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华为的崛起
当任正非在他创办的华为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穿着剪裁利落的夹克和长裤，衣领未扣，笑容灿烂，他看起来像硅谷高管。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这样的人。华为的电信设备——蜂窝基站上的无线电设备，用于向智能手机发送电话、图片和电子邮件，构成了世界移动互联网的支柱。与此同时，华为的智能手机部门是世界上最大的部门之一，在手机销售数量上可以与苹果、三星匹敌。华为还提供其他类型的技术基础设施，从海底光缆到云计算。在许多国家，不使用华为的一些设备就不可能使用手机，就像使用没有微软产品的个人电脑一样。但是，华为在一个主要方面与世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不同，那就是它与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斗争。
为了便于理解华为的崛起，我们将华为的发展轨迹与另一家专注于科技的企业集团三星进行比较。任正非是出生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之后的一代人，但这两位巨头的运营模式相似。李秉喆依靠三种策略将三星从一家鱼干交易商打造成一家科技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器和存储芯片。首先，三星努力培养政治关系，以获得有利的监管和廉价的资本。第二，三星识别西方和日本率先推出的产品，并学会以同等质量和更低成本制造它们。第三，三星坚持不懈地拥抱全球化，不仅是为了寻找新客户，也是为了通过与世界上最好的公司竞争来学习。这些战略使三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其收入相当于韩国全部GDP的10%。
一家中国公司能执行类似的战略吗？大多数中国科技公司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但是不太注重全球化。尽管中国拥有强大的出口实力，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大多数钱是在国内市场上赚到的，比如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和美团。
相比之下，华为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接受外国竞争。任正非的商业模式与阿里巴巴或腾讯的商业模式截然不同。任正非采用了国外首创的概念，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并将其出售给世界，从国际竞争对手手中夺取国际市场份额。这种商业模式使三星创始人致富，并将公司置于世界科技生态系统的中心。如今，华为似乎也在走同样的路。
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等，《华为：数字冷战交火中的全球科技巨头》（Huawei: A Global Tech Giant in the Crossire of a Digital Cold War），哈佛商学院案例N1-320-089，第2页。 自1987年华为成立以来，其国际化方向就显而易见。任正非在中国贵州农村的一个高中教师家庭中长大。在到部队服役前，他在重庆接受过工程师培训，他说自己在一家生产服装合成纤维的工厂工作。 据报道，在离开军队后，他搬到了深圳，当时深圳是一个与香港相邻的小镇。那时，香港仍由英国管治，是中国南部海岸沿线繁荣的一个小前哨。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尝试让个人组建私人公司，以此刺激经济增长。深圳是被选为经济特区的几个城市之一，取消限制性法律，鼓励外国投资。这座城市开始蓬勃发展。
威廉·柯比等，《华为》。杰夫·布莱克（Jeff Black）、艾伦·万（Allen Wan）和朱琳（Zhu Lin，音译），《中国的科技奇境遭遇逆风》，彭博社，2020年9月29日。 任正非看到了一个进口电信交换机的机会，这是连接一个呼叫方和另一个被呼叫方的设备。有了5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他开始从香港采购这种设备。当他的跨境合作伙伴意识到他通过转售他们的设备赚了很多钱时，他们切断了与他的联系，于是任正非决定自己制造设备。 到20世纪90年代初，华为有数百人从事研发工作，主要专注于制造交换机。之后，电信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合并，发送呼叫的同一个蜂窝塔也可以发送其他类型的数据。现在，华为的设备在许多国家的传输世界数据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今，华为与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一起，成为全球三大手机基站设备供应商。
纳撒尼尔·阿伦斯（Nathaniel Ahrens），《中国的竞争力》（China's Competitiveness），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3年2月，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30215_competitiveness_Huawei_casestudy_Web.pdf。 华为开发了高效的制造工艺，降低了成本，并生产出客户认为高质量的产品。与此同时，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是世界领先的。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是中国其他科技公司的数倍。华为每年大约有150亿美元的研发预算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比，包括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默克等制药公司，以及戴姆勒或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华为每年百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也表明了一种与苏联泽列诺格勒或其他试图以低价进入芯片行业的中国公司的“复制”心态截然不同的精神。
田涛和吴春波，《华为的故事》（The Huawei Story），赛吉出版公司，2016年，第53页。采访曾是IBM顾问的华为员工，2021年。 华为高管表示，他们之所以投资研发，是因为他们从硅谷学到了东西。据报道，1997年，任正非带领一批华为高管访问美国，参观了惠普、IBM和贝尔实验室等公司。 他们在离开时不仅深信研发的重要性，而且坚信有效的管理流程的重要性。从1999年开始，华为聘请了IBM的咨询部门，希望像世界级公司一样运作。一位IBM前顾问表示，1999年，华为在咨询费上花费了5000万美元，当时其总收入不足10亿美元。有一次，华为雇用了100名IBM员工来再造业务流程。这位前顾问报告说：“他们对工程任务没有太大的畏惧，但‘他们觉得在经济知识和商业知识方面落后了100年’。” 多亏了IBM和其他西方顾问，华为学会了管理供应链、预测客户需求和开发一流营销体系，并在全球销售产品。
雷蒙德·钟（Raymond Zhong），《华为的“狼性文化”帮助它成长，并使它陷入困境》（Huawei's “Wolf Culture” Helped It Grow，and Got It into Trouble），《纽约时报》，12月18日，2018年。《斯坦福工程英雄讲座：张忠谋与约翰·亨尼西校长对话》，斯坦福大学在线，YouTube视频，2014年4月2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h3ZgbvBrE$。 华为将此与军队的战斗精神相结合，公司将其称为“狼文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华为一个实验室的墙上写着“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胜利是军人最大的奉献”。 但在芯片行业的背景下，任正非的战斗精神并不是那么独特。安迪·格鲁夫写了一本关于偏执好处的畅销书。与此同时，张忠谋表示，他仔细研究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以获得商业方面的教训。
华为的所有权结构还是引发了一些疑问。尽管如此，“华为是中国政府特意打造的”这一论断，从来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但华为的崛起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华为抢占了全球市场份额，并将其设备嵌入了世界电信网络。多年来，尽管有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告，华为还是在全球迅速蔓延。随着华为的发展，销售电信设备的现有西方公司被迫合并或被挤出市场。例如，加拿大的北电公司破产了，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解体后继承贝尔实验室的公司——将其业务出售给了芬兰的诺基亚。
华为的雄心在不断扩大。在提供了使移动电话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之后，华为开始销售手机。很快，华为的智能手机就跻身世界畅销产品之列。到2019年，华为仅落后于三星（以销量衡量）。华为每部手机的收入仍低于三星或苹果。苹果拥有市场营销和生态系统，可以收取高得多的价格。但是，华为进入智能手机市场并迅速占据领先地位的能力备受苹果和三星关注。
此外，华为在设计自己手机的一些关键芯片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华为内部人士表示，华为的芯片设计推进计划在2011年3月加速，当时日本东海岸发生地震，并引发海啸。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岛第一核反应堆上，但在华为内部，高管们担心的是公司的供应链受到了威胁。像所有主要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一样，华为依赖日本供应商为其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提供关键部件，并担心这场灾难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延误。最后，华为很幸运。很少有零部件供应商能预见长期停产。但华为要求其顾问确定供应链风险。他们的报告称，公司有两个关键漏洞：谷歌安卓操作系统（这是所有非苹果智能手机运行的核心软件）的使用，以及每部智能手机所需芯片的供应。
采访曾是IBM顾问的华为员工，2021年。 华为确定了其产品所需的250种最重要的芯片，并开始自主设计尽可能多的芯片。 这些芯片在很大程度上与建造电信基站的业务有关，但也包括华为智能手机的应用处理器。像苹果和其他大多数领先的芯片公司一样，华为选择外包这些芯片的制造，因为华为需要使用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可以提供的制造工艺。台积电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程廷方和劳利·李，《美国收紧限制后，台积电暂停华为新订单》（TSMC Halts New Huawei Orders After US Tightens Restrictions），《日经亚洲》，2020年5月18日。 到2019年左右，华为的海思正在为智能手机设计一些世界上最复杂的芯片，并已成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华为的手机仍然需要其他公司的芯片，比如存储芯片或各种类型的信号处理器。但掌握手机处理器的设计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美国在全球最赚钱的芯片设计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这进一步证明，华为正在成功复制韩国三星或日本索尼几十年前的做法：学习先进技术，赢得全球市场，投资研发，挑战美国科技领袖地位。此外，伴随下一代电信基础设施5G的推出，华为似乎将在无处不在的计算新时代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