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Topeka,Kansas)。我12岁那年,朋友家买了一台录像机,那是当地第一台录像机。我清楚地记得朋友的哥哥手里拿着录像带走下楼梯的样子,我当时就坐在他家地下室的沙发上。

这部电影是《龙争虎斗》,它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以前从未看过功夫电影,也不知道李小龙是谁。但电影结束后,他成了我们的英雄,直接从银幕上跳进了我们的想象世界。这位身高一米七二、体重120多斤,肌肉线条分明、迈步似猫行的中国人取代了我们心目中的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我们放下光剑,拿起了双节棍,试图学习如何使用这件兵器,可惜,即使把脑袋敲破了,也没学会。

当我那些朋友们将崇拜的偶像换成其他电影、音乐或体育明星时,我始终和李小龙在一起——如果他不秀出自己的肌肉,仅从外表上看,他和我一样瘦弱,好像常常被人欺负;没有人天生就是斗士,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斗士。我找来李小龙之前的三部香港电影录像带——《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反复播放那些打斗场面,直到磁带完全放不出来为止。为此,我常去药房拿药,而且只要看到杂志封面上是他,比如《黑带》或《功夫精深》(Inside Kung-Fu)之类的,我一定会买回来,反复地看。我记得他短暂的32年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然,其中许多都是虚构的。

读大学时,我选修了中文,开始接触那些对李小龙有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老子、庄子,以及道禅思想的西方传播者阿伦·瓦兹 (Alan Watts)。我还找到一位功夫教练,正式进行训练。大三时,我从普林斯顿退学,去了少林寺,那里是功夫和禅宗的发源地,我和少林寺的僧人一起生活、训练了两年。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少林很忙》(American Shaolin)。许多混合格斗的拳手,包括顶级推广人白大拿都认为李小龙是“混合格斗之父”,于是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开始研究混合格斗这项运动,当我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拍地认输》(Tapped Out)时,我的朋友布伦丹·卡希尔(Brendan Cahill)建议我写一本李小龙的传记。

刚开始,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因为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本李小龙传记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唯一一本仍在加印的李小龙传记竟然是埃尔维斯·卡斯特罗(Elvis Costello)的前贝斯手在20多年前写的。

李小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著名的面孔。他在亚洲、俄罗斯、中东和非洲甚至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好莱坞已经拍摄了两部关于他的传记电影,包括2016年那部《龙之诞生》(Birth of the Dragon)。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上,他与猫王、玛丽莲·梦露、史蒂夫·麦奎因等偶像始终在前15名之列。然而,除李小龙外,近年来这些标志性人物都有自己的传记,几乎每年都有一本关于玛丽莲·梦露的书出版,史蒂夫·麦奎因的传记有六本之多。

这让我愤愤不平。李小龙是第一位主演好莱坞电影的华裔美籍男演员。他激励了数百万人学习武术。他理应有一本权威的传记来记录他那不平凡的生活和成就。于是,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

我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我查看了李小龙做过的每一件事;第二,找来所有关于李小龙的文章,详细阅读;第三,我亲自采访了所有认识李小龙并有意愿交谈的人。每个环节我都会做大量的笔记。最后,我把这些笔记按时间顺序整理汇总成一个文档。最终的文档有2500多页,多达100万字。

李小龙喜欢说:“在创作雕像的过程中,雕塑家不会总往主体上添泥加料。事实上,他在不断剔除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直到作品最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为止。”一旦我有了自己的泥土堆,我就需要开始雕刻,直到事实被还原出来。

这个过程共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在香港待了六个月,去洛杉矶和西雅图又待了两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采访过100多人,也拜访了很多朋友,他们在许多方面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见到并采访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和李小龙的遗孀琳达·李·卡德韦尔(Linda Lee Cadwell),她们非常慷慨地付出了自己的时间,跟我分享她们眼中的李小龙。然而,我应该事先说明,这并不是一本被授权的传记。除了这两次采访,李小龙遗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分析和结论仅是我的个人观点。

在李小龙研究领域,有五位资深的研究专家:香港的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和龙比意(Hong Kong Action Cinema);美国的戴维斯·米勒(The Tao of Bruce Lee)、大卫·泰德曼(Regards from the Dragon: Oakland)以及约翰·里特(李小龙藏书馆系列)。如果没有他们的善良、慷慨和专业知识,这本书不可能完成,他们为我指明了方向。大卫·泰德曼提供了多幅照片。约翰·里特对手稿进行了核实,令我感激不尽。

安德鲁·摩根对嘉禾往事以及李小龙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观点。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记者,无论我的问题多么琐碎、无聊,他都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约翰·柯克兰(John Corcoran)给我上了一堂非常棒的空手道寸止实战课。我对能够在玛丽安德尔湾(Marina del Rey)的丹·伊鲁山度学院内接受咏春拳的私教课感到兴奋。埃德·斯皮尔曼、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和汤姆·库恩向我详细介绍了电视剧《功夫》的创作过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斯特恩博士(Dr. John Stern)和《李小龙之死:临床研究》(The Death of Bruce Lee: A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作者邓肯·麦肯齐(Duncan McKenzie)为李小龙的死因分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医学专业知识。保罗·海勒毫不犹豫地把《龙争虎斗》的剧本原稿交给我抄录。乔· 托雷努埃瓦(Joe Torrenueva)为我理了一生中最好的发型,而且他向我收取的费用远比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要低得多。

约翰·里特所整理出版的李小龙藏书馆系列丛书对李小龙的研究学者和影迷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李小龙的私人信件和采访。对于他的工作,我深表感激。费艾斯·拉菲克(Fiaz Rafiq)的《李小龙对话录》(Bruce Lee Conversations)、保罗·柏克斯(Paul Bax)的《龙之门徒》(Disciples of the Dragon)、约瑟·弗拉瓜斯(Jose Fraguas)的《截拳道对话录》(Jeet Kune Do Conversations)都是对李小龙的家人、朋友和弟子的精彩访谈。似乎每位与李小龙有关系的人都出版了一本书来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杰西·格洛弗的《李小龙:咏春与截拳道之间》(Bruce Lee: Between Wing Chun and Jeet Kune Do)和水户上原的《李小龙:无与伦比的斗士》(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查尔斯·鲁索(Charles Russo)的《拂晨破晓》(Striking Distance)对李小龙在旧金山湾区的武术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我刚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对于传记的写法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李小龙传奇》(The Legend of Bruce Lee)的作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很好心地给了我一些建议。《史蒂夫·麦奎因:一位好莱坞偶像的生平与传奇》(Steve McQuee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 Hollywood Icon)的作者马歇尔·特里尔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帮我找出了几个我自己永远也想不到的采访话题。

我有幸在香港受到好友大卫·埃罗(David Erro)的热情款待。李志远带我步行参观了李小龙十几岁时经常打架的屋顶。龙比意很风趣,也很健谈,他对李小龙的点评比较独特。我的粤语翻译雪莉·赵(Shirley Zhao)现在是《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她的翻译对我帮助很大。张钦鹏很有道家高人的风范。泰德·托马斯差点让我被香港俱乐部拒之门外——我欠他几杯酒。香港李小龙会的会长黄耀强带我逐一走过李小龙在香港生活过的地方,他是一位伟大的导游。《南华早报》的薇薇安·周(Vivienne Chow)对香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大块头迈克·利德(Mike Leeder)帮我联系了蔡和平(Robert Chua),他是《欢乐今宵》的前制作人,我对他有过几次很重要的采访。李秋源对家族历史很了解,她和弟弟李小龙一样,性格直爽。丁珮一直带我出去吃昂贵的午餐,而且从不让我付钱。我能见到邹文怀,实在是太棒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称呼他为“笑面虎”了。洪中治介绍了一些圣芳济书院的老校友给我。喇沙书院的校史研究者黄嘉为(Mark Huang)不但为我安排采访李小龙的喇沙同学,甚至在我不得不离港后,还代我继续完成这些采访。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当时采访过的几个人先后去世了。安德鲁·摩根喜欢开玩笑,他说:“你写得那么慢,等你完成时,我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很高兴能够与凡·威廉姆斯交谈(1934—2016),他对《塑造加藤》那一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非常想念弗雷德·温特劳布(1928—2017)。每当那些好莱坞人士婉言谢绝我的采访时,弗雷德·温特劳布会直接打电话给那个人,大声喊道:“去跟那个孩子聊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造访曼哈顿,带我出去吃午饭,“孩子,”他说,“你想过当导演吗?”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布伦丹·卡希尔,是他让我动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并在它陷入困境时予以援手,拯救了它。我的第一位出版人“野兽比尔”辛克(“Wild Bill” Shinker)也功不可没,因为是他签了这本书。感谢我的现任编辑肖恩·曼宁(Sean Manning),是他在我快要放弃时,激励我继续写下去,他的热情非常富有感染力。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经纪人乔·维尔特(Joe Veltre)为我出谋划策,提供了正确、可行的意见,特别感谢。

最后,感谢我天使般的妻子爱姆(Em),感谢她的包容,感谢她的耐心,千言万语,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当我情绪低落时,是她鼓励我;当我情绪冲动时,是她提醒我。我的每一页手稿,她都用红色钢笔反复批注过。没有她的协助,我完不成这本书。我保证,亲爱的,明年我会照看孩子的。

马修·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