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敌人的敌人”：韩国的崛起

1948年，朝鲜半岛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译者注杰弗里·凯恩，《三星崛起》（Samsung Rising），澳大利亚柯伦西出版社（Currency Press），2020年，第33页。 李秉喆（Lee Byung-Chul）几乎可以通过卖任何东西赚钱。李秉喆出生于1910年，比杰克·辛普劳小一岁。李秉喆于1938年3月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当时，他的祖国朝鲜 是日本的殖民地，并且日本正在与中国交战，不久又与美国交战。李秉喆的第一批产品是鱼干和蔬菜，他从朝鲜搜集这些产品并将其运往中国北部，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食物。朝鲜当时很贫穷，没有工业和技术，但李秉喆宣称，他已经梦想着建立一个“大、强、永恒”的企业。 多亏了两个有影响力的盟友——美国芯片产业和韩国政府，他将把三星（Samsung）变成一个超级半导体企业。硅谷超越日本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在亚洲寻找更便宜的供应来源。李秉喆认为，这是三星可以轻松扮演的角色。

杰弗里·凯恩，《三星崛起》，第33-41页。 韩国习惯于在更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穿梭。在李秉喆创立三星七年后，三星本可能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摧毁。但李秉喆巧妙地改变了方向，像兜售鱼干一样顺利地与政治赞助人交易。他与战后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人建立了联系，并避开了想分裂像三星这样大型商业集团的韩国政客。当朝鲜与韩国交战时，李秉喆的资产甚至可以被保留。不过，当对方短暂占领首尔时，一名朝鲜官员夺走了李秉喆的雪佛兰，并驾着它在被占领的首都周围兜风。

乔东升（Dong-Sung Cho，音译）和约翰·A.马修斯，《虎式技术》（Tiger Techn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06页。杰弗里·凯恩，《三星崛起》，第40、41、46页。关于李秉喆的财富，请参见《通过收入和股价看韩国财阀半个世纪的兴衰》（Half a Century of Rise and Fall of the Korean Chaebol in Terms of Income and Stock Price），韩国联合通讯社（Yohap News Agency），2006年11月7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10708154800008。 尽管发生了战争，李秉喆还是扩大了他的商业帝国，并且巧妙地驾驭了韩国复杂的政治形势。1961年，当一个军事政权上台时，将军们剥夺了李秉喆的银行，但他和其他公司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他坚称，三星是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国家的利益取决于三星是否能成为世界级的公司。李秉喆家族座右铭的第一部分写道：“通过商业服务国家。” 从鱼类和蔬菜行业开始，他逐步涉足了糖业、纺织业、化肥业、建筑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他认为，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繁荣证明了他在为国家服务。批评者指出，到1960年，他已成为韩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认为李秉喆的财富证明了这个国家及其腐败的政客正在为他服务。

朴世安（Si-on Park，音译），《像李秉喆那样》（Like Lee Byung-chul），第71页。乔东升和约翰·A.马修斯，《虎式技术》，第112页。丹尼尔·勒里和唐·丁吉，《移动解锁》（Mobile Unleashed），SemiWiki，2015年。金东元和斯图尔特·W.莱斯利，《赢得市场还是赢得诺贝尔奖？韩国科学技术院与后期工业化的挑战》（Winning Markets or Winning Nobel Prizes? KAIST and the Challenges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Osiris，第13卷，1998年，第167-170页。唐纳德·L.贝内迪克特（Donald L. Benedict）、郑根莫（Kun Mo Chung，音译）、富兰克林·A.隆（Franklin A. Long）、托马斯·L.马丁（Thomas L. Martin）和弗雷德里克·E.特曼（Frederick E. Terman）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编写的《韩国科学技术院成立调查报告》（Survey Repor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1970年12月，http://large.stanford.edu/history/kaist/docs/terman/summary/。关于三星早期的困难，请参见韩泰半导体公司（Hankook Semiconductor），例如，三星新闻室（Samsung Newsroom），《半导体将是我最后的生意》（Semiconductor Will Be My Last Business），三星公司，2010年3月30日，https://news.samsung.com/kr/91。 李秉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观察东芝和富士通等公司抢占DRAM市场份额时，就想进军半导体行业。当时，韩国已经是美国或日本制造的芯片进行外包组装和封装的重要地点。此外，美国政府在1966年资助韩国成立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从美国顶尖大学毕业，或在韩国接受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培训。但即使拥有熟练的劳动力，企业也不容易从基本装配转向尖端芯片制造。三星此前涉足简单的半导体工作，但很难赚钱或开发先进技术。

朴世安，《像李秉喆那样》，第399、436页。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秉喆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硅谷和日本残酷的DRAM竞争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已将半导体列为优先事项。当李秉喆思索三星的未来时，他于1982年春天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参观了惠普的工厂，并对惠普的技术感到惊叹。如果惠普能从帕洛阿尔托的车库成长为科技巨头，那么从鱼干和蔬菜店起步的三星公司肯定也能行。一位惠普员工告诉他：“这都要归功于半导体。”他还参观了一家IBM电脑工厂，并对自己被允许拍照感到震惊。他告诉带他参观的IBM员工：“这个工厂一定有很多秘密。”这位员工自信地回答：“它们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来复制。” 但复制硅谷正是李秉喆计划要做的。

欧明（Myung Oh，音译）和詹姆斯·F.拉森，《韩国数字发展：构建信息社会》（Digital Development in Korea: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Society），劳特利奇出版社，2011年，第54页。朴世安，《像李秉喆那样》，第386页。乔东升和约翰·A.马修斯，《虎式技术》，第105、119、125页。李杰国（Lee Jae-goo，音译），《我们为什么要做半导体产业》（Why Should We Do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ZDNET韩国，1983年3月15日，https://zdnet.co.kr/view/?no=20110328005714。 这样做将需要大量资本支出，且无法保证它会奏效。对李秉喆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他犹豫了几个月。失败可能会毁掉他的整个商业帝国，但韩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支持，并承诺投资4亿美元发展半导体产业。韩国的银行将遵循政府的指示，再发放巨额贷款。因此，与日本一样，韩国的科技公司并非来自车库，而是来自能够获得廉价银行贷款和政府支持的大型企业集团。1983年2月，在经历了一个紧张、不眠的夜晚后，李秉喆拿起电话，打给三星的电子部门负责人，并宣布：“三星将制造半导体。”他宣称，他将公司的未来押在半导体上，并准备至少花费1亿美元。

理查德·S.特德洛，《安迪·格鲁夫》，第218页。罗伯特·W.克兰德尔（Robert W.Crandall）和肯尼思·弗拉姆，《改变规则》（Changing the Rules），布鲁金斯学会，1989年，第315页。苏珊·齐纳（Susan Chira），《韩国芯片制造商奋起直追》（Korea's Chip Makers Race to Catch Up），《纽约时报》，1985年7月15日。《公司新闻：英特尔芯片协议》（Company News: Intel Chip Pact），《纽约时报》，1987年6月26日。 李秉喆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韩国政府坚定地支持他。但如果没有硅谷的支持，三星在芯片上的所有赌注都不会奏效。硅谷打赌，应对来自日本的存储芯片国际竞争的最佳方式，是在韩国找到更便宜的来源，同时将美国的研发重点放在更高价值的产品上，而不是商品化的DRAM芯片上。因此，美国芯片制造商将韩国新贵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罗伯特·诺伊斯告诉安迪·格鲁夫，“有了韩国人”，日本“不管成本如何都要倾销”的策略不会成功垄断全球DRAM芯片的生产，因为韩国人会削弱日本生产商的实力。诺伊斯预测，结果对日本芯片制造商是“致命”的。

因此，英特尔为韩国DRAM生产商的崛起欢呼。英特尔是20世纪80年代与三星签约成立合资企业的几家硅谷公司之一，出售由三星生产的英特尔自有品牌芯片，并意图帮助韩国芯片产业以减少日本对硅谷的威胁。此外，韩国的成本和工资大大低于日本，因此像三星这样的韩国公司有机会赢得市场份额，即使它们的制造工艺没有日本那样完美。

理查德·E.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1986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日本与世界经济》（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第6卷，第2期，1994年6月，第136-137页。道格拉斯·欧文，《贸易政策与半导体产业》（Trade Policies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摘自安妮·O.克鲁格（Anne O. Krueger）编辑，《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47页。 美日贸易紧张也帮助了韩国公司。 1986年，华盛顿威胁说，除非日本停止“倾销”（在美国市场上廉价销售DRAM芯片），否则将征收关税。此后，东京同意限制其对美国的芯片销售，并承诺不以低价销售芯片。这为韩国公司提供了以更高价格销售更多DRAM芯片的机会。美国人并不打算让这笔交易惠及韩国公司，但他们很高兴看到除了日本以外的任何公司生产他们所需要的芯片。

金林洙（Linsu Kim，音译），《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中心，1997年，第89页，引用了佐泰克（Zyrtek）以210万美元的费用转让先进生产知识的例子。采访沃德·帕金森，2021年。安德鲁·波拉克，《美韩芯片关系增长》（U. S. -Korea Chip Ties Grow），《纽约时报》，1985年7月15日。 美国不仅为韩国DRAM芯片提供了市场，也为其提供了技术。随着硅谷的DRAM生产商大多濒临倒闭，它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将顶尖技术转移到韩国。李秉喆提议资金紧缺的存储芯片初创公司美光提供64K DRAM芯片的授权，并在此过程中与美光创始人沃德·帕金森成为好友。美光正在寻找它能得到的任何资金。美光热切地表示同意，即使这意味着三星将学习美光的许多工艺流程。沃德回忆道：“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三星都做到了。”一些行业领袖，比如戈登·摩尔，担心一些芯片公司会因过于绝望而“放弃越来越有价值的技术”。但当大多数制造存储芯片的美国公司几乎破产时，很难证明DRAM技术特别有价值。硅谷的大多数公司很乐意与韩国公司合作，通过压低日本竞争对手的价格帮助韩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中心之一。其中的逻辑很简单，杰瑞·桑德斯解释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