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希腊译员
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亲密无间地相处了那么多年，可我从来没听他提到过他的家人，也很少听他说起他早年的生活。他对这些事情一直缄口不谈，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甚至认为他是个孤僻的怪人，只有头脑，没有感情。他对女性敬而远之，也不想结交新的朋友，这两点都足以表明他感情冷淡，即使这样，也不能永远不谈他的家人呀。到后来，我只好把他看作是世上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儿。但是，有一天，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他和我谈起了他的哥哥。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喝完茶后海阔天空地聊天，从高尔夫球俱乐部聊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原因，最后又聊到了返祖现象和遗传适应性这个话题上。我们谈论的中心是：一个人的独特才能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训练得来的。
“就你本人来说，”我说：“根据你告诉过我的情况来看，你的观察力和独到的推理能力显然是你后天系统训练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祖先都是些乡绅，一直过着他们那个阶层的人习惯了的生活。但尽管如此，我能有今天也应该归功于我的血统，我祖母是法国画家维内的妹妹，我可能从她那里继承了不少好东西，因为，血液中的艺术成分可以演变成种种很奇特的遗传方式。”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遗传的呢？”
“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在这方面的才能比我强多了。”
“这真是件大新闻，既然他比你厉害，那警方和公众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呢？”我这么问他，意思是，你只不过是因为谦虚才认为你哥哥比你更强的。福尔摩斯听了笑了笑。
“亲爱的华生，”他说，“有人说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我不这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事物，过于贬低自己就跟过于吹嘘自己一样，都是有背真理的。所以，既然我说他能力比我强，就是真的比我强。”
“他大你几岁？”
“七岁。”
“那他怎么没一点名气呢？”
“哦，他在他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
“什么圈子？”
“嗯，比方说，在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俱乐部。我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表掏出来看了看。
“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一家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又是这家俱乐部里最古怪的一个人。每天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他总呆在那里。现在六点，你要是有兴趣在如此美好的晚上出去散散步，我会把这古怪的俱乐部和古怪的迈克罗夫特介绍给你的。”
五分钟后，我们到了街上，向摄政广场走去。
“你一定有些奇怪，”我朋友说，“迈克罗夫特为什么不把他的能力用来搞侦探。事实上，他当不了侦探。”
“可你刚才还说……”
“我是说过，他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确实比我强。如果侦探这门艺术，自始至终只需坐在安乐椅上就行了，那我哥哥肯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但他既没有干这行的兴趣，也没干这行的时间，他甚至宁愿自己的推理是谬论，也不想花点力气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我经常请教他，他指点给我的，事后又总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案子提交到法官或陪审团之前，需要出示案情细节时，他就无能为力了。”
“那他干的不是侦探？”
“根本不是，侦探是我谋生的职业，而在他只是业余爱好。他有超群的数学才华，常常在一些政府部门查账，迈克罗夫特住蓓尔美尔街，每早步行去政府上班，傍晚回家，每天都这样。没有别的活动，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唯一的去处就是他住处对面的第欧尼根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俱乐部。”
“你可能是不知道。你知道吗？伦敦有很多生性羞怯或愤世嫉俗的人，他们不大合群。但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看看最新的杂志什么的。第欧根尼俱乐部就是这些人成立的，它所有的会员都是伦敦城里最孤僻、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互不打听彼此的情况，除了会客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员之间都不准交谈。如果有谁违规三次，引起了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将被开除出去。我哥哥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我也觉得这俱乐部的气氛很好。”
我们边走边说，从圣詹姆斯大街的尽头一直走到蓓尔美尔街。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提醒我别再说话，然后领着我进了大厅。隔着门上的玻璃，我看到了一个宽大豪华的房间，里面各人坐在各人的位置，一个个都在看报。福尔摩斯领着我进了一间小房屋，从这里可以看到蓓尔美尔街。然后，他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个人进来，我知道这个人准是他哥哥。
迈克罗夫特比他弟弟要高，也比他壮实。他很胖，脸庞虽然蛮大，但也有着他弟弟所特有的那种鲜明醒目的轮廓。他浅灰色的眼睛透着一种奇特的光芒，好像在冥思苦想似的，这种眼神，我只在他弟弟全神贯注时才见过。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他边说边向我伸出他那像海豹掌一样宽阔厚实的手，“自从你给歇洛克作传以来，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提起他。顺便提一下，歇洛克，我还以为你上周会来找我商量曼诺庄园的案子呢。我当时想，你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不，我已经解决了。”我朋友笑着说。
“是亚当斯干的吧？”
“当然是他。”
“我早知道是他。”他俩在窗旁坐了下来。迈克罗夫特说：“对于想研究人类的人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地方，这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比方说，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的那两个人。”
“你是说那个台球计分员和他旁边那位吗？”
他们所说的两个人在街对面站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些滑石粉的痕迹，这是我看到的唯一暗示台球的标志，另外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帽子在后脑门上扣着，腋下夹了好几个包。
“我看他是个老兵。”歇洛克说。
“才退伍不久。”他哥哥说。
“在印度服的役。”
“是个军士。”
“是皇家炮兵队的。”歇洛克说。
“他是个鳏夫。”
“但有一个孩子。”
“不止一个，我亲爱的弟弟，他不止一个孩子。”
“得了，”我笑着说，“你们说得未免太玄了点儿。”
“你来看，”歇洛克说，“这人有点当官的气势，皮肤又被晒得黑黑的，说明他当过兵，而且不是普通士兵，而且他从印度回来不久。”
“你看他还穿着大家所说的那种炮兵靴，这表明他退伍不久。”迈克罗夫特说。
“他的走姿不像骑兵，他习惯戴帽子——这从他眉毛上方的皮肤颜色较浅可以看得出来。何况他的体重又不像个工兵，所以，他是炮兵。
“他脸上那悲恸的样子说明他失去了某个亲人。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失去了妻子。他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买的，那个拨浪鼓说明其中一个孩子还很小，并且表明他妻子是在产后不久去世的；而他腋下还夹了本小人书，说明他还惦记着另一个孩子。”
我这时才明白我朋友为什么说他哥哥的观察力比他自己还要强了。歇洛克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迈克罗夫特从一只玳瑁盒取出鼻烟，又用一块红色大丝巾把落在衣服上的烟灰揩掉。
“我说歇洛克，”他说，“我这有件事很适合你干。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虽然这给我提供了进行推理的好机会，但我又没时间把它追查到底。如果你愿意听……”
“我亲爱的哥哥，我非常愿意。”
迈克罗夫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匆匆写了几个字，按了一下铃后，把纸条交给了侍者。
“我已经让人去请梅拉斯先生了，”他说，“他就住我楼上，我们比较熟悉。他一有麻烦就来找我。据我所知，他有希腊血统，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靠在法院当译员，并给那些住老桑伯壮街旅馆的有钱的东方人当向导为生。我看，还是让他自己把他那奇特的遭遇讲给你们听吧。”
几分钟过后，一个矮小壮实的人走了进来。虽然他说起话来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但他那橄榄色的脸和漆黑的头发都表明他是南欧人。他热情地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握了握手，听说这位专家很想听自己的遭遇，他那双黑眼睛不由闪烁出欣喜的光芒。
“我说的事恐怕连警察都不信，真的，”他忧愁地说，“这样的事他们从没听过，所以他们也不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我明白，如果我不弄清那个脸上贴胶布的可怜人的结果，我的心是无论如何都平静不下来的。”
“你说吧。”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现在是星期三的晚上了，”梅拉斯说，“嗯，这事发生在两天前，星期一的晚上。也许你哥哥告诉你了，我是个译员，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的语言——但因为我生在希腊，而且取了个希腊名字，所以主要翻译希腊语。多年来，我一直是伦敦很不错的希腊语翻译，每个旅馆都熟悉我的名字。
“经常有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请我去当翻译，或者因为一些外国人遇到了麻烦，或者因为一些游客到得比较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星期一晚上，当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摩先生找到我家，请我陪他坐马车外出时，我一点儿也不意外。他说，他有位希腊来的朋友找他有事，这位希腊朋友只会说希腊语，所以他只好请我当翻译。他说他在肯辛顿住，离这儿有段路。他看起来很急，我们一到街上，他就飞快地把我推上马车。
“我上马车不久就有了怀疑，我发现我坐的不是一般的四轮马车。它比伦敦街头常见的那些寒碜的四轮马车宽敞得多，里面装饰旧是旧些，但挺讲究。拉蒂摩先生在我对面坐着，我们穿过查林十字广场和谢夫特斯贝里大街，来到了牛津街。我刚想说这样去肯辛顿是兜圈子，但我同伴的奇特举动打消了我的念头。
“他掏出一根模样吓人、灌了铅的圆头短棒，来回舞了几下，好像是试试它的分量和威力。然后一声不作地把短棒放在他座位旁边。接着，他拉上了两边的窗子。为防止我看到外面的情景。我惊讶地发现窗子竟蒙着纸。
“‘梅拉斯先生，很抱歉挡住了你的视线，’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否则，我们可能会有些不便。’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听了后有多吃惊。他是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即使他没有拿武器，我也根本不是他对手。
“‘拉蒂摩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做，’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得告诉你，这样做是非法的。’
“‘这有些失礼，’他说，‘但我们会给你补偿的。我得先警告你，梅拉斯先生，今晚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你企图报警或做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请记住，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不管是在这辆马车还是在我家里，你都逃不出我手心的。’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刺耳，听起来挺吓人。我默默地坐着，揣测他究竟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绑架我。但不管怎样，我是反抗不了的，只有任人宰割了。
“马车跑了两小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里。有时，马车碾过石子时发出的声响表明我们是在石子路上；有时，马车不声不响地向前行驶，表明我们是在柏油马路上。除了这些声音上的变化外，再没其他东西能让我猜出我们在哪里。两边的窗子蒙着纸，根本不透光，马车前面的玻璃窗也拉上了蓝色窗帘。我们是八点十五离开蓓尔美尔街的，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时，已经十点五十了。拉蒂摩拉开窗帘，我看到了一个低低的拱形大门，上面亮着一盏灯。我匆匆跳下马车时，大门打开了，我走进院子，模模糊糊地看见那里有块草坪，旁边还有好多树。但我不能断定那是私人花园住宅还是真正的乡下。
“屋里有盏彩色的煤气灯，拧得很小，屋子倒是很大，墙上挂了好多画。昏暗的灯光里，给我们开门的是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长相委琐，两肩向前佝偻着。他转身向着我们时，有道亮光闪了闪，我才发现他戴了眼镜。
“‘是梅拉斯先生吗，哈罗德？’他问。
“‘是的。’
“‘好，好！梅拉斯先生，我希望你没对我们产生坏印象，我们需要你。如果你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报答你的。但你要是想耍我们，那就走着瞧吧。’他说话时显得很紧张，声音颤抖着，还夹有格格的干笑声。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比那个年轻人还要可怕。
“‘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问。
“‘你只要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然后把他的答复告诉我们就行了，不过，你得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然……’他又格格地干笑了一声，‘我们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他边说边打开了一扇门，带我走进一间摆设异常豪华的屋子，屋内用来照明的却是一盏拧得很小的灯。这是个大房间，铺着软绵绵的质地很好的地毯。几张蒙着丝绒的椅子，一个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台，壁炉台的一侧还有一样像是日本铠甲的东西。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个年纪大一点儿的示意我坐到那把椅子上去。年轻人出去不久，突然从另一扇门又进来了，一个身穿肥大睡衣的人跟着他慢慢向我们走来。当这个人走到昏暗的灯下时，我才看清他的长相，这一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他的脸死人一样苍白，神色憔悴，一双鼓鼓的明亮的大眼显示他尽管体力不支，但意志却很坚强。比他虚弱的身体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脸上很可怕地贴着横七竖八的胶布，他的嘴，更是让一块大胶布给封上了。
“‘石板拿来了吗，哈罗德？’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见那个怪人有气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大声叫道，‘松开他的手了吗？把铅笔拿给他吧。梅拉斯先生，你来问问题，让他把答案写下来。你先问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那个人的眼睛里立刻喷射出怒火。
“‘决不！’他用希腊文在石板上写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按那个恶棍的话问道。
“‘除非我亲眼看到她在一位我认识的希腊牧师的主持下结婚。’
“年纪大一点的那个恶棍又阴险地格格笑了笑。
“‘那么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在乎。’
“‘上面只是我们这种奇特的半说半写式问答的一些片断。我被迫一再问他是否愿意妥协下来，在文件上签字，而他一次次愤怒地拒绝了。但是，很快，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开始在每个问题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话。我开始只加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想看看他们能否察觉出来。当我发现他们毫无察觉时，我就玩起了更危险的游戏。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你固执下去是没好处的。你在伦敦有亲人吗？’
“‘我不在乎。我在伦敦举目无亲。’
“‘你得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上。你在这儿多久了？’
“‘随便它吧。三个星期了。’
“‘这财产永远不属于你了。他们怎么折磨你？”
“‘决不能让它落到恶棍手上。他们不给我东西吃’
“‘你签字就有自由。这是哪里？’
“‘我不会签字的。我不知道。
“‘你也不为她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听她亲口对我说。克拉狄德斯。’
“‘你签完字就能见到她。你从哪里来？’
“‘那我就甘愿不见她。雅典。’
“要是再给我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能在他们眼底下弄清一切事情，或者我的下一个问题就能问个大概了，可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因为光线太暗，我没能看清她的长相，只觉得她个子很高，体态优雅，一头黑发，穿着件宽松的白色睡袍。
“‘哈罗德，’她用蹩脚的英语说道，‘我一天也不能呆了。这里太孤独，只有……啊，上帝，是保罗！’
“她最后那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话音刚落，那个人猛地把嘴巴上的胶布撕掉了，尖声叫道：‘索菲！索菲！’一面扑到女人的怀中，然而他们只拥抱了一下，那个年轻人抓住女人，把她推出了房间；而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则毫不费力地抓着那虚弱的受害者，从另外一道门把他拖了出去。一时间，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我猛地站了起来，心想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好清楚自己是在哪里。幸好我没这样做，因为当我抬头四处张望时，那个年纪大的恶棍已经回到房门口了，他两眼紧盯着我。
“‘好了，梅拉斯先生，’他说，‘你都看见了，我们是完全信任你才让你介入我们的私事的。我们原本不想麻烦你的，我们原来有位懂希腊语的朋友，但他突然有事回东方去了，所以我们只有找人替他。我们听说你水平不错，就很荣幸地请了你。’
“我点了点头。
“‘这是五英镑，’他边说边向我走来，‘我希望你别嫌少。但是得记着，’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胸脯，格格地笑着说，‘要是你向任何人提起了这件事——我是说任何人——那么，你就是自寻死路！’
“我简直形容不出这个丑恶的家伙让我感到有多厌恶和恐惧了。灯光这时照到他身上了，所以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他。他脸色憔悴枯槁，一撮蜡黄的胡须又细又稀。说话时脸向前伸，嘴角和眼帘不停地抖动，像是患了舞蹈症。我不由想到，或许他那断断续续的怪笑也是某种神经病的症状。然而，最让人害怕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的，目光冷酷、歹毒、凶残。
“‘我们会知道你有没有把事情说出去的。’他说，‘我们有办法知道。马车现在在外面等着，我朋友会送你回去的。’
“我被领着匆匆过了大厅，上了马车。我出来时又看到了草地和树木。拉蒂摩紧跟着我上了车，一声不响地又坐在了我对面。窗子也像来时一样关得紧紧的。我们默默地行驶着，半夜过后，马车终于停下了。
“‘梅拉斯先生，就在这下车吧。’拉蒂摩说。‘这儿离你家还很远，但没办法，我只好很抱歉地让你在这下车。你要是想跟踪我的话，那你是自寻苦吃。’
“他边说边开了车门。我刚下马车，车夫就挥起鞭子，驾着马车飞快地驶去了。我惊恐地环视四周，发现我正站在荒野中，周围是黑黝黝的金雀花丛。一边的远处有一排房屋，楼上的窗户里亮着灯；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
“把我带到那儿的马车早已不见踪影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四望着，想弄清我到底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看到黑暗中有个人正向我走来。等他走近，我才看清原来是个铁路搬运工。
“‘你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吗？’我问。
“‘旺兹霍斯荒地，’他说。
“‘哪儿能坐火车回城呢？’
“‘向前走一英里就能到克拉窠中转站，’他说，‘你刚好能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火车。’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冒险经历。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些事情外，我既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是谁。但我知道那里进行的是某种肮脏的勾当，我想尽力帮那位可怜人。第二天一早我把事情告诉了你哥哥，后来又向警察报了案。”
这段离奇的经历听完后，我们都默坐在那里，谁也没吱声。歇洛克看了一眼他哥哥。
“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歇洛克问。
迈克罗夫特拿起桌上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登着：
今有一不通英语之希腊绅士保罗·克拉狄德斯自雅典来此，已告失踪；另有一希腊女士索菲也告失踪。如有知情者相告，定当重谢。 X2473 号。
“今天每个报纸都刊出了这个广告，但没任何回音。”迈克罗夫特说。
“希腊使馆怎么说？”
“我问过了，他们一点也不知情。”
“给雅典警察总部发过电报吗？”
“我家就数歇洛克精力最充沛了，”迈克罗夫特转身对我说，“这个案子就交给他了。如果有消息，请告诉我。”
“那当然，”我朋友站起来答道，“我一定会告诉你和梅拉斯先生的。至于眼下，梅拉斯先生，我要是你的话，一定会多加小心的，他们一看广告，就知道一定是你把他们给卖了。”
回家的路上，福尔摩斯说，“今晚我们不虚此行。有不少很有趣的案子就是通过我哥哥转到我手上来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子，虽然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但还是很有特点。”
“有希望查出来吗？”
“有，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么多情况，如果还查不出来，那就怪了。听了刚才那些情况，你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吧？”
“模模糊糊有点吧。”
“那你是怎么看的？”
“依我看，这个希腊姑娘显然是那个叫哈罗德·拉蒂摩的英国人拐来的。”
“从哪里拐来的？”
“也许是从雅典。”
歇洛克·福尔摩斯摇了摇头。“那个年轻的英国人连一句希腊话都听不懂，而那姑娘却能说一口比较好的英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她在英国有一段时间了，而他没有去过希腊。”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她是来英国玩的，而那个哈罗德劝她和自己私奔。”
“这种可能性最大。”
“后来，她哥哥——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是这种关系——从希腊赶来干涉，不幸落入了那青年和同伙的手中。他们绑架了他，企图用暴力逼迫他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让他把姑娘的财产转给他们，因为姑娘的哥哥可能是这笔财产的托管人。但姑娘的哥哥不干。为了和姑娘的哥哥谈判，他们只好找了翻译。他们曾用过一位翻译，现在又选中了梅拉斯先生。姑娘并不知道她哥哥到英国了，直到两天前才很偶然地发现了。”
“完全正确，华生！”福尔摩斯大声说，“我想事实跟这差不多。你看，我们胜券在握了，就怕他们会突然使用暴力。只要我们来得及，就能把他们捉拿归案。”
“可那房子怎么去找呢？”
“嗯，如果我们的推理正确，而且那个姑娘确实叫索菲·克拉狄德斯，我们就能找到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因为这儿没人知道她哥哥。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哈罗德和这位姑娘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了，至少有那么几星期。因为她在希腊的哥哥都知道了这事，而且还从雅典赶来了。如果他们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我哥哥的广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息。”
我们边走边说，回到了贝克街的寓所。福尔摩斯先上了楼。他打开房门时，不由吃了一惊。我越过他肩膀一看，也吃了一惊，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坐在安乐椅上抽烟。
“进来吧，两位。”看到我们一脸的惊讶，他和蔼地笑着说，“没料到吧，歇洛克？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这个案子给吸引住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坐双轮马车赶过了你们。”
“那一定是有新情况罗？”
“我的广告有回音了。”
“啊！”
“你们刚走几分钟就有了回音。”
“什么样的回音？”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拿出一张纸说：“在这儿。写信的是个身体虚弱的中年人，用的是一支宽尖钢笔。信纸是淡黄色的印刷纸。”信是这样的：
先生：
我看到了您今天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特告诉您我非常熟悉那位女士的情况。如果您能屈驾光临寒舍，定将此女之惨史相告。她现在住在贝肯罕姆区的默特斯。
您忠实的
J ．达文波特
“信是从下布力克斯顿寄出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歇洛克，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坐车去他那里了解情况？”
“我亲爱的哥哥，救那哥哥的命比了解他妹妹的情况更重要。我看我们该去苏格兰警局，请格雷格森警长和我们一起去肯窠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很危险了，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
“最好顺路叫上梅拉斯先生，”我建议道，“也许我们需要个翻译。”
“好主意，”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让人叫辆四轮马车来，我们立刻就走。”他边说边打开桌子抽屉，把手枪拿出来放进口袋。他见我在看着他，便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来，我们正在和一伙很危险的歹徒打交道。”
快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蓓尔美尔梅拉斯先生家，但他刚被一位年轻先生请走。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问。
“不知道，先生，”开门的女人说，“我只知道他和那位先生是坐马车走的。”
“那位先生没通报姓名吗？”
“没有。”
“那位先生是不是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皮肤黝黑？”
“哦，不是的，先生。那位先生个子不高，比较瘦，戴眼镜。他很讨人喜欢，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
“快走！”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叫道，“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坐马车赶向苏格兰警局时，他又说道，“这几个人又把梅拉斯带去了。他们那晚和他打交道时就发现他比较懦弱，所以觉得他好欺负。他们显然需要他做翻译，但事后，他们就很可能会借口他背叛了他们而干掉他。”
我们原来希望坐火车去贝肯罕姆可以和他们的马车一起到达，甚至比他们先到。但我们赶到苏格兰警局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格雷格森警长，办完允许进入民宅的法律手续。我们四人赶到伦敦桥车站时是九点三刻了，十点半到贝肯罕姆车站后，又坐了半英里马车才赶到默特斯。这是一个阴森森的大宅院，单门独户，离马路有一段距离。我们在这里下了车，一起沿车道向房子走去。
“窗户里什么光都没有，”警长说，“好像这房子根本没人住。”
“我们的鸟儿已经飞走了，只剩下了这空空的鸟巢。”福尔摩斯说。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一辆满载行李的马车离开还不到一个钟头。”
警长笑着说：“借着大门口的灯光我看到了车辙，可你凭什么说载满了行李呢？”
“你看到的可能是驶进来的同一辆车，但离开时的马车车辙要深得多，显然车上装了很多东西。”
“这方面你比我强，”警长耸耸肩说，“但这扇门很难打开。让我来试试，看里面有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叫门声。”
他使劲地拨拉门环，又用力拉门铃，但毫无反应。歇洛克·福尔摩斯离开一会儿后又返了回来。
“我已经打开一扇窗户了。”歇洛克说。
看到我朋友开窗的那巧妙办法，警长说：“福尔摩斯先生，幸亏你是自己人，要是你与我们作对的话，那我们可惨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想我们是可以破门而入，进到民宅里去的。”
我们一个个爬进窗户。这座大房子显然就是梅拉斯先生上次来过的地方。警长点亮提灯，我们借着灯光看到了梅拉斯提到过的两扇门、窗帘、灯和日本铠甲。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个空白兰地酒瓶和一些残杯冷炙。
“什么声音？”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问道。
我们都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从我们头顶上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呻吟声。福尔摩斯急忙跑进了大厅。呻吟声是从楼上传来的。他率先冲上楼，警长和我紧跟其后，身体肥胖的迈克罗夫特也尽可能快地跟在了后面。
二楼楼梯口有三个门，那可怕的声音是从中间那个门里传出来的，时而是低低的呻吟，时而是尖利的哀嚎。门被锁着，但钥匙却没拔走。歇洛克打开门冲进去后又立刻用手卡着喉咙退了出来。
“是炭火，”他叫道，“等烟散了之后再进去。”
我们向屋内望去，发现里面唯一的亮光来自正中央一个小铜鼎上摇曳的蓝色火焰，它在地板上划出一个青灰色的光圈。黑黑的墙边隐隐约约有两个蜷缩着的人。一股可怕的毒气从里面冲了出来，把我们呛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个连连咳嗽。歇洛克跑到楼顶猛吸了口新鲜空气，然后冲进房间，推开窗，把铜鼎扔到花园里去了。
“我们马上就能进去了，”他跑到外面喘着气说，“蜡烛在哪里？我看火柴在那种空气里可能划不着。迈克罗夫特，你在门口举着灯，我们进去救人！”
我们冲了进去，把两个中毒的人拖到了有亮光的过道上。他们都昏死过去了，嘴唇乌青，面部肿胀、充血，眼睛鼓了出来。这两个人的脸都变形得很厉害，如果不是他的黑胡子和肥胖的体形，我们根本就认不出其中一个就是几小时前和我们在第欧根尼俱乐部分手的那位希腊译员。他的手脚被人捆得紧紧的，一只眼睛上有被毒打的痕迹。另一个人也被捆住了手脚，他身材高大，已经憔悴得不像人样，贴了一脸的奇形怪状的胶布。我们把他放到地板上时，他已经停止了呻吟。我一眼就看出，对他来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但梅拉斯先生还活着。给他服了阿摩尼亚和白兰地后，不到一小时，他就睁开了双眼。我知道我已经把他从死神那儿拉回来了。
梅拉斯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与我们的推论完全一致。那个去找他的人一进他家，立刻从衣袖拿出一根护身棒，威胁说要干掉他，然后又一次绑架了他。那个奸笑的恶棍留给我们这位可怜的语言学家的印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只要提起那恶棍，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浑身颤抖。他很快就被带到了贝肯罕姆，第二次充当翻译，这一次比上次更富有戏剧性。那两个英国人威胁他，要他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不然就马上杀了他。最后，当他们看到所有的威胁都毫无作用后，又把他囚禁了起来。最后，他们用棍子打昏了他，此后的事情，梅拉斯就不知道了。他醒转过来时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在俯身救他。
这就是那位希腊译员的奇案，其中有些事情至今还是个疑团。我们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先生那里了解到，那位不幸的小姐来自一个富有的希腊家庭，到英国来看望几个朋友时，遇到了那个叫哈罗德·拉蒂摩的年轻人。拉蒂摩控制了她，并且最终说服了她一起私奔。她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为洗脱干系，连忙给她在雅典的哥哥报信。她哥哥一到英国，就不慎落入了拉蒂摩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上。而那个肯普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这两个坏蛋发现他不懂英语，对他们没用，便把他关了起来。为得到他和他妹妹的财产，用毒打和饥饿逼迫他签字。他们把他关在屋里，不让姑娘知道。为防万一姑娘碰巧见到她哥哥时把他认出来，还故意贴了他一脸的胶布。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译员第一次在那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她哥哥便把他认了出来。但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阶下囚，因为在那院子里，除了一对赶马车的夫妇外，再没有其他人了，而马车夫夫妇又都是那两个坏蛋的帮凶。他们见秘密被揭穿，而姑娘的哥哥又软硬不吃，他们便带着姑娘逃离了他们租来的那套房子，并在离开前先报复了那个竟敢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译员。
几个月后，有人从布达佩斯给我们寄来了一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奇闻，说有两个英国男人和一个妇女一起旅行，在那里出了事。两个男人都被刺死了，匈牙利警方认为他们是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而死。不过，福尔摩斯却不这么认为。他至今一直相信，要是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人们就能弄清她是怎样给她哥哥和她自己报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