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海军协定
我结婚那年的七月让我永世难忘，因为在这个月里我有幸和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破案方法。这三个案子是：《第二处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第一个案子因为事关重大，跟王国的王公贵族有所牵连，所以多年来一直没能公之于众。但，这个案子在所有福尔摩斯的案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了。同时，它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我至今还保留着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记录。他们为这个案子费了不少神，但到头来却是白忙活了。这个案子恐怕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公之于众。所以，我现在只好先把我记录的第二个案子发表出来。这个案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也事关国家命运，案情非常独特。
我学生时代有个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密友。他和我差不多大，但比我高两级。他聪明过人，获得过学校设立的一切奖励。因为成绩特别好，毕业时，获得了去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所需的奖学金。我记得他有几个贵族亲戚。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他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亲戚不但没让他在学校沾光，相反，我们还因此常常在运动场上捉弄他，用玩具铁环撞他的脚踝，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后，就沾光了，我好像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加上他舅舅的权势，在外交部谋到了一个美差。后来我慢慢把他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从沃金布里尔布雷寄来的信才又想起有这么一个人，信里这么写道：
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你可能也听说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弄到外交部去工作了，而且很受信任和尊敬。然而，一件可怕的事突然从天而降，毁了我的前程。
我现在不想告诉你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可以亲自讲给你听。我神经错乱了九个星期，现在刚刚恢复，身体还很虚弱。你能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一趟我这里吗？尽管警局说这事只有不了了之，但我还是想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看法。请你一定把他请到，尽快来我这里。我在这惊恐不安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请你跟他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没及时向他请教，并不是我不相信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难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清醒过来，但我仍然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现在还很虚弱，我怕旧病复发。你一定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的亲笔信，而是由我口述，别人代笔的。请你一定把福尔摩斯请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看完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一再请求我邀福尔摩斯去他那里，他的态度真让人同情。我被他感动了，决定一定帮他把福尔摩斯请到——当然，我知道福尔摩斯很喜欢侦探，只要有人相信他，他总是乐于助人的。我和我妻子一致认为，应该赶快把这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都耽误不得。所以吃了早餐，还没一小时，我就赶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正全神贯注地做着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酒精灯上烧着，瓶里的液体猛烈地沸腾着，蒸馏出来的液体滴入一个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他头都没抬。看来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便坐在扶手椅上等。他看看这个瓶子又看看那个瓶子，每个瓶子都用吸管吸出几滴液体，最后拿出一支装满了某种溶液的试管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华生，你来得正好，”福尔摩斯说，“如果这张试纸还是蓝色，那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红了，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试纸立即变成了污浊的暗红色。“嘿！果然如此！”他大声叫道，“华生，我这里的事马上就完了。烟叶在波斯拖鞋里，你去拿吧。”他转身走到书桌旁，草草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小听差，然后抱腿曲膝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了。
“刚才是一件很平常的谋杀案，”福尔摩斯说，“不过，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肯定有趣多了。华生，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信没给我们透露多少情况，是吗？”福尔摩斯把信递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什么都没说。”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有点意思。”
“但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不是他的，这是女人的字。”
“是男人的字。”我大声说道。
“不，这是女人的字，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写的。你看，我们的调查还没开始，就已经知道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而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众不同。我已经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了。如果你没意见，我们马上就动身去沃金看那位倒霉的外交官和照他口述、代他写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赶上了滑铁卢车站的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便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南树丛中。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的孤零零的大宅第。从车站步行到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名片后，被领进了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很壮实的人很热情地招呼我们。他是个快四十岁的人了，但脸颊红润，目光欢快，让人感觉出他还是个天真无邪的顽童。
“很高兴你们能来，”他边和我们握手边说，“珀西盼了你们一早上。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会放过任何希望的！他的父母要我来接待你们，因为他们一提这事就很伤心。”
“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吃了一惊，低头看了下后，就大笑了起来。
“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缩写‘ JH ’了吧！”他说道，“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费尔普斯快和我妹妹安妮结婚了，我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会在费尔普斯的房间里看到我妹妹的，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两个月了。我们现在就去他房里吧，费尔普斯急着要见你们。”
费尔普斯的房间和会客室在同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像居室，又像卧室，到处都摆着鲜花。一位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了进来。一个女人在他身旁坐着，她见我们进来，便赶紧站起身。
“我要回避吗，费尔普斯？”她问。
费尔普斯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费尔普斯亲热地说道，“你留着胡须，我差点认你不出了。我想你一定也认不出我了。这位，我想，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单地给他们做了介绍后，和福尔摩斯一起坐下了。那个壮实的中年人走了出去，但他妹妹因为手被费尔普斯拉着，只好留了下来。她是一个很令人注目的女人，身材略微有些矮胖，显得不很匀称，但她有非常漂亮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与她那艳丽的容貌相比，她未婚夫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憔悴和虚弱。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费尔普斯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老实跟你们说吧，我是一个幸福而有成就的人，而且，就快要结婚了，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把我的前程给毁了。
“华生可能跟你说了。我在外交部工作，因为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就提升到机要部门任职。我舅父是本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的一些重要任务，我总完成得很出色，我是凭才智赢得他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
“大约十个星期前，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把一件新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我。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遗憾的是，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言。因此，重要的是，不能再泄露任何消息。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一切代价来打探这些文件的内容。如果不是非常需要抄一份副本，我是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的。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舅舅。’
“‘你就把协定锁到你的保险柜里吧。我先叮嘱你一下，你必须到别人都下班走了再抄写，以免被别人偷看。你抄好后再把原件和副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上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当时就你们两人在场吗？”
“是的。”
“是在一个大房间里吗？”
“房间有三十英尺见方。”
“你们是在房中间谈的话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大吗？”
“我舅父说话的声音一向很小，而我几乎没说话。”
“好了，”福尔摩斯眯上双眼说，“你继续讲吧！”
“我完全遵照他的叮嘱行事，耐心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有个叫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点公事没办完。于是我让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而我自己先去吃晚餐了。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忙从保险柜里拿出文件，想尽快抄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回沃金，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把这份协定拿出来一看，就觉得它确实很重要，舅父并没有夸张。不用细看，我就知道内容是有关我们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的。这份协定同时还预定了一旦在地中海的法国海军跟意大利海军相比占完全优势时，我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名。我大概翻了一下后，就坐下来抄写。
“这是份用法文写成的文件，很长。有二十六项条文。我用最快的速度抄，可到九点只抄了九条，我当时想，看来是赶不上十一点的火车了。由于劳累了一整天再加上晚饭没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昏沉，很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一下脑袋。楼下有个看门人，他整夜都守在小门房里，按惯例，他应该给每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煮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令人奇怪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她是个身材高大、长相丑陋的老婆婆，腰里系着围裙。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打杂。我便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更困了，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圈，活动活动了一下双腿。可咖啡迟迟没有送来。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便打开门，想下楼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办公室出来就是条笔直的走廊，光线很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是一条转弯的楼梯，楼梯下面的过道旁就是看门人的小门房。楼梯中间有个小平台，小平台右边另有一条楼梯通向侧门的走廊。这个侧门是专供仆役用的，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来上班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简图。”
“请继续说吧，你说的我都记清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您注意，下面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所在了。我走下楼梯，看见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烧开溢到地板上了。我提开壶，熄灭了酒精灯，正想伸手去把那个睡着了的看门人摇醒，忽然他头顶铃声大作，他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迷迷糊糊地望着我说道。
“‘我是来看咖啡煮好了没有的。’
“‘对不起，我煮着煮着就睡着了。’他看了看我，又抬头看了看仍在颤动着的门铃，感到非常惊奇。
“‘先生，既然您在这儿，那么，是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刚才的电铃是从您办公室按的。’
“我的心猛地一惊，这么说，有人到我办公室去了。可我那份至关重要的协定就放在桌了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可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办公室也没有人。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样，只是我抄写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偷走了，桌上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搓着双手。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案子已经很有兴趣了。他低声问道：“请问，当时你怎么办呢？”
“我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从侧门上下楼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门，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会不会一直藏在办公室或走廊里呢？你不是说走廊的光线很暗吗？”
“这绝不可能。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的地方，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谢谢，请接着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的样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着我一起上了楼。我们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的侧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下楼时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时间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边说边把这个时间记在了衬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一个行人都没有，但街尽头的白厅路却还和往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急得帽子都没戴，就沿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边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警察。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不停地说，‘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你看见有人从这里走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我只看见过去一个人，她是一个高高的老婆婆，披着条佩兹利披巾。’
“‘哦，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说，‘没别的人过去吗？’
“‘没别的人了。’
“‘这么说，小偷肯定是从左手边的拐角逃走了。’看门人扯着我的袖子说。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为他是想把我引开。于是，我问警察：‘请问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但没特别留意她往哪边走了。不过，她好像走得很急。’
“‘她走多长时间了？’
“‘嗯，没走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到五分钟。’
“‘别浪费时间了，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大声叫道，‘请相信我，这事绝不是我老婆干的。我们还是去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他说着，就向另一头跑。
“我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里？’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但你别太武断行事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或许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就照他的意见去做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急忙往那边跑。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行色匆匆地想在这细雨之夜早点回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我们只好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发现。通往办公室的走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过，很容易在上面留下脚印。我们检查得很仔细，但半个脚印都没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吗？”
“雨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九点钟左右进的办公室，她穿着沾了泥的靴子，怎么会没留下脚印呢？”
“很高兴你能这么问。当时我也这么想。原来这个打杂的女工有个习惯，总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把布拖鞋换上。”
“我明白了，所以，尽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没留下脚印，是吗？这一连串的细节很重要。你们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接着仔细检查了一遍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没有暗门，两扇窗户离地面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销也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只能从唯一的房门逃跑。”
“壁炉是怎样的？”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在我写字台的右边。按铃得到我写字台的右边去按。但罪犯为什么要按铃呢？这真奇怪。”
“这确实有些奇怪。你们下一步又做了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门，看那位小偷有什么痕迹留下没有，比如烟蒂、手套、发夹或别的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你说的东西。”
“没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我们可没想到。”
“在这样的案子里，即使是现场的一点儿烟味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我是不吸烟的，因此，哪怕是一点点烟味，我都能闻出来。但办公室一点儿烟味都没有。唯一有嫌疑的就是看门人的老婆，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就她从外交部慌里慌张地走出去，看门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他只知道他老婆平常也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都认为，如果文件确实被她拿走了，我们最好趁她还没把文件脱手赶快把她抓住。
“这时警察局已接到报案，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过来了，信心十足地接下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那个地点。坦盖太太的长女给我们开了门。她说她母亲还没回来，她让我们在客厅等候。
“十分钟过后，有人敲门了。这时我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没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的。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跟着跑往后面的房间，也就是厨房，但那个女人先跑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她认出了我，随即一脸的诧异。
“‘天啊，这不是外交部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叫道。
“‘喂，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为什么要躲我们？’福布斯问。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缓了一口气，‘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你别骗人了吧，’福布斯说，‘我们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想在这里处理掉。你必须跟我们去警察局接受调查。’
“她提出抗议，不肯去，但我们不管，我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了进去。临走前，我们先把厨房检查了一遍，特别是火炉，看她抢先跑到这里后有没有把文件扔进火里，但是，火炉里没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警察局，就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搜查。我焦急地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女搜查员的报告，但报告说没搜到文件。
“我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可怕，在这之前，我只顾着找文件，根本没想会有什么后果，我一直以为能很快找到文件的，根本没考虑到万一找不到，后果会是怎么样。直到看了女搜查员的报告后，我才猛然想起事情的后果。我的处境很不妙。华生可能跟你说过，我在学校时，是个胆怯又敏感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了我舅舅和他在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为这个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倒没什么，糟糕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儿意外事故的。我的前途算是毁了，很不体面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做了些什么。我想一定出了不少洋相。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几个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车。本来要把我送到家里的那位同事，看到我邻居费里尔医生和我坐同一趟车，便把我送到火车上就走了。费里尔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否则我就不止是在火车站那次昏厥了。到家时，我差不多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了。
“你可以想象，当费里尔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有多难过。可怜的哈里森小姐和我妈妈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把在车站从侦探嘴里听到的事情缘由跟我家里人讲了一遍。但她们还是悲痛得要命，因为她们知道，我这病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她们让约瑟夫将他那间心爱的卧室腾出来，改做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房里躺了九个星期了，不省人事，脑子里头一片混乱。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的精心照料和医生的关心，恐怕我现在不能和你们说话了。哈里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外还雇了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我神经病一发作，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到三天前，我的记忆力完全恢复——有时我想它要是不恢复该有多好。我首先给经手这个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了封电报。他到这里告诉我说，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一开始用各种手段问看门人和他老婆，但一无所获；随后警方又怀疑那个年轻的戈罗特，戈罗特就是那晚下班后还在办公室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只有两点可疑，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有个法国人的姓名。不过，在他走之前，我还没开始抄那份协定，虽然他有法国血统，但他和我们一样有着英国人的习惯和感情，找不出什么确凿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后来，案子就不了了之。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就看你的了。如果你也让我失望的话，那我的名声和地位就永远地断送了。”
由于说话较多，费尔普斯感到很累了，将身子往后靠到了垫子上。哈里森马上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双目微闭，头向后仰地坐在那里默默不语，不熟悉的人会认为他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此刻正在非常紧张地思考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开口道，“我需要了解的你几乎都说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把你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事告诉过谁？”
“谁也没告诉过。”
“哈里森小姐也没告诉吗？”
“没有。我在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回沃金。”
“也没有你的亲友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怎么去你办公室吗？”
“有，我曾经告诉过他们。”
“当然，你没跟别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我这么问是白问了。”
“我没对别人讲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个老兵。”
“在哪儿服的役？”
“嗯，好像听说他曾经在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呆过。”
“谢谢你。我想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到一些情况。官方侦探是很善于搜集情况的，只不过他们不善于利用而已——啊，这玫瑰花多可爱啊！”
他绕过长沙发，走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把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扶起，欣赏着那红花绿叶。在我看来，这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我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界里的东西表现出这么强烈的爱好。
“天下的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的了。”他把背斜靠在百叶窗上说，“推理法可以逐步演绎成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应该寄托于鲜花之上。此外的一切东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食物，它们首先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花就不一样了，它的香气和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这些非凡的品格只产生于仁慈。所以我再说一遍，鲜花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哈里森小姐听了福尔摩斯的这番议论后，感到非常的惊奇和失望。福尔摩斯拿着玫瑰沉思了几分钟，哈里森小姐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寂。
“你说这个迷案有希望解决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些刺耳的声音问道。
“哦，这个迷案！”福尔摩斯愣了一下后，才重新回到现实，说，“嗯，如果说这案子不复杂，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不过我向你们保证，我会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有线索了吗？”
“你们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当然，我得先检验检验，才能知道哪条线索有用。”
“你有怀疑对象了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我怀疑我的结论下得太快了。”
“那就赶紧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很好，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别抱太大的希望。这件事很复杂。”
“我希望很快听到你的消息。”费尔普斯很急切地说。
“好，我明天还会在这个时候来看你的。虽然到时未必能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费尔普斯叫道，“我知道你会尽力的，这下我又有希望了。哦，顺便说一下，我接到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来信。”
“啊！他信上说了些什么？”
“他的口气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想肯定是因为我在养病，他才没严厉地责怪我。他只反复说事关重大，又说除了我恢复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就全完了。”
“嗯，他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考虑得很周到，”福尔摩斯说道，“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在城里干上一天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上车后就沉思起来，一直没说话。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开口说话：“从这些高架铁路进入伦敦真是件愉快的事，因为你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下面这样的房子。”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这景色实在太难看了，但他立即解释了起来：“你看，那片大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青石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用砖瓦砌成的小岛一样。”
“那是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座灯塔里都装有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他不喝酒吧？”
“我想他是不喝酒的。”
“我也这么想，但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真是倒霉透了，现在就我们能帮他了。你觉得哈里森小姐怎样？”
“她是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她也是个好人，要不就是我看走眼了。她和她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费尔普斯是去年冬天旅行时，和她订的婚，她哥哥陪着她来和费尔普斯的家人见面，正巧赶上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蛮好，便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调查。”
“我的医务……”我说。
“啊，要是你觉得，你的业务比我的案子重要的话……”福尔摩斯有些不高兴地说。
“我是说我的医务可以搁一两天，因为现在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他又高兴了起来，“那我们就一起调查这个案子吧。我想先去拜访福布斯。他或许能讲出我们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入手了。”
“你不是说，你已经有几个线索了吗？”
“对，我们已经有了几个线索，但得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它们是否有用。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不过这个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谁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协定出卖给其中任何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会不顾一切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的。”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只是怀疑，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我的调查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对，我在沃金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是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三刻，有马车送一客人到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请知情者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 221 号乙，赏金十镑。
“你能肯定那个小偷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如果真像费尔普斯说的那样，办公室和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小偷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你想，当时外面下着雨，他离开几分钟后就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在漆布上发现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乘车来的可能性很大，不只是很大，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乘马车来的。”
“你说得好像有道理。”
“这是线索之一，它可以让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要按铃呢？难道那个贼真那么嚣张吗？还是有人和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小偷行窃，或者他是无意碰到铃的？或者……”他又陷入刚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中了，我对他的心情是很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某种新的可能。
我们下车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伦敦警察厅。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在警局等着我们。这人个子不高，生得獐头鼠目，说话态度尖酸刻薄。待人一点都不友好。特别是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对我们更冷淡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你的行为，”他尖酸刻薄地说，“你经常利用警方给你提供的各种情报，然后自己去破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我过去破获了五十三个案子，但只有四个案子署过我的名，其余的四十九个案子的荣誉全让给了警察。你并不知道这些，你还年轻，没有经验，我并不怪你。不过，你要是想有所进步的话，你最好和我合作而别跟我作对。”
“我很高兴你能给我指点一下，”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案子还是一筹莫展。”
“你都做了些什么？”
“一直在监视看门人坦盖，不过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但他老婆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肯定对此事知道很多，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喜欢喝酒，女侦探趁她高兴时陪她喝过酒，但没从她嘴里套出点什么。”
“我听说她和一些旧货商有些纠葛。”
“是的，不过她把欠他们的钱已经还清了。”
“还账的钱是哪里来的？”
“钱的来路很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薪，而他们又不像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是她上去应承的，对此她是怎么解释的呢？”
“她说她丈夫很累，她只是想替他代劳。”
“嗯，这与他丈夫在椅子上打瞌睡这个后来发现的情况是很相符的。如此说来，这个女人除了品行不好外，也没什么别的罪证了。你有没有问，为什么那天晚上她走得那么匆忙，连巡警都注意到她的慌张神情了？”
“她说那时比平常晚了些，所以急于回家。”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但还是比她先到？”
“她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坐的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是怎么解释她到家以后为什么要先跑到厨房去？”
“她说，那是因为她的钱放在厨房里，她想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解释。你有没有问她，她离开现场时，有没有遇到或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她说除了警察外没看见别的人。”
“嗯，你还行，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别的什么措施吗？”
“这九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是没发现什么，没看出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什么？”
“没了，我们现在一筹莫展，因为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有没有去想电铃为什么会响？”
“嗯，我得承认，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这个作案的人，胆子够大的，偷了东西，还敢发出警报。”
“是的，这确实很古怪。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如果我知道是谁干的这件事，一定会通知你去抓的。华生，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该去哪里？”离开警察局时，我问他。
“去拜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这位现任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首相。”
我们赶到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好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进去后，勋爵立刻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坐着，而他自己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站着。勋爵身材修长，轮廓分明，面容和蔼，一头卷发过早地变成了灰白色，整个人看上去器宇非凡，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
“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他微笑着说，“我想我知道你的来意，因为本部只有一件事能够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问你是受谁的委托来办理这个案子的？”
“我是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福尔摩斯答道。
“哦，是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应该理解，正是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所以我更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我担心这意外事件对他的前途很不利。”
“如果能够把这份文件找回呢？”
“嗯，文件找回了，事情就好办了。”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想问你一两个问题。”
“我很乐意奉告。”
“你就是在这里吩咐费尔普斯抄写那份文件的吧？”
“是的。”
“别人偷听不到你们的谈话吧？”
“毫无偷听的可能。”
“你是否向别人透露过，你打算叫人抄写那份文件？”
“绝对没有。”
“你敢肯定？”
“当然。”
“嗯，既然你没透露消息，费尔普斯也没有，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第三者知道这件事，那么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啰。他见办公室没人，就顺手偷走了文件。”
这位内阁大臣笑了，他说：“你说的这些我是回答不了了。”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他说，“听说你担心这份协定的内容一旦泄露出去，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位内阁大臣表情丰富的脸掠过一丝阴影，说道：“后果当然极其严重。”
“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
“还没有。”
“比如说，要是这份协定已经落到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上，你会得到消息吗？”
“能得到，”霍尔德赫斯特忧郁地说。
“现在事情已经快过去十个星期了，但你一直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说明，因为某种原因，协定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了耸肩。
“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或者把它挂起来吗？”
“也许他是在等待机会，想卖个好价钱。”
“但他再等一些日子，那份文件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再过几个月，这份协定就会公之于众。”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当然，我们还可以假设，盗贼突然病倒了……”
“比如说，神经失常了，是吗？”内阁大臣飞快地扫了福尔摩斯一眼，问道。
“我可没这么说，”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们已经耽搁你不少宝贵的时间了，现在，该向你告辞了。”
“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不管他是谁。”内阁大臣把我们送出门外，向我点头说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道，“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还得作一场斗争才行。他谈不上富有，而且开销很大。我想你也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是换过底的吧。现在，华生，我不想再耽误你的医务工作了。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启事有了回音，要不我今天就无事可做了。不过，你明天要是能和我一起乘今天我们坐过的那趟火车到沃金去，我将感激不尽。”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和他一起坐上了去沃金的火车。他说他的广告毫无回音，案子也毫无进展。他说话时，脸绷得紧紧的，因此我从他的面容判断不出他是否对这个案子的现状感到满意。我记得，他当时谈的话题是贝蒂荣测量法，他对这位法国学者赞不绝口。
费尔普斯由于哈里森的精心照料。看起来比昨天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就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没带什么好消息来。”福尔摩斯说道，“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舅舅，还调查了一两个也许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失去信心，是吗？”
“是的。”
“上帝保佑你！听你这么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激动地说，“只要我们不失去信心和耐心，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没什么消息告诉我们，但我们却有消息要告诉你。”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
“我想，是很重要的消息吧？”
“是的，昨晚我又遇到一件很危险而且很严重的事。”费尔普斯表情严肃，心有余悸地说，“你可能不知道，但我开始觉得，我不知不觉被一个罪恶阴谋给瞄准了，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而且还有我的性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我知道，我从没和人结仇，但从昨晚的事来看，的的确确是有人要谋杀我。”
“请讲给我们听听吧。”
“昨天晚上，头一次没人在这里护理我，我自己一个人睡——我感觉非常好，我想我不需要别人伺候了。但我晚上还是点着灯。嗯，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那是老鼠咬木板一样的声音。我躺在床上仔细听了一会儿，还以为就是老鼠呢。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惊得坐了起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的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
“接着那声音停了十分钟左右，好像那人在等，看那些响声是不是把我惊醒了。后来，我又听到了轻轻的吱吱声，窗户慢慢地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已经清醒了，我再也忍不住了，便跳下床，猛地拉开了百叶窗。一个人正蹲在窗旁。转眼间他就逃得不见踪影。他头上系着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所以我没能看清他是谁。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他手上拿着凶器，那是一把长刀，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了一下。”
“这是个重要的情况，”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要是我身体好一些，我一定会跳出窗去追他。但我那时只能按铃把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因为铃是安在厨房里的，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不过，我使劲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给叫醒了。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的花圃里发现了脚印，但因为最近天气很干燥，他们追踪到草地上，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个地方有一些痕迹，他们说，好像有人从那儿翻过去，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因为我想最好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就没有报告给本地的警察。”
费尔普斯讲述的这段经历，显然让福尔摩斯想起了什么。只见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显然，昨晚的事让他受惊了。
“你确实有点危险，”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和我一起去宅院四周散散步吗？”
“嗯，可以，我想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块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你还是别去的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请你就留在这里。”
哈里森小姐不高兴地坐回原来的椅子，而她哥哥则和我们一起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了这位年轻的外交家的窗外。正如他所说，花圃上的确有些痕迹，但已经模糊不清，无从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
“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什么，”他说，“我们到宅子四周都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间屋子。我想，这间客厅和外室的大窗户应该更方便他进去。”
“但那些大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瑟夫·哈里森先生提醒说。
“哦，是的，不过这里有一扇门，他可以从这里进去嘛。这扇门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供商贩进出的侧门。晚上是上锁的。”
“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从来没有。”费尔普斯回答道。
“你房子里头有金银餐具或其他能招引小偷的东西吗？”
“没有，我房子里头没什么贵重东西。”
福尔摩斯把双手插进衣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漫不经心的神情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
“顺便说一下，”福尔摩斯对约瑟夫·哈里森说道，“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那个人是从那儿翻过去的。你带我们去看看！”
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根木栅栏的末端被人碰断了。上面还耷拉着一小段木片。福尔摩斯把它折断，拿在手上仔细看着。
“你认为这是昨晚碰断的吗？这痕迹看来很旧了，是吧？”
“啊，可能是的。”
“这儿也没有翻过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我看在这儿找不到什么线索，我们还是回卧室去商量怎么办吧。”
珀西·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大舅子搀扶着，走得很慢。而福尔摩斯和我很快就走过草坪，回到了卧室里开着的窗前，把他们远远落在后面。
“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很严肃地说，“你得整天守在这里别动。不管发生什么都别离开，这非常重要。”
“福尔摩斯先生，既然你这么吩咐了，那我一定照办。”哈里森小姐惊奇地说。
“你睡觉前，请从外面把房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请答应我一定照这样做。”
“可是珀西呢？”
“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
“那我留在这里吗？”
“这是为了他好。你可以帮他很大的忙。快点，你快答应吧！”
她很快点了点头，答应了，这时那两个人刚好走进屋来。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安妮？”她哥哥说，“出去晒晒太阳吧！”
“不了，谢谢你，哥哥。我的头有点痛，这屋子挺凉爽的，我呆在这里更好。”
“福尔摩斯先生，你现在有何打算？”我们的委托人问。
“啊，我们不能因为昨晚那件小事而耽搁了我们要调查的大事，我想，你要是能和我们一起回伦敦，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
“马上就走吗？”
“对，你要是方便的话，越快越好，一小时后就走怎样？”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不过，我真能帮上你的忙吗？”
“非常可能。”
“我今晚住在伦敦吗？”
“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
“那么，如果那个人晚上再来拜访我，那他就会扑空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全听你的，你有话就说吧，你是不是也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以便有人照顾我？”
“没这个必要，你知道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华生是个医生，他会照顾你的。如果你决定了，那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餐后就动身进城。”
一切都按他的建议安排妥当了，哈里森小姐也按福尔摩斯的意见，找了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我真不知道福尔摩斯在玩什么花招，他是想让这位姑娘离开费尔普斯吗？费尔普斯因为已经恢复了健康和将要参加的行动，而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在餐室里吃午餐。但是，福尔摩斯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和我们一起到了车站，把我们送到车上后，竟不慌不忙地向我们声明，他不打算离开沃金了。
“在我走之前，还得弄清楚一两件小事。”他说，“费尔普斯先生，你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华生，答应我，到伦敦后，你一定得和费尔普斯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直到等到我回来为止。好在你们两人是老校友，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在我的卧室里睡。我明早坐八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我想，能赶上和你们一起吃早餐。”
“那我们要在伦敦调查的事怎么办呢？”费尔普斯沮丧地问。
“我们明天再调查。我想我现在留在这里很有必要。”
“请你回到布里尔布雷后告诉他们，我明天晚上回来。”我们的火车快要开动时，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福尔摩斯答道。我们的火车站离开站台时，他高高兴兴地向我们挥手致意。
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猜福尔摩斯为什么留下不走，但谁也说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猜想，他是想找出昨晚那事的线索，如果真有盗贼的话，我想，那决不是一个普通的盗贼。”
“那么，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老实说，你要说我神经过敏也好，但我肯定，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秘密的政治阴谋，并且由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那些家伙想暗杀我。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夸张和荒谬，但你考虑一下事实吧！那家伙为什么来撬这没什么可偷的卧室的窗户，他为什么拿了把长刀呢？”
“你肯定那不是用来撬门的撬棍吗？”
“不，不是的，绝对是一把刀，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闪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来暗杀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如果福尔摩斯也这么认为，那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走了。不是吗？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他要是把昨晚那个威胁过你的人抓住了，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但假如你有两个仇人。一个偷了你的文件，另一个要杀你那就太荒谬了。”
“但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认识他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我说，“我从没有见过他无缘无由地就去做什么事。”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
我这一天累得疲惫不堪。久病之后的费尔普斯依然虚弱，他的不幸遭遇使他容易激怒，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我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和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想让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时而惊异，时而猜测，时而思索，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而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明天早晨又会听到什么消息。入夜之后，他由激动不安变得痛苦异常。
“你很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出色地办过许多案子。”
“但他还从未侦破过像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哦，不，他侦破过比这案子的线索还要少的案子。”
“但没有比这更关系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曾给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但你很了解他，是吗？他是个琢磨不透的人物，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他。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你认为他有把握侦破这个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透露。”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我曾经注意到，他每次失去线索了，就会坦率地承认失去了线索。他只在查到了一点线索，但又没有十分的把握时，才特别的沉默寡言。现在，我亲爱的朋友，别为这事而心神不安了吧，这于事无补。我劝你还是赶快上床睡觉，不管明天早上的消息是好是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应对。”
我终于说服他上床睡觉，但从他激动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睡得安稳的。他的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我，我在床上辗转了半夜，不能入睡，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他为什么要哈里森小姐整天在病房里呆着？他为什么那么小心谨慎，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要留在他们附近呢？我绞尽脑汁，仔细盘算着这些问题，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但作了无数个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最后，才渐渐入睡。
我睡醒的时候，已经七点钟了，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只见他一脸的憔悴，看来他昨夜是整晚没睡。他第一句话就是问福尔摩斯回来没有。
“他既然答应了，”我说道，“那他一定会准时回来的。”
果然不出所料，八点刚过，就有辆马车飞快地驶到了门前，福尔摩斯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站在窗前，发现他左手缠着绷带，面色严肃而苍白。他走进公寓，过了一会儿才来到楼上。
“他好像很垂头丧气。”费尔普斯喊道。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这个案子的线索，毕竟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
“我曾经对他的回来抱有很大的希望，”费尔普斯说，“但事情看来并不妙，昨天他的手还好好的，这到底怎么了？”
“福尔摩斯，你受伤了吗？”我的朋友走进屋里时，我问道。
“唉，这都怪我笨手笨脚，把皮给擦伤了，”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道，“费尔普斯先生，你的这个案子和我过去查办过的案子相比，是最难破的了。”
“你是不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
“从你手的绷带来看，你遭遇过险情，”我说道，“你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等吃完早餐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我今天早晨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呢。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启事还没有回音吧？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已经摆好了，我正想按铃，哈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过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起围着桌子坐下，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而费尔普斯则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哈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虽然她会做的菜很有限，不过她和苏格兰女人一样，知道什么人爱吃什么菜。华生，你盘子里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你揭开看看吧。”
“谢谢你，我什么也不想吃。”费尔普斯说道。
“嗯，吃吧！多少吃一点儿吧。”
“谢谢你，我实在是没胃口。”
“那，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道：“我来帮你把盖子揭开吧。”
福尔摩斯刚把盖子打开，费尔普斯就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苍白得像菜盘一样，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菜盘。
原来盘里面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它，然后又把它按在胸前，高兴地尖声喊叫，发疯似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又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筋疲力尽。我们怕他昏厥过去，马上给他灌了点儿白兰地。
“好啦！好啦！”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他说，“这么突然地把它放到你面前，把你给高兴坏了吧？不过华生知道我的性格，我总是忍不住地想把事情戏剧化一点儿。”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
“上帝保佑你，先生！”他大声叫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好啦，你知道，这同样关系到我的荣誉，”福尔摩斯说，“我办案失败就跟你丢掉海军协定一样，都是不愉快的。”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的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尽管我不想再一次打扰你吃早餐，但我还是很想尽快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匆匆把火腿蛋吃完，喝了一杯咖啡后，站起身点上烟斗，然后又坐到椅子上。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道，“和你们在车站分手后，我漫步到了风景优美的萨里区，最后在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子的客店里喝过茶，给水壶灌满水，买了一块夹心面包放在口袋里，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一直等到傍晚，才返回沃金，当我走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上时，天快黑了。
“我一直等到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了——我想，那条公路可能一向没多少人走——才爬过栅栏，摸到屋后面。”
“你怎么不走大门呢？那扇门一天到晚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是开着的，但我故意不走大门。我选了个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的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子里的人是看不到我的。我蹲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后面，爬到另一棵树后面——你看，我的裤子的膝盖部位都磨破了。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着的那丛杜鹃花旁边才又蹲下来，等候事情的发展。
“你房子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等她合上书，关好百叶窗，走出卧室时，已经是十点一刻了。
“我不止听到她关门的声音，还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是的，我事先交待过哈里森小姐，让她睡觉前，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亲自保管钥匙。她完全照我的话去做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她的合作，我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里的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还是在杜鹃花丛里蹲着。
“虽然夜色很好，但蹲在那里真不好受。那种激动的心情，就跟渔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华生，这几乎和我们在查‘斑点带子案’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放弃这种等候。但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开锁的声音。很快，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森先生走到了月光中。”
“约瑟夫？！”费尔普斯又突然打断了福尔摩斯。
“他光着头，但肩上披着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来作蒙面布的黑斗蓬。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下的阴影中，走到你卧室的窗户旁，用一把薄薄的长刀插入窗框，把窗闩给拨开了。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的缝中，把百叶窗也打开了。
“从我藏身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屋里的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把门这边地毯的一角卷了起来，然后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管道工修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从这里通往厨房，供气给厨房。约瑟夫就是从这个隐秘的地方把文件取出来的。随后他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灭了蜡烛，他没想到我在窗外正等着他，所以一下子就撞进我怀里。
“这位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狠得多！他举起刀向我扑过来，我不得不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他划伤了我的手指。我们结束搏斗后，他由于被我打肿了一只眼，看起来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但他听从了我的劝告，交出了文件。文件到手后，我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份电报，把事情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快，把约瑟夫给抓住了，那就太好了。不过，我想，他很有可能抓不到人，这正是政府希望的，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约瑟夫逃跑，也不愿让这个案子送到法庭上去审理。”
“我的天啊！”弗尔普斯呻吟道，“这是真的吗？在我非常痛苦的这十个星期里，这份被盗走的文件真的一直和我在同一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他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哼！约瑟夫是一个从他外表看不出的非常阴险的危险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那番话看来，他很有可能在股票交易中亏得血本无归，为了扭转亏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有机会，他是不会顾及他妹妹的幸福和你的名誉的。”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子上，说道：“我的头都昏了，你的话让我更晕头转向。”
“你这个案子最大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说，“就在于线索太多。一些毫不相干的线索把真正的线索给遮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很多，但我们只能把那些有用的选出来，按顺序依次串起来，再重新推敲事情的每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那天晚上你本来是要和他一块回家的，而他又对外交部很熟悉，何况又顺路，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他一定会来找你。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我想，只有约瑟夫才有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那天你和医生一起回家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我的怀疑由此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晚没人陪你，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那家伙很熟悉房间里的情况。”
“我简直是有眼无珠！”
“这个案子的过程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面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门熟路，所以径直进了你的办公室，那时你已到楼下去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便按起电铃来，就在按电铃的时候，看到了桌上的文件。他觉得这是弄到一份很有价值的国家文件的好机会，他便把它揣进了口袋，接着马上离开了现场。你应该还记得，铃声响了几分钟后，从瞌睡中醒过来的看门人才提醒你铃声有问题。这几分钟是足够他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了沃金，检查了赃物后，他认定这是份非常值钱的文件，便把它藏到了他认为很安全的地方，想过一两天再取出，卖给法国大使馆或其他他认为可以卖个好价钱的地方。但你的突然回家，让他措手不及地就被迫搬出了那间卧室。此后，屋里一直至少都有两个人在，他没办法拿出他的宝贝。这简直把他急得要发疯了。不过，他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本想潜入那间卧室，但你却醒着，把他的计划给破坏了。你还记得吧，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服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头做了手脚，因此他以为你一定会毫无知觉的。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能不被发现，便会去取那份文件的。你离开卧室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呆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让他误以为没有危险，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监视着卧室里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有八九是藏在卧室里的，但我不想拆开所有地板和墙壁去搜寻，我要让他自己给我拿出来，这就省事多了。你们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但他为什么偏偏要撬窗户呢？”我问道。
“从门里进去，他得先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可以毫不费力地跳到草坪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行凶的企图吗？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有吧，”福尔摩斯耸了耸双肩回答道，“我唯一能肯定的是，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绝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