

你快省省吧，陈浩南打断他，你咋一眼就挑中了个千篇一律的皮囊呢，你一眼就钻到人家灵魂里去瞅瞅了？

呃——

彭浪卡壳了。

要到点了，我们得走了。朱子康自觉发挥了舍长的功能。

我们把迷彩服穿戴齐整，下了楼，到教室开班会。

宿舍在校园东北角，教室在南大门东侧，我们循着报到时走过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往东南走。校园里的小路上，走着一伙又一伙穿着尚未服帖、看上去挓挓挲挲的迷彩服的同学，大多以宿舍为单位，匆匆穿过楼宇间花园中的小道。我们边走边打量路两旁上午进来时未好好看一下的建筑，有图书馆，有食堂，另一边是操场、两座实验楼，远处，越过坐落在对着南大门中轴线的行知楼和另一侧的广场，池塘，有座半圆形透明顶建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半圆形建筑四周，散落着另一个操场、一些宿舍楼。

陈浩南猜透明顶的建筑是电影院，被我们一阵嘲笑。想得太美啦，王一凡说，你以为你上的是清华吗？

我们技校生，就不配有电影院吗？

陈浩南的反问，没有人回答。我们收回目光，沿着“之”字形和“S”形的小路继续往南。

往南的小路有五六条。我们看前边三五一伙的新生们前后排列着往前走的样子，尾巴甩来甩去的。陈浩南说，你们看，像不像贪吃蛇？

不待我们回答，前面的同学突然跑起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他们跑。原本我们在池塘边要往东南跑，但也一起跟着前面的同学往南跑。

我们穿过花园，跑过一座楼顶上竖着“创客楼”三个字的三层彩色楼房，跑过两座农建系教学楼，穿过一个小广场，终于随着人群停在一座宿舍楼前。

楼下的空场上，两个穿着白色西装的男生在吹萨克斯，我不知道吹的是什么曲调，两个人闭着眼睛，很投入的样子。他们旁边，七八个穿白色短运动服的男生排成一排，扯着一面白色红字条幅，上面一行字：我爱汪闪闪，汪闪闪是我的！

我╳！我╳！不停聚拢过来的男生们大声用粗话宣泄着兴奋，女生们则毫无新意地哇哇尖叫。

我在那排白运动服的男生中搜寻上午那个篮球男生的影子，没找到，在刚想骂一句时却看到他了。这回没举篮球，而是穿着长袖黑色燕尾服，打着领结，手里举着一束粉白的玫瑰花，朝着楼上喊，汪闪闪！

他一喊，那排白色运动服男生也一起喊起来，我爱汪闪闪，汪闪闪是我的！

真他妈的，好幼稚啊。

我踢了马纯一脚。

走了，走了。

马纯不情愿地扭了下身子，但还是转身跟着我迈开了步。走了走了，马纯也喊了两声，彭浪和陈浩南从人群中退出来。

没劲。彭浪说，也不见姑娘下楼，自己在那喊的啥劲。

陈浩南嘿嘿地笑了两声，说，浪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这兄弟是怕像你这种喜欢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的主儿再一不小心瞅上闪闪姑娘那千篇一律的皮囊。宣传工作，一定要做在头里。好啦，你就甭惦记啦。

嘁！彭浪撇了下嘴，这家伙太幼稚，闪闪不会喜欢这样的。

哈哈哈，我们一起笑起来。彭浪说，不信走着瞧，当然，我从没说要追她哈。哎，她是哪个班的？

我们又一次笑彭浪的时候，后面同学拥了过来，嘻嘻哈哈打着闹着往前跑。有人边跑边说，人家说汪闪闪早就穿着迷彩服，从另一侧楼梯到教室去了。唉，另一个跑得气喘吁吁地说，那这帅哥，喊了个寂寞啊。

我说得没错吧。彭浪一下子来劲了。我说，别说了别说了，看都跑呢，可能快迟到了。

果然，我们刚认着楼号找到我们教室所在的智造教学楼，满校园响起上课铃声。

幸好，戴维还没到。我们稀里哗啦拥进教室各自找位子坐下，每个人都在小声表达着对汪闪闪事件的看法，有的说他们青梅竹马，家都是黄海县的；还有的说他们本来在一个班，汪闪闪父母为拆散他们硬生生给女儿报了一年病休，谁知道也没学好，还是齐齐到这里来啦。我前面有个男同学说，那个穿燕尾服的男生，叫梅生，是学生会主席。

他这个主席，是当不成了。说话的男同学说。

戴维进教室，走上讲台，清了好一阵嗓子，教室里热烈的氛围才平复下来。戴维说，别讨论啦，信传学院已经在开院办公会，讨论梅生同学的处分问题了。

接下来，照样首先是例行欢迎，再就是强调入学教育注意事项。戴维叮嘱我们，接下来一个月入学教育，要求特别高，训练特别艰苦，大家要特别注意，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争取拿第一。

最后，戴维问，同学们还有什么事吗？没有的话——

有，有。陈浩南举起手。

浩南同学，请说。

戴维这句话，把我震了一下，他已经记住陈浩南了，浩南同学几个字，说得那么亲切自然。

请问班主任，在咱们学院，刚才，刚才那个同学的行为，会受什么处分？

教室里哄一声笑了，但须臾像关了开关一样静下来，大家屏住呼吸，等待戴维的答案。

戴维先是一惊，而后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确定，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啊，戴维举起黑板擦说，这种行为，坚决不能发生在咱们班里。而后，他想了想，又说，当然，也不可能发生在咱们班里。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技校怎么怎么样的，说什么学生们特社会，拉关系、拜把子、打群架，云云。所以我踌躇再三，还是没舍得把额前那几撮彩发剪去。

一整天了，我都戴着帽子，先是戴着棒球帽，而后趁“狱友”们不注意赶紧换上迷彩帽。

报上到看了入学教育指南，我真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幸亏没摘下来，要不让戴维看到，一定是一剪刀给剃了，说不定还让我当全班同学面检讨呢。所以我得藏严实了，那是在这里“混社会”的一种保障，我想，借此，大哥小弟们会把我认出来，当我是自己人，我的日子，就不至于太难过。

我祖父在世时，经常说，鼠有鼠道，蛇有蛇道。在技校混，得有在技校混的道儿。而我的道儿，就是这几撮彩色头发。一共三撮，一撮是紫的，一撮是蓝的，一撮是红的。它们张扬地翘在我前额右侧，使我的额头看起来像半边美洲鹦鹉，将是我的招牌，贼拉风。以前，网吧里的女孩，不管把《英雄联盟》打得多起劲，只要我一进门，纷纷抬头看我。

我得保护好这些头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关系到我在这里以后的日子。习是学不好了，前途是没有了，顶破天，也就是个工人了，但是总不能工人还没当上呢，先让人打了吧。

戴维走前，指定几个同学去搬书发书。坐在教室等书的我们，先是延续了会儿课前的话题，猜测那个叫梅生的学生会主席，会受什么样的处分。

学生会主席，不以身作则就不对了，还这么张扬，就是不想混了呗，唉，色令智昏哪。

我的前位，一个下巴上有颗小黑痣的男同学说。

不过，这真带劲儿，就算是开了，也值了。

我循着熟悉的声音望过去，说这话的，竟然是朱子康。

我这才想起来，刚才看热闹时，朱子康没有跟我们一起离开，戴维进来后，他才跑进教室的。

我记得他说过要有模有样地打一场架，说在家管得严不让打。难道，在家管得严，也没让他谈恋爱？

一切都有可能啊。

我的脑海里，又飘过那件黑底白点的裙子啦。

搬书的同学很快就回来了，不一会儿，我们每个人的桌上堆起两大摞——一大摞课本，一大摞作业本。

不是，我上的是技师学院啊，不是到车间开动车床，铣个零件啥的就行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书？又不考大学，搞这些幺蛾子干啥？

看来，有好多同学和我想的一样，教室里很快分成两派吵起来。我派以彭浪为代表，说搞这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拣自己喜欢的技术来一门不就行了吗？另一派以青年干部林幸哲为代表，说任何技术，没有理论的指导，学起来不免盲人摸象，甚至会误入歧途。

我派说古代那师傅带徒弟，都手把手教，没见哪个先让读课本做作业的。另一派说，所以，古代制造业不发达，也发达不了，现代工业的兴起，首先是制定了整齐划一的标准和规则。中国近代的落后，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工业时代对决中的落后，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我们要想摆脱农耕习惯走向智造强国，必须要有严格的，甚至是严酷的工业标准。

真有学问！我派陈浩南阴阳怪气儿地说，你不去北大清华深造下，真是白瞎了这么个人儿了。

林幸哲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去？我现在不去，就代表永远不去吗？

陈浩南被噎了一下，低头嘟囔道，癞蛤蟆打喷嚏，口气不小。

林幸哲说，当然，感觉理论课毫无必要的，可以不学嘛。没人逼你，逼你也没用，是不是？

我派后来我知道他叫王赫的男同学边划拉着手机边回过头说，听你讲话，真的是，咋说呢，我可不是想抬杠啊，就是真心认为，你这样的叫啥呢，该叫青年才俊，和我等坐到同一个教室里，我们感觉有点，有点啥呢，有点配不上你。这真不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关系，这是人与人的不同，我和你好像不是同一个物种。

我派有几个同学鼓掌鼓励。

林幸哲摇摇头，轻蔑地笑了下，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各位，请便。

说完，坐回座位上开始翻看课本。

我百无聊赖了，翻翻课本，没一本看懂的。翻到底，抽出语文课本，翻翻后面，看有啥有趣的故事啥的。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完了。

下课回到宿舍，回忆这一天，有点小惊喜，又有点小失落。小惊喜是燕尾服带来的，小失落呢，感觉事先设想的自己的那种酷、帅、个性，一点没发挥出来。没进来之前，我以为和别人不一样，和那男同学说的那样，我以为我就是因为家庭变故放任了自己，考试时没有考好才来了这里，这个学校，这些同学，都配不上我。但一天下来，又找不到任何一点自信。

咋想，咋有点泯然众人矣之感。

我想着想着，竟然歪在被子上，睡着了。

我是带着一点伤心和失落被“狱友”们喊起来吃晚饭的。待我确认自己真的清醒了，捂紧头上的棒球帽坐起来，看到狱友们身着齐整的迷彩服站在地上，不自觉地一个个昂首挺胸的，像待检阅的队伍。走啊，彭浪抬头朝我招了下手，和大家一起出去了。我想滑下床去，但感觉浑身无力，拿手撑一下床铺，胳膊和面条一样，我索性又躺下来，反正，三顿五顿的，也饿不死人。

楼道里是杂沓的脚步和叫闹，节日般。

不快乐的人只有我一个。

我不由得摸摸左胸口，那里有一张小小的纸片，是母亲的照片，这一刻，我是多么想她。

从小到大，具体一点，从六岁开始上一年级到初二，我就一直是母亲的骄傲。每次大考，几乎从来没落下过前三，年底班主任老师手中那沓奖状里，一定有我“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的两张。当然，谁都知道，虽然名目不同，奖的主要都是学习成绩。我考得好，也没感觉费什么力气，当什么事成了一种习惯，就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额外的付出。

可母亲每回都接过奖状，郑重地看上半天，脸上的光芒都让我有点睁不开眼，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说，我们家良良最棒啦！

到这里，我彻底明白了，我和姐姐的那些奖状，不过是我的母亲聂秀芳女士的母性光芒之余辉。当我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这层光辉一朝尽失，我的世界，就此陷入无底黑暗。

那时候，母亲在我心里，就只是母亲那么简单。不像别的同学的母亲，同时是某个单位或部门的干部，某个公司的财务或工人，某个店的老板。我母亲，除了必要的去菜市场、看望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平时很少出门，就是在家等着我放学回家。原来，还等父亲和姐姐，父亲后来越来越忙，基本住在公司，姐姐外出上了高中、大学，后来参加工作，母亲等的，就只有我了。

失去母亲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她老家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县工商局，在工作中认识了当时在别的公司跑业务的父亲，还谈起了恋爱，在外祖父母一家人的反对中，嫁给了父亲。我父亲很快独自创业，橡胶公司风生水起之后，应父亲的再三要求，母亲辞职，做了全职主妇。

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像别的同学的父母那样，因为忙于生计而耽误了接我放学。幼儿园和小学时，看到有的小朋友滞留在学校传达室，我就想，怎么回事儿，爸爸上班，妈妈到哪儿去啦？幼儿园和小学离家近，母亲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上幼儿园时，我出了校门，母亲一定会站在学校大门左手边第三棵梧桐树下等我；小学时，往校门口右边走，转过路口，母亲在路口小小的花园中间巨大的石头前。我从学校奔出来，远远地喊着妈妈奔过去，从母亲手里接过白色的小玻璃奶瓶，在母亲“慢点喝慢点喝”的嘱咐声中咕咚咕咚几口喝完，然后转过两三个路口（往西拐就是三个，往东拐就是两个），在转角的牛奶店前跳下自行车，跑进店还瓶子，再跳上自行车，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出家门之前，就已经熬好了稀饭，电饭煲里米饭也好了，肉菜在炉灶旁边一两只锅里，一两个素菜也已经洗净切好码在盘子里，只等我放下书包洗手洗脸的工夫，母亲就炒好菜开饭了。饭后我写作业，母亲则收拾碗筷，打扫下卫生，检查我作业，然后，洗漱休息。

日复一日，这就是我和母亲的日子。

不出意料，再过四年，考个985，再次点211，平常事。

只是，突然有一天，不等下午放学时，我就被小姨从学校直接接到了县医院，看得到医院东北角低矮的太平间了，小姨才告诉我，母亲离开了我们。小姨的原话是，良良，你妈妈，不在了，心肌梗死。

那一天，看着躺在太平间存尸箱里脸色灰白的母亲，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小姨摇了下我的胳膊，说，叫，叫妈妈呀。

我叫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刚进去时，太平间一下挤满了我进来之前看到的三五成群站在前面空地上说着什么的人，但他们很快又出去了，我还是站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死去的母亲，像一下子缩了水，又瘦又小，薄薄的一层，紧贴在盛放她的金属盒子上，早晨送我去学校时穿的浅灰色运动服里空空荡荡。右手食指肚上的创可贴一头翘了起来，左边的嘴角上不断冒出白色泡沫，这让我想起酩酊时的父亲。我怀疑小姨的话有误，母亲只是喝醉了，很多时候，爸爸喝醉了酒，就是这样。

我看了眼小姨，小姨朝我点了下头，乞求地盯着我，我知道她在说，叫妈妈呀。

但自始至终，我没有叫出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活着和死去，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想出眉目，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显然是过于深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母亲和没有母亲的我，不一样了。母亲在时，不用想那么多，吃饭睡觉上学打游戏，都是一种习惯。每天听着母亲在餐桌上收拾早餐，我就醒了；听着母亲在卫生间洗漱，我就睡了；看着母亲拿着我的试卷暗暗皱下眉头，我就知道该加把劲儿了。母亲像太阳，我只随着她转动，一切都那么简单。

失去了母亲，我的世界整个地乱了。我整宿整宿瞪着大眼，茫然地看着天光从帘缝里一丝一丝透进来，恍恍惚惚到了空荡荡的学校，才想起是周末。不是周末的日子，看着老师一走上讲台，我的眼皮就沉得抬不起来，有时候连着睡三四节课。刚开始老师是心疼我，后来就懒得搭理我了。

成绩——都来东技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不想说我失去母亲的伤痛，因为失去过的人不用说；没有失去的人，说了，也不会懂。

“狱友”们有说有笑地从餐厅回来了，看他们欢快的笑脸，好像永远不会有当工人的一天似的。他们沉浸于对自己英武的想象和即将开始的军训新体验，我则默默地将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有母亲的，而另一类，是没有母亲的。

他们是有母亲的，而我，是没有母亲的。所以，即使我们都一样要在刑期结束后进入另一个刑期，他们仍然比我快乐。

你怎么不试下？不合身明天可找戴维换。

我抬起头，看到一张圆圆的笑脸探在我的床头前，灯光打在后脑勺上，映得头发微黄。这是第一个向我表达友谊的同学，遗憾的是我一句话把本可以迅速建立起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了。

我说，用你管！

我看到床头前的笑脸上两只瞳孔疾速放大后慢慢黯淡了，他甚至窘得不知道该怎么转过身去，就那样在我床头边停留了好大工夫，直到凑到壁橱前翻检藏书的彭浪说，快来，快来，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只浑身长满腿的蚰蜒，或者说只有两条腿的彭浪，救了陈浩南一命。陈浩南跑过去看了一眼，回身从他壁橱里撕了块卫生纸，将手和头都探进彭浪的壁橱，用卫生纸垫着把蚰蜒抓了出来。

钱串子，有毒！

陈浩南大声说着跑出宿舍，我们都知道他是去把蚰蜒往公共卫生间扔了，只是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但硬着头皮没道歉。

“受了惊吓”的其他三位“狱友”又重新开始讨论起刚才的话题——军训教官会不会体罚我们。一个说不会，我们是来上学，又不是犯了罪蹲监狱，凭什么打我们？说得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另一个说一定会体罚，说不定还会动手打人，军训不是上课，教官也不是老师，虽然不是蹲监狱，但做不好体罚也正常啊。他们的话差点让我笑出声，但我没笑，是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谈话的刻意，虽然我还没有听他们说过多少话，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几个人，这几句话，不是在随意聊天，其实是在努力化解由我造成的尴尬。虽然我是冲着陈浩南去的，但是造成的尴尬不适，是大家一起承受的。

等陈浩南回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除我之外，其他四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同陈浩南说了几句。谁都听得出来，大家都想让陈浩南高兴一点。虽然直到入睡，陈浩南也没高兴起来。

但当年的那个少年，并没有为此感到惭愧。相反，他感受到了邪恶的快乐，内心里有种报复世界后的满足感。虽然这个屋里的人，此前没有一个对他有敌意。他甚至跳下床，到壁橱里找出个新软皮笔记本，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了下来。而之前，他从未写过日记。他也没想到，这种由邪恶生出的芽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枝叶越发繁茂葳蕤，在他心灵上的高岭深壑、雨雪风霜、毒沼瘴霾中长成参天大树。

想想这些，真让人后怕。

东技的第一个夜晚来临了。

外面零星的蛐蛐鸣叫，破碎而惊心，稀薄的月光被帘缝切割成一道细线，从窗台一直爬到地板中间谁的一只鞋子上。

我睡不着，瞪大两只眼，盯着已经看不到羊皮的屋顶，我无法把自己同“一个工人”捏合在一起，白日的忙碌喧嚣暂时驱赶了我的恐惧和不安，但现在，它回来了。它像一股气体沁入了我的心灵，在我胸腔里翻滚膨胀，让我无法合眼。

在室友们渐渐均匀的呼吸中，我从蚊帐里钻出半个身子，撩起窗帘一角——我听到外面猫叫，咪呜咪呜，叫声里满是让我听起来异常别扭的欢乐与安适。

这些可恶的小东西。

校园的夜，很安静。后来，许多个寒冷或闷热的深夜，我从校园东南角的教室走回宿舍，走在柔和的路灯光里，踩过鹿鸣广场上一块又一块青灰色石板，踩过雁栖湖边有些硌脚的鹅卵石小径，踩过我们六号宿舍楼西边无名花园草地上错落的汀步石，踩过楼北青砖拼铺的弯道，转到楼东边，进入与南边七号宿舍楼之间连廊中间的月亮门，往北走约二十米，就进了我们六号宿舍楼。楼门口外东边，隔着连廊玻璃，刚刚我走过的地方，会看到贴着路边枝丛间，几块灰白的太湖石，剔透玲珑的石窟窿里，住着貂蝉和吕布。

入校园的第一夜，我就从窗帘一角看到了貂蝉吕布，和与它们嬉戏的一高一矮两位保安。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位的名字，高的太高，大约得一米九吧，高而瘦，就算是独自站在夜晚的路灯下，也显得过于瘦削高挑。矮的也并不多矮，也得一米七几的光景吧，白天里，我从他身边走过，以自己的身高暗暗估算过。高的站着，肩头趴着那只白猫，矮的蹲着，伸着手，拿什么吃食喂那只黑猫。

两人边喂边说着话。一个说，吕布这几天不大吃东西。另一个说，貂蝉好像是怀孕了。一个说，我看石头边有火腿肠，怕是被这些家伙们撑着了。另一个说，你看你看，肚子是不是大多了？一个说，别是吞了吃了药的老鼠吧？另一个说，不知道怀了几个，你说，是白的还是黑的呢？

我趴在床头边，听了老长时间才听出，高个子喜欢吕布，矮个子喜欢貂蝉，吕布是那只白的，貂蝉是那只黑的。

他们自说自话，各自说着心上的猫。边说边走，猫蹿到他们伸开的胳膊上，蹿上他们肩头，而后像片羽毛轻盈落地，把身体抻得老长。人摇摇晃晃，在路上走走停停，猫探头探脑，在路边的花丛间进进出出。

两人两猫，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身后六号宿舍楼四楼的一道窗帘缝里，一个少年冲他们的背影哼了一声。自此，关于他们的许多个场景，在好长一段时间，不时出现在少年的脑海里。

人在决绝之中，常有极致之行。

如果非要找点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这个夜晚的画面过于温馨，对少年牢狱心境构成了嘲弄。一窗之隔，两重天地。十五岁的少年，从窗前缩回上身，脑海里难以自控地出现了鲜血、白骨、挂在树枝上的猫尸——想起这些，我与战争中多行残暴者通了心气。

任何暴行，本身都是悖论。是所有希望破灭后的宣泄罢了。邪恶，由此，成为它本身的内容和目的。

想想这些，真让人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