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李陵

司马迁自称《史记》写到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为止,但实际上并不绝对。之后的事仍然偶有记录,只不过往往简单而凌乱,像是在已经完成的稿件后,临时补上几支竹简。

譬如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只在《匈奴列传》里简单提及;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的孙子李陵的部队没于塞外,《史记》里也只有寥寥二三百字。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史记》却写得如此简单,那这件事,主要就只能通过班固的《汉书》来了解了。

浚稽山的悲歌

班固是所谓“正统史学家”,这个说法肯定不错,但若是因此认为他只会简单地高唱颂歌,说大汉的皇帝就是好,叛徒就是坏,那就太低估班固的复杂性和才华了。

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这件事,是汉家的痛点。应该怎么叙述这件事呢?

班固告诉我们,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50,侍中意味着工作地点在宫禁之内,就是说李陵在汉武帝身边成长起来。班固还告诉我们,李陵的好朋友,包括霍光和上官桀,这两个人都是汉武帝晚年最信任的人。也就是说,李陵的朋友圈,也正是和汉武帝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小圈子。

汉武帝很欣赏李陵,认为他有李广之风。这句话当然也是在告诉读者,汉武帝当年也并非不赏识李广的才气。汉武帝几次让他率兵出击,李陵的表现也都不错,当然这段时间里汉匈无大战,所以也没立什么大功。

终于到了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击在天山活动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押送辎重。

但李陵得到汉武帝接见的时候,主动提出:

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

臣所率领的屯边士兵,都是来自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材剑客,拥有扼住老虎的力量和精准致命的射击技术,希望独立带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去分担单于的攻势,不让匈奴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

汉武帝看出李陵的想法,知道他不愿意从属于李广利。但是提醒李陵,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自己已经没有骑兵再分拨给李陵了。

这当然也是实情。天汉二年距离远征大宛胜利仅仅两年,汉朝自己的马几乎消耗殆尽,大宛马是珍贵的种马,这时还不能派上前线。但李陵毫不畏惧,称自己不需要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这雄壮的气概打动了汉武帝,但是他仍然觉得过于冒险,于是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中途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一员老将,当年曾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平定南越,羞于做初出茅庐的李陵的后援——另外,路博德是出身于霍去病兵团的两位将军之一,对李广的后代是不是本来就有些瞧不上,也很难说。

于是路博德上奏说,现在是秋高马肥,不宜和匈奴作战,我希望和李陵等到来年春天再出击,各带五千骑兵,一定可以生擒单于。

路博德这个建议也不能说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非常合理:秋天是匈奴战斗力最强的时候,春天出击对汉军则最为有利。因为整个寒冬里,匈奴人和他们的马匹、牛羊都只能获得仅能维持生存的食物,开春时最为羸弱。而且那时候匈奴人最急于获得丰美的水草,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也最容易判断。

当然路博德还是强调了,出击匈奴必须用骑兵。但这份上奏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是李陵出尔反尔,教路博德这样说的。于是交给路博德另外一个任务,而让李陵立刻出击。

于是李陵带着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了。从后文看,这五千人都是真正的战斗力量,实际李陵所部不止五千:还包括一定数量掌管文书的“军吏”,以及大批押送车辆的“徒”。

向北行进了三十天,到浚稽山扎营。浚稽山是匈奴的重要据点,学者们推断,它应该是今天杭爱山脉东端的某山。这里和居延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公里。一支携带着往返辎重——包括至少六十天的食物,足够的饮用水,以及大型弓弩和巨量的箭矢等的步兵,这个进军速度相当可观。

李陵把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画成地图,派麾下的骑士陈步乐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军情。汉武帝非常高兴,还拜陈步乐为郎。与此同时,李陵遭遇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

李陵用随军的车辆结成营垒,自己率领士兵在营外布阵:前排拿着戟和盾,后排持弓弩。其实这正是当年卫青漠北决战对匈奴的战术,区别是李陵的人数更少,而且只有步兵。

既然没有骑兵,那就不可能像卫青那样和敌人打对攻,突出在营外的步兵,在匈奴人眼里自然是待宰的羔羊。匈奴人信心满满地冲击李陵的营垒,但是这种信心迅速和他们的身体一样被汉军的弓弩射得千疮百孔。

根据汉、匈弓弩性能的差异,很容易推想出这样的画面:汉军还没有进入匈奴人的射程,汉军第一波凶狠的箭雨就让冲锋在前的匈奴人纷纷落马;匈奴人终于射出自己的第一支箭,但击中汉军的盾牌就像被掸落的沙尘,而汉军的又一波箭雨已经呼啸而至。

李陵反击,匈奴人丢下数千具尸体,败走上山。

单于亲自攻击汉军的一个年轻将领,三万人对五千人,骑兵对步兵,打成这个样子,当然不能甘心,于是左右增兵,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攻击。

众寡如此悬殊,李陵只能一边作战一边向南撤退。匈奴多次损失几千兵力。有一天李陵发现,为什么我击鼓的时候,士气有些衰落了呢?难道是我的军中有女子吗?于是开始搜查,果然发现了女人。征西域以来,关东地区民不聊生,有人铤而走险,也就成了“关东群盗”。他们的妻子也就作为罪犯家属成为官府的资产,分配给了戍边的将士。这次出征,有人把女人藏在车里。

女人浪费宝贵的军粮,消弭军中的士气,当然绝不可留。李陵亲手挥剑把这些女人一个个杀死。果然,第二天军队的战斗力来了一个爆发,“斩首三千余级”,显然,不是靠弓弩而是靠肉搏才能取得这样的战绩。

这时李陵的军中也几乎人人都受了伤,于是“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不抛弃战友,伤最重的躺在车里;勉强能行动的管控车辆;轻伤者继续拿兵刃作战。

李陵巧妙地利用山谷、丛林,以及湖畔的芦苇荡等地形,限制骑兵的机动优势。匈奴人也很聪明,曾在上风处放火想把李陵逼出来,但李陵立刻主动放火烧出一个隔离带,让匈奴的阴谋破产。

这时,李陵终于从匈奴俘虏口中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单于已经越追越恐惧,这样一支人单势孤的步兵,凭什么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和我力战这么久?莫非是想把我吸引到汉朝边塞,然后围攻我吗?而匈奴的贵族们说,单于亲自率领几万骑兵不能消灭几千汉军,以后就再也无法治理匈奴人了。前方还有四五十里的开阔地带,正好发挥骑兵的优势再猛攻一次,要这还不能成功,就撤兵。

也就是说,只要撑过这四五十里,就安全了。李陵全军上下,应该都精神一振。于是又是一天数十合的激战,又杀伤了匈奴两千余人。但就在单于要撤兵的时候,李陵军中出了叛徒。

这个叛徒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满,把李陵的军情全部泄露给了单于:伏兵,不存在的;李陵军中的箭矢,也快用尽了。也就是说,汉军劲弩——这个匈奴人的噩梦一快要失去威力了。

于是单于放胆全力进攻,匈奴军队截断李陵的归途,又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抢占了全部有利地形,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李陵的部队当然也竭力还击,班固在《汉书》中又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日五十万矢皆尽”。

李陵麾下的战士此时已不足五千,但仍然超过三千,也就是这一天每个人射出了一百多支箭。有现代学者换了一个角度进行计算:汉代的箭镰每只重量不低于十七克,五十万矢意味着光是打造这些箭镞,至少需要用掉8.5吨的铜或者铁。

如果都以铜计算,汉代铸造铜钱平均每年用铜816.7吨,这一天射掉的铜,就超过了全年的1%;如果都以铁计算,汉代的生铁产量现在没有数据,但肯定不会超过唐代,唐代的生铁年产量也不过1200吨,意味着这一天射出去的铁达到唐代生铁日产量的258%51。

这些数字当然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班固脑海中也没有这些数字,但“五十万矢”也意味着一笔巨资,稍稍了解当时军事的人,却都是非常清楚的。而李陵这次出击携带的箭矢总数,必然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班固强调这个细节,自然也是告诉读者,李陵所部如此精锐,不仅是他本人的精心调教,也离不开汉武帝的巨额投入,这绝不是一支被皇帝故意抛弃的军队。

箭矢已经用尽,车阵已经残破,战士还剩下三千余人,运送物资的“徒”斩下车子的辐条当武器,军吏则拿着本来用于刮去竹简上错字的尺刀加入了战斗。但所有人终于还是被迫入山谷之中,而匈奴人占据了周围的高地。

天黑了下来,李陵换上一身便衣,让所有人都不要跟着自己,想孤身混入匈奴军营,去刺杀单于。良久之后李陵回来了,长叹说:“兵败,死矣!”

有军吏劝说李陵,可以先投降匈奴,以后再设法逃回,汉朝有这样做而成功的先例。李陵让他住口,说:“吾不死,非壮士也!”

于是斩断了所有旌旗,把珍宝埋入地下,李陵又一次长叹:“如果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李陵知道,明天天亮之后,已经没有足够武器的汉军只能束手就擒,所以让全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散逃亡,能回去几个是几个。于是每个人带着两升干粮,一大块冰,约定在边境的障塞相见。

于是击鼓让士兵们起来,但是鼓没有发出声音。李陵和校尉韩延年上马,带着十多个壮士突围。匈奴数千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无面目报陛下!”于是向匈奴人投降。

这时候距离汉朝的边塞只有百余里,大汉的亭障,已遥遥在望。

可能是因为李陵吸引了匈奴人的全部注意,为其他人赢得了一些空间和时间,最后有四百多人逃回了汉朝。显然,这些人详细汇报了李陵兵败的经过,被军吏记录下来送到朝廷。班固正是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写下了李陵的传记。司马迁没有写什么,但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的时候,依据的无疑也是这些记录。

苏武光辉下的阴影

班固详写李陵之败,利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文学加工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加工的用意是美化而不是丑化李陵。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被班固写得精彩纷呈。尤其是班固无疑深谙编剧技巧,李陵能否成功脱身?他总是不断给读者看见希望的曙光,然后又无情地熄灭它。最终,李陵那句“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堪称中国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心痛的台词。

即使换司马迁来写,大约也不会更感人了。

那么,班固是在指责汉武帝,认为是皇帝导致了李陵兵败吗?同样也没有。汉武帝一开始就考虑周详,既赞赏李陵的勇武,又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危险,要不是路博德的奏章造成疑虑,本来不该有任何问题。

这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误会。不幸的是,误会还在继续。

汉武帝对李陵的期待,确实比别的将领更高,毕竟,这是个“少年侍中”,在自己眼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刚开始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时,汉武帝非常愤怒,但愤怒慢慢也就平息下来。他甚至有点自责,当初李陵出塞时,就应该派路博德去接应,坏就坏在不该跟路博德把任务说得太清楚,“得令老将生奸诈”。要是路博德不知道自己是给李陵打后援,大概也就去了。

汉武帝开始考虑,李陵是不是假投降,还在图谋大事。所以他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设法接李陵回来。但公孙敖这个人,简直是陇西李氏命中注定的灾星。

公孙敖人不错,但能力非常平庸,只是年轻时做对了一件事:救过大将军卫青的命。卫青是个感恩念旧的人,一直非常照顾他。卫青带公孙敖立下军功,让他封侯,公孙敖因为自己的无能很快就把侯爵丢掉了,卫青就带公孙敖再次去立军功。

那件事非常有名,和匈奴大决战之前,卫青为了给公孙敖安排一个更好的位置,把李广调开,最后导致李广自杀。

现在,李广孙子的命运又交到了公孙敖手里。

公孙敖出击无功,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我抓到俘虏,他告诉我李陵在为单于训练军队,所以我才一无所获。”

这下汉武帝真的愤怒了,他杀了李陵的母亲、兄弟和妻子、儿女。李陵的坏名声传播开来,从此陇西的士大夫,提起李氏都感到羞耻。

后来,汉朝的使者到匈奴,李陵愤怒地质问他:“我为了汉朝率领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救兵才失败,我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地方,要杀我全家?”使者说:“因为汉朝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李陵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李绪,不是我!”

李绪是另一个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于是可知,公孙敖倒也不是诬陷,他确实是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愤怒的李陵杀了李绪,但从此也绝了回汉朝的心思。不过他也不和匈奴单于在一起,常在外面独立行动,好像是草原上的一匹独狼。

总而言之,班固讲述了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了悲剧。

显然班固很清楚,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李陵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上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也会显得皇帝毫无识人之明。把李陵塑造成悲情的形象,反而对维护皇帝也是有利的。

所以直到今天还有史家读过《汉书》这一段,就相信班固的记录是“客观可信”的,而不像司马迁那么情绪化。

更能展示班固修史才华的,还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而是史料的组合。讲完李陵的故事之后,班固紧接着推出了苏武,这两个人的生平,被放在了同一篇传记里52。

李陵兵败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本来意在和谈,却莫名其妙被卷入一场政变之中。从此,苏武被匈奴羁押,受尽艰辛磨难,然而苏武终持汉节不改。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去见苏武。直到许多年后,单于让李陵去劝降苏武,两个人才终于见面。

这种劝降的套路,当然是先否认自己的意图,慢慢叙旧,说到动情处,再把要苏武投降这个目的说出来。但李陵没有这样做,他身上仍然闪耀着军人的锐气和磊落,他一开口就说:

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

单于听说我和子卿你素来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你归降。抛开别的想法,听我说吧。

在此之前,如卫律那样的匈奴权贵,劝苏武归降的办法无非是威逼利诱。李陵不说这些,他说苏武的家事。

苏武的哥哥,扈从皇帝的车驾,因为不小心发生碰撞折断了车辕,被定为大不敬的罪,只好拔剑自刎,朝廷的抚恤,不过赐钱二百万用来下葬。

苏武的弟弟,奉诏去抓捕一个骑马的宦官,因为抓不到,就畏罪服毒自杀。

言下之意是,汉朝对你苏家好吗?你那么忠心耿耿,你觉得值得吗?

李陵又说:“你出使匈奴不过一年,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还是我送葬到阳陵的。你的妻子年少,听说已改嫁了。你的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所以,你苏武即使能够回到汉朝,也没有亲人了。于是李陵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李陵又说起了自己,说自己刚投降的时候,“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又挂念老母的安危,他不相信苏武不愿意投降的心理更超过自己。可是李陵要问,现在的汉朝是个怎样的汉朝啊!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

皇帝年纪大了,法令变更无常,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几十家,人人惶惶不可终日。子卿你觉得忠于这样一个皇帝,还有任何意义吗?

最后李陵说:“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他好像也不是来劝降苏武的,而是胸中十多年的积郁,要一吐为快。

班固能够把李陵的台词详详细细写下来,归根结底,是一种泱泱大国的自信。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总有人是被亏欠的,要让受委屈的人说话。

然后,苏武开口了: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洗不了的地,就不要洗;哪怕是沾满血污的大地,里面也有你的根。我不必跟你讲纷繁的事实,复杂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李陵被苏武的忠诚震慑住了,他感叹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

李陵觉得无颜再见苏武,后来只和苏武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告诉苏武汉武帝已经去世的消息,苏武向南号哭,呕出血来。再一次就是汉昭帝时代,复杂的交涉之后,匈奴终于同意放苏武回汉朝,李陵来给苏武送行,也是诀别。

这时候李陵又一次想起,如果不是汉武帝杀了自己全家,自己在匈奴举大事,也可以光荣地回去,但现在一切都如同一场梦罢了。李陵对苏武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这话里包含着痛悔、遗憾、羡慕、景仰……无数情绪交织在一起。

终究,没有任何伟业,是可以和做一个忠臣相比的。这句话出自李陵之口,比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有震撼性和说服力。

这就是班固的春秋笔法:允许不同的立场都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作为宣传阵线上最优秀的战士,班固对李陵事件的写法,堪称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课。

“沮贰师”

对司马迁来说,相比李陵的表现,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

《报任安书》是多年以后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自己卷入李陵事件的经过。梳理下来,司马迁开口为李陵辩护,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欣赏李陵。司马迁说,自己和李陵没什么交情,做郎官的时候,和作为建章宫监的李陵工作地点相近,认得而已。但司马迁承认,自己对李陵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有“国士之风”。李陵兵败,逃回来的士兵对战场情形的口述实录,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显然也读到了,这些内容又和他对李陵的零碎记忆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有这个印象:司马迁是很容易被英雄气概激励感染的人,所以他这时候的精神状态很可能是既热血沸腾又悲歌慷慨,也就很有说话的欲望。

第二,他看不惯群臣。开始李陵的捷报传回来的时候,“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大家拿着酒杯,向汉武帝庆贺,那时候当然都在说李陵的好话。现在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大臣们不知所措,很多人还落井下石,斥责李陵坏。读过《史记》的人又都会有这个印象:司马迁最痛恨见风使舵,见不得世态炎凉。司马迁还说:“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司马迁大概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经常有人骂他是嘴炮,而在他眼里,和李陵相比,这些官员才是嘴炮。

所以司马迁还很有批驳官员们的欲望。

第三,他同情皇帝。虽然司马迁爱说怪话,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批判现象,指出问题,出发点都是好的。司马迁多次表白过,大汉一统天下,这是西周之后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对汉武帝,他也是真心忠诚爱戴,所以“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他觉得说几句李陵的好话,可以安慰皇帝。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不喜欢畏畏缩缩只知服从毫无个性的臣子。当初做过十年郎官,司马迁可能有过慷慨敢言而被汉武帝嘉奖的经历,至少,他亲眼见过很多人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所以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李陵的事怎么看,他就开口了。

班固说,当时司马迁的表达方式是“盛言”,就是说话的气势很旺盛,罗列李陵的功绩也显得很丰盛。如果司马迁的口头表达风格和文字风格相似,那班固这两个字用得真是非常准确传神: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这又是绝对无法翻译的文字,气势有多炸裂,请自行体会。同理,当时司马迁一开口,满朝官员有多惊骇,也可以想象。

司马迁就被汉武帝认为“沮贰师”,也就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被丢进大狱,判处死刑,最后以宫刑替代。

为李陵辩护"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攻击李广利呢?

李陵这次出击,本来就是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分担匈奴人的攻势的。现在李陵已经吸引了匈奴单于和全部主力,贰师将军应该大有斩获吧?

然而并没有。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精锐,往天山方向攻击匈奴的右贤王,开始砍下了一万多颗匈奴人的头颅,但回师途中被匈奴人切断粮道,陷入重围。要不是一个叫赵充国的年轻将领奋不顾身,身被二十余创,终于带领一百多壮士把匈奴人的包围撕开了一个口子,李广利的部队几乎要全军覆没。

即使如此,仍然是“汉兵物故什六七”。对比李陵五千步兵的战绩,李广利指挥三万精骑却是这么个结果,实在要不堪得多。

汉武帝重用李广利,西汉朝廷理所当然有很多人是不满的,这次败绩,自然又给了这些人攻击李广利的口实。司马迁大概是后来才想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重点批判李陵,还是大力表彰赵充国,都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于是皇帝的雷霆之怒倾泻到自己身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又带出来一个问题,汉武帝为什么要如此重用李广利呢?

不但司马迁时代很多人看不惯,到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写到李广利的时候,忍不住发表了这么一番“臣光曰”: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

汉武帝想让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封侯,就让李广利统领大军征伐大宛,只是因为当年汉高帝刘邦留下了没有军功就不可以封侯的约定,汉武帝不想违背祖训。但是战争是国之大事,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生死都被它牵动。如果不论水平如何,就任命这个人做将军,希望侥幸建立一点功勋,再以此为借口把侯爵封给自己偏爱的人,还不如直接给他一个侯爵来得好一点。

能让特别重视程序公正的司马温公说出这种话来,看来李广利战绩的不堪,确实也是把他气得不行。

不过司马光这个方案,显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汉武帝的目的只是让李广利封侯,那么伐大宛之后,李广利已经被封为海西侯,可以不用他上了。但李广利仍然一次又一次指挥对匈奴的战争。很明显,汉武帝的目标绝不仅是让李广利封侯而已。

这件事,牵涉到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斗争。

具体情形,司马迁就算开始不太了解,但受过宫刑之后当上了中书令,在皇帝身边“尊宠任职”,当然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内情,他一定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时候他的心愿,是无论如何要把《史记》写完。很多话,他已经不会再说了。

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对这些事情也很清楚。出于维护汉朝形象的目的,有些事他不想说得太透;但班孟坚庄重严肃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八卦的心,所以最该说出真相的地方他不说,可是《汉书》里各种边边角角零零碎碎,貌似不经意间,该说的其实他都还是说了。

但汉朝民间无疑更喜欢一个残暴的父皇和善良的太子的故事(就像喜欢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的故事一样,人民的趣味非常稳定),相关段子不断流传,后来被别有怀抱的司马光写进了《资治通鉴》,从此成为汉武帝晚年历史的主流叙事。

好在,现代有学者还是成功地把班固的零碎叙述贯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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