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被困在糖糕丘上，腿也动弹不得
“早上7:00进攻开始，”巴克纳中将在5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条前线都取得了进展。我视察了两个军的司令部，给两位军长施加了点儿压力。”
5月5日，罗伊·盖格少将指挥的第三两栖军接管美军前线右翼。之后，美军第一次动用2个军的兵力开启总攻，目的是在战线中部保持强有力的牵制攻击，同时从东西两侧包围首里。巴克纳的参谋人员坚持认为，日本守军在冲绳岛西侧的防御尤其薄弱，刚刚加入战斗的那几个陆战师极有可能突破日军防线。“这次进攻延续我们到目前为止实施的进攻策略，”5月10日，巴克纳解释道，“如果无法拿下日军据点，进攻部队就把它们交给预备队处理。我们不仅火力足够强大，也有足够的兵员，可以轮换作战，总是保持1个师在后方休整。”
参加进攻的部队共有4个师，自西向东依次是陆战六师、陆战一师、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九十六步兵师（5月9日，换下美军阵地东端的第七师）。5月5日，陆战六师离开本部半岛，踏上漫长的南下之旅，是最后一支抵达南部战场的美军部队。参加了攻占八重岳的战斗后，威廉·曼彻斯特中士和他手下的“新兵蛋子”原本准备“好好休息，吃上几顿热饭，睡上几天好觉”，结果却与陆战六师其他单位一同接到命令，必须立即南下替换第二十七师，因为第二十七师“无法跟上其他陆军部队的步伐”。他们在名护的街上教当地小孩用英语不停地大喊“第二十七师去吃屎！第二十七师去吃屎！”，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表达对第二十七师的不满。
陆战六师乘坐六轮驱动的军用卡车南下，花费了整整两天才抵达目的地。第二天，陆战六师的士兵就听到“地平线的方向传来阵阵闷响，然后先是变成重物落地的声音，之后又变成击鼓的声音，接着变成打雷的声音，最终变成震耳欲聋的巨响”。远处传来的巨响是炮兵部队轰击日军前沿阵地的声音。前线兵力的密度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大多数营级部队前线的宽度为800码，而在这场战斗中，每个营的前线宽度则只有600码。曼彻斯特趁着卡车停下的机会，下车爬上附近的小山包俯瞰整个战场。他回忆道：
战场丑陋可怕，简直就是月球表面。山丘、山脊、悬崖沿着前沿阵地排列，仿佛已经发灰的蛀牙。眼前没有一抹绿色，炮弹早已摧毁了所有的植被，每一寸土地都伤痕累累。零星的火光突然闪现，突然消失。炮弹爆炸后弹片四射，掀起白里透蓝的烟尘。火焰喷射器喷出道道火舌。到处都是刚刚发生的爆炸，地面上碎石飞溅。就在我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一架美军用作侦察机的草蜢式联络机嗡嗡嗡地飞来，掠过日军前沿阵地上空，向停靠在岸边的美国战舰汇报方位信息，让强大的舰炮能够精准打击目标。突然，那架小飞机被高射炮击中，在空中支离破碎。在地面上，血腥的战斗几乎没有片刻停顿。
当曼彻斯特所在的第二十九陆战团在新发起的进攻中担任预备队时，他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暂时远离战斗。最初的作战任务几乎全都由陆战六师的另一个团——第二十二陆战团承担。5月8日，第二十二陆战团进入位于安谢川以北峭壁上的前沿阵地，把（隶属于陆战一师的）第七陆战团换下。按照作战计划，第二十二陆战团将会参加11日的总攻，任务是渡过安谢川，进攻南岸的日军阵地。陆战队的官方战史上写道：“敌军阵地是一片缓缓抬升的坡地，一直延伸到2 000码开外的天际线。阵地以西是一道道寸草不生的珊瑚岩山脊，形成阻挡大海的屏障；以南是一道狭长的土岭，瞰制着通往那霸的道路；东南方向是一座座紧密相连的绿色低矮山丘，俯瞰夹在安谢川盆地和安里川(Asato River)走廊之间的地面；以东是几片区域组成的崎岖地形，从北至南依次是泽岻高地、大名高地、大名溪床，这里同时也是陆战一师的进攻方向。”
5月10日清晨，第二十二陆战团的两个营开始向安谢川南岸进发，大部分士兵都会途经前一天刚天黑时工程部队趁着夜色赶工架设的小型步行桥。陆战一师师长莱姆·谢泼德的建议仍然在他们的耳边回荡：要善于利用隐蔽与伪装；要灵活机动包抄日军的侧翼，不要硬拼；要不断地向前推进。谢泼德总结道：“敌人的头脑没你们的灵光，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对手。我们对自己、对手中的武器都充满信心，是一群奋力进攻的陆战队员。”
第一批过河的士兵中有一个时年20岁的三等兵霍华德·阿伦特(Howard Arendt)。阿伦特来自肯塔基州路易维尔，1943年高中一毕业就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在圣迭戈新兵训练营完成训练，编入驻扎在夏威夷的第二十二陆战团，成为三营K连二排的战士。他回忆道：“二排是一支勇猛的队伍，大部分战士都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要么高中刚毕业，要么还没结束高中学业就加入陆战队。”阿伦特跟随部队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参加了夺取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关岛战役。他经历过日军在夜间发动自杀式冲锋的极度恐惧，目睹过火焰喷射器向山洞内喷火后“两个日本兵被火焰吞没惨叫不止”的骇人景象。一名陆战队员建议举枪射击以结束他们的痛苦，但其他队员说道：“不，他们活该。”
那两个日本兵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几分钟前，深受士兵爱戴的二排排长、参军前在得克萨斯州做老师的雷恩斯(Raines)中尉被山洞里的日本兵开枪击中，头部中弹，当场身亡。
尽管阿伦特在此前参加的两场战役中都毫发无伤，但他还是在关岛“染上了登革热，身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丛林皮肤病（皮肤溃疡）”。再加上“一直都在蹚沼泽、穿丛林，不是踩在泥里，就是泡在雨里”，他的脚上还长了数不清的足底疣。接受手术切掉足底疣后，他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归队。美军在冲绳岛几乎兵不血刃的登陆行动“让人感觉棒极了，却好景不长”。
5月10日早晨，阿伦特所在的K连是第一支通过步行桥抵达安谢川南岸的部队。I连紧跟K连，是第二支抵达南岸的部队。与此同时，第二十二陆战团一营A连在稍微靠东的地方涉水渡河，同样也抵达了南岸。一天前，阿伦特跟着侦察队蹚过安谢川，前往南岸侦察敌情，结果遭到伏击。他们付出了1人阵亡、3人受伤的代价。那个阵亡的士兵叫富兰克林·库默(Franklin Coomer)，来自得克萨斯州，是个穷得叮当响的采棉工。阿伦特帮忙把库默的尸体搬回侦察小队的出发点，“小队其他成员跟在我身后，日军不断地开枪射击”。第二天，二排越过海岸的丘陵地带，刚刚接近侦察小队前一天遭到伏击的地方，“不知道躲在哪里的日军就开始用步枪和机枪疯狂射击”。阿伦特回忆道：
我们向一道小山坡跑去，想在另一侧隐蔽。然而，越是靠近坡顶，我们的身影在天空的映衬下就越显眼，我们就变成了活靶子。雷·吉莱斯皮(Ray Gillespie)跑在最前面，我紧随其后，身后还有另外3名陆战队员。就在我们爬到坡顶时，日军的机枪突然开火。我眼看着吉莱斯皮被一发子弹击中后背，一头栽到山坡的另一侧。我同样也被子弹击中。
子弹的冲击力把阿伦特掀了起来，并翻了个身，手中的步枪也飞得老远。发现自己仍然处在日军火力范围的那一侧，他首先想到的是：谢天谢地，吉莱斯皮倒在山坡的另一侧，“脱离了机枪手的视野”。尽管感觉不到疼痛，但阿伦特还是担心自己伤到胸部或腹部。他的粗布衬衫上既没有血迹，又没有弹孔。然而，他的裤子破碎了，双腿显然都被子弹击中了。幸运的是，他发现双腿和脚趾头还能稍微动一动，估计子弹并没有打断骨头。
环顾四周，他发现身后那3名陆战队员全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但并没有受伤。日军的机枪不断地射击，子弹打得前方地面上尘土飞扬，他们4人全都被困住了。阿伦特判断，要想活命就必须翻过山坡。他大声询问山坡另一侧有没有人，结果出人意料地听到另一侧有陆战队员大声回应，“并告诉我二排的部分战友就躲在这边，吉莱斯皮伤势严重”。阿伦特把他们进退两难的境地告诉另一侧的战友，请求他们投掷烟幕弹提供掩护。没过多久，另一侧的战友就投掷了好几枚烟幕弹，“让附近区域全都笼罩在浓烟中”。
阿伦特一边大喊让身后的那3名陆战队员跟上，一边“手脚并用地向山坡最高点前进”，其间日军机枪一直不停地扫射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与那3名陆战队员全都安全地翻过山坡。“我实在是太幸运了，”他回忆道，“上帝再次保佑了我。”他被安排撤回后方，直到冲绳岛战役尘埃落定才重新归队。到那时，全排只有一名战士在经历所有作战行动后一直没有受伤，其他人非死即伤。这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就包括雷·吉莱斯皮，他后背中了两枪，子弹“贯穿他的胸部”，最终他还是完全恢复了。
早上6:00前后，两个日本兵“抱着炸药包发动自杀式袭击”，破坏了步行桥靠近安谢川南岸的部分，给第二十二陆战团三营的渡河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好在第二十二陆战团一营不断向东扩展滩头阵地，缓解了三营的压力。傍晚，这两个营参与进攻的连队全都过了河，在安谢川南岸建立了一块长1 400码、宽350码的滩头阵地。当天晚上，工程部队架设了一座横跨安谢川的贝雷桥，为坦克前往河对岸支援11日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但直到次日中午11点多，才有第一辆坦克抵达安谢川南岸。
5月11日黄昏，第二十二陆战团三营已经推进到俯瞰安里川河口的高地，一览河对岸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的冲绳县首府那霸市。谢泼德少将在第二十二陆战团指挥所观战，见证了三营夺取高地的过程，并向营长多诺霍(Donohoo)中校发报，表彰“所有参与进攻的官兵展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和优良的团队合作精神，一举攻下这块地形险要、防守严密的高地”。在三营东侧，第二十二陆战团一营也高歌猛进。另外，陆战一师、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九十六步兵师的进攻部队同样也进展迅速。如前文所述，5月11日这天，安波茶口袋的日本守军遭到重创，再也无法有组织地抵抗。5月12日到13日，整个前线仍然有战斗发生，但整体推进速度要慢一些。
举例来说，5月12日，在陆战六师的左翼，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G连想要占领一块似乎并不起眼的高地。一名陆战队员写道：“怎么说呢，描述那块高地最恰当的比喻就是：把西瓜切成两半，上边那一半差不多就是那个小山包的样子了……确实没有多高。”
这块被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营长霍拉肖·C.伍德豪斯(Horatio C.Woodhouse)中校称为“糖糕丘”的高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山包。这种山丘在冲绳岛南部随处可见。据陆战队的官方战史描述，这些山丘“实在是太小了，在等高线间距为10米的军用地图上根本就看不到标示”。然而，它们将形成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
威廉·曼彻斯特中士所在的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山坡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官兵在此丢了性命。曼彻斯特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毫无特色、如今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作‘糖糕丘’的小山包”，记录了进攻部队遭遇的困难。他的记述也许是迄今最优秀的：
这块高地由珊瑚岩、火山岩组成，长300码，高100英尺，形状实际上更像一条长面包。糖糕丘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的防守几乎牢不可破。这并不是说高地本身坚不可摧；只要能摸到坡底，就没有什么高地攻不上顶。可是，问题在于，这个像蜂巢一样布满防御工事的丑陋山包绝非孤立无援，东南方向有一块名叫半月山的高地，正南方有一块名叫马蹄岭的高地。因此，虽然糖糕丘像矛尖一样挡在陆战六师前进的路上，但实际上陆战六师面对的是一个由3块通过暗道相连的高地组成的三角防御体系，而糖糕丘只是这个体系中最显眼的那个山头而已。
这三个山头可以相互支援，“马蹄岭的山坳里还有一道深谷，只有使用手榴弹和轻武器才能攻击到日军设在那里的迫击炮阵地，而我军的步枪兵根本就无法靠近，因为这三个山头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平地，没有任何可供隐蔽的地方”。进攻任意一个山头的部队肯定会“遭到来自另外两个山头交叉火力的袭击”。更难办的是，“日军在东边首里山上布置了炮兵、迫击炮、机枪阵地”，以糖糕丘为中心的整片地区都在“阵地的射程之内，陆战六师被困在泥泞的前沿阵地寸步难行”。曼彻斯特认为，尽管首里的防御阵地规模更大，但在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中，“真正令人头疼的”却是那个以糖糕丘为支点的铁三角。
5月12日，第一次看到糖糕丘陡峭的珊瑚岩山坡，上边到处都是被炮火轰得七零八落的灌木、树桩和弹坑，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G连连长欧文·T.斯特宾斯(Owen T.Stebbins)上尉觉得这块高地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比他和G连官兵“在之前的战斗中遇到的溪床、沟壑、陡坡”更可怕。他补充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5月12日早上8:00,G连的两个排在A连的4辆谢尔曼坦克的支援下，向糖糕丘发起进攻，结果很快就遭到迫击炮、火炮、4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的猛烈轰击。参与进攻的坦克有2辆被击毁，1辆陷进沟里。指挥第4辆谢尔曼坦克的莫雷尔(Morell)上尉回忆道，陷进沟里的那辆坦克的车长乔治·贝拉尼克(George Beranek)上士爬到车外，想用牵引索把坦克拉到沟外，结果被一枪射穿喉咙，伤口血流如注，“就好像花园里用来浇花的水管……把我们的坦克和周围的一切都喷得鲜血淋漓”。
斯特宾斯发现前方负责进攻的那两个排被压制在糖糕丘的山坡上，他刚刚准备下令安排后备部队上前支援，就被子弹击中腿部，被迫撤回到后方。与此同时，在山坡上，一排排长爱德华·鲁埃斯(Edward Ruess)中尉试图确定日军火力点的位置，于是奋不顾身地把自己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向左后方跳了一步，不再抵肩射击，而是把枪抵在腰间不断开火”。他虽然没有立即中弹，但好运气却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儿就被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下腹部。一等兵梅索(Mezo)回忆道：“他面色苍白，怕是痛苦不了多久了。”
此时，G连副连长戴尔·W.贝尔(Dale W.Bair)中尉已经抵达前线，接过指挥权。贝尔是一个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5磅的彪形大汉，之前是一个普通士兵。他把后备排及其轻机枪小队分为两队，然后率领15名士兵沿着通向糖糕丘的山谷右侧前进，同时命令副排长德马(DeMar)率领其他士兵沿着山谷左侧前进。德马回忆道：“前进的过程中，敌军动用了所有的武器，原本就十分密集的火力变得更加恐怖，到处都有人中弹倒地。”
一个机枪手中弹后，贝尔端起机枪“不断地扫射日军阵地”。他站在山顶上，毫不在意自己成了日军的活靶子，极大地鼓舞了手下士兵的士气。一个士兵回忆道：“只要看一眼他站在山顶的样子，你就会把一切恐惧都抛诸脑后。”贝尔连中三枪，胳膊、腿部、胸部全都挂了彩，但他却仍然不断向日军开火。直到一个医护兵坚持要给他处理伤口，他才放下枪来接受治疗。尽管身上缠满绷带，裤子被子弹打破，仿佛一件浴袍，他还是坚持为战友提供火力掩护，直到又一次中弹才终于不支倒地。一个陆战队员回忆道：“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德马上士冲上山顶后腿部中弹。他回忆道：“敌军的火力不断地击中我周围的地面，我的步枪卡了壳……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困在糖糕丘上，腿也动弹不得。”幸运的是，其中一辆被日军击毁的坦克的驾驶员霍华德·佩罗(Howard Perrault)下士营救了德马，并将他送到最后一辆没有受损的坦克那里。之后，佩罗也中弹负伤，与其他伤员一起坐在坦克甲板上撤退，结果在坦克遭到日军扫射时中弹身亡。
日落时分，G连所有的幸存者都撤下糖糕丘。参与进攻的151人，只剩下72人可以继续作战。伤亡人员包括连长、副连长、2名排长、2名上士。一个陆战队员回忆道：“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三排已经覆没。连里实在是太缺人了，许多班和火力小组只好取消建制。”
5月13日，第二十九陆战团三营在第二十二陆战团的东侧发动进攻，在可以俯瞰安里川上游河段的山区取得了少许进展。一天后，上级命令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首先攻下位于糖糕丘西侧和北侧的高地，之后再向糖糕丘发起进攻。
向二营军官下达作战指令时，伍德豪斯中校给上级指定的那3个目标起了代号，分别是1号高地（位于糖糕丘以北，是距离美军前线最近的高地）、2号高地（糖糕丘）、3号高地（位于糖糕丘以西）。伍德豪斯说：“作战任务是，首先拿下1号高地，然后攻下3号高地，最后集中所有的兵力夺取2号高地。有问题吗？”
“有，”一位连长答道，“为什么不按进攻顺序给高地编号呢？左边那个山头是1号高地，右边那个是2号高地，正对着我们的是3号高地。”
“办不到了，我已经把进攻顺序汇报给团部了，所以进攻顺序必须是1号高地、3号高地，最后轮到2号高地。”
然后，伍德豪斯询问手下军官，想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还是想问问高地的排序问题，”那个连长还是不愿放弃，“我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好吧，算了，”伍德豪斯答道，“这样吧：右边的是1号高地，左边的是3号高地，正前方的高地就叫‘糖糕丘’好了。”
由于G连的兵力已降至一个加强排，F连和E连担当起主攻的角色，分别攻击位于糖糕丘右侧、左侧的高地。早上7:30,F连和E连发起进攻，虽然很快就攻下这两个保护糖糕丘侧翼的山头（1号高地、3号高地）的正坡，但之后却遇到困难：无论想绕到高地的后面，还是试图直接翻过高地，都会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打击。攻上3号高地的E连处境尤其危险，因为3号高地位置前突，与附近陆战一师的前沿阵地距离较大，左右两侧和后方都会遭到日军的纵向射击。F连的代理连长埃德·佩斯利(Ed Pesely)中尉回忆道：“3号高地上能够继续作战的士兵所剩无几，因为他们的左翼不断地遭到猛攻。”
下午3:00，陆战六师师部命令伍德豪斯“不计一切代价”占领糖糕丘，并且派出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K连协助三营的作战行动。夜幕逐渐降临，由于进攻部队仍然没能拿下糖糕丘，三营副营长小亨利·A.考特尼(Henry A.Courtney Jr.)少校赶到F连的指挥所。29岁的考特尼来自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市，以前是个律师，194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部队并成为一名军官，之后担任连长，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在威廉·曼彻斯特（他和考特尼很熟）的笔下，他是“一个长着金发的俊小伙，用当时的话说，他的样子像极了午后场电影里的偶像。他的外貌与擅长饰演硬汉的约翰·韦恩差了十万八千里。考特尼身上带有一点儿阴柔气质，举止优雅，几乎有点儿娇气”。
考特尼决心掩饰他的外表，告诉连长佩斯利——他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从普通士兵晋升为军官——K连必须参加进攻糖糕丘的作战。他发现糖糕丘上有人，认为他们是美国士兵，于是说道：“连长，你的兵已经攻上山了，我们快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吧。”
佩斯利很清楚，山上一个K连的士兵都没有。他后来回忆道：“山上的那些人全都是日本兵，没有一个我军士兵。如果山上真的是我们的人，他们肯定就会挥动手臂，让我们赶快上山。”然而，由于考特尼坚持要率兵前往糖糕丘，佩斯利被他的热情感染，并没有提出异议。唯一的问题是，不断有人发射照明弹，把山坡照得像白天一样。考特尼说：“照明弹一灭，我们就发动进攻。摸着黑上山也许能安全点儿。”
随着最后一颗照明弹的光照缓缓消失，F连那几个不满额的排，在考特尼的带领下开始向糖糕丘进发。在山脚下，他们与G连从3号高地下来的一部分战士会合。集合完毕后，考特尼告诫所有人多加小心，因为糖糕丘正坡上的山洞和坑道里仍然有日军驻守。说罢，他下令：“出发！”
K连和G连的士兵依令行事，开始攀爬糖糕丘正坡。他们刚刚爬上山顶，排成一长溜的散兵线，日军投掷的手榴弹就落下并在散兵线中爆炸。他们卧倒在地，开始投掷手榴弹，回击日军。
“日军正沿着山坡另一侧向山顶前进，”佩斯利回忆道，“而我们就在山顶上。”
没过多久，日军的膝盖迫击炮也加入战斗，美军的伤亡开始迅速增加。“炮弹不断在地面上掀起一小团又一小团的尘土，我们从一个弹坑跑到另一个弹坑。”来自新泽西州梅塔钦、当时20岁的乔·科恩下士回忆道。他隶属于一个由4名成员组成的前线炮火观测小组，任务是跟随进攻部队提供炮火支援。“中尉跑在前面，在靠近山顶处发现一个由迫击炮炮弹炸出的巨大弹坑。我们紧随其后，（负责通信的）人员开始接电话线。”然而，连接炮兵阵地的电话线路刚刚接通，中尉就背部中弹当场死亡。科恩回忆道：“他滑到坑底，倒在我们中间，我们面面相觑。弹坑外一片混乱，我无法与后方取得联系。不是线路断了，就是出了其他什么问题。”
既然观测小组无法呼叫炮火支援，科恩只好命令其他组员撤到山下，并要求他们分散开来，否则日军一发炮弹就会把整个小组一锅端。小组照做了，在距离50码的范围内分别挖掘散兵坑。科恩写道：“我们可以通过相互喊叫保持联系。但我要求，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所有人都不要出声。”
在靠近山顶的位置，进攻部队兵力不足，并且手榴弹和子弹也即将告罄。考特尼对F连连长说：“佩斯利，我们就要没有弹药了，快去后方搞点儿回来。”考特尼上山时除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于是向佩斯利借了卡宾枪，并说等他回来就物归原主。佩斯利把枪递给考特尼，便转身下山。在路上，他经过K连丢在糖糕丘左侧的一个排，而这位排长决定一同下山。他说：“你自己一个人肯定办不到，我和你一起去。”
二人经过3号高地的山脚时，山上精神紧张的美国兵举枪便射，还好没有击中目标。他们赶快大吼当天的口令，于是友军停止射击。终于抵达营部后，他们向伍德豪斯中校汇报糖糕丘上的情况。“好吧，”伍德豪斯答道，“营部刚收到一批弹药，就在那边那辆车上。你们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需要，”佩斯利说，“我们在山上没剩多少人了，可能也就10人，最多也不超过15人。”
伍德豪斯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团里还派来22个援兵，你要把他们带走吗？”
“嗯，求之不得。”
佩斯利命令团里派来的援兵登上那辆装有弹药的履带登陆车，然后与那个排长一起进入驾驶室，并坐在驾驶员旁边。登陆车以最快的速度向糖糕丘的山脚驶去，并停在上山小路的路口附近。车上每个人都扛着一个装满子弹和手榴弹的弹药箱，上山支援考特尼和其他几个仍在山顶附近坚守的美军士兵。抵达后，他们用刺刀撬开弹药箱的金属封条，确保每个散兵坑都弹药充足。配给完弹药后，考特尼把卡宾枪还给佩斯利，然后大声说道：“赶快消灭山顶的残敌，这样我们就能好好地休息了。”
两位军官刚刚开始向山顶发起进攻，就听到他们身后靠近最初阵地的位置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他们回头一看，发现一长列日本兵正在上山，不停地投掷手榴弹。佩斯利回忆道：“我们拔掉拉环，开始向山下投掷手榴弹，把日本兵炸得哭爹喊娘地滚下山去，山坡上全是爆炸掀起的烟尘。”接着，天空中升起的照明弹照亮了反坡上“一列又一列正在上山的日军”——据后来估计，日军这次进攻投入了整整1个大队的兵力。佩斯利用无线电步话机请求炮火支援：“向我前方500码处开炮。”
炮弹开始在反坡上爆炸，炸死、炸伤一部分日军。但大部分日军仍然蜂拥而至，所以佩斯利不断缩短炮击位置：“400码……300码……200码……”
当他把距离缩短到100码时，步话机另一端的军官答道：“天呐，距离只有100码的话，肯定会有炮弹落到你们头顶上的！”
此时，美军的火炮、迫击炮、轻型武器终于击退日军的进攻。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日军开始用膝盖迫击炮还击。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考特尼被弹片击中颈部，当场死亡。佩斯利接替指挥这些留在山顶、来自不同作战单位的大约50名美军士兵，在散兵坑之间“来回穿梭”，确保坑内士兵时刻保持警惕。5月15日凌晨2:00，伍德豪斯发来无线电信息，想要知道山上为什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们在山上已经没几个人了。”佩斯利答道。
“另一个营派了1个连来增援我们，”伍德豪斯把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K连前来增援的消息告诉佩斯利，“你用得上他们吗？”
“当然了！”佩斯利答道。
大概半小时后，K连连长雷金纳德·芬克(Reginald Fincke)中尉按照佩斯利用无线电传达的指示，率领全连3名军官和99名士兵，沿着山坡向糖糕丘山顶前进。就在K连抵达靠近山顶处并开始布置阵地时，日军的膝盖迫击炮又来了一次齐射。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处机枪阵地，机枪手当场死亡，而正在阵地上指挥战斗的芬克则身负重伤。不一会儿，佩斯利听到另一个声音：“呼叫F连！”
“这里是F连，”佩斯利答道，“准确地说，这里是F连打剩下的部队。我是带队的埃德·佩斯利。”
“我是K连的副连长吉姆·罗(Jim Roe)，”那声音说，“芬克中尉刚刚战死，我现在是K连指挥官。你想让我们怎么布置阵地？”
“在山顶分散开来，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挖散兵坑，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安静。你们上山蹚这浑水，真是太他娘的勇敢了。我们能见到你们太他娘的高兴了。”
K连的增援来得正是时候。凌晨4:00，日军又一次向山顶发起进攻，虽然给死守山顶的美军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但没能攻下阵地。乔·科恩躲在距离山顶不远处的散兵坑内；每当坑外传来迫击炮炮弹爆炸的声音时，他都吓得缩成一团。他“能听到喊杀声”，知道阵地上肯定有士兵伤亡。他听到一个士兵向上帝求救，但大多数士兵都只知道“喊妈妈”。在他的记忆中，那天晚上是他“这辈子最长的夜晚，似乎永远也等不到天明”。黎明终于来临，科恩马上开始寻找小组其他成员，结果只找到一人。科恩指着后方，然后领着战友，连滚带爬向山下跑去。
天刚亮，美军就派出履带登陆车，把糖糕丘上的众多伤员接回后方。佩斯利中尉的喉部和胸部被手榴弹弹片击中，同样也被疏散到后方。所以，罗成了新的指挥官。然而，由于时刻都在减员，上午8:30，罗中尉艰难地做出决定，放弃了他们好不容易攻下来的高地。
为扭转局面，伍德豪斯命令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D连派出1个排，夺回糖糕丘山顶阵地。指挥进攻高地的军官乔治·墨菲(George Murphy)中尉，参军前曾是圣母院大学的足球球星。他们先是上刺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夺回山头，然后战斗又变得和之前一样——与躲在反坡上的日军互掷手榴弹。然而，由于手榴弹很快就用完了，墨菲意识到山顶阵地已经不牢靠了，只好请示连长霍华德·L.梅比(Howard L.Mabie)上尉以获得撤退的许可。梅比拒绝了请求，命令墨菲“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高地”。
然而，眼见迫击炮炮弹四处开花，部队被炸得七零八落，墨菲只得命令幸存士兵向山下撤退。下山路上，他一直都设法掩护战友，结果在救助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时，被迫击炮炮弹爆炸的冲击波击中，当场死亡。
看到墨菲指挥的那个排被赶下阵地，梅比立即命令D连上前接应，并保护幸存战士。同时，他向伍德豪斯发报：“请求撤退。爱尔兰人乔治·墨菲中弹身亡。这个排上去整整60人，下来仅剩11人了。”
“你必须守住阵地。”伍德豪斯回答道。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守山头的那个排已经撤了下来，”梅比汇报道，“阵地守不住了，伤员也没能撤下来。日军多半已经占领了高地。”
在一条宽度900码的前沿阵地上，日军持续推进，到正午已经夺回伍德豪斯的二营在前一天取得的大部分战果。直到此时，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的兄弟部队三营才趁着日军攻势逐渐减弱的当口，换下损失惨重的二营。自5月12日起，二营总共付出了伤亡400人的代价，但徒劳无功，未能占领糖糕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