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以及是什么拯救了我

我没有死，至少没有因此而死。当我眼下捱过了癌症的威胁后，女儿说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给自己安排了活生生的后世用来写作。癌症之后，我的写作像是得到了彻底的许可。我失去了一些神经线粒体，失去了昔日容貌，失去了许多记忆与聪明才智，失去了乐观估计五至十年的寿命，这一切都归功于医学治疗那摧枯拉朽的能量。失去这一切后，我发现自己仍是自己，甚至被摧毁成了更强烈的自己。仿佛对于人类而言，失去，才能使我们终于变得真实。

我试图将一切记录下来。我用数年去书写数分钟，用数月书写数日，用数周书写数秒，用数日书写小时，而那些使我失去了数年数日的短短几分钟的经历，如今看来仍然太过沉重，无法阐明。我上千次放弃过书写这本书，这还不包括撰写过程中其他数不清的销毁次数——那些被删除的草稿、抹去的纸页、摘取的段落、丢弃的结构、拆散的论据、自我压抑的情绪与无从讲起的见闻，也不包括我无颜重新登录的网络个人账号和我没有找回的博客短文，我不愿翻出的归档邮件，还有那些被我和朋友折成纸飞机从城市高处抛走或是绑在塑料骷髅上沉入湖底的医院账单。更不要说那本被撕成碎片的《您的肿瘤之旅》，天黑后我们把它和羽衣甘蓝菜籽一起埋在了一些我不便透露的公共场所。每当我按下空格键时，往往伴随着按键会卡住的期盼，或许这样我就可以获得一本空白的、没有癌症的书，而不是眼前这本。

如果这本书必须存在，我希望它能成为一种微小的修复魔法，将文学的力量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彰显不可爱之人的共产主义，为每一个读到它的人赋予被彻底简化后随之而来的自由。我想让我们失去的身体部位随着书里的语句起死回生，让书中的想法拥有能使我们的体内细胞获得原谅的优雅。这本书会是从被扔到地上的一堆麦克风中萌芽的奇迹，它在徐徐上升的同时宣布“走出坟墓，走上街头”——这话我曾在过去和朋友用塔罗牌占卜时说起，那时成为病人还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或者，如果我能通过写作将地球剖开，让死去的女人复活，组成来势汹汹的军团，我一定会这么做；但是我一直没学好写作，无法做到这一切。

我不愿但必须接受的是，癌症荒诞得类似犯罪的单一特性，意味着任何与它相关的作品都像是呈堂证供。人们批判这供词是否真实，是否有使用价值，情感是否深刻，却很少评论其形式，但形式才是它真正的驱动与躁动，记录着一场为了求知而展开的斗争，求到的若不是真相，便是与真相矛盾的弥天大谎。

一位友人读过初稿后，告诉我这本书的欠缺之处：“里面仅断断续续地提到过‘我们’。”我起初回复他：“我不能撒谎。”但这回复本身就是谎言，证明我其实能撒谎，也确实会撒谎。我想说的是，我无法假装曾经没有感到那么孤独，就好像与朋友们去湖里游泳，然后我游过了他们所有人，游过了浮标，直至游到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也没有任何我爱的人曾抵达过的深渊。我也无法解释一切不真实的出处，无论是关于癌症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情。我无法充满自信地书写那些源于人类物种之愚蠢或是我个人之失误的事情，抑或是资本帝国为了让短视的我们看不清远方的残酷暴行而做出的安排。

肿瘤学在制造孤独这一领域极具天赋，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相信事情总像它们看上去那么糟糕，即便它们其实可能更糟。诊断时，病人被关在冰冷的房间里，而技师站在别的房间，隔着玻璃通过耳机与我们交流。外科医生用紫色记号笔在我们的身体器官上做标记。一些爱人弃我们而去。陌生人迷恋我们的痛苦。我们时常病得无法与他人共处，我们变得不像自己，如果走到人群中，会像被遗弃的动物一样遭人怜悯。癌症患者之间有时也不会视彼此为战友，而是警世故事：一个我们不希望变成的悲剧，或是一个病得没有我们严重、因此引人妒忌的对象。谈论起我们共享环境中的致癌因素会被谴责为偏执多疑，而遗传宿命论带来的孤独却横行无忌，多少人深信他们生来身体里就继承了癌症的必然命运，唯独医生与药企才能改变这既定的轨迹。替代医学圈子里的情形也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他们推崇的是灵气疗法与草药。若想体验我在癌症治疗期间的感受，你需将自己想象成世上最可悲的营利契机，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而这世界早在癌症发生之前就已消损得所剩无几，癌症的到来不过是使其彻底溃败的最后一击。

关于孤独，一切未经审视的记载都是谎言，或者如许多真相一样，当处于错误的语境时会仅剩下原本真相的局部。在我感到孤独的同时有许多人也感到了孤独，在此之前，还有那么多前人感到过孤独，在此之后亦如此。倘若我们这些同时患病的人中，哪怕只有一半的人在接受治疗时感受过这种孤独，那么这种广漠而又普遍的孤独何尝不是我们统统被愚弄了的证据？

我时常感到孤单，这是事实；但我的朋友们轮流陪同我度过了这场疾病的冒险，这也是事实。他们纵容我那些关于应该如何生病的肿瘤非现实主义幻想，容许我穿着从二手店淘来的丝绸睡衣去看电影，帮我录下医院里吸尘器和点滴流动的声音，陪我一起扔掉了化疗结束时按惯例应该吃掉的庆祝蛋糕。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我不得不患上癌症，那至少应该一路撒着命运之爱的五彩纸屑去经历它，秉持1966年非政府主义女性电影《雏菊》(Daisies\)所展现的态度，像片中的少女那样，穿着内裤躺在地上，点燃装饰派对的彩带。我们说，被毁灭，才是宴会存在的意义。

朋友卡拉告诉我，当我处于最低点时，她能明显感到我最需要的不是舒适，而是艺术——为了熬过癌症，我只好憧憬四周的一切都处于美学极致。我幻想过浸透蜜饯的棺材，编造过充满臆想的宗教信仰，写过辩论雄说，复过仇，构想过全新的葬礼产业，列举过我们的灵魂在去往死后世界时应该带上的小型电子设备清单，而死后的世界也被我在脑海里改造了一番。

在治疗期间，曾有朋友寄来裹在诗人黛安娜·迪·普里玛的旧瑜伽裤里的大麻爆米花。我虽然没有一个能照顾我的伴侣，但朋友们的馈赠证明我曾享有世界中好的那部分，就算世界那用于剥夺的架构向我抛出一条条令人无路可退的论据，我依然知道剥夺不是世界的全部。癌症固然艰难，可我手握这些充满创意的爱，得以使其柔软，即便这些爱意全然处于法外，不被官方承认，也与夫妻或家庭无关。而在生病时，我也曾同样感受到倘若我没有朋友，或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不值得被爱，或者有一天我真的变成那样，那会是多么悲凉。有朋友离开，也有朋友凑出时间和金钱照顾我。能出钱的朋友开出支票，好让有时间照顾我的朋友飞到我身边，帮我清空缝在身上的引流管。有朋友寄书给我，也有朋友寄来歌曲合辑。我们解决照护这一问题的方案无法被复制扩展，它是临时制定、不够完善的，但它至少让我渡过了难关。

治疗中有一段时间那颗肿瘤一直很疼，感觉像是又开始增长了，这使我万分恐慌，生怕自己会在孤独与剧痛中死去；当时朋友贾斯珀正坐在我家沙发上——那沙发被我搬到了餐厅里，好让来照顾我的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贾斯珀看上去对开灯关灯这样的琐事没有兴趣，而我也早已说服自己，不能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为大家开灯关灯，因为这便是屈服于内化的性别压迫了。于是我俩就这样，在明明有很多灯却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坐在沙发上讨论如何死去才算得上是幸运的解脱。说起癌症会让我死得痛苦且耻辱以及这事给我带来的恐惧时，贾斯珀回应道：“没事，我们确保它不要发生就好了。”朋友们在我生病期间大多慷慨可靠、神通广大，因此我自然相信了他，相信他们愿意冒着风险，帮助我以自己渴望的姿态死去。可一想到要永远与他们分离，我就哭了起来，连忙躲进屋里。

我本来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在哭：我的眼泪没有声响，四周一片漆黑，加上他有时给人一种太过聪明，以至于注意不到别人脸上在发生什么的感觉。但我刚躲进屋里就看到他追了过来。我连忙扯着毫不令人信服的高嗓门说：“我没事！”而我明明有事。这时他建议不如一起看看电视。

我们在客厅看电视，昏暗闪烁的屏幕上放着一集《黑镜》，而我想起所有那些早逝的女作家，我多么希望她们能活下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三十八岁去世之前刚生下玛丽·雪莱。19世纪法裔秘鲁籍社会主义哲学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去世时四十一岁，她在团结法国工人阶级的事业中过劳而死。哲学家玛格丽特·富勒四十岁时在法尔岛海岸溺水身亡，她死前写下的最后语句是：“她的秀发散落在雪白长裙上，面向美利坚，我放眼望去，面前除了死亡别无他物。”

在我生病之前，这些已逝女人的著作曾伴我左右。她们构想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构架，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上真实的可能。而在我生命的第四十一年，我把这些作家重新聚集在身边，一点一滴地将自己从活着的世界里抽离。我也一如既往地为世界构想了一个崭新构架，接着彩排了自己的死亡，将欲望像衣服一样一层层从身上剥去。我的行动范围变得更窄，牵挂变得更少，我的野心也愈发抽象——我可以隔着远距离去爱，并且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设想爱的大义。

生死是如此绚丽的构架。我开始为自己未曾受到保护而欣慰，欣慰自己并非敏感精致、内心只装得下品位与教养的人；我欣慰自己不去收集细微的伤口，不至于在外面的世界真真切切地流血不止时，错将自己所受的微小伤害误认成莫大的损伤。受到社会保护的人竟可以眼睁睁看着那些并不总被保护的人，冒出“懦弱的是流血之人，而非从未流过血的人”这般臆想，这是认知层面的又一差错。他们之所以贬低生存的美与奢侈，一定是因为他们鲜有几近丧命的体验。

我活了下来，但癌症的意识形态政权意味着自称“幸存者”依旧让我觉得是对所有死者的莫大背叛。可我不得不承认，我每一天都为自己还能活着而欣喜若狂。没能将一切细述详尽，我很抱歉。那些未被提及的事仍像天体般漂浮在太空中。“但现在是轮到新问题的时候了”，平躺的人对直立的人说。接着，那一度执迷于亏缺的月亮，终于满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