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与中国人分享上帝的爱”

伊夫林·伊里塔尼（Evelyn Iritani），《中国的下一个挑战：掌握微芯片》（China's Next Challenge: Mastering the Microchip），《洛杉矶时报》，2002年10月22日。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开往中国的快船》（Fast Boat to China），维塔奇书局，2007年，第250页。 张汝京（Richard Chang）只是想“与中国人分享上帝的爱”。 《圣经》没有关于半导体的内容，但张汝京有传教士的热情，并且希望将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带到中国。2000年，出生于南京，在台湾长大，并且受过得克萨斯州培训的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说服中国政府给他巨额补贴，让他在上海建立一家半导体芯片制造厂。该工厂的设计完全符合他的要求，甚至包括一座教堂，这要感谢中国政府的特别许可。 但即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当他与半导体行业的巨人，特别是台积电搏斗时，他仍然觉得自己像《圣经》中的大卫一样。

安东尼奥·瓦纳斯、拉·瓦拉达兰扬、吉米·古德里奇和法兰·尤格，《政府激励与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竞争力》（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US Competitiveness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波士顿咨询集团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2020年9月，第7页。约翰·A.马修斯，《东方硅谷》，《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97年。 芯片制造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美国晶圆厂生产的芯片占全球的37%，但这个数字到2000年下降到19%，到2010年下降到13%。 日本在芯片制造方面的市场份额也大幅下降。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向芯片产业注入大量资金，并迅速增加产量。例如，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制造工厂和芯片设计中心与TI、惠普和日立等公司合作，在这个城市国家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半导体产业。新加坡政府也尝试效仿台积电，成立了一家名为特许半导体（Chartered Semiconductor）的芯片制造厂，但该公司从未像台积电那样表现出色。

采访三星高管，2021年。关于信贷补贴，请参见S.兰·金（S. Ran Kim，音译），韩国创新体系和半导体行业（The Korea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工业和企业变革》（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第7卷，第2期，1998年6月1日，第297-298页。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表现更好。1992年，三星取代了日本的DRAM生产商，成为世界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在此后的十年中，三星发展迅速。三星抵挡住了来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DRAM市场竞争，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政府对韩国银行的非官方压力，要求它们提供信贷。这种融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三星的主要产品DRAM存储芯片需要强大的财政力量，才能支撑每一个持续发展的技术节点的支出，即使在行业低迷时期，这些支出也必须持续。三星的一位高管解释说，DRAM市场就像一场“胆小鬼博弈”游戏。 在经济好的时候，世界上的DRAM公司会向新工厂投入大量资金，将市场推向产能过剩，从而压低价格。继续投资是极其昂贵的，但停止投资，哪怕是一年，都有可能将市场份额让给竞争对手。没有人想先眨眼。在竞争对手被迫削减开支后，三星有资本继续投资。 三星的存储芯片市场份额增长势头强劲。

中国最有可能颠覆半导体行业，因为中国在组装电子产品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世界上大多数芯片是要组装在这些电子产品上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上海和深圳等城市是电子组装中心。几十年前，这类工作推动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真正的价值是电子产品里的部件，尤其是半导体。

采访中国科技分析师，2021年。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芯片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更不用说美国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走私者发现非法携带芯片进入中国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将芯片装满箱子，然后从香港地区偷运过去。 但随着中国电子产业的成熟，走私芯片的吸引力不如制造芯片。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ST工艺技术是张汝京下一个中国代工厂的基础》（ST Process Technology Is Base for Chang's Next Chinese Foundry），EE News Analog，2020年2月24日。《财经人物周刊：“中国半导体之父”——张汝京》，中央电视台，YouTube视频，2019年4月29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VHAyrGRM2E.http://magazine.sina.com/bg/southernpeopleweerkly/2009045/2009-12-09/ba80442.html。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6695。 把芯片业带到中国被张汝京视为他一生的使命。1948年，张汝京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家人离开了大陆，在他只有一岁的时候来到了台湾。在台湾，他在一个大陆人社区长大，他们把在岛上的居留视为临时逗留。蒋介石预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崩溃”从未发生，让像张汝京这样的人陷入了永久性的身份危机，他们把自己视为中国人，但生活在远离出生地的岛屿上。大学毕业后，张汝京搬到了美国，在纽约的布法罗完成了研究生学位，然后在TI与杰克·基尔比一起工作。他成为经营晶圆厂的专家，从美国到日本，从新加坡到意大利，他在世界各地经营着TI的工厂。

道格拉斯·B.富勒，《纸老虎，隐藏的龙》（Paper Tigers, Hidden Dragon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126页。约翰·维威（John VerWey），《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过去和现在》（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Past and Present），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国际商业与经济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2019年7月，第11页。这是中国芯片产业的一流分析专家道格拉斯·B.富勒在《纸老虎，隐藏的龙》第122页中的判断。道格拉斯·B.富勒，《纸老虎，隐藏的龙》，第125页。李寅，《从经典失败到全球竞争对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商业组织与经济发展》（From Classic Failures to Global Competitors: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硕士论文，第32-33页。 中国政府补贴国内半导体产业建设的早期成果大多不尽如人意。 一些晶圆厂是在中国建造的，比如中国华虹和日本NEC在上海的合资企业。NEC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金融交易。 作为交换，NEC承诺将其技术带到中国。但NEC要确保由日本专家负责，中国员工只能做基础工作。中国从这家合资企业获得的专业知识不多。引用一位分析师的话：“我们不能说这个公司是中国的公司，这只是一个位于中国的晶圆厂。”

楚明青（Ming-chin Monique Chu，音译），《东亚计算机芯片战争》（The East Asian Computer Chip War），劳特利奇出版社，2013年，第212-213页。关于宏力的困难，请参见道格拉斯·B.富勒，《纸老虎，隐藏的龙》，第5章。迈克尔·S.蔡斯（Michael S. Chase）、凯文·L.波尔皮特（Kevin L. Pollpeter）和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上海：海峡两岸信息技术和投资流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技术报告）》[Shanghaie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Technical Report）]，兰德公司，2004年7月26日，第127-135页。 2000年在上海成立的另一家芯片公司宏力半导体也涉及类似的境外投资、国家补贴和不成功的技术转让。考虑到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成功，吸引台湾参与大陆芯片产业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该公司由于技术落后，难以获得客户，从未赢得过大陆芯片制造业务的一小部分，占世界总业务的份额就更少了。

安德鲁·罗斯，《开往中国的快船》，第250页。迈克尔·S.蔡斯等，《上海》（Shanghaied），第149页。《张汝京和他的中芯国际团队》（Richard Chang and His SMIC Team），《快乐工作人》（Cheers Magazine），2000年4月1日，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3843。 如果有人能在中国建立芯片产业，那就是张汝京。他不会依赖裙带关系或外国援助。世界级晶圆厂所需的所有知识都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在TI工作期间，他为该公司在世界各地开设新工厂。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做同样的事？他于2000年创立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以下简称“中芯国际”），从高盛、摩托罗拉和东芝等国际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15亿美元。 一位分析师估计，中芯国际一半的创业资金是由美国投资者提供的。 张汝京利用这些资金雇用了数百名境外专家来运营中芯国际的晶圆厂，其中至少有400名来自中国台湾。

张汝京的策略很简单：像台积电那样做。在台湾，台积电雇用了最好的工程师，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或其他先进芯片公司有经验的工程师。台积电购买了它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工具，坚持不懈地专注于培训员工掌握行业最佳实践，利用台湾愿意提供的所有税收和补贴政策。

道格拉斯·B.富勒，《纸老虎，隐藏的龙》，第132、134、135页。约翰·维威，《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过去和现在》（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第11-12页。李寅，《从经典失败到全球竞争对手》，第45-48页。安德鲁·罗斯，《开往中国的快船》，第248页。 中芯国际虔诚地遵循这一路线图，从境外芯片制造商，特别是台积电，积极雇用员工。在其运营的第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芯国际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员是从台湾和国外雇用的。2001年，据分析师道格拉斯·B.富勒（Douglas B. Fuller）称，中芯国际从当地雇用了650名工程师，从境外招聘了393名工程师，境外招聘的大部分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该公司甚至有一个口号，“一个老员工带来两个新员工”，强调需要境外培训过的有经验的员工来帮助当地工程师学习。中芯国际的本地工程师学得很快，其技术能力很快就被认可，以至外国芯片制造商开始向他们发出工作邀请。该公司在技术国产化方面的成功归功于这批受过境外培训的员工。

陈茵茵（Yin-Yin Chen，音译），《上海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1956—2006年》（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Shanghai，1956-2006），论文，台湾大学，2007年，第71-72页。陆尔浩，《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2000—2005年》，第75-77页。感谢克劳斯·宋翻译这些资料。李寅，《从经典失败到全球竞争对手》，第45-48页。道格拉斯·B.富勒，《纸老虎，隐藏的龙》，第132、136页。《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宣布拟在港交所和纽交所双重上市》（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nnounces Proposed Dual Listing on SEHK and NYSE），中芯国际，2004年3月7日，https://www.smics.com/en/site/news_read/4212。《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首次亮相》（Chip maker SMIC falls on debut），CNN，2004年3月18日。 与中国其他芯片初创企业一样，中芯国际也从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受益，比如五年的企业免税期和减免在中国销售芯片的销售税。 中芯国际获得了这些好处，但它一开始并不依赖这些好处。张汝京致力于提高生产能力，采用接近尖端的技术。 到20世纪末，中芯国际仅落后于世界技术领先企业几年。该公司似乎有望成为一流的芯片制造厂，或许最终有能力威胁台积电。 张汝京很快赢得了为他前雇主TI等行业领袖制造芯片的合同。中芯国际于200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现在台积电面临来自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多家芯片厂的竞争。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中国台湾的联华电子和世界先进公司（Vanguard），以及2005年进入代工业务的韩国三星，都在与台积电竞争生产其他地方设计的芯片。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使得芯片生产成本更低，这让它们所服务的大多数美国无晶圆公司受益。与此同时，无晶圆公司正处于推出一款塞满复杂芯片的革命性新产品（智能手机）的早期阶段。离岸外包降低了制造成本，刺激了更多的竞争。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和过去难以想象的产品。全球化不就是这样设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