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虽然情绪糟糕透了，他们还是轮番把自己的名字、生日、家里人口、地址都一一写在本子上，虽然写的时候也犹豫，因为不确定此刻的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老李在本子上写着：大香，二香，叶子。老赵纠正她说，你只有两个女儿。怕老李也忘事了，他举手发誓说，我们都是看着你女儿长大的，看着小陶过世的，看着你婆婆过世的，甚至也可以说看着你被拉去结扎的。老李想了一会儿，同意了他的话，但她在“叶子”两个字下面画了两条杠。她说，我做个记号就是了。

这之后，他们把早饭挪到上午十点，中饭免了，傍晚的时候再吃一点儿，换句话说，每天由三餐变成了一餐半。纵然如此，厨房塑料桶里的那点儿米眼看又见底了。

越来越自如了，在这里，前屋后屋，下楼上楼，开门关门，同时也越来越难了，每一天都像是静止的，每一件事都被放大了。这本是无比习惯的地方，现在越觉得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这不再是生活，这就是煎熬本身。

有一天，孙老善去后院，摸摸索索找出来一瓶农药。

几个人围着看药瓶上的字，隐隐约约写着“剧毒”字样，孙老善说，弹尽粮绝，我们就分着喝掉。

又何必真喝呢，钱老师说，我们拿着它，到镇上做做样子，也许有人发了慈悲，给我们一些吃的。

老赵说，我一点儿不怀疑有人给我们吃的，那些年纪轻轻、不缺胳膊少腿的在街上讨，多多少少总能讨到一些。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也一定会有人施舍两口。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脸啊！脸不要了，活着还不如死了。

老赵这话讲得理直气壮，但是，他说，就是死，我也想死个明白。

过了不久，他可能觉得“死得明白”是个不能实现的梦，他说，再不济，我也要说说心里真实的看法。

你有什么真实的看法需要表达？老李盯着他问。老李的态度很真诚，一点儿不带敌意，就是一种关心体贴的样子。老赵看着老李，突然觉得感动，他动情地说：首先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你没生儿子，我可能心里的确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村，哪一户人家没有想过个问题，把这个事当成短处来想的呢。但是，对你，我是真的从来没有瞧不起过。

老李摇了摇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那时我过不去那个坎。谢谢你。她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喃喃地说，这不算什么大事。

她这么说的时候，声调很低沉，像有一种暗示。老赵一时有点发怔，他不知道，被嘲笑不是个大事，还是没有儿子不是个大事。他终于没好意思再问，因为再问，反而暴露出对往昔的耿耿于怀。

于是他接着说，其实有一件事我有点后悔。那是我行医的最后一年，那天下午，我背着培训时红十字会赠送的木头药箱出诊，给一个得了肠炎的人打吊瓶。经过七巧村的时候，突然看到人在奔跑。我正纳闷，这时有一个人看到我，马上说，太好了，医生来了，医生救命来了。

我看到一个青年人倒在地上，四肢弯曲，双手像鸡爪一样，而且不停地抖动，他瞳孔上翻，嘴唇青紫，口吐白沫，衣服上沾满了大小便。旁边跪着一个老太太，嘴里不停地喊着“儿啊儿啊”，不停地向围观的人磕头作揖，请人帮帮她，她摁不住他。旁边还有人正在往发羊痫风的人嘴里塞一个木勺。

他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医生，救救他。旁边有人朝我喊叫。

我当时突然觉得很害怕，想起了我徒弟救了那个精神病孩子的事。我知道这两件事不相干，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件事使我很紧张，我手和腿都不听使唤了，旁边人还在扯我、拽我，可是我就是不能动弹。

有人喊，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

我一看，果然，发羊痫风的青年人，嘴角和脖子上全是血迹。眼看着他又要急速地抽搐了。

我心里说：把他的衣领和裤腰带全解下来，我心里还知道，要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不要倒吸到气管里，不要把气道堵住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

他抽动的时候，旁边两个人一直在按着他的腿，想把他稳定住。错了错了，我心里说，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旁边有人不耐烦，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这个人，这么胆小怕事，怎么当的医生？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再不上去帮忙，这些人就要动手打我了。但是，我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不是医生，我是给医生送药箱的。那些人大失所望地把注意力从我身上挪开。我趁机背起药箱，挤开人群，灰溜溜地逃走了。

那个地方我以后再也不敢去，就像我的徒弟不敢去那个杀人的小孩的庄子一样。

所以你到底没救？钱老师问。

没救。

那个人死了吗？老李问。

老赵没有回答。他垂着头，不知道因为说出来了是轻松一点儿还是觉得后悔。

可能没事。孙老善替他说，他也见过有人发癫痫，发作了许多次，每一次都让人觉得他要死了，但每一次都活过来了。

是的。老赵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算是领受了孙老善的好意。

老李突然问，你那个徒弟怎么样了？

什么徒弟？

就是把精神不正常的孩子解绑了，让那孩子把父母杀掉了的那个徒弟。

老赵愣了一愣，好像这个问题实在太意外了，又或者太不需要答案了，反正他很久什么也没说。大家等着他抵赖，钱老师已经在本子上注明：七月二十三日，老赵第一次出现失忆。但是到了晚上，老赵的面色不怎么好看，对老李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说，我的徒弟过得还好。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当时不是存心的。人一生中怎么能不犯一些错误呢？老赵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老李，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

老李看了他一眼，过了很久，她说：我觉得你讲得对，即使死得不明白，也要讲一些真话。

老赵一时又有点气短的样子，张口想争辩，老李轻轻摇了一下头，制止了他，她慢慢走到椅子边坐下来，理了理自己的衣襟，开始不慌不忙地说话。她说，我跟你们的看法相反，你们上次觉得我大女儿不懂事，我倒是觉得我大女儿特别懂事。我那时脑子里全部心思都在养一个儿子。政府抓得越紧，我就越觉得这事价值大。不管谁说什么，我都疑心是在笑话我。一开始我婆婆站在我一边，小陶不肯说什么。时间久了，小陶也受到了影响，不管谁说句什么话，他就会想到人家在笑话他。比如有一次，他听到邻居在说他家的棉花公枝多，母枝少，氮肥上多了，磷肥又上少了。

小陶也在地里锄草，玉米叶子遮住了他们，他也没听清，就听到“公”和“母”这几个字，以及他们笑成一团的样子。他回来告诉我说，今天周立伍和胡万魁在地里笑话他。我问，他们笑话他什么？他说那些人都说他家的棉花公枝多。他说这话的时候身上发抖，脸涨得通红，像有人从后脑勺往他脸上吹火。

换了现在，我会笑出声来，这算什么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可那时我还年轻，脑子简单，我一听，脑子也嗡的一声大了。

小陶等着我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想说。他见我不说话，就走开了。要是那时我说一两句话宽慰他就好了，可是我只顾着自己生气，由着他晚饭也没吃就上床了。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人家在地里说笑，他又以为胡万魁在笑他。这一次，他没有忍，冲上去理论。人家先是不承认，可是后来，他都快要觉得自己是无理取闹，想回家的时候，胡万魁却又火上来了，他在小陶背后说了一句：笑你怎么着，你老婆已经结扎了，你就是个没有儿子的绝户嘛。

小陶一听当然不干了，要往人家身上撞，冲了好几次，那时邻居热心，过来拉住了，还有人拖到回家的路上。他们以为把打架的人分开送回家就没事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我比他更难受，我也想着人家在背后笑话我。我就说，这些人的嘴就是欠。

他一听，明白我也鼓励他凶一点儿，给点颜色人家就不敢随便说了。人是欺怂怕狠的。他拿起一把锄头就出去了。他谁也打不过，打不过人的人气性大。进门的时候他一头撞在门框上……

后来说是脑溢血。可我信不过医生，我觉得是胡万魁打的，我婆婆也认为是胡万魁打的，全村都认为是胡万魁打的。胡万魁拿他儿子的命发誓，说没打他，可是后来，他又改口了，说就只打了小陶一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口，但要说良心话，我觉得如果胡万魁真打了，小陶死之前是有机会告诉我的。小陶只是说他头撞了一下，可我当时根本不想记住这句话，我只记得他出去找人打架，回来就死了。

我们把他送到公社医院。不到半个钟头，人家就宣布放弃抢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记得公社医院旁边的一片竹林，那片竹子又齐又直，风一吹，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我女儿放学的时候过来了，她站在我边上。她挡住了太阳和风，她跟我一样，一声也没有哭。她就那么死死地看着我。好像我要是敢掉一滴眼泪她就饶不了我。

他是自己死的，孙老善主持过公道，人家也赔了钱。还能怎样呢？很奇怪，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陶家绝后了。我觉得绝后这个事比小陶死这个事更大，好像同时发生了两样事，但另外一件看不见的事更大。我怎么跟我婆婆交代呢，关于她儿子绝后的事，至于她儿子的死，说到底，不是我干的。但是我大女儿知道是我干的，她一说我心里就认了，不赖了，是我干的。是一天又一天，分成十几年干的。但我嘴里没有承认过，我没想清楚之前不愿意承认，我们母女俩的关系从她爸爸死的时候起几乎就水火不容了。

老李说完了大伙谁也没说话，这事本来他们觉得一清二楚，现在他们好像又云里雾里了。他们以为掌握了全部事实，现在从老李这里又发现事实完全没搞清楚。就连当时帮小陶主持公道的孙老善，也料不到背后有这样复杂的东西。他做了当时觉得非常公正的事。在任上的那几年，他对胡家相当严厉，农业税一天也拖不得。别人可以拖，胡家不可以拖。冬天挑坝的时候，他胡万魁跟妇女一样八分工。夏天防汛的时候，别人值上半夜，胡万魁值下半夜。为什么？他身上有人命。孙老善说。

不仅孙老善，村上其他人家也都自发地帮小陶讨公道。你胡万魁不是有儿子吗？你儿子十六岁了，要自愿参加上面派发的修坝活。胡万魁说，我儿子前几天腿跌断了，正在养伤呢。

那不行，其他人反驳说，那你要替他补工分。他跌断了腿又不是别人打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只要跌断腿就可以不修坝，我明天也跌断腿；就是跌不断，我也裹块布，你觉得行得通吗？

胡万魁被人围在中间，敢怒不敢言。过了一会儿，他说，好，我替我儿子偿还工分，你们干十天，我干二十天。

这样的事可不止一桩。大家都长着菩萨心肠，看到你们孤儿寡母没有男娃为你们打抱不平。胡万魁后来受不了邻居们的鄙视，一九九三年搬离大望洲，当时我们都觉得老鼠屎走了一锅粥更香了。

对，钱老师说，别人都说孙老善英明正义。我记得他谦虚地笑笑摆手说，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

我做这些事当然是凭良心，孙老善说，如果希望人家说好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公道。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表过功，对不对？孙老善看着老李问。

老李没有回答他。过了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大家都喜欢主持想当然的正义，却看不见那内里的正义，但是我大女儿看到了，她长着一双特别辣的眼睛。她看清楚了。

她说完走回了自己房间，把几个老头儿晾在那里。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偏屋的瓦片被吹错了位，在屋顶上骨碌碌地滚。一会儿在东边，一会儿又去了南边，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在顽固地挣扎，想跳起来，想飞走……直到从屋檐下掉到地上摔得粉碎，那声音才结束了。但是老头儿们明白，再下一次暴雨的话，那个屋子就要漏雨了。一漏雨屋子里的东西都会腐烂，都会发霉。这就是规律。

奇怪的是，自那之后，老李仍然整天忙忙碌碌，除了钱老师偶尔打扫一下卫生之外，其余的事都是她在张罗。事实上，钱老师的其他慢性疾病没有好转，唯独洁癖似乎不治而愈，看到绿头苍蝇飞在头顶，他也视若无睹，照常发呆。但是疾病也好，困境也罢，也没有使他变得痛苦欲绝。相反，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似乎受什么更神秘的东西困扰，令他苦苦思索。老李虽然承担了所有的家事，但是，她的美好形象似乎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她的好感打了些许折扣，看她满头大汗，他们也没有前几天那么多客套了。相反，第一次见面时，她端庄严肃的面容，这会儿显得呆板干巴——女人还是高挑丰满一点儿才耐看，她用围裙擦一擦额头上的汗珠，擦了一层又冒出来一层。这点点滴滴的汗水似乎都在强调，她是一个罪人，这会儿她拿出她所有的钱和所有的精力，显得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