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生平与创作年表
1905年
6月21日，让-保尔·萨特生于巴黎。
1906年—1914年
其父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rtre）为海军军官，驻印度支那时染上阿米巴热病，于萨特两岁时去世。其母安娜-玛丽·施韦泽（Anne-Marie Schweitzer）携萨特去外祖父家。
萨特三岁时，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失明。
外祖父系语言教师，对萨特很宠爱，把他视若神童。萨特四岁时，即能连猜带蒙读马洛的《苦儿流浪记》（Hector Malot：Sans Famille），到七岁已读《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萨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是个“丑八怪”，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小朋友，“我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天地。对我来说，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我把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儿童读者悄然成为儿童作家，七八岁时，已会编写故事，发现自己的文学禀赋。“一直到十岁，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
1915年
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六年级[1]。此前从未进过学校，概由其外祖父一人悉心施教。
1916年
“我跟母亲像同龄人一样，相处得很好，从不分离。”四月，其母改嫁，萨特视为背叛行为，情绪颇受影响。
五年级时，与新来的同学保尔·尼赞结为好友。“他跟我一样，也是斜白眼，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来更逗。”
1917年—1919年
11月，前往继父工作地拉罗舍尔。继父系造船厂工程师，由于文化素养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彼此不能投合。约瑟·芒希每晚亲自辅导这位饱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品的少年学几何和代数，漫长的辅导课时常以一记耳光告终：“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萨特把在拉罗舍尔度过的三四年，当作一生中最坏的几个年头。“我认为对我大有裨益，总之，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1920年
怕萨特在拉罗舍尔受“坏影响”，父母把他送回巴黎，继续上亨利四世中学，与尼赞重逢，两人形影不离。萨特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尼赞的文学趣味，偏好当代诸家，帮助萨特领略季罗杜、纪德、瓦莱里等人的作品，一起阅读于勒·罗曼和普鲁斯特。思想方面，尼赞为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后来加入法共，萨特的思想当时趋于改良主义，“直到战争期间，我才认识到，可以通过革命，建成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今的社会。”
1921年
通过中学会考第一部分。
1922年
6月，通过会考第二部分。学业优异，法文作文、哲学试题、拉丁文翻译等均获第一名。
暑假，与外祖父同游阿尔萨斯。秋天，为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与尼赞一起进路易大帝中学，读文科预备班一年级。
1923年
读柏格森《给意识的直接材料》之后，对哲学发生兴趣。“我心想，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
读叔本华、尼采、霍夫曼斯塔尔等人著作。这时期，就像他的小说《恶心》里那个自学者一样，开始分门别类记下自己对艺术、美术的随感。
1924年—1928年
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取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高等师范学院，对我说来，从第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的开始。在那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可以说过了四年快活日子。”
同学有保尔·尼赞、雷蒙·阿隆等，梅劳-庞蒂比他们低两班。在校期间，大量阅读，每年读书在三百本以上，包括文史哲方面艰深的著作，以期“成为最博学的人”。尤其热衷于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柏格森的著作；也读马克思，但不甚理解；对弗洛伊德有点格格不入；最喜欢斯丹达尔。时有“一人抵三个苏格拉底”之誉，“我过分生活在别人对我的赞佩之中”。
结束时，参加当哲学教师的学衔会考，得第五十名，名落孙山。“我想别出心裁，结果不合人意……我懂了，下一年应当把平平庸庸的内容，写得颇具创见似的。”
1929年
准备会考口试时，遇西蒙娜·德·波伏瓦。德·波伏瓦比萨特小三岁，后来成为萨特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虽然从未正式结婚。会考试题为：《自由与偶然》，萨特高中第一名，德·波伏瓦名列第二。
11月，去服兵役，历时一年半，派在气象部门，是得力于雷蒙·阿隆：“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云层的一点点知识都教给了萨特。”
1931年
2月28日，服役期满，得到品行端正的评语。
3月，委任为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员，一直到1936年6月。任教期间，屡去勒阿弗尔市天琴座大厅作关于德国哲学和文学专题（如乔伊斯）的讲演。“到了勒阿弗尔，因为以前写过点小东西，心里想：此其时也，可以开始著述了。我真正写东西，是在那里开始的，一写就写了好久……”
暑假，与德·波伏瓦同游西班牙。
1932年
读塞利纳的 《茫茫黑夜漫游》、里尔克的《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随笔》、多斯·帕索斯的《北纬四十二度》，印象至深。对精神分析学发生兴味，但比之弗洛伊德，更趋向于阿德勒，“因为阿德勒不把性的问题看得那么重要”。
1933年
年初，读海明威。
9月，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为期一年，受业于德国现象学著名教授胡塞尔门下，研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的著作。“胡塞尔，是康德之后，最有力的德国哲学。”
1934年
读福克纳、卡夫卡。
作研究生期间，完成《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1939年第一期）和《论自我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Ego）（载1936年《哲学研究》）。
暑假，与德·波伏瓦游德国、奥地利、捷克。
10月，留学归来，继续执教于勒阿弗尔中学，结识德·波伏瓦的学生奥尔嘉·柯莎凯维契（Olga Kosakiewicz）。
1935年
尼赞出版小说《特洛亚木马》（Cheval de Troie），其中一人物朗治颇具萨特的面目。
2月，为探索人的感觉，注射麦司卡林，感到抑郁疲惫，时常伴有种种幻觉，害怕自己要得狂病。这种现象持续有半年之久。
1936年
出版第一本著作《想象》（L′imagination）。
想“重新创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萨特和德·波伏瓦请奥尔嘉·柯莎凯维契跟他们共同生活，不久“三重奏”失谐，德·波伏瓦据这段经历写成《女宾》这本小说。
当时，法国反法西斯统战组织人民阵线组成，萨特自称是“教授共和国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投票。但对人民阵线5月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甚感兴奋。
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一事件，在我们生活里，有两年半时间一直占着突出地位。”
暑假游意大利。
10月，萨特和德·波伏瓦分别担任新教职；萨特去法国东北部的拉昂，德·波伏瓦到巴黎的莫里哀中学。
1937年
7月，短篇小说《墙》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待决临刑的情景，写出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恐惧”心理。作品受到纪德瞩目，认为“是篇杰作，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作品了……当可寄大希望于作者”。
暑假去希腊。10月，到巴黎著名的巴斯德中学任教。
1938年
4月，长篇小说《恶心》出版，获普遍好评。初名《忧郁》，1936年被加利马出版社退稿，后经删改，充实以在勒阿弗尔教书的经历，更名《恶心》问世。“我在三十岁上，露了一手，在《恶心》中——确是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二十六年之后，1964年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区区一本《恶心》真是无足轻重了。”
1939年
2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墙》，12月发表《情感理论初探》（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s émotions）。
5月，出席国际反法西斯大会，结识爱伦堡。
暑假在南方度过。
9月2日，应征入伍，仍在气象部门服役。“1939年9月里有一天，我接到应征令，只得前去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征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这一概念算是进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被火车运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场“奇怪的战争”，对萨特是勤奋工作的年月。开始写长篇小说《不惑之年》，并在本子上记下许多哲学随感，成为日后《存在与虚无》之一著作的底子。
1940年
1月15日日记上写道：“哲学在我生活中，足以克制战争带来的忧患、阴沉和悲苦的情绪。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但真的，生活和哲学在我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2月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这场争斗中将特立独行，决不追随任何人，别人愿意跟我，那就听便。”
3月，《想象的事物》（L′imaginaire）一书出版。
4月，去巴黎接受颁发给《墙》一书的民众小说奖。
5月10日，德国进攻法国，“一触即溃，我深感惊讶”。5月23日，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未经交战，萨特就在洛林地区，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被俘。——那天正值萨特三十五岁生日。起初与一万四千名士兵一起关在巴卡拉，8月中旬迁至德国特里尔战俘集中营。圣诞节时，编写排演了一出取材于神话的戏剧《巴里奥纳》（Bariona），隐含进行抵抗的意思，号召教徒和非教徒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巴里奥纳》的排演赋予我致力戏剧的旨趣”。
1941年
4月1日，诡称文职人员，凭借“右眼部分失明，方向感偏差”的证明获释。过了十个月战俘生活，萨特说，“在战俘集中营，重温了集体生活，这在离开师范学院之后还没有过……那里我喜欢的一点，是觉得自己是群众中一分子那种感情。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相待。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事后对战俘营生活若有留恋，五三年夏去阿姆斯特丹途中，特地绕道去特里尔，向波伏瓦指点集中营的方位。
仍回巴斯德中学任教。“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与梅劳-庞蒂等人一起建立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知识分子抗战组织。处在法共与戴高乐派之间，妄想走第三条道路，加之成员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不久处于停顿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逮捕，于十月宣布解散。
秋天，到贡桃赛中学任教，一直教至一九四四年。写剧本《苍蝇》（Les mouches）。德·波伏瓦说：“编剧是他当时惟一可行的抗敌形式。”
1942年
紧张从事写作，经常去花神或圆顶咖啡馆写《存在与虚无》一书。
1943年
年初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这是全国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并给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4月，出版三幕剧《苍蝇》；6月2日首演。“彩排那天，萨特在大厅里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报称：阿尔贝·加缪。”是为萨特与加缪订交之始。
10月，出版厚达七百二十二页的《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十年研究，二载成书，是部专供专家阅读的著作。此书仍以其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和方法为基础，但远远超出他们的统属，赋有更多的理性成分，自成新的体系。当时，评论界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一词，系基督教哲学家卡布里埃·马塞尔（Gabriel Marcel）于1942年首次创用。看到自己著作被归于存在主义范畴，萨特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1944年
在沦陷时期，作家的身价凌越于教师的身份之上，于4月辞去教职，专心著述，筹办《现代》 （Temps modernes）杂志。
5月27日，《隔离审讯》（Huis clos）首场演出。此剧展现一个萨特式的地狱——根据作者命意，我们每个人都在他人的目光底下苟活，处于从属于别人的境况里；“他人，就是地狱”，是剧中著名的哲理警句。——所以剧本最初曾拟以《他人》为题。《隔离审讯》显示出作者无可争辩的才华，萨特跨出巴黎文学圈，进入广大公众之中。
8、9月间，在《战斗报》（Combat）上发表报导抗击纳粹、解放巴黎的特写。
1945年
出版独幕剧《隔离审讯》，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部：《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Le sursis）。
当年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萨特表示拒绝。
1月12日，美国战争情报署请八名法国记者访美，萨特以《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特派记者身份随团，有一架飞机专供记者团支配，几乎跑遍美国全国。会见许多逃难的法国文学艺术家，结识陶乐赫丝（Dolorès Vanetti）。拜谒罗斯福总统，参观好莱坞。到6月份才回国。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萨特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四十岁，正是从青年时代转入成年时期。”走出战争年代，萨特声誉鹊起。“我们有责任为战后提供一种思想，”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战后现实，与梅劳-庞蒂和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和文学；《现代》杂志也因此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萨特的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特别是“自我选择”、重在行动的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调。“人在世界上，除了靠自己，没有别人可靠。他孤零零一人，给扔在世上，面对无穷的责任，无援无助，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的；没有别的命运，除了他给自己铸就的命运。”“我们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作品。”一位作家指出，“萨特正在成为万千青年的精神领袖”。
秋天，萨特《自由之路》前两部出版，《现代》杂志（10月15日）创刊，德·波伏瓦《白吃饭的嘴》上演，特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一著名演讲。讲演定于10月29日晚八点半在古枞街中央大厅举行。当晚，萨特一人走出地铁口，见会场门口人山人海，心里想：“奇怪，这么多人，大概共产党示威来反对我的，”简直想转身往回走了。厅内拥挤闷热，晕倒十五人，踩坏三十只凳子，萨特终于成为有很高知名度的人物。一时“存在主义”一词大行其道。还有赶时髦的什么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式，存在主义狂游等。萨特那时候说，“人家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从9月1日至12月31日，报刊上无一日不提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已成为一种存在。
12月12日，为了与陶乐赫丝重逢，再次赴美，游历讲学，一直逗留至次年3月。
1946年
出版《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épulture）、《恭顺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犹太问题随感录》（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波德莱尔》（Baudelaire）。——《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本简明通俗的哲学著作，解释“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认为“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之中……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这本小册子，曾印行几十万册，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被奉为“存在主义的圣经”；并译成十八种语言。在《犹太问题随感录》中提出一个著名命题，认为“是排犹主义造出了犹太人”。
约翰·考（Jean Cau）时年二十，自1946年至1957年，作为萨特崇拜者，任萨特秘书。
5、6月份，去瑞士、意大利讲学。
《现代》杂志7月号上，发表《唯物主义与革命》（Le matérialisme et la révolution）一文，这是萨特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正而带欺骗性的学说”。此文发表后，与共产党关系一度紧张。法共《人道报》批判萨特的唯心主义，斥责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此同时，萨特著文谴责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有法西斯倾向，揭露政府进行印度支那战争，这样，与当权的资产阶级也反目成仇了。
11、12月，去荷兰游历。
1947年
把报刊上发表的文字结集出版《处境种种》（Situations）第一集。为扩大影响，于10月20日在电台开辟“《现代》论坛”，萨特等编辑部同仁均出席辩论。政府更迭，新上台的舒曼内阁下令取消，播出九期而终。
2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这一文学理论著作，提出：“写作意在揭露，揭露为了变革。”
4月，著文为亡友尼赞辩冤，驳斥法共方面诽谤尼赞为叛徒的论调。
1948年
出版七幕剧《脏手》（Les mains sales），《处境种种》第二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啮合》（L′Engrenage）。
2月底，加入达维·胡赛（David Rousset）创建的奉行中间路线的“革命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这组织很快被视为“萨特与胡赛党”。萨特说，“我们的想法很朦胧，总的说来，是很多法国人想培植的第三势力的一种新形式。我们想推动政府协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在苏美之间进行调解。”
4月2日，《脏手》首演，极为成功，也招来共产党方面的疑忌：“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人道报》写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当局把此剧视为反苏宣传。11月纽约要改编上演，萨特提出抗议。
夏天，去阿尔及利亚度假。
10月30日，梵蒂冈教廷把萨特著作列为禁书。
1949年
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me），《处境种种》第三集，《政治谈话录》（Entretiens sur la politique）。1946年至1949这四年，为萨特一生著述最多的年份，重要著作都出在这几年。
1、2月份，在《战斗报》与卢卡契展开笔战，五月与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进行辩论。
夏天，与陶乐赫丝漫游墨西哥、危地马拉、海地和古巴。在古巴，与海明威再次相见。两位大作家主要讨论版权、版税、国外销售，很少谈到文学和存在主义。海明威夫人记起8月27日的晚宴，萨特及其女友欣赏的是酒菜，与海明威的谈话也未能满足她的期望：“本希望他们对存在主义文学作个回顾和分析，哪知两个作家谈得像两个商人。”
革命民主联盟发起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组织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等活动。联盟只在知识界内略有影响，但面临冷战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力量之间难以存身，萨特于10月15日辞去联盟内职务，整个组织也于年底解体。萨特写道：“沉重的打击。有了新近这次经历，终于学会应采取现实态度。运动不能人为制造。”参加革命民主联盟前后十八个月，可谓哲学家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尝试，结果并不美妙。
1950年
为路易·达尔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一书作序，公开站在铁托一边，宣扬南斯拉夫经验。注意力转向历史和经济学方面，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
1月，与梅劳-庞蒂一起揭发苏联设置劳改营，表示反对。
春天，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5月，与陶乐赫丝中止交往；波伏瓦称，“这是惟一使我害怕的女人。”
6月，朝鲜战争爆发，对局势看法上，与梅劳-庞蒂发生重大分歧。萨特在政治上无所适从。德·波伏瓦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共产党又那么偏执狂热，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1951年
6月7日，《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首次公演，获极大成功。在解决知识分子与行动这一矛盾上，“我使自己笔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年内曾去挪威、冰岛、爱尔兰游历。
1952年
《圣热内，演员和殉道者》（Saint Genet，comédien et martyr），原为热内作品写的一篇序，写着写着，膨胀成一本六百九十页的厚书。热内为一很有文采的窃贼，几次被捕，萨特曾声援过。“《圣热内》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拒绝服役，被捕并判刑五年。萨特1月份向当时总统递呈函件，请求给予特赦；因参加要求释放亨利·马丁的运动，与法共关系密切，对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一书中有所记述：“我说过，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完全是由于主观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产党反而会远离他自己寻找的真理。”萨特把自己1952年7月至1956年11月这段时期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他说过，“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
萨特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加缪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加缪说萨特，“你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萨特在8月份《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中，比较彼此的异同，在肯定加缪文学道路中积极方面的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资产者”，一个自由派思想家。多年的友谊至此中断，彼此永不见面。
11月，邀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去米雪尔·维昂（Michelle Vian）家吃饭，萨特自1949年以来与她私人交谊甚为密切。萨特有什么会见，米雪尔均在场，有时担任英语口译。
12月12日至19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在开幕式上发言，视为西欧的代表人物。认为生平给他希望的三件大事是：1936年的人民阵线，1944年的巴黎解放和1952年的这次维也纳会议。
1953年
出版《亨利·马丁事件》（L′Affaire Henri Martin）一书，由萨特抄录有关文章并加以评论。“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
1月15日，梅劳-庞蒂在法兰西公学首次讲课，萨特前去列席旁听。5月，因政见不合，梅劳-庞蒂辞去《现代》杂志编委职务。
7月，去罗马小住，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凯恩》（Kean）一剧；以后几乎每年夏季都去罗马度假。结识作家莫拉维亚、画家枯图索等，还跟陶里亚蒂共进午餐，一边讨论理论问题。
1954年
剧本《凯恩》出版。
2月，去比利时克诺克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遇布莱希特。
5、6月间，为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画册《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作序；抗议政府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禁止苏联芭蕾舞剧团来巴黎演出；与雷诺工厂工人谈伏契克的《绞索架下的报告》。
5月24日至25日，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5月26日至6月23日，应西蒙诺夫之邀，第一次去苏联访问，跟1945年访美一样，跑遍苏联全境，称“在那里，我看到了新型的人”，“特权是不存在的”，“批评自由在苏联是全面的”，等等。由于以前的积劳和宴席上饮酒过量，访问期间高血压发作，在莫斯科住院十天。归来后，在《解放》周刊发表五篇热情洋溢的观感。
12月，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
1955年
6月8日，《涅克拉索夫》（Nekrassov）首演。
6月28日，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遇卢卡契。关于这次会见，萨特说，“两个哲学家的讨论，几乎永远只达到他们的最低水平……如果你对某种哲学思想感兴趣，那么应该求诸其书，而不要求诸其人。”
6月，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一文中，指责萨特奉行“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9月至11月，偕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华访问四十五天，受到陈毅元帅接见。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文章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为建立一种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回国后，在12月1日与8日这两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中国之行，是日后“第三世界的萨特”的第一次觉醒。波伏瓦回国后写了一本题为《长征》的书。其中说道：“萨特和我的名字，除了两三位法国文学专家，对一般人都很陌生。报上提到萨特刚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传》，谈话者对这本书表示一种有礼貌的兴趣，接着就谈中国与法国的烹调。这种相互的不识，比政治上的歧见，更妨碍彼此的谈话。”
1956年
剧本《涅克拉索夫》出版。
反对本国政府的残民政策，参加各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是——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0月末发生匈牙利事件。11月9日接受《快报》采访时，萨特指责苏联出兵，说：“法国共产党支持入侵匈牙利，我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并辞去法苏友协职务。《现代》杂志从11月号起，以三期连载萨特长文《斯大林的幽灵》（Le Fantme de Staline），宣称“将设法帮助法国党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
1957年
1月，去波兰参加《苍蝇》首演，在波杂志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L′Existentialisme et le Marxisme）——后来出单行本时叫《方法论若干问题》（Questions de méthode），并冠于《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一书之前。萨特认为十七至二十世纪，共有以笛卡儿-洛克、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标志的三个哲学时代，在相应的历史阶段终结之前，那种哲学思想就是不可超越的。他的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旁边发展起来的，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等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即存在的设想）当作人类知识的基础之日，存在主义就无复存在的理由了。”
夏季，克洛德·符（Claude Faux）取代约翰·考担任萨特的秘书。
多次抗议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使用酷刑，侵犯人权。
1958年
5月30日，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
1959年
5月，接受弗朗西·尚松（Francis Jeanson）采访，表示赞同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
9月24日，《阿尔托纳的隐居者》（Les Séquestrés d′Altona）首演，获巨大成功。这第九个，也即最后一个剧本，有论者认为是最深刻最抓人的萨特剧作。
1960年
1960年，是萨特生涯里关键的一年。作家的形象慢慢淡出，斗士的姿态渐渐加重。频频出访，古巴见卡斯特罗，莫斯科谒赫鲁晓夫，南斯拉夫晤铁托，巴西利亚会库皮契总统。多的是照片，少的是作品。在传媒的渲染下，成为新的公众形象：法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国内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社会关系趋于紧张：萨特对一些人是替罪羊，对另一些人是正义后盾。
5月，《辩证理性批判》出版。该书写于1957年底至1960年初，厚达七百五十五页。评论者认为，从书中可看出，当时萨特依然“徘徊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极左派之间”。
1月4日，加缪荒谬地死于车祸，萨特在7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撰文称：“我跟他早已吵翻：吵翻，也无所谓——哪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从视线里消失。”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长存下去。
2月22日至3月20日古巴之行，与卡斯特罗建立私人友谊。回国后，以《糖的风暴》为题，在《法兰西晚报》发表十六篇报导，热情颂赞刚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
5月，应南作家协会之邀，去南斯拉夫访问，受到铁托元帅接见。萨特著作都不加删节译出，同时上演《隔离审讯》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次出访，被戏称为“萨特作品的售后服务”。
应亚马多之邀，于8月15日至11月1日访问巴西。
2月23日，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8月，萨特在《一二一人宣言》上签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可以不服从命令。9月，联络网成员的审讯工作进入高潮，正在巴西旅行的萨特忽然“寄来”一信，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一边，支持联络网活动，当时反响强烈。10月，法国右翼分子为维护殖民利益，在爱丽舍大街游行时大叫“枪毙萨特！”11月，萨特从巴西归来，并未因“一二一人”事件受到控告。据传戴高乐曾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
——萨特“来信”的秘密，在他死后已揭开：信由两个熟悉萨特文笔的人所拟，打字稿上的签名为漫画家希奈（Siné）所摹仿。萨特接受既成事实，走上积极斗争的道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奔走，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1年
5月4日，梅劳-庞蒂去世，萨特撰文，题为《遗憾，悔恨，怨尤》。
因反对秘密军队组织（l′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和阿尔及利亚战争，7月19日住处被炸。
9月，为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指出：“殖民地人民要治好被殖民官能症，只有拿起武器来，把殖民主义者赶走。”
1962年
1月7日，寓所再次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损失严重。
6月1日至24日，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再度去苏联，遇西蒙诺夫、费定、沃兹涅先斯基、爱伦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从1962年6月至1966年9月，曾去苏联九次。跟翻译列娜·卓妮娜建立友谊，后来《文字生涯》一书即题赠给“Z.夫人”，此题赠对法国读者意义不大，而对苏联人意义又太清楚了。据说，萨特每访一国，都结下一段情缘（trouver un amour-passion dans chaque pays qu′il visitait）。
7月9日至14日，再次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军大会，以《文化的非军事化》为题发表讲话。
1963年
年前12月28日至1月13日在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最后成立的是欧洲作家联盟，于8、9月间在列宁格勒开会，萨特在会上作关于小说问题的讲话。会后游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11月12日至14日去捷克，结识捷克作家安东宁·黎姆（Antonin Liehm）。
1964年
1月，出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文字生涯》（Les Mots），半年之内，此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出版《处境种种》第四、五、六集。
6月1日至7月10日，去苏联基辅、乌克兰、莫斯科、立陶宛、列宁格勒等地。
8月，著文悼念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萨特与陶里亚蒂长期来一直保持良好友谊。
10月14日，从报上得悉自己有可能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曾致函婉谢，“希望自己名字不列入获奖者之列”；此信寄往“诺贝尔基金会”，工作人员未拆开即转瑞典科学院秘书长，而秘书长恰恰到外地作冬季运动去了。瑞典皇家学院于22日正式颁布授奖决定，萨特当晚即宣布拒绝接受：“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客观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惟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奋斗……这种……交流可在人员与人员、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不必假手什么机构……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的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后来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或许就给收买了。”
12月16日，法国作家在巴黎互助大厅就文学的作用与作家的任务为题进行辩论。萨特一出现，就全场欢呼，掌声雷动，但他的讲话，诸如文学是为斗争服务的，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云云，都是些老生常谈，令人失望，而对六十年代涌现的拉康学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则很陌生。萨特已显得是过时人物，莱维-施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拉康、福柯、阿尔杜塞等学术界新秀已呼之欲出。
1965年
是年安德烈·毕依格（André Puig）取代克洛德·符成为萨特秘书。
出版《处境种种》第七集。3月10日，根据欧里庇得斯悲剧改编的《特洛亚妇女》（Les Troyennes）首次公演。特洛亚喻第三世界，敌人指欧洲。“我这剧本的主题，总体上是谴责战争，特殊意义上是谴责殖民战争。”
阿莱特·艾凯茵（Arlette El Kam），萨特1956年认识的一位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学生，于3月18日正式过继为养女。
3月，为抗议美国侵越，“不到敌人那里去”，拒绝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
7月，去苏联小住，其间于13日至14日赴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0月，去罗马参加欧洲作家联盟代表会议，被选为联盟副主席。
1966年
5月2日至6月6日去苏，访雅尔塔、敖得萨、利沃夫等地。谈话中表示不同意苏审判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
7月，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
9月18日至10月16日，应人文学院和庆应大学之邀去日本旅行讲学。萨特著作已全部译成日文，大学设有专题研究，并对野间宏、大江健三郎、中野重治等作家有较大影响。飞抵东京机场，万头攒动，闪光灯亮成一片，萨特笑谓：生平尚未受到过这么多摄影机照相机的袭击。
1967年
2月25日至3月17日，去埃及访问，受纳赛尔接见，长谈三个多小时；接着去以色列，到3月30日结束。萨特捍卫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应有其存在权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
4月13日致函戴高乐总统请求允准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19日戴高乐复函婉拒。罗素法庭遂于5月2日至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萨特任执行庭长。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丹麦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亲自撰写结论部分，谴责美国总统等人为战争罪犯，并发表《种族灭绝者》（Le gnocide）一文。
5月末，拒绝参加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对莫斯科公审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表示抗议。
1968年
1月患动脉炎，未去哈瓦那参加文化会议。
3、4月，承友人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夫款待，去南斯拉夫小住。
5月，爆发学生运动。5月6日，萨特即表明态度，全力支持学生运动，出入大学校园及工厂，反对军警弹压。5月11日，在卢森堡电台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5月20日对巴黎大学造反学生讲话，谴责法共，认为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主义也谈不上”。并同学生领袖柯恩-邦迪（Cohn-Bendit）谈话。6月，总结学生运动的意义，撰《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和《五月的新思想》两文，与雷蒙·阿隆发生激烈争辩。7月，在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指责法共出卖五月革命，宣布支持共产党之外的革命运动。
苏联出兵侵捷之后，8月24日，正在罗马休养的萨特即宣称：“我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11月28日至12月1日，去捷克参加《苍蝇》和《脏手》首演。
1968年后，萨特的精力主要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活动，忙于出席集会、发表演讲、签署宣言、出庭作证、递状请愿、会见记者、上街游行、叫卖报纸、散发传单，以及每星期一会见毛分子等。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曾五次受到控告。
1969年
1月30日，其母芒希夫人以八十七岁高寿去世。1945年1月15日继父去世后，时已四十岁的“普卢”（Poulou）与“小妈妈”恢复母子情好，常去母亲家坐半天或住一夜。
2月10日，参加一大学生集会，下面递条子：“萨特，讲得清楚些，简短些。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讨论。”萨特事后说，“我一开始就觉得我在那儿无事可做，他们要讨论的事也跟我无关。”已是神奇作家死亡的开始？
11月，与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莫里亚克一起要求玻利维亚释放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勃雷（Régis Debray）。抗议苏联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
1970年
为捷克作家安东宁·黎姆的《三代人》作序，标志着与苏联最终决绝。
4月，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和勒勃里（Michel Le Bris）被捕，萨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长。——萨特后来还担任《一切》《我控诉》《革命》等报刊的领导职务，倒并不是出于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而是想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激进派出版物免得查封或勒令停刊。5月25日，在互助大厅主持大会，抗议逮捕勒当泰克和勒勃里。6月19日，因《人民事业报》上发表的文章，萨特被指控犯有诽谤罪。6月20日和26日上街肆意散发报纸（distribution sauvage du journal），受警方拘禁质询，随即释放。9月，为勒当泰克和勒勃里案件出庭作证：“假如他们有罪，我比他们更有罪；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我也不比他们更无辜。”
年内，应邀访问越南，因在罗素法庭主持正义，受到几乎国家元首级的礼遇。
1971年
5月《家中的低能儿——居斯塔夫·福楼拜》（L′Idiot de la famille，Gustave Flaubert）第一二卷出版。“福楼拜花了我十年功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最后几年，注意力放在十九世纪，苦心孤诣探索创作现象，对拉康、阿尔杜塞等新学说，引不起他一点反响，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只是无言。对新思潮已是缺席者，外缘人。
4月，因古巴逮捕诗人埃培多·巴第亚（Heberto Padilla），与卡斯特罗决绝。
1972年
出版《家中的低能儿》第三卷，及《处境种种》第八九集。萨特七岁即读《包法利夫人》，以后，在高等师范、勒阿弗尔和战争时期，多次阅读福楼拜。认为“福楼拜是我的反面，他的文学观与我正相反”。1943年即有意进行研究，1954年作具体计划，1956年开始执笔，1960年至1970年，不断撰写，五易其稿，成书三卷，得二八○二页，似乎应有个第四卷谈《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是个隔板孩子（enfant-sandwich），兄妹均极聪敏，而他到七岁还不会看书。萨特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通过福楼拜作品和大量书信，探究天才勃发的原因。“我的理想，是让读者能感到、理解和认识福楼拜的品格，既是完全个人的品格，又是其时代代表性的品格。”
2月14日，去雷诺工厂讲话，被持械者赶出工厂。28日去布洛涅-比扬古，调查年轻毛分子皮埃尔·奥凡奈（Pierre Overnez）在厂门口散发传单被杀事件。3月4日，参加奥凡奈葬礼。对地下毛派组织绑架诺格雷特表示赞同。“毛分子以其反强权的行动，已显示出是惟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还处于初期阶段，恰恰是最适合于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新形式。”接受毛分子“直接民主的观念”（conception d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1973年
出版《处境剧》一书。
2月，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在一定程度上为赤军派活动辩护。
5、6月份，双目濒于失明，无法看书写字，作为作家已经搁笔，但社会活动并未停止。
5月22日，萨特领导的《解放报》创刊。
夏天，去南方和意大利。
1974年
5月，出版《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一书，收录1972年至1974年间萨特与记者菲利普·加维（Philippe Gavi）和毛派活动分子彼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有关政治问题的谈话。彼埃尔·维克多本名为贝尼·莱维（Benny Lévy），1973年秋季起，成为萨特最后一任秘书。
5月21日，因视力和健康原因，辞去《解放报》及其他报刊的领导职务。
夏天，在罗马开始向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回顾生平的谈话，类似《文字生涯》一书的续篇。
11月15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提议，拟作二十世纪历史讲座十讲，在德·波伏瓦、加维和维克多协助下积极进行。
12月4日，去西德斯图加特探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赤军派领导人巴德尔（Andreas Baader），晤谈一小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对赤军派活动不表赞同，但强烈谴责监禁条件恶劣。西德报界对萨特深表不满。萨特后来说，“访巴德尔是一次失败的行动。”
1975年
6月21日，七十生日，《新观察家》周刊（6月23、30日及7月7日）刊登萨特的《七十岁自画像》。由于视力衰竭，行动不便，很少离开寓所，在家接待访客。萨特幼时学过钢琴，尤喜古典音乐，这时用较多时间于音乐欣赏。
9月，中止电视历史讲座的准备，“这实际上掩盖着一种审查措施”。
1976年
出版《处境种种》第十集。发表关于自己生平记录片、《萨特与金钱》、关于福楼拜、《耶路撒冷给我的荣誉》等谈话。与五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吁请苏联释放米哈尔·斯特恩医生。
1977年
发表的谈话录有：《权利与自由》《萨特与妇女》《萨特与音乐》《权利与自由不是并头齐进的》等。
1月，与其秘书维克多说：“今天，世人谈起我，就像谈起一个活死人。《福楼拜》之后，我已死亡，甚至还要早一点……我写还在写，看是没人看了。”
7月，勃列日涅夫访法期间，萨特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
12月，在《世界报》发表《致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对话。
1978年
2月，由阿莱特·艾凯茵和彼埃尔·约克多陪同去耶路撒冷，会见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
6月，出面要求政府撤消不准五月风暴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居留巴黎的禁令。
1979年
6月26日，与失和多年的高等师范同学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见共和国总统，为越南“船民”请愿，要求政府救济难民。“我们过去为越南做了不少事，现在还有更多的事要做！”这是萨特最后一项重要政治活动。
11月，《晨报》刊登《萨特谈左派：绝望和希望》一文，认为“政党是右派搞的一套，左派应该通过群众运动搞起来”。
年底，在欧洲一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记者问：“依你看，今天谁家是脏手？”“是苏联政府，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
1980年
1月，反对苏联政府放逐持不同政见的萨哈罗夫院士，号召各国抵制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新观察家》周刊（3月16、23、30日）刊登萨特三篇谈话录：《希望，在今天……》《博爱与暴力》《犹太史和排犹主义》。存在主义在五十年代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六十年代进入行动阶段。萨特的哲学思想随着行动的碰壁和实践的否定而变易。他曾说，“战前，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人，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晚年思想变化更大，进一步否定“失望”“苦闷”等存在主义货色，“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活动都在追求一个未来的目标。主张用集体力量来改造社会。谈到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一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这三篇谈话录，由萨特和莱维共同署名，论者认为萨特秘书把自己思想强加给了萨特，萨特则坚称完全是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历程逸出我那些朋友的想法，逸出所有人的想法，包括‘海狸’（指波伏瓦）……”
3月20日，因肺气肿住进布鲁塞医院，4月15日晚九时逝世，终年七十五岁。一生著作五十余本，合一万五千页，被视为像伏尔泰和雨果一样笼盖一个世纪的人物。4月19日出殡，下午两点从医院启程，数万群众自发跟随柩车，经过第十四区，经过萨特生前常出入的街道，全程三公里余，最后经由他最后的住处埃德加-基内街，送至蒙巴那斯公墓。世界舆论纷纷表示哀悼。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
罗新璋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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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中学为六年制，最高班为一年级，六年级犹我国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