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他提到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了吗？

6月15日，第一陆战团二营E连撤下国吉岭后，连长布鲁斯·沃特金斯中尉和其他45名幸存战士再也没有在冲绳岛上遇到激烈的战斗。在经过数日休整后，他们奉命驻防一道“横贯冲绳岛的防线，拦截抓捕敌军的所有散兵”。他们从防线附近的海蜂工兵队营地搞到不少“可口的美食”。作为回报，E连让工兵队的士兵在夜里操作他们的机枪和步枪。沃特金斯写道，那帮工兵“认为整夜向黑影开火射击的感觉简直棒极了”。

数天后，两位从国内调来的补充军官加入E连，而一些受轻伤的士兵也伤愈归队。沃特金斯利用这段时间写信给E连45名阵亡官兵的家属。给阵亡者家属写信是一件悲伤而艰难的任务，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告知家属“自己掌握的所有事实，还会向所有幸存者打听当时的情况”。对于沃特金斯来说，写信成了一个“治愈伤痛的过程”；写完信后，他的“情绪明显好多了”。

7月初，美军清理完残敌，E连与陆战一师的其他部队一同前往本部半岛西北海岸的一座兵营驻扎。“兵营周围的乡村干净开阔，松林茂密，的确景色宜人，”一位军官回忆道，“但现在这个季节实在是热得难受。地势从珊瑚岩悬崖缓缓抬升至一条山岭，然后逐渐下降，穿过一片土地肥沃的宽阔平地，另一边是相当陡峭的山地。”

这座兵营是陆战一师的训练营，旨在为下一步登陆日本的行动做准备。第一师的官兵住在形似金字塔的大帐篷里，还配有行军床和毛毯——这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沃特金斯写道：“我们甚至还搭建了一座用帆布做墙壁、白铁皮做屋顶的餐厅，相当奢华。食物越来越丰盛，士气也提高了。”然而，兵营里的小道消息可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据传，6个陆战师将全都参加登陆九州岛的作战，行动时间定在11月1日。沃特金斯打听到的消息是，登陆部队的伤亡比例据估算将会达到80%。他写道：“我心里很清楚，这个消息对我打击很大，心情实在是好不起来。生还的概率变得越来越渺茫了。”第七陆战团三营K连的卡雷尔听说，陆战一师将是“第一波”登陆九州岛的部队，而伤亡将会超过50万人；于是，他本人和其他“在冲绳岛战役幸存下来”的战友“情绪都极其低落” 。

那些在海外作战超过30个月并且符合点数要求的幸运儿被轮换回国。前线炮火观测员克里斯·唐纳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他不停地自言自语：“要回家了。两年半了，我终于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了。”他祈祷自己不需要再参加“击败日本的大决战”。

沃特金斯前往位于读谷机场附近的陆战一师军人公墓，向阵亡的战友们表达最后的敬意。公墓里成排地竖立着一模一样的白色十字架，让他不禁想起加拿大炮兵军官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创作的诗歌《在弗兰德斯战场上》(In Flanders Fields)。他首先找到挚友李·海特的墓地，发现墓碑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上面刻着‘利昂·哈特森·海特中尉，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备队’”。他在墓碑前站立许久，静静地缅怀逝者。接着，他又来到其他战友的墓碑前回忆战友，“一等兵卡斯特罗——他阵亡前最后一刻还在向日军山洞开火；雷·蒂斯科尼亚上尉——去年圣诞节他曾接到我的传球并触地得分；一等兵戴尔·汉森——他即将被追授国会荣誉勋章；弗兰克·凯里——我至今还记得他举枪射击时蔑视日军的身姿；此外，还有40多位E连的其他战友”。对于沃特金斯来说，这些战友都与自己情同手足，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离开人世”，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我与他们共同经历了一切，但我却活了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不禁问道，“我找不到答案，只好默默地与他们道别，静静地离开墓地。”

那些刚刚在冲绳岛军人公墓下葬的阵亡者，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家属收到了自己一直担心的消息。家住新泽西州开普梅市纽约大道1214号的琼·麦金(June Mackin)就是这样一位收到噩耗的家属。她是哈罗德·J.麦金(Harold J.Mackin)少尉的妻子，她家是一座木结构的独立式住宅，距离大海只有几个街区。1945年5月末，麦金少尉作为补充军官加入第五陆战团二营。头一天上战场的麦金指挥机枪小队，全力冲锋距离最近的日军迫击炮阵地，直到他手下的班长、老兵吉姆·约翰斯顿下士对他说“在夜里发动进攻太过鲁莽”。约翰斯顿说，麦金是“一个身材魁梧、作战勇敢、平易近人的爱尔兰人，是那种‘九十天奇迹的产物’，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他又补充道：“麦金是个不错的家伙。要是我们能救活他，给他足够的时间了解战场，并与书本知识相结合，我觉得他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不幸的是，麦金抵达后没几天，约翰斯顿就在战斗中负伤，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帮助麦金这位新手上道。这个噩耗经西联公司递送的电报在7月7日传到麦金太太那里：

我们非常遗憾地知会您：您的丈夫、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备队的小哈罗德·J.麦金少尉在琉球群岛的冲绳岛为国效力，在执行任务时负伤，不治身亡。我们收到与葬礼相关的信息后，会另行通知您。为避免信息被敌人利用，请不要透露他所在的船只或驻地。请接受我诚挚的慰问。

海军陆战队司令A.A.范德格里夫特上将。

无论任何时候，得知丈夫阵亡都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琼·麦金太太来说，这消息尤其令人心碎，因为她怀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她急切地想要知道丈夫阵亡的具体情况：他有没有留下遗言？都说了些什么？他提到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了吗？

直到10月初，曾经在麦金少尉手下当兵、后来又随第五陆战团前往中国的鲍勃·迈尔斯(Bob Miles)下士寄来一封信件，琼·麦金才终于第一次了解到相关细节。迈尔斯写道：

我早就应该写信了，但我自己也是刚刚伤愈出院。

我很荣幸能在您丈夫哈罗德·麦金少尉手下服役。我和麦金关系很好，平常都管他叫“麦克”。我们两个被同一颗子弹击中，一起被疏散到同一处战地医院。麦克是在那里要我给您写信的。

麦金太太，我想告诉您，所有认识麦克的士兵都很爱戴他。他虽然是军官，但被我们当作自己人。麦克活着的时候、战斗的时候和死去的时候，始终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作为麦克最要好的朋友，谨向您表达诚挚的哀悼。如果有什么我能够帮上忙的事情，您尽管吩咐。

琼·麦金不满足于迈尔斯下士对丈夫战死的简略叙述，所以决定让迈尔斯兑现承诺。她做了一件成千上万遭遇同样不幸的军人遗孀不敢做的事情：回信询问丈夫战死的“详细情况”——不管事实多么令人痛苦。迈尔斯从中国寄来第二封信，把详情告诉了琼·麦金：

麦金太太，6月20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当时正在进攻第81号高地，您丈夫受了伤……日军把进攻部队的第一个班放了过去，然后突然开火切断了我们的后路……我们距离己方的前沿阵地大约700码。我和麦克跳进一个很浅的弹坑。一名狙击手从我们身后开枪，另一名狙击手从右侧开枪，而一挺机枪在正前方开火。右边的狙击手能看到我们，并瞄准射击。他射出的头两颗子弹打到我和麦克之间的地上。所以，我们只好跳出弹坑，向一个大土堆跑去。就在这时，日军的机枪开始扫射。

我和麦克都被机枪射出的第一颗子弹击中。当时我们正在向己方阵地跑去。子弹击穿了我的右胸，又打中了麦克的左臀。我们一起倒在了土堆的后面。

迈尔斯继续说道，战友借着烟雾的掩护，用担架把他们抬到二营的急救站。他们两个在那儿“还开玩笑说，这下可以回家了”。迈尔斯注意到麦克皱着眉头，就问他是不是伤得很厉害。“他什么都没说，”迈尔斯回忆道，“只是笑了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子弹击中他的臀部后，向上又击穿了他的腹部。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竟然伤得这么严重。可他从来都没喊过疼。”那天晚上，军医在战地医院给麦克做手术，用尽全力地想救他一命。迈尔斯写道，麦克返回病房后“不停地乱动，医生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幸好，他还分辨得出迈尔斯的声音，记得他是自己手下的下士，于是“便按我说的做”。迈尔斯补充道：“他张口闭口都是你，还有自己马上就要当爸爸这件事。他不停地和我说，你和他以前经常在木板道上吃汉堡。我对他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跟你还有你们家的小宝宝一起去吃汉堡了。”

然而，麦克早就意识到，他“时间不多了”，“自欺欺人”也无济于事。麦克就是在这时请求迈尔斯给妻子写信的。迈尔斯承诺，“只要我能挺过去，我就会把所有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她。几分钟后，迈尔斯乘飞机离开了冲绳岛。临行前，医生向他保证会“尽全力拯救麦克的生命，但是麦克生还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医生所言属实，第二天麦克就死了。

在结尾处，迈尔斯先是为自己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叙述道歉，然后又提出最后一个请求：

不管什么时候，要是小宝宝降生了，能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吗？麦克想要个男孩。请不要因为我打听小宝宝的事情就觉得我很冒昧。

7月中旬，沃特金斯离开冲绳岛北部的训练营，拜访一位海军军官朋友。他朋友所在的舰船停靠在巴克纳湾——因美军纪念他们阵亡的前任指挥官巴克纳而更名。沃特金斯很快“就拦下一辆吉普车，跟一名司机、一名翻译和一名被俘的日军大佐同行”。一路上，他们大都“在单行的土路”上行驶，但到了首里，道路被拓宽成“用压碎的珊瑚岩铺路的四车道公路”。在看到“各式各样的军用卡车绕着一个巨大的环形交叉路口通行的景象”后，那名大佐用日语说：“现在我总算知道我们为什么输掉这场战争了。”

沃特金斯直到后来才得知，那名大佐就是八原博通，也就是日军的“冲绳岛防御作战方案”的制订者。6月23日，他身着便衣离开了位于摩文仁山洞的司令部，数天后被美军士兵抓获。起初，他设法让美军认为自己只是逃难的平民，直到7月中旬才被一名曾经在他手下任职、现在为美军效力的投降日军认出他就是日本陆军的大佐。他当时正被押送前往第十集团军设在冲绳岛中部越来村(Goeku)附近的新司令部，因而布鲁斯·沃特金斯才与他有了一面之缘。

八原被关进一个特殊的监狱，由精通日语的情报人员肯·拉莫特(Ken Lamott)中尉及其副手弗兰克·吉布尼中尉审问。拉莫特和吉布尼很清楚，第十集团军很快就要参加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所以他们急于从八原口中问出尽可能多的有用情报。吉布尼写道：“冲绳岛的守军拼死抵抗，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这似乎预示着，进攻日本本土的战斗肯定会更加血腥残酷。”

吉布尼回忆道，尽管八原“很愿意从日军的角度回顾和解释冲绳岛战役的过程”，但“一谈到任何涉及未来作战的事情”，他就“三缄其口”。他们只逼迫了他一次。他们刚刚参加过一场漫长的参谋会议，讨论了进攻本州岛时可选的登陆地点。他们装出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八原，如果让他制订进攻本州岛的作战计划，那么他会选择在哪里登陆。“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九十九里滨(Kujikuri-hama)啊。”八原答道。其实，参谋会议经过多次争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然，他们并没有把会议讨论的结果告诉八原。

就在八原大佐在冲绳岛接受审问时，盟军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召开会议，而这次会议将会对上百万即将登陆日本本土的美国军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议的东道主是苏联，盟军“三巨头”哈里·杜鲁门、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将在会上见面，磋商诸多全球问题，包括战后欧洲的政治和领土解决方案以及苏联在太平洋战场加入对日作战的可能性。7月6日，杜鲁门乘机飞往欧洲前在白宫与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会面，讨论迫使日本投降的可选方案。此次会面的目的是向杜鲁门提交一份由史汀生起草并参考海军部部长、代理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的备忘录——《日本问题拟议方案》。

备忘录开篇就指出，根据6月18日会议的决议，登陆日本的准备工作“现在实际上正在推进”。然而，它又指出，“有理由认为，登陆后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沉重和异常艰苦的战斗”。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本土地形复杂；在史汀生看来，“那里不仅可以用来进行与硫黄岛、冲绳岛类似的负隅顽抗，而且面积当然也比硫黄岛、冲绳岛大得多”。另外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情绪高涨，很有可能会“疯狂抵抗”。对于美国来说，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甚至会比“进攻德国的作战更加残酷”，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还会把日本的基础设施彻底变成废墟。

所以，史汀生问道，有没有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避免用武力占领日本，但仍然可以为美国争取到“相当于日本所有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结果，并确保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侵略战争、危害‘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史汀生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指出“拒不投降的严重后果”，给出“明确的投降机会”，就能迫使日本政府就范。毕竟，许多因素都对美国有利：日本“没有盟友”；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随时都会遭到海上封锁，将会失去“粮食和物资”的来源；日本没有制空权，会遭到盟军的集中轰炸；日本除了要面对英美联军，还要应对“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军队和苏联的致命威胁”；美国拥有“源源不断、完好无损的工业能力”；美国作为遭到日本“偷袭的受害国”，“占据着极大的道德优势”。

备忘录没有提到原子弹，主要是出于保密的考虑；除非绝对必要，否则绝不会随意谈论原子弹。然而，杜鲁门在与史汀生会面时讨论过这个问题。史汀生希望警告日本政府，美国将会“动用多种压倒性的力量攻击日本四岛”，“只要完全释放这种力量，日本本土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完全毁灭”。当然，史汀生说的就是原子弹，但问题却在于，美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在警告中明确提到原子弹的存在。史汀生坚信，这种警告可能会奏效，尤其是因为日本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对理性的敏感程度远比现在美国国内新闻媒体所描述的要高”。他写道：“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狂热分子组成、思维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家。”

然而，如果日本政府没把警告当回事并拒绝投降，那么他认为，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原子弹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7月16日凌晨原子弹试爆能否取得成功。杜鲁门基本同意备忘录中即将成为《波茨坦公告》的那部分内容。在备忘录中，唯一让杜鲁门仍然拿不定主意的是，史汀生建议应当允许日本保留天皇，以安抚日本国内的保守派。然而，杜鲁门的确同意：一旦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应当告知斯大林，美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并“准备对敌国日本使用”。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核试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