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跑得更快？

安迪·格鲁夫，《安迪·格鲁夫：美国如何创造就业》（Andy Grove: How America Can Create Jobs），《商业周刊》，2010年7月1日。 2010年，安迪·格鲁夫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厅用餐，他被介绍给三位正在硅谷旅游的中国风险投资家。2005年，他辞去了英特尔董事长的职务，成为一名简单的退休人员。他建立并拯救的公司仍然盈利丰厚。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英特尔也赚钱了，尽管硅谷的失业率飙升至9%以上。但格鲁夫并不认为英特尔过去的成功是自满的理由。他一如既往地偏执。看到中国风险投资家在帕洛阿尔托投资，他不禁要问：在大规模失业的时候，硅谷将生产外包是否明智？作为前纳粹和苏联军队的犹太难民，格鲁夫不是本土主义者。英特尔雇用了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在各大洲运营工厂。但格鲁夫担心先进制造业的离岸外包，三年前（2007年）刚刚推出的iPhone就是这一趋势的例证，iPhone的部件很少是在美国制造的。尽管离岸外包始于低技能工作，但格鲁夫认为它不会局限于此，无论是在半导体行业还是其他行业。他担心电动汽车所需的锂电池，尽管美国发明了许多核心技术，但美国在电动汽车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他的解决方案是，“对离岸劳动力的产品征收额外的税。如果结果是一场贸易战，这就跟其他战争一样，为赢得胜利而战”。

许多人认为格鲁夫是过去时代的代表。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格鲁夫就建立了英特尔。他的公司错过了移动电话，并依靠垄断x86的成果生存。21世纪前十年早期，英特尔保留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技术，领先竞争对手引入了更小的晶体管，保持了与戈登·摩尔时期一样的节奏。但是，台积电、三星等竞争对手与英特尔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

此外，英特尔的业务被其他拥有不同商业模式的科技公司掩盖。21世纪初，英特尔曾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但被苹果超越，苹果的新移动生态系统不依赖于英特尔的芯片。英特尔错过了互联网经济的崛起。脸书（Facebook）成立于2006年，到2010年，其价值几乎是英特尔的一半，但很快就提高到英特尔的好几倍。硅谷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可能会反驳说，互联网数据是在服务器芯片上处理的，并在依赖处理器的个人电脑上访问。但是，生产芯片比在应用程序上销售广告的利润更低。格鲁夫崇拜“颠覆性创新”，但到了21世纪前十年，英特尔的业务被颠覆了。格鲁夫对苹果离岸装配线的遗憾被置若罔闻。

即使在半导体领域，格鲁夫充满厄运的预言也普遍被排斥。诚然，台积电等新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厂大部分在国外，但外国芯片制造厂生产的芯片主要由美国无晶圆厂公司设计。此外，它们的工厂里都是美国生产的制造设备。自从格鲁夫的第一位雇主仙童在中国香港开设了最初的组装工厂以来，向东南亚外包一直是芯片行业商业模式的核心。

同上。 格鲁夫并不信服。他指向电池行业宣称：“放弃今天的‘商品’制造业会把你锁定在明天的新兴产业之外。”格鲁夫写道，30年前，当美国停止生产消费电子设备时，美国失去了在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然后，美国错过了个人电脑电池，如今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远远落后。他在2010年预测道：“我怀疑美国可能永远赶不上。”

即使在半导体行业内，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格鲁夫对离岸专业技术的悲观看法的反面例子。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情况相比，当时日本竞争对手在DRAM设计和制造方面击败了硅谷，美国的芯片生态系统看起来更健康。不仅仅是英特尔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许多无晶圆厂的芯片设计师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21世纪初，除了失去尖端光刻技术外，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公司总体上在蓬勃发展。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比如制造在硅片加工过程中沉积化学薄膜的机器。泛林（Lam Research）在硅片蚀刻方面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同样位于硅谷的科磊（KLA）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具，用于测量晶圆和光刻掩模上的纳米级误差。这三家设备制造商正在推出新一代设备，这些设备可以用于原子尺度上沉积、蚀刻和测量，这对于制造下一代芯片来说至关重要。几家日本公司，特别是东京电子公司，拥有与美国设备制造商相当的能力。尽管如此，如果不使用一些美国工具，基本上不可能制造出尖端芯片。

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20亿晶体管怪兽：POWER 7和Niagara 3》（Two Billion-Transistor Beasts: POWER7 and Niagara 3），Ars Technica，2010年2月8日。沃利·莱茵，《电子设计自动化行业的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 in the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Industry），SemiWiki，2019年8月23日。 芯片设计也是如此。到21世纪前十年早期，最先进的微处理器在每个芯片上都有10亿个晶体管。 能够布置这些晶体管的软件由三家美国公司提供——楷登（Cadence）、新思（Synopsys）和明导（Mentor），它们控制了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市场。 如果不至少使用一个这三家公司的软件，芯片公司就不可能设计出芯片。此外，大多数提供芯片设计软件的小型公司也位于美国，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维韦加（Mark Veverka），《中国台湾地震发出了警钟，但影响可能很短暂》，《巴伦周刊》（Barron's），1999年9月27日。 当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分析家们审视硅谷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利润丰厚、技术进步的芯片产业。当然，如此严重地依赖中国台湾地区的几家工厂来制造世界上大部分芯片，也存在一些风险。1999年，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大部分地区停电，包括两座核电站。 台积电的晶圆厂也失去了电力，这威胁到了台积电的芯片生产和全球许多芯片的供应。

乔纳森·摩尔（Jonathan Moore），《芯片快，地震后的清理恢复更快》（Fast Chips，Faster Cleanup），《商业周刊》，1999年10月11日。贝克·李（Baker Li），道琼斯通讯社，《中国台湾地震后部件短缺似乎消退》，《华尔街日报》，1999年11月9日。采访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高管，2021年。《世界上最大的20次地震》（20 Largest Earthquakes in the World），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https://www.usgs.gov/natural-hazards/earthquake-hazards/science/20-largest-earthquakes-world?qt-science_center_objects=0#qt-science_center_objects。 张忠谋很快与台湾的一些官员通了电话，以确保该公司能优先获得电力。花了一周时间，台积电五家晶圆厂中的四家重新上线，第五家晶圆厂重新上线的时间长些。 但中断是有限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在一个月内恢复正常。 1999年的地震只是台湾在20世纪遭受的第三大地震，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将来会发生更强烈的地震。台积电的客户被告知，该公司的工厂可以承受里氏9级地震。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已经经历了5次里氏9级地震。 任何人都不想验证这种说法。但台积电可以随时指出，硅谷位于圣安德烈亚斯断层之上，因此将制造业带回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安全。

罗伯特·佐利克演讲，2005年9月21日，《中国去哪里？从成员资格到担负责任》（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China Relations）。 更困难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应如何调整其对半导体技术海外销售的控制，以应对日益国际化的供应链。除了几家为美国军方生产专用半导体的小型芯片制造商外，硅谷巨头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减弱了与五角大楼的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当硅谷首席执行官们面对日本的竞争时，他们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度过了大量时间。现在，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美国政府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和取消对出口的控制来摆脱困境。华盛顿的许多官员支持该行业放松管制的呼吁。中国有像中芯国际这样雄心勃勃的公司，但华盛顿的共识是，正如有影响力的外交官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说，贸易和投资将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此外，关于全球化的流行理论使得实施严格控制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冷战期间，控制措施很难实施，美国与盟国经常就哪些设备可以出售给苏联发生争执。与苏联不同，中国在21世纪初更加融入了世界经济。华盛顿的结论是，出口管制弊大于利，既会损害美国工业，又不能阻止中国从其他国家的公司购买商品。日本和欧洲急于向中国出售任何东西。华盛顿没有人愿意与盟友就出口管制问题进行斗争，尤其是在美国领导人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情况下。

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实际参与：为美中贸易画一条细线》（Practical Engagement: Drawing a Fine Line for U. S-China Trade），《华盛顿季刊》，第27卷，第3期，2010年1月7日，第162页。《中芯国际获得美国政府认证为“经验证最终用户”》（SMIC Attains Validated End-User Status for U. S. Government），中芯国际，2007年10月19日，https://www.smics.com/en/site/news_read/4294。体现这一共识的最佳历史描写是，雨果·梅杰（Hugo Meijer）撰写的《与敌人交易》（Trading with the Enem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 华盛顿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最好的政策是比美国的竞争对手“跑得更快”。一位美国专家预测：“美国对任何一种产品，特别是半导体产品，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的可能性都非常小，更不用说中国。” 美国甚至给予中芯国际特殊地位，称其为“经过验证的最终用户”。 这证明了该公司没有向中国军方出售产品，因此不受某些出口管制。除了少数立法者（大多数是美国南方共和党人），他们仍然把中国视为冷战从未结束的国家，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跑得更快”的策略。

“跑得更快”是一个优雅的策略，只有一个问题：根据一些关键指标，美国并没有跑得更快，而是在失利。美国政府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做这项分析，但格鲁夫关于专业知识离岸外包的悲观预测部分已成为现实。2007年，美国国防部委托五角大楼前官员理查德·范·阿塔（Richard van Atta）和几位同事进行一项研究，评估半导体行业“全球化”对美国军方供应链的影响。范·阿塔在美国国防微电子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经历了日本芯片产业的兴衰。他不容易反应过度，并且理解跨国供应链如何提高行业效率。在和平时期，这一系统运作顺利，但五角大楼不得不考虑最坏的情况。范·阿塔报告说，美国国防部获得尖端芯片的途径很快将取决于外国，因为如此多的先进制造正在转移到国外。

理查德·范·阿塔等，《全球化与美国半导体产业》（Globalization and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2007年11月20日，第2-3页。 在美国单极时代的傲慢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倾听这些话。 华盛顿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一眼证据就得出结论，美国正在“跑得更快”。但是，半导体行业的历史并不表明美国的领导地位得到了保证。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超越日本，尽管它在20世纪90年代做到了。GCA在光刻方面也没有超越尼康或阿斯麦。美光是唯一一家能够与东亚竞争对手并驾齐驱的DRAM生产商，而许多其他美国DRAM生产商都破产了。到20世纪末，英特尔在生产芯片方面一直领先于三星和台积电，但差距在缩小。英特尔的前进速度越来越慢，尽管它仍然受益于其更高的起点。美国在大多数类型的芯片设计中处于领先地位，尽管中国台湾的联发科正在证明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设计芯片。范·阿塔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信，也没有理由可以自满。他在2007年警告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未来十年可能会严重削弱。”但是，没有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