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我重回战场，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其实我很不情愿
1945年2月初，巴克纳中将离开关岛后不久，一个名气比他还要大的人也乘机抵达关岛。他便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战地记者恩尼·派尔。派尔乘坐的飞机型号与巴克纳的座机一样，也是道格拉斯C-54型运输机，只是没有像巴克纳的座机那样配备供重要人物使用的升级设施。与派尔同行的还有12名军官和3名普通士兵，他们从夏威夷起飞，要经停马绍尔群岛后才能继续前往关岛。在抵达目的地前的最后24小时，为了睡个好觉，派尔找来几个装邮件的口袋当垫子，盖上随身携带的毯子，就这样在机舱内躺下了。
派尔征得飞行员的许可进入驾驶舱，头一次看到了目的地关岛的真面目。他写道：
天刚蒙蒙亮，飞机就穿透云层，我们眼前不再是无边无际的天空，而是目的地关岛。关岛绿树葱葱，景色优美，但远离美国本土。我们竟然飞越太平洋上空的茫茫天海，分毫不差地抵达目的地，就好像盲人独自穿过一片田地，伸出手一下子就找到了田地另一端铁丝栅栏上预先标记好的铁刺，真是难以置信。然而……对于我们的飞行员来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派尔的人生经历非同寻常。1900年8月3日，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达纳镇(Dana)。一战末期，他加入美国海军，成为海军士官，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战后，他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在校期间负责编辑《学生日报》(Daily Student)。他立志成为新闻记者，决定放弃经济学学士学位，提前结束学业，接受印第安纳州拉波特市(La Porte)一家小报社提供的职位。不久后，他跳槽到小报《华盛顿日报》(Washington Daily News)，结识了一名比他年长一岁的女子杰拉尔丁·西博尔兹（Geraldine 'Jerry'Siebolds，绰号“杰丽”），并在1925年步入婚姻的殿堂。杰丽虽然生气勃勃、极具魅力，但精神状况却很糟糕，不仅酗酒成性，精神也时不时地出问题；派尔先是在1942年与她离婚，一年后又通过代理人复婚。作为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Scripps Howard)的自由通讯记者，派尔在20世纪30年代报道了美国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在美国加入二战后，他又开始报道普通士兵的战场经历。他亲切地把美国陆军的步兵称作“小兵”(dogfaces)，并编写每日专栏，报道他们在前线的生活，在国内的300多份报纸上同时刊载。
无论是报道北非战役还是意大利战役，抑或诺曼底登陆，派尔都更愿意用普通士兵的视角叙事，而不是听信将军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高谈阔论。他还为成千上万无法给家人写信或不愿写信回家的士兵“代写家书”。他认为，美国的普通士兵全都是“好样的”，每个人都在“尽职尽责，完成糟糕透顶却不得不做的工作”。必须有人讲好普通士兵的故事，所以他当仁不让，承担起讲述者的角色。1944年1月，他撰写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战地通讯，题为《瓦斯科上尉之死》(The Death of Captain Waskow)，记录了第三十六师一位连长战死后发生的事情。瓦斯科上尉是得克萨斯州贝尔顿人(Belton)，战死时“大概只有25岁”，他“待人真诚、温和敦厚，手下的士兵都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负责运送战死者遗体的人刚把瓦斯科的尸体从骡子的背上抬下来，士兵就接连不断前来悼念。一位士兵说：“真是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另一位士兵说：“长官，我实在是太伤心了。”
过了一会，第一个到场的士兵“蹲坐下来”，派尔写道，“那个士兵伸手抓住死者的手，一动不动，一直紧握着，紧盯着死者的脸庞，足足呆坐了5分钟，始终一言未发”。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放开手，站了起来，“轻轻地整理了上尉的衬衣领口”，接着又“摆弄了伤口周围破烂不堪的碎布，像是要把军服恢复原状”，最后站起来，“借着月光，只身一人，沿着路越走越远”。
之后，派尔来到北欧战场，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继续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报道前线的战事；直到1944年7月25日，美国陆军航空队误炸了部署在诺曼底城镇圣洛(Saint-Lo)附近的盟军，派尔险些因此丧命，之后才离开前线。此次误炸共造成111名盟军士兵死亡、490人受伤。莱斯利·J.麦克奈尔(Leslie J.McNair)中将也在误炸中身亡，他的尸体面目全非，善后人员靠着他领口上的3颗银色将星才终于辨别出他的身份。事发当时正在一座小农场逗留的派尔写道，炸弹落到农场上，“响声大作，震耳欲聋”，他只记得“自己先是一下子趴到地上，胳膊腿全都紧贴地面，就好像连环画里蒸汽压路机碾平的卡通人物一般，之后又像鳗鱼一样连滚带爬地钻到棚屋里一辆大车下面”。车底下还有一位军官，也在往里钻，但突然他和派尔全都停下了。他们意识到，“既然四周已经全都是炸弹爆炸的声音，那么就算是钻到最里面也于事无补”。接着，派尔又写道：“我们趴在那里，两张脸的距离大概只有1英尺，四目相对，明知道无济于事却又在用目光向对方求助，就这样一直等到了轰炸结束。”
此时，派尔已经在前线连续工作了数月，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一直都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精神高度紧张，而陆军航空兵的误炸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接下来的1个多星期，他卧床不起，不仅高烧不退，还腹泻不断，精神更是一直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派尔刚下病床就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他在写给读者的道歉信中说：“我离开前线只有一个原因，便是我必须停下来休息一阵，而用陆军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受够了’。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已经到了极限……在战场上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精神恍惚，思绪混乱，心灵的伤痛终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派尔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多半早已出现。一年前，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在以派尔撰写的《你的战争》(Here is Your War)为蓝本创作电影剧本，那是一部十分畅销的战地通讯文集；于是，他来到新墨西哥州，想要趁着派尔离开战场回国休假的机会与派尔当面交谈。米勒写道：
他内心备受煎熬，无所适从，心中满是内疚。他身形消瘦，已经完全谢顶，只有后脑和两鬓还长着淡茶色的头发。他举止温文尔雅，一点儿都不愿抛头露面，似乎是整个世界上最不愿意上战场的人。
1944年秋，派尔返回美国，成了国家英雄；美国的普通士兵更是对他敬爱有加，因为他不仅忠实地报道了前线的真实情况，还四处奔走为普通士兵争取“作战补贴”（相当于航空兵的“飞行补贴”），实实在在地改善了许多士兵的物质生活。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别称为“恩尼·派尔法案”的法律，规定在前线作战的步兵每月可以获得10美元的补贴。然而，仅过了短短数月，派尔就再次重返前线，跟此前唯一的区别是，他没有前往欧洲战场，而是来到了太平洋战场。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十分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他重返战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要远离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他的妻子不久前自杀未遂；扰攘的公众都想博得他的关注；还有他的业务职责，其中包括以《你的战争》为蓝本拍摄的电影《美国大兵乔的故事》(The Story of GI Joe)。1945年2月，派尔承认自己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个片名，“但没人能想出个更像样的名字，而我则懒得要死，连想都不愿去想”。虽然我们列出了不少理由，但内疚仍然是促使派尔重回战场的最主要原因：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为国奋战，他又如何能留在国内高枕无忧呢？他在写给读者的话里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一想到要重回战场，我就浑身打怵。在我看来，无论是谁，要是他上过战场后还嚷着想要再次上阵，那他肯定是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我重回战场，绝不是因为我想要再次离家远行，不是因为我无法忍受国内的生活，也不是因为我不知为何对战争着迷，忍不住要再次经历战火。我重回战场完全是因为我们正在打仗，而我的工作就是到战场去。我心里一直都很清楚，重回战场是迟早的事情。我重回战场，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其实我很不情愿。
派尔之所以决定前往太平洋战场，是因为他认为欧洲战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没等自己做好重返战场的准备，战争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尽管这一预测并不准确，但派尔还是觉得，自己最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太平洋战场。他解释道：“太平洋战场也有许多美国士兵，他们与欧洲战场的战友一样，都在为国奋战。唯一的区别也就是名字不一样罢了。我前往太平洋战场，并不意味着轻视了我在欧洲的老朋友。”
派尔在抵达关岛后被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里。太平洋战区所有的美军营地都有这种由海蜂工兵队修建的宿舍（军官宿舍是用米色的波纹金属板搭建的小屋，配有衣橱、脸盆架、五斗橱以及两张铺着双层床垫的床）。然后，他遇到了第一个工程兵，就发现自己前往太平洋战场的决定显然受到了欢迎。工兵队的一个工程兵透过宿舍敞开的窗户看到了派尔，大叫道：“哎，你不就是那个恩尼·派尔吗？”
“没错。”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我见过你的照片。”
两人攀谈起来。不一会儿，其他工程兵也围过来。与工程兵交谈后，派尔高兴得不得了，他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尽管如此，派尔也早已对困难有了充分的认识，深知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报道太平洋战场的战斗是一项不小的挑战。距离是派尔必须克服的第一大困难。他写道：“我并不是指太平洋战场与美国本土的距离，毕竟欧洲战场同样也远离美国本土。我的意思是抵达战场后的距离。在欧洲，不同采访地点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几百英里。而在这里，整个西太平洋都是战场，不同采访地点相距上千英里，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别无他物，只有茫茫大海。”
其次，派尔还必须忍受漫长而无聊的等待，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在无尽的重复中”一天天溜走。然而，派尔感到，太平洋战场与欧洲战场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军官兵对敌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欧洲，美军士兵大都认为，德国人“虽然可怕和要命，但他们却仍然是人”。但在抵达太平洋战场之后，派尔很快就意识到，美军士兵认为“日本兵令人恶心，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对日本兵的态度简直就像某些人对待蟑螂和老鼠的态度”。美国士兵对日本兵的痛恨倒也不难理解：他们无端地偷袭珍珠港；虐待战俘，其行径令人不齿（在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战俘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因营养不良、疾病、过度劳累等原因死亡）；自诩为武士，以遵循武士道精神为荣，极少投降。
最初，就算是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派尔也深受影响，对日本兵深恶痛绝。他承认，看到一帮日本战俘“一边摔跤，一边嬉笑”的场景后，他感到“毛骨悚然”，恨不得马上想办法“去去晦气”。然而，与许多驻扎关岛的老兵交谈后，派尔便逐渐克服了“与日本兵（不少美国军人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蔑称，把日本兵称为‘日本猴子’）作战就像是在抓蛇捉鬼一般”的这种感觉。诚然，日本兵对战争的看法大不相同，但他们却也同样会使用特定的战术，而美国军人则已经渐渐适应。派尔写道：“我们的士兵对日本兵的惧怕跟对德国兵的惧怕没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战争中，所有的士兵都会对敌人心存忌惮；所以，他们害怕日本兵，不是因为日本兵来去无踪或者如老鼠一般，而是因为他们也手持武器像那些优秀且棘手的士兵那样向他们开火。反过来讲，日本兵也是人，他们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同样也十分害怕美国士兵。”
恩尼·派尔还在美国时曾向读者透露了他的计划：他打算先拿出一段时间来采访美国海军，因为海军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导”兵种，但他“以前几乎没有报道过海军的事迹”；之后再与步兵（用派尔的话来说，就是“心地高尚的步兵小伙子”）一起登陆，参加下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派尔随军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并不是海军的下属部队，而是美国陆军航空兵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负责轰炸日本本土的一支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中队。“B-29轰炸机中队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写道，“无论是前往日本，还是从日本返航，每一寸航程都要飞跃一望无际的大洋”。机组人员必须避免被高射炮击中，突破日军战斗机的围追堵截，才能抵达目标上空，但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要“熬过”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返航之旅，更不要说返航通常都是在夜间飞行。无论飞机被击伤还是引擎出故障，只要飞机在海上迫降，机组人员获救的概率就只有五分之一。派尔写道：“想要在茫茫的大洋上找到一两只小小的橡皮救生艇，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派尔甚至还登上B-29轰炸机参与了飞行训练，发现轰炸机的飞行任务虽然令人心惊肉跳，但也的确激动人心。飞机上堆满了汽油罐和炸弹架，机舱内只有一条30英尺长的狭窄通道，11名机组人员“必须俯下身来手脚并用才能勉强通过”。执行任务时，一些机组人员会钻进通道睡上一个小时，另一些机组人员会觉得通道太过狭小幽闭而宁可干坐着。机组人员出任务时都穿着普通的衣服，通常都是连体衣，原因是机舱配备了增压加温设备。然而，一旦飞机抵达目标上空，他们就会穿上防弹背心，戴上氧气面罩，以防有机玻璃被击碎而导致机舱失压。
派尔在该中队采访期间，有好几架飞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击落。有一架轰炸机看起来根本就没有返航的可能，却奇迹般地返回了基地。那架飞机在飞抵目标上空后被炮火击中而掉队，遭到5架日军战斗机的围攻，机身被打得千疮百孔。尽管左右两侧的水平尾翼都不见了踪影，但飞机却仍然勉强飞行，只是时不时会失去控制，像陀螺一样盘旋着坠向海面，好在飞行员每次都重新控制住了飞机。最终，飞机返回基地，一头栽到跑道上，不仅撞掉了两侧的机翼，就连巨大的机身也断成了两截。“然而，”目瞪口呆的派尔写道，“所有的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就连伤员也安全出舱。”
3月中旬，派尔终于兑现采访海军的承诺，登上了轻型航空母舰卡伯特号(Cabot)。卡伯特号隶属于马克·A.米彻尔(Marc A.Mitscher)海军中将率领的快速航母舰队（亦称为第五十八特混编队），正与舰队一同向北航行，准备攻击位于九州岛各地的机场，目的是在盟军登陆冲绳岛之前削弱日本的航空兵力量。派尔特意提出要求，希望能在吨位较小的航母上采访，原因是小型航母不太容易获得新闻媒体的关注，船员数量也要比大型航母少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卡伯特号庞大的体量惊得说不出话来：全长700英尺，共有1 000名船员，船上“设施一应俱全，就好像一座小城市”，有5个理发师、3名医生、2位牙医、1名牧师、1个洗衣房、1间杂货铺和2个图书馆，每天晚上还会放电影。从1943年11月起，卡伯特号就一直在海上执行任务，已经一年多没返回母港；船上的官兵别无所求，一心只想着回家休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无比自豪：卡伯特号总共航行14.9万英里，经历5次台风（其中一次台风导致3艘驱逐舰沉没），击落228架日军飞机，击沉29艘大型舰艇。从1944年初开始，卡伯特号参加了太平洋战场的每一场战斗，获得了“铁娘子”(Iron Woman)的美称。
1944年11月末，卡伯特号经历了一场尤其惊险的战斗。一架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飞机撞上飞行甲板的左侧，击毁了1门防空炮，造成62名官兵伤亡。一个满腹牢骚的水兵大叫道：“天啊，这简直棒极了。这下那帮当官的就只好让我们回国修复战损了。”
一听到此话，一级锅炉兵杰里·瑞安(Jerry Ryan)就把那个口无遮拦的水兵一拳击倒在地。瑞安是艾奥瓦州达文波特人(Davenport)，在派尔登舰后，二人很快就成了熟人。在派尔的笔下，瑞安是“一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留着胡须的水兵”，总是能够明辨是非。派尔写道，瑞安是“海军官兵口中所谓的‘好兵’：业务熟练、值得信赖、聪明机灵。他死也不会拍别人的马屁”。韦斯利·库珀(Wesley Cooper)是船上的一名黑人厨师，也来自达文波特，是瑞安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此外，他还是船上最棒的篮球运动员，已经获得了奖学金，退役后可以进入艾奥瓦大学念书。
卡伯特号的一些水兵问派尔，他们的服役情况跟在欧洲作战的陆军士兵比起来如何。派尔直率地指出，水兵的命“可要好多了”。大多数在场的水兵都觉得派尔的话很有道理。一个水兵说：“水兵生活单调乏味又怎样，能活着回家才最重要。”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提出了异议：“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与待在散兵坑里的步兵对调角色。”对这样的言论，派尔嗤之以鼻：“一派胡言，不值一驳。”
舰上所有的人员中，派尔对舰载机飞行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写道：“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寻找好似一叶扁舟的航母，设法在甲板上降落，无异于把大街上一段长度只有半个街区的道路当作跑道，同时还伴随着飓风和地震。”
一些舰载机降落时速度太快，结果爆胎了；还有一些在降落时“机身没有摆正，结果阻拦网只挂住了一边，拉着飞机转起了圈，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啸”；少数飞机降落时飞得太高，完全没有被阻拦网勾到，结果撞上了设置在高处、横跨甲板中部的“障碍网”，凌空翻起了跟头，甚至还着了火。派尔连看都不敢看，对站在身边的航空指挥官说，他需要“吃几片救心丸”。航空指挥官答道：“这样的场面我都看了不下2 000次了，把人逼疯是早晚的事情。”
起初，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北上的航程“平淡无奇，仿佛例行公事”，整个舰队被分成了好几个航母支队，每个支队都有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舰船之间不停地传递信息，采用旗语或闪光信号灯的方式，甚至还会派飞机直接把信息投送到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只有无线电信号禁止使用，目的是防止日军窃听。舰员每天都能洗上澡，享用美味的食物（甚至还包括牛排和冰激凌），到了晚上还能看电影，香烟更是想抽多少就有多少。派尔甚至还请船舱服务员帮忙，把积攒已久的脏衣服洗熨一新。船上的生活简直和住宾馆没什么区别。
然而，天气渐渐变得越来越冷，舰队与日本本土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卡伯特号进入了战备状态，舰长“一直在舰桥坚守岗位，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不离开”。所有的舰员都领取了避免烧伤的防闪灼衣，这种衣服由保护头部及肩部的灰色薄兜帽、白色面罩、玻璃护目镜和灰色长手套组成；船上所有的舱门全都处于关闭状态，所有的急救站都人员齐备。3月18日，在距离九州岛海岸大约90英里处，舰队司令终于下达出击命令，所有航母都派出了参与攻击的飞机。攻击机发现目标机场几乎没有尚未起飞的日军飞机，于是改变攻击对象，转而轰炸机库和兵营。
日军海军中将宇垣缠指挥驻扎在九州岛的第五航空队。他下达命令，派出重型轰炸机和自杀式飞机发动反击。尽管出击的50架日军飞机不是被击落就是坠毁，但还是有日军飞机击中目标，导致企业号(Enterprise)、无畏号(Intrepid)、约克城号(Yorktown)航母不同程度受损。第二天，另外两艘航空母舰胡蜂号(Wasp)、富兰克林号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导致至少1 600人伤亡。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按照（日本的）战报的描述，我军似乎已经重创了敌方舰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每次调查，我都不禁想问，倘若战报声称的战果都是真的，那为什么美军还会有那么多舰艇呢？”
卡伯特号所在的第五十八航母特遣第三支队在任务期间毫发未伤，完全印证了宇垣缠对日军战果的怀疑。3月19日，派尔等待着前往东京附近海域轰炸日军舰船的攻击机返航。他希望所有的飞机都安然无恙，这是他最牵挂的事情了。虽然过程很漫长，但大多数飞机都安全返航，只剩下6架攻击机迟迟不见踪影。派尔事后得知，罗伯特·布坎南(Robert Buchanan)少尉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不得不在东京湾的外湾迫降。其他5架没有返航的飞机都是与布坎南隶属同一个飞行小队的成员；他们驾机在附近的海域盘旋寻找搜救船，终于在距离事发地30英里的海上找到了一艘。然而，就在搜救船慢慢地驶向外湾时，在空中负责护航的那5架飞机全都渐渐地燃料不足。飞行小队的队长、来自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Duxbury)的约翰·费克(John Fecke)上尉只得接连下令，要求队员驾机返回航母。
搜救船进入外湾后，船长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已经深入虎穴，不仅要防备水下的水雷和天上的日军战机，还要提防日军的岸防炮，于是用无线电通知费克，说搜救船无法继续靠近实施营救。
“只差2英里了，”费克央求道，“再试一下吧。”
“好吧，我们再试试。”
最终，搜救船找到了布坎南，把他救上船安全离开。此时，只有费克和另一位仍然在空中警戒的飞行员鲍勃·默里(Bob Murray)上尉一起驾机返航，向卡伯特号飞去。派尔写道：“预计只有3小时的飞行任务，那两个人却飞了足足6小时。多亏了他们，搜救船才救出落水的美国飞行员。”
费克和布坎南都是功勋飞行员。1944年秋天，费克率领一支仅有8架飞机的飞行小队，与布坎南一起在台湾岛附近海域与70架日军战机激烈交战，救下了2艘遭到重创的美军巡洋舰。飞行小队仅损失1架战机，却击落了29架日军战机，迫使剩余的日军战机抱头鼠窜。费克和布坎南各自击落了5架日军战机，仅仅一次交战就都成为了“王牌飞行员”，并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派尔写道：“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东京湾遇险不过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值得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