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我们能活着回家了！
时至今日，哈里·杜鲁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这一决定仍然极具争议。这也成为美国总统引发道德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些人问道：既然日本无论如何都即将投降，那有必要杀死那么多的非战斗人员吗？难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为了打响冷战第一枪以警告斯大林吗？美国会对欧洲的敌国如德国使用原子弹吗？或者，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掺杂了某种种族主义倾向吗？
海军上将莱希虽然在广岛投放原子弹之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写道，“使用这种野蛮的武器”不会对战争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我们的海上封锁很有效，常规武器的轰炸也很成功”，日本“败局已定，早就准备投降了”。接着，他又写道，作为第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我们的道德标准已经沦落到黑暗时代蛮族的水平”。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美国陆军航空部队使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城市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远高于原子弹造成的伤亡，但莱希却并未对此做法提出异议。此外，谁也不能保证，在使用原子弹之前，日本已经愿意按照盟军提出的条件签署和平协议。即便是急于结束战争的日本外务省大臣东乡茂德(Shigenori Tōgō)也在战后承认，1945年夏季，日本没有人愿意考虑“无条件投降”。他指出：“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才能获得合适的和平条件；换言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既然盟军绝不会与日本政府谈条件，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战争就一定会持续下去。即便在原子弹爆炸后，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为代表的军方高层也全都拒绝投降。东乡回忆道：
军方硬要说日本没有战败，军队还可以再战，他们要打一场最后的决战，否则不想结束战争。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很有把握让美军在登陆后遭到迎头痛击；只要还认为军队可以与美军一战，甚至有可能把美军部队彻底击退，他们就不愿放弃一切备战工作、不愿屈膝求和。
主和派赢得了胜利。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东乡获得了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裕仁天皇在原子弹爆炸后终于认识到，继续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即便如此，主和派也只是险胜。东乡写道：
从（8月）12日开始，陆军的青年军官就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有消息传出有人准备发动政变，保护天皇陛下……从12日到13日晚，种种迹象表明，军队有异动。直到14日前后，情况也仍然十分危急。但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政变，那么和谈就肯定彻底告吹。
东乡在1949年给出的这些证词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如果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日本肯定会继续战斗。
杜鲁门本人从来都没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在1963年写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时我停止了一场战争。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战争将会杀死双方50万年轻人。我一点儿都不后悔；在相同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实际上，授权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已经充分考虑了政治、军事、科学各领域所有高级顾问的意见。战争部部长史汀生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他在1947年这样写道：
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拒绝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宣称公告“不值得公之于众”。既然日方拒绝的态度如此坚决，我们也就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最后通牒绝非空谈……
广岛在8月6日被轰炸，长崎在8月9日被轰炸。这两座城市都是日本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日本陆军的中心，而后者则是重要的海军基地、工业中心。广岛不仅是日本南部守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储备处、部队集结地。长崎既是重要的海港，又拥有数座极其重要的军工厂……
如果战争一直持续到原定11月1日发起的登陆作战，那么在此期间，与次数十分有限的原子弹轰炸相比，派出大量B-29>轰炸机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城市的做法肯定会造成更严重的生命及财产损失。此外，原子弹不仅是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更是一种能够在心理上震慑敌人的武器。1945年3月，我们的航空兵对东京地区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燃烧弹空袭。这次空袭对城市的破坏和对平民造成的伤亡，都超过了广岛核爆……之后，我们又发动了类似的空袭，把日本的大片城市地区烧成了一片废墟，但日本人却仍然继续战斗。8月6日，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三天后，另一架B-29在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紧接着，战争就结束了……正如卡尔·康普顿博士所言，“迫使日本投降的并不是那一两颗原子弹；真正有效的是，日本人体会到了原子弹对城市造成的实际影响，再加上他们害怕有更多的原子弹从天而降”。
史汀生确信，原子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他写道：“日本国内的主和派得以转到投降的路线，天皇也动用全部的威望以支持和平。当天皇下诏投降时，反对投降的极少数危险的狂热分子被控制住了，日本人彻底屈服了；因此，占领日本和解除日军武装的艰巨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史汀生的主要目标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军人的伤亡”。考虑到可供他和同僚选择的其他方案，史汀生坚信，“无论何人，只要他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肩负着与我们相同的责任，同时手中又握有这样一种能够结束战争并减少伤亡的武器，那他就肯定会使用这种武器，否则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同胞”。
温斯顿·丘吉尔赞同史汀生的观点。丘吉尔后来写道：
最终决定……主要取决于掌握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但我过去从未怀疑，以后也永远不会怀疑，杜鲁门总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个仍然存在但只能在事后评判的历史事实是，是否应当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都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决策者都自发地得出一致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建议我们不应该那么做的声音。
一个促使杜鲁门做出决定但往往被忽视的关键因素是，日本人在硫黄岛和（尤其是）冲绳岛的狂热抵抗，更不要提严重的平民伤亡，对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产生了影响。但丘吉尔倒是承认这一点。白宫地图室的值班军官乔治·埃尔西中校很好地总结了杜鲁门的困境：
在太平洋战场，我们不幸地损失了大量的士兵、水兵、陆战队员和航空兵。我们已经在硫黄岛和冲绳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深知日本人肯定会疯狂地守卫本土。我们已经见识过神风特攻作战的后果。我们正在为预定在秋季开始的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做准备，而陆军和海军的伤亡估计都令人心碎。不单是我们美国人会伤亡惨重，日本人同样也会尸横遍野……所以，尽管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如果战争继续蔓延到日本本土，那么跟攻占日本本土的伤亡相比，我们对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伤亡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不光是杜鲁门的顾问和盟友一致认为使用原子弹是正确的决定，还有那些负责投掷原子弹的航空兵以及一旦进攻日本本土就有可能阵亡的士兵，他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艾诺拉·盖号的机长蒂贝茨上校在2007年去世，享年92岁。他一直坚称，他从来都没有因投掷原子弹而感到后悔。2000年，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道：
我当时就想：“哎呀，要是成功了，我们就能让日本人认识到继续抵抗不过是徒劳，因为我们能对他们使用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而他们却没办法应对原子弹的威胁。”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景象后，我更加确信，日本肯定会退出战争。
蒂贝茨的机组成员也持有相同的看法。雅各布·贝塞尔(Jacob Beser)中尉是陆军航空部队的雷达专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先后搭乘艾诺拉·盖号和博克斯卡号）参加了两次原子弹投掷任务的人。1985年，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再一次执行相同的作战任务时，他回答道：
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相同的条件，我的答案是，我会再次执行相同的任务……我们集结了300万兵力进攻日本本土。日本方面也有大约300万兵力严阵以待，守卫本土。双方的总伤亡有可能超过100万人。原子弹避免了这样一场惨剧。如果把史料中那两座城市的最大伤亡数字加起来，总共有30万人死亡……我很抱歉地说，跟牺牲100万人的生命相比，这样做是值得的。
艾诺拉·盖号的领航员“荷兰人”范·柯克上尉同样也认为投放原子弹“从长远角度来看拯救了许多生命”，尤其是“日本人的生命”，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有些后悔。2005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真是草菅人命，这么多人就这样死了。我们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我期望我们能永远吸取教训。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记住了这一教训。
对于那些在冲绳岛战役的腥风血雨下幸存下来、再也不想重复这噩梦般经历的老兵来说，几乎没有人像柯克上尉那样感到良心不安。第五陆战团二营E连的吉姆·约翰斯顿下士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得不参战并把年轻人派到遥远的鬼地方去送死，那么任何可以减少伤亡的办法就都是可行的……
日本人本来的想法是，无论我们从何处发起进攻，他们都要尽可能让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以换取对他们来说更好的和平条件——原子弹把他们的如意算盘炸得稀巴烂……我恨不得把冲绳岛炸沉，让那帮狗娘养的日军全都葬身海底。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日本本土。
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这个人类即将跨入原子时代的时刻，成千上万年轻优秀的美国军人战死沙场。如果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战事，那么许多忠诚奉献的美国年轻人就可以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也就不会令美国军人长眠于这块东方土地上的众多角落了。
听到原子弹摧毁广岛市的消息时，布鲁斯·沃特金斯中尉仍然身在冲绳岛，当时正在“排队打饭”。他回忆道：“我们全都对这消息嗤之以鼻，因为我们对原子弹根本就没有概念。然而，渐渐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我们开始充满希望。”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感到很兴奋，又觉得难以置信。
对于那些在冲绳岛上奋战三个月、失去无数战友的美军士兵来说，日本投降的消息的确听起来不像真的。沃特金斯写道：
我们的希望经常破灭，以至于用了好几天才消化事件造成的冲击。轻松的心情慢慢涌入我们的全身，我们开始大胆地想回家的事。进攻日本的计划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惧也渐 渐消失。
一等兵尤金·斯莱奇同样也有“一种难以描述的解脱感”，但同时也感到了一丝忧伤。他写道：
我们都认为，日本人到死也不会投降。许多人不相信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想着死去的战友。有那么多的人战死，有那么多的人因伤致残。有那么多光明的未来变成了过去的灰烬。有那么多的梦想丧失在把我们吞噬的疯狂之中。除了寥寥的几声欢呼，我们这些险些坠入深渊的幸存者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哑口无言，试图思考着没有战争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听说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迫击炮手唐·登克尔正跟随第三八二步兵团L连前往菲律宾群岛的民都洛岛(Mindoro Island)。他回忆道：
可想而知，L连久经沙场的老兵一点儿也不同情日本人，全都认为我们应该“用原子弹狠狠地轰炸”日本；如果他们不投降，就让他们彻底消失。
L连的老兵认为，投掷在长崎的第二颗原子弹是“大救星，因为谁能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在登陆日本本土的战斗中有去无回呢”？然而，他们在听闻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跟冲绳岛上的美军士兵一样产生了复杂的情绪。登克尔回忆道：
我们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庆祝活动竟然如此平淡无奇。我们这些老兵没有一个人鸣枪庆祝，反倒是那些一直都待在后方的部队不断地鸣枪。我们这些在前线作战的人深知自己是多么幸运。我和其他人都想起了那些战死的或身受重伤的战友。
然而，“杰普”卡雷尔少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能活着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