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所有人都必须制造半导体”

1987年，即张忠谋成立台积电的同一年，在其西南几百英里处，一位默默无闻的工程师任正非成立了一家名为华为的电子贸易公司。中国台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岛，它不仅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公司有着深厚的联系，而且与成千上万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接受过教育的工程师也有着深厚联系。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拥有众多的人口，当时贫穷、落后。但一项新的经济开放政策导致了贸易的繁荣，特别是货物可以通过中国香港进口。华为所在的深圳就坐落在香港对面。

乔纳森·波拉克，《转型中的中国电子工业》（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ransition），兰德公司，N-2306，1985年5月。大卫·多尔曼（David Dorman），《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军事要务：电子政治，1949—1999年》（The Military Imperative i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The Politics of Electronics，1949-1999），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博士论文，2002年。在台湾，张忠谋着眼于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并赢得了硅谷巨头客户。在深圳，任正非去香港购买廉价的电信设备，然后在全国销售。他交易的设备使用了集成电路，但他自己生产芯片的想法似乎不靠谱。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把电子工业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当时，中国大陆生产的最先进、最广泛使用的芯片是一种DRAM，其存储容量与英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的第一款DRAM大致相同。相比英特尔，中国大陆的芯片落后了十多年。

当集成电路被发明时，中国大陆拥有许多有助于当初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吸引美国半导体投资的因素，比如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精英。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对于像张忠谋这样背景的人来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大陆，意味着可能陷入“困境”。在1949年之前，中国大学的不少优秀毕业生最终留在美国工作，为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建立电子能力。

朱贻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论述文集》，2006年，第140-144页。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也犯了与苏联类似的错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就将半导体确定为科学优先事项。很快，中国政府呼吁北京大学和其他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掌握技能，吸引了一批包括之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或普渡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科学家。到1960年，中国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半导体研究所。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开始制造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1965年，中国工程师在罗伯特·诺伊斯和杰克·基尔比之后的五年里，制造了第一个集成电路。

但是，中国在生产出第一个集成电路的第二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教育系统受到了攻击，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专家被派往农村。

《人民日报》于1969年10月9日发表的《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载于《中国大陆调查》（Surve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Press），第4520期，1969年10月21日，第11-13页。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建设先进产业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当时中国接触不到西方先进技术。美国的限制阻止了中国购买先进的半导体设备，中国希望依靠群众运动完全自力更生，尽管中国当时无法生产许多先进的零部件。当时的主流媒体敦促支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独立自主地发展电子工业”。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冲淡了半导体的重要性，切断了中国与外国技术的联系。很多中国科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他们的研究和生活感到不满，他们被送往农场，而不是在实验室研究半导体。

中国少数地方躲过了“文化大革命”。香港当时仍由殖民主义英国管治，工人正努力地在俯瞰九龙湾的仙童工厂里组装硅器件。在几百英里外的台湾，多家美国芯片公司拥有工厂，并且雇用了数千名工人，从事比加利福尼亚州标准工资低很多但远优于农民务农的工作。就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之际，中国台湾、韩国和东南亚的芯片产业正在将农民从农村拉出来，在工厂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已经落后于硅谷，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英特尔发明了微处理器，同时日本在全球DRAM市场上占据了很大份额。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处于灾难性的状态。

1975年9月2日，约翰·巴丁抵达北京。20年前，巴丁因发明晶体管，与肖克利和布喇顿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巴丁成为唯一一位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这一次是因为他在超导方面的工作。在物理学界，没有人比巴丁更出名了，尽管谦虚的巴丁不公正地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肖克利超越。当他接近退休时，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美国和外国大学之间建立联系。1975年，当一个由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巴丁被邀请加入。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中国的固体物理》，1976年，第151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开始与美国建交。巴丁的代表团提醒中国人，与美国的友谊可以带来先进技术。这次访问标志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十年前，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的主要研究机构都不会欢迎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某些政治遗产仍然存在。美国人被告知，中国科学家之所以不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因为他们反对“自夸”。

维基·戴奇和莉莲·霍德森，《旷世奇才》，第277页。巴丁从他与肖克利的合作中了解了一些痴迷于自我陶醉的科学家，肖克利曾不公正地声称自己独立发明了晶体管。肖克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失败的商人，他的例子表明，资本主义与“自夸”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巴丁告诉他的妻子，那些关心中国半导体科学家的政治人士是硅谷无法比拟的。

理查德·鲍姆，DOS ex Machina，第347-348页。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中国的固体物理》，第52-53页。巴丁和他的同事在离开中国时，对中国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中国的半导体制造愿景似乎没有多大希望。当时，亚洲的电子革命完全被中国大陆错过。硅谷的芯片公司在香港、台湾、槟城以及新加坡市的工厂雇用了数千名本地工人，他们大多是华裔。中国大陆在20世纪60年代谴责资本家，而其他地区拼命吸引资本家。197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上可行的半导体生产，全国只有1500台电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四个现代化”政策来改造中国。不久，中国宣布“科学技术”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被一场技术革命改变，中国科学家意识到芯片是这场变革的核心。

丹尼斯·弗雷德·西蒙和德尼夫·雷恩，《中国的技术创新：上海半导体工业案例》，第17、27、48页。中国需要自己的半导体，不能依赖外国人。1985年，《光明日报》呼吁放弃“第一台进口机器、第二台进口机器和第三台进口机器”的公式，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台机器进口，第二台中国制造，第三台出口”。但当时，中国在半导体基础方面过于落后，这是无法轻易改变的。

政府呼吁进行更多的半导体研究，但光靠政府法令无法产生科学发明或可行的产业。政府坚持认为芯片具有战略重要性，这导致政府试图控制芯片制造，容易使该行业陷入官僚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当华为的任正非等新兴企业家开始建立电子业务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外国芯片。中国大陆的电子组装业建立在境外芯片的基础上，这些芯片从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采购，而且是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台湾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