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长生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张汤死,是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的冬天,但酷吏政治方兴未艾,下一年,一直阻力重重的告缗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6。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当然,被举报的人会试图申诉,受理这些诉讼的,是张汤之后最会当官的酷吏杜周——所以后来他也被班固从《酷吏传》里抽出来单独立传了。

杜周的作风,是凡事顺承皇帝的意旨,而经常不理会法律,不像张汤那样还喜欢“辅法而行”,做成符合程序的样子。有人指责这件事,杜周就说了一句后人讲中国法律史根本绕不过去的话:

三尺37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法律是哪里来的呢?以前君主所规定的就是法律,在位的君主所规定的就是诏令。令早晚会变成律的,与时俱进罢了,那么推崇古代的法做什么呢?38

杜周这么看重皇帝的意思,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

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那段时间里,御史大夫、廷尉手下的大小官吏,都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国家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财富以亿计,还有奴婢成千上万。大一点的县,朝廷抄没了数百顷土地,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这些都需要他们去统计、管理,工作量肯定暴增,过劳死的想必也一定是会有的。

当然,好处也是很大的。杜周和张汤还有个微不足道的小区别,就是他很贪。刚走上仕途的时候,他只有一匹马,还辔头鞍鞯都配不齐,现在却家资上亿(巨万)了。上行下效,官吏们这段时间的忙碌,大约就是所谓幸福的烦恼吧。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就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的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

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现在,大汉的诸侯王都知道闹独立是痴心妄想,更不用说郡县是必须听命于朝廷的,所以这个臣服礼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地方上的贡品千里迢迢运送到中央来,中央往往也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明明就是巨大的浪费。

这种情况下,恪守传统的儒生大概会“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坚持继续折腾下去;务实又勇于改革的官员,则可能倾向于叫停这项浪费。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

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

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允许商人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

写到这里,基调一直抑郁低回的《平准书》里,仿佛突然亮起一道正能量的闪电。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历数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货币重量究竟该是多少?国家规定反复无常,每次都是对民间财富的收割。

算缗、告缗毁掉了大多数“中民之家”。

盐铁国家专卖导致这两项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质量却断崖式下跌:政府出售的盐,往往“苦恶不可食”;朝廷鼓铸的铁器,规格单一,不能满足民间多样化的需求,质量也极其糟糕,最差的竟至于“割草不痛”,草都割不断。

对商人的车辆和大船征税,导致物流瘫痪。

均输和平准相配合,意味着官府可以强行压低价格采购价值很高的东西,又可以随意抬高价格强迫民众购买价值低劣的东西。

汉武帝还向未成年征收人头税,结果导致贫困人家“生子辄杀”……

汉兴七十余年,培养出一个富裕阶层,现在朝廷消灭了富裕阶层,实现了共同贫困。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谁说汉武帝推崇儒家,只是装装样子呢?

尽管如此,说汉武帝“益赋”,仍然是无耻的斓言,必然被如下真相狠狠打脸:因为这里“赋”当然特指田赋,今皇帝仍然秉承孝文皇帝以来“三十税一”的老传统,确实是没有增加。

“天下用饶”也是事实。汉朝的制度,本来是两个财政机构并行,大农令掌管国家开支,少府负责“养天子”。现在,由于朝廷收入暴增,汉武帝为更有效率地支配这笔钱,又增设了第三个财政机构——水衡。有学者曾经试图加以辨析,少府和水衡都是“天子私藏”,功能上究竟有何不同,实际上也可能只是:少府作为一个存在已久、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和潜规则的机构,汉武帝觉得不好管理而已。

新增加的收入不但承担各种开拓战争的开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用于奢侈性消费。天子的苑囿上林苑,由于天下珍奇都汇聚而来,无法容纳,所以大规模扩建。有一组工程如此展开:

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这时候,消灭南越的战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展水军势在必行。本来,这笔军费当然应该发放到齐地或东南的沿海地区,还有邻近南越的南国水乡。但大笔经费就用在上林苑里,也就是开凿昆明池。但理论讲,仍然是出于军事目的,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更直白地表述,就是为消灭广东的割据政权,在西安地区训练水军39。

为了皇帝能够更好地视察水军训练状况,所以昆明池周围,要修建许多观景建筑,这就是“列观环之”。

昆明湖据称三百三十二顷,湖上楼船上百艘40。楼船高达到十余丈,即二十多米,上面再张挂旗帜。一般矮小的观景台,视线很容易被遮蔽,无法纵览这番壮丽的景象。而且,汉武帝希望在长安城里,仍然可以看见气象巍峨的楼船。

“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于是汉武帝很感慨,又追加投入,在未央宫里,兴建了也许高达百米的柏梁台。

“宫室之修,由此日丽”,这之后,兴建各种奢华宫殿的工程,也就不断上马了。司马迁没有罗列宫殿的名字,但我们知道的就有长安城里的北宫和明光宫,还有“千门万户”过于恢宏壮丽、长安城已经容纳不下的建章宫,它在汉长安城以西,通过“飞阁辇道”跨过城墙,和城内的未央宫相通41。

当然,这些宫殿不会是空着的。汉武帝的后宫人数也创造了纪录:刘邦、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据说“宫女不过十余”,现在却“多取好女至数千人”42。

这一环扣一环的投入,说起来一开始都是为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军事目标。司马迁似乎只是平实记述,没有作一句评论,但讥讽之意,深入骨髓。

挪用海军的钱修园子(尤其是池水的名字始终叫“昆明”),很容易引起一些联想。不过最根本的区别是,汉武帝的开拓战争进展顺利,东越、南越相继被收归版图,这似乎在给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提供依据:只要国力强盛,君主奢侈不是问题。

所以对汉武帝而言,这就是真正的盛世。而包括司马迁在内,随侍的郎官们都很清楚,所有的宫室、美女、财宝都是小事,只要需要,皇帝可以抛弃这一切就像扔掉一只破鞋(“如脱屣耳”)。

对皇帝来说真正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成仙长生。

皇帝的身体与方术

汉代是一个笼罩在迷信空气里的时代。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

这一层,从汉人留给我们的书籍总目就可以看得出来。西汉末的学者曾对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大整理,总计分成了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

这是汉代书籍的六分法,和后来经史子集的分类不同。很容易发现,后世蔚为大观的史部还不存在(司马迁的《史记》被安置在六艺这个分类下面,当作从属于《春秋》的著作)。以今天的标准看,讲天地的术数,讲人体的方技,绝大多数都属于迷信活动,占掉了六大类里的三分之一。看作品数量,方技书里因为包含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养生学乃至长生之术,尤其深受欢迎,以至于汗牛充栋、车载斗量。

汉武帝就是这些养生学的狂热爱好者。一来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许多都相信这个,他就生活在迷信空气浓度最高的地方;二来人如果生理上面临一些不由自己控制的困境,就容易迷信一些超自然的力量,越是贵为至尊,越是如此。

汉武帝二十九岁的时候,第一个儿子刘据才出生,在普遍早婚的社会里,这无疑是非常晚的。在此之前,皇帝不能生儿子的问题,至少在权贵之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刘据出生之后,汉武帝却一发而不可收,又有五个儿子降世。

这个情况在有现代医学常识的今人看来也许毫不稀奇,但在汉武帝那个时代,人却很容易倾向于接受某种神秘性的解释了。

汉武帝活了七十岁(六十八周岁),当时无疑算长寿之人,但元狩五年(前118年)三十九岁的时候,他却得过一次几乎致命的病,而此前一年,他杀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方士。这两件事之间很容易被建立起联系,以至于后来汉武帝又开始思念这个方士,并对外宣称说那人不是他杀掉的,而是吃马肝死的。

我们也不妨做一个随意的联系,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刚刚做上丞相的李蔡被迫自杀,理由是侵占汉景帝陵园的土地。而汉朝是有皇帝遇到麻烦,通过巫术转移到丞相身上的传统的。

后来汉武帝终于病愈,至少形式上,靠的是在寿宫祭祀神君获得的护佑。

所有这些事,都让皇帝越来越相信方士的超能力。

皇帝还在服用汞含量超高的丹药,性情变得越来越易怒、暴躁、焦虑、多疑,以及极度恐惧死亡,所以皇帝也越来越焦虑地寻求不死的办法。

这给了天下方士和巫师无数行骗套利的机会,为酬答他们,汉武帝出手毫无节制,比如赏赐一个叫栾大的方士,一次就是“金万斤”,也就是一亿钱,足够四十万汉军将士一个多月的口粮开支。汉武帝说,如果能够像传说中的黄帝一样乘龙上天,“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当然也就不介意像扔掉一只鞋子一样,把自己和卫子夫所生的大女儿嫁给栾大。

“卫长公主”嫁给方士的消息传播出去,感到受伤最深的应该是匈奴单于,毕竟这么多年来,汉朝嫁给匈奴的都是宗室女而不是真正的公主。

司马迁瞧不起方士,提到他们语多讥讽。其实汉武帝也知道他们大多都是骗子,但又总是存着万一的指望,所以不断杀掉一批,然后又引用新的一批。而骗术哪怕只是短暂的成功,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也足以使无数方士冒死一试,从这点来说,最拙劣的骗子也比皇帝勇敢得多。

泰山封禅

另外一种求长生的方式,司马迁的看法就不是单纯批判,情况复杂起来。

那就是封禅。

司马迁可以用不屑的语气说,汉武帝极其神秘地供奉起来的神君,“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但说到封禅,他就不能是这样的态度。这是父亲司马谈心目中最神圣的事业,挖苦封禅,也就是冒犯自己敬爱的父亲。

此外,司马迁极为喜爱的前辈文人司马相如(因为要把司马相如的杰作都收录进来,《司马相如列传》弄成了《史记》列传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封禅的热烈支持者。司马相如免官后住在茂陵,后来他病危的消息传到宫中,作为一个拥有第一流文学敏感的皇帝,汉武帝知道其作品的价值,立刻派人去接收以免散失。结果司马相如的妻子告诉汉武帝的使者,这些年来司马相如有了作品,立刻就会被人取走,只有一卷书,是单独留给皇帝的。

这卷凝结着一代文豪最后心血的作品,谈的正是“封禅事”。

当然还远远不止是他们。“措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皇帝能够举行封禅大典,简直是大汉知识阶级的共同梦想。

到泰山顶上祭祀上天,叫作“封”,在泰山下的某个小山丘祭祀地,叫作“禅”。连起来就是所谓“封禅”,这是盛世的标志。

泰山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算不得突出,但是唯有它耸立于华北平原,齐鲁青未了的辽阔原野上,显得异常高峻。儒生们对孔子的话当然都耳熟能详:“登泰山而小天下。”

很可能,后来仰望泰山的儒生在此基础上,发明出圣王创造了盛世,一定会到泰山顶上封禅,向上天汇报成功的传说。这些传说迅速被铺陈为古老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封禅泰山的帝王,理所当然是黄帝,据说封禅泰山的古代圣王有七十二位之多。

当然,光靠这些让人不明觉厉的圣王还不够,还需要用一个更具体可感的人物,作为失败者来说明封禅泰山的门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只是达到这种水平,是没有资格封禅泰山的。

齐鲁是当时天下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军事上被秦国征服之后,很快就反过来用文化征服了秦始皇的心:一是封禅泰山,二是寻找海外仙山与长生不死药,这两个设定让千古一帝心驰神往意乱情迷。

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具体情形很快成了一个疑团,不过秦朝既然二世而亡,他封禅遇到了大雨,表明上天并不认可他,这个说法很快成为儒生们的共识。

现在,汉武帝也对封禅和求仙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这两件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求访仙人是为长生不死,封禅也是向上天祈求这个待遇。一个齐国人丁公说得非常直接:“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这个丁公据说有九十岁,九十年前齐地还没有像样的户籍制度(有档案也早毁了),所以这种长寿老人特别多,自称九十岁还算其中特别低调的。

筹备封禅是一个漫长而浩大的工程。据说汉武帝一即位就有此打算,可惜先是被窦太后打压,后来又忙于各种具体事务,就耽搁下来了。但司马迁做郎官的这些年里,可以明显感受到皇帝封禅泰山的心是越来越热切了。当然也不仅是皇帝,传说中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是周成王,距离此时已经九百余年。既然秦始皇封禅只能算失败的记录,那么,汉代士人们大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旷绝千年的盛典。自己生逢一个如此伟大的时代,岂不与有荣焉?

配合着所有人的期待,各种祥瑞的征兆也及时出现。

首先是汉武帝在雍地郊祭的时候,获得了一只奇怪的动物,长得像鹿,却只有一只角,有关部门查证大量文献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麒麟。”

《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个结论,自然是赞颂汉武帝是真正圣明的帝王。

一个叫终军的年轻小官立刻抓住机会,发表了一番议论,他用华丽而铿锵的文字,把此前汉武帝的功业综述了一遍,认为这只麒麟是上天对皇帝的奖励,意味着汉朝将从伟大的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于是建议,应该“发嘉号于营丘”,营丘指齐地,正是泰山所在,“发嘉号”指的正是封禅。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终军的这篇美文,是因为班固在《汉书》中收录了它。当时终军的职务是谒者给事中,和司马迁同属郎官系统。但司马迁对这位同事的表现不置一词,只是冷冷提到那只动物“盖麟云”,可能或许好像是个麒麟吧。

几年后有了新的重大发现,汾阴地方有个巫师看见地面出现奇怪的沟壑,于是挖出了一只大鼎。这只鼎大得异乎寻常,有精美奇异的花纹,却没有铭文落款。巫师找来当地的小吏,小吏汇报给地方,地方上报到朝廷,天子高度重视也非常谨慎,派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确认其中“无奸诈”,这才下诏把这只鼎运到甘泉宫来。

鼎象征着天子的权力,更重要的是鼎被认为和天子的德性高度相关。如著名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以当时楚国的兵威,摧毁天子的洛阳城就像敲碎一只鸡蛋,为什么他会被天子的使臣一番高论折服呢?因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鼎是有灵性的,德性不够,光靠强力没有办法移动它。

最近一百年来,关于鼎的最重要传说是:秦始皇灭掉周朝,但并没有得到全部周鼎,最重要的一只鼎失踪,自投于泗水。秦始皇为打捞它耗费了海量人力物力,却一无所获。

考虑到大汉的太祖高皇帝刘邦正是泗水郡沛县人,这个传说的寓意可谓昭然若揭。但是一直以来,大汉也并没有得到这只鼎。鼎被认为有神秘的瞬移能力,它究竟去了哪里,也是未知之数。而现在这只鼎终于出现了,这不正说明因为今皇帝的伟大功业和德行,大汉才真正得到上天的认可了吗?

于是无数儒生和方士都开始了自己的表演,最重要的是有个叫公孙卿的方士提出,当年黄帝就是得到了宝鼎然后去泰山上封禅,这才成仙上天的,所以“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这个说法连汉武帝身边的宦官所忠都觉得过于荒诞不经,拒绝上报给汉武帝。但公孙卿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

公孙卿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知道越是神奇的说法,打动人越靠细节。他说,黄帝铸成了大鼎,上天派龙下来接他。黄帝骑上了龙,黄帝身边的人也想跟着一起上天,纷纷爬到龙背上,地位低微的宦官没了位子,就拉着龙的胡须。结果龙起飞的时候,胡须被拉断,小宦官掉下来,只好抱着黄帝的弓在那里哀嚎——不知道他加入这样一个细节,是不是顺便报复拒绝为他打开富贵之门的所忠。

汉武帝被公孙卿的说法迷住了。司马迁则冷冷看着这一切,并在《史记》中记录了两个细节:

第一,几十年前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欺骗了汉文帝,说汾阴有“金宝气”,周鼎会在那里出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挖出来就骗局败露,新垣平被汉文帝处死。而现在汉武帝发现宝鼎的地方,正是汾阴。

第二,《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就写得明明白白:“黄帝崩,葬桥山。”了解汉武帝时代的氛围才能体会,司马迁写下这六个字有多么耿直。

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一年,举行封禅大典的日子终于到了。但就像当初秦始皇封禅一样,仪式该怎么举行,儒生、方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封禅已经被叠加了两个功能:向上天汇报盛世和祈求长生。儒生重视前一个而反对后一个,方士不反对前一个但无疑更重视后一个。而具体怎样汇报盛世,怎么祈求长生,儒生和儒生之间,方士和方士之间,也完全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

当专家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就需要政治家来做决断。这个时候汉武帝拿出了魄力,决定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封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被逐出随行队伍,大概也正是在这个关头。

封禅典礼最终分为公开和秘密的两部分。公开部分盛况空前,皇帝的自我评价十分谦卑,“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又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如赐予民众牛和酒,慰问孤寡老人,免除泰山附近地区租税,大赦天下等等。秘密的部分则是汉武帝带着他最宠爱的人、霍去病的儿子霍嬉从泰山南面登上绝顶,第二天又从北面下山,“其事皆禁”,这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

唯一肯定的是,霍嬉下山之后,突然暴病,一天后就死去了。有些东汉人的著作里说,这是因为那个晚上上天显得对霍嬉比汉武帝更加垂青,引起了汉武帝的猜忌。这些说法大概也不是东汉人发明的。从情理上讲,这么秘密而诡异的事一定会立刻引发很多谣言,东汉人还在讲,是体现了谣言的生命力。

但性质这么严重的话题,即使是司马迁也不会形诸文字了。他只是记录道:“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封禅过程非常顺利,比秦始皇成功体面得多。

司马迁对封禅确实情绪复杂。和汉代的众多读书人一样,他也相信封禅是一件盛事,但他看不惯封禅过程中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也有点怀疑当今这位皇帝的封禅资格,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个人追求长生。

但是,汉武帝另外还有一种求长生的方式,司马迁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中仅次于写《史记》的事业。

太初历

汉武帝把封禅泰山的年份定在自己即位的第三十一年,显然有深刻的用意。

汉武帝开创了一个特别的传统,即六年改元一次,并根据“天瑞”(也可能利用其他因素),给这六年起一个年号。

第一个六年叫“建元”(前140年-前135年),表示使用年号的开始。

第二个六年叫“元光”(前134年-前129年),因为天上出现了彗星,所以叫元光。

第三个六年叫“元朔”(前128年-前123年),可能是因为这六年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经营朔方郡,也可能是因为这期间出现了“朔旦冬至”这个难得的历法现象43。

第四个六年叫“元狩”(前122年-前117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麒麟。

第五个六年叫“元鼎”(前116年-前111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出土那只大鼎。

第六个六年叫“元封”(前110年-前105年),第六个六年的第一年,汉武帝封禅了泰山。

直到此时,汉朝仍然使用秦代的颛顼历,而秦朝最重视的就是数字六。六六三十六之后,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司马谈于元封元年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成为太史令,实际上在正式接手父亲的职务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太史令的工作,即修订历法。

到元封七年(前104年)的年初,司马迁瞧不起的大忽悠公孙卿居首,司马迁尊敬的前辈学者壶遂其次,司马迁本人第三,他们联名上奏汉武帝,提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

这个合作大概说明,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时候,为确保成功率,多大的分歧都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司马迁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作为学术后进,他再认为公孙卿不学无术,这时候也只有忍了。

复杂的流程之后,新的历法被采纳,这一年改元太初。从此,汉武帝四年改一次年号而不再是六年,每年的第一个月,也终于变成了我们习惯的一月份而不再是十月。

司马迁他们编定的新历法成就很高,但汉武帝最关心的始终是这一点:

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

这个地方,历代注释者的意见非常统一,“合而不死”的意思,就是通过修订历法而成仙长生。

正如动机良好不见得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荒唐的动机也可能成就许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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