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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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伊凡妒忌他的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天，一位仙女出现在伊凡面前，说可以实现伊凡一个愿望。伊凡希望得到什么呢？他希望鲍里斯的山羊马上死掉。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9章

不平等 [1]

伊凡并不孤单——追求平等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驱动力

伊凡并不孤单。韩国有一句俗语说得好：“表哥买块地你就肚子疼。”我相信许多读者都听过类似的笑话或谚语。人总是毫无道理地嫉妒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情感，并且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驱动力。法国大革命的一大理想就是平等，它的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在俄国十月革命及后来的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中，平等都是唯一的驱动力。如果不是为了平等，历史上许多罢工、游行示威、革命和其他无数的人类冲突就不会发生了。

“我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嫉妒”

然而，自由市场派警告我们，不能让这样一种本能左右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政客让富人多交税，限制金融业分红，其实搞的是“嫉妒政治”（politics of envy）。不能为了平等而把在高处的人拉下来。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同，因此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创造财富。想要抵挡这种自然结果，只会让大家一样贫穷。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对于公众关心的不平等问题，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嫉妒。”这句话非常好地表达了自由市场派的立场。

在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派成功说服许多人相信：让最会赚钱的人分到更大的国民收入份额，对所有人都是好事。约翰·肯尼迪总统说过：“水涨众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这句话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罗比特·鲁宾（Robert Rubin）引用而流行开来，进而成为自由市场派非常喜欢的一句口号。

富人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之后，就会增加投资，为他人带来更多收入。他们的企业会雇用更多员工，从供应商那里采购更多物料。富人收入增加后，也会消费更多，为卖给富人产品（比如跑车、名牌服装）的企业创造更多收益。而这些企业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上游企业工人的工资就会因此得到提高，然后花更多钱在食物和（非名牌）衣服上，以此类推。因此，如果金字塔顶端收入增加，最终就会有“涓滴”（trickle down）到整个经济，让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富有。虽然穷人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会变小，但从绝对值上看，他们过得比以前好。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大部分经济学谬论都源于……这种假设：经济是一块大小不变的饼，一方要多拿，就有人要少拿。” 1

“涓滴效应”的信念促使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采用偏袒富人的政策，或至少营造出有利于这种政策的政治环境。针对产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法规都变得宽松，让富人更容易赚钱了。政府还为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减税，让他们更轻松地将这部分利润留在自己口袋。

收入差距过大有害经济：不稳定和阶层流动性变弱

几乎没有人会提倡极端平等，比如像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那样。不过，许多人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坏事，理由不仅有道德上的，还有经济上的。 [2]

有些经济学家强调，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会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稳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投资。政局不稳增加了大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资人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感。投资减少，增长肯定也就放缓。

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经济动荡，不利于经济增长。 2 虽然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在赚最多钱的人手里会增加投资占比，但就像凯恩斯指出的（见第4章），投资占比增加意味着经济会更加不确定，从而更不稳定。许多经济学家还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因素。美国尤其典型，美国顶层收入飙升，而大多数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人们如果想要跟上顶层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借钱。家庭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经济更加不堪一击。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流动制造障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贵族学校），毕业后从事高薪工作，但这种学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没法打入特权群体的小圈子，套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术语，就是无法积累“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3] 最后，甚至精英阶层的“次文化”也是阶层流动的障碍，而这种文化大多也是在贵族学校养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阶层流动性变差，出生平民阶层的人才就没法从事高端工作，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这都是才能的浪费。同时，一些占据高层职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如果这些障碍持续数代，没特权背景的年轻人会对获得高薪工作没信心，甚至连试都不试了（见第5章）。这导致精英在文化和知识上的“近亲繁殖”。如果你相信大变革需要有新的观念和突破传统的见解，那么一个精英近亲繁殖的社会就不利于创新，最后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不平等导致较差的社会结果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导致健康和其他人类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结果。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剧，穷人数量会增多，而穷人的健康等各项指标本来就比较差。但排除穷人增多这个因素，不平等本身也会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这种论述近些年因为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 ）一书而被大众所熟知。书中分析了20多个富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两万美元以上），并得出结论：国家越不平等，婴儿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现越差，凶杀案和坐牢人数也越多，甚至国民在平均寿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现也越差。 3

在很多情况下，越平等增长越快

除了有很多证据证明收入差距越悬殊，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实例说明，越平等的社会增长越快。 4

这几个实例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拿它们跟几个类似的经济体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国比，韩国、中国台湾跟非洲或拉美国家比，它们的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快。

芬兰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比苏联时期的成员国家还要小。而美国，则是富裕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芬兰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美国。1960—2010年间，芬兰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7%，同期的美国只有2.0%。这意味着，在这段期间，美国的收入增加1.7倍，而芬兰增加2.8倍。

以上例子并没有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增长。事实上，跟类似国家相比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慢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上述例子至少已经足以反驳“收入差距大有利于增长”这种简单绝对的说法了。此外，大多数采用大量国家数据的统计分析都表明，一国的收入差距大小与其增长率逆相关（但相关不一定是因果）。

对某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分析，也支持“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的观点。过去三十年，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变大，但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放缓了。

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过于平等也有害

当然，所有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程度越低越好。如果收入一样，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也没有激励去创新。

更糟糕的是，收入平等很多时候是种伪装。虽然收入差距小，但是其他方面的差距却很大。比如，有些人就可以得到优质外国商品，或者有机会出国旅游。这些特权都是看你的意识形态是否正确，个人关系够不够硬。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很早就看透这一点。他的讽刺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 ）里面有句口号就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员国家的人民都领教到了，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不信任。“他们假装给钱，我们假装工作” [4] 这句笑话精准表达了这种不信任。到了80年代末，制度开始土崩瓦解，几乎没人再想捍卫这个虚伪的体制了。

在看完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证据之后，我们能得出的最合理的结论只能是：过于平等和过于不平等都不好。不管是哪一种，都制约了经济发展，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提出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 ”（Kuznets hypothesis）。这个理论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先是恶化，然后好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这个理论深深影响了不平等的研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根据库兹涅茨的说法，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收入分配一开始还是比较平等的。因为在那个阶段大多数人都是贫农。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进入工资更高的工业。这时候收入差距就拉开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平等状况又改善了，因为此时，大多数人不是从事工业，就是投身于为工业服务的城市服务业，很少有人再从事低工资的农业。如下图所示，这个长期趋势画在图上就是一条倒U曲线，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

库兹涅茨假说站不住脚……

尽管库兹涅茨假说很流行，但支持它的证据却相当薄弱。今天的富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说。这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然后到达顶点（英国是19世纪中叶，美国是20世纪初），然后开始下降。然而，从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又开始加剧，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曲线的尾巴又开始上扬。

对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这个假说也不怎么站得住脚。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经济发展之初都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除外），但这种收入差距并没有因为后来经济进一步发展而缩小。

……因为经济政策也很重要

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主要是因为决定不平等程度的还有经济政策。

英美在20世纪80年代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主要就是因为放松管制和给富人减税。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出现收入不平等加剧，也可以说是因为政策。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强迫地主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土地给佃农；然后，通过进口限制和提供肥料补贴和灌溉服务保护小农这个新阶层；同时，还大力保护小商店免受大型商场的竞争。

的确，连库兹涅茨自己也不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虽然库兹涅茨相信现代经济发展本身会导致倒U曲线出现的可能，但他还是强调在现实中不平等的减少程度，深受工会势力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

福利国家在决定收入差距上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这个事实证明：在税前和通过福利国家转移前，欧洲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跟美国一样大，比如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甚至比美国还要大，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税后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比美国小得多。

不同类型的不平等

虽然收入不平等被讨论得最多，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也可以是财富（比如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或者人力资本（即个人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技能）分配的不平等。

还有一些是非经济因素的不平等。在很多社会，如果人们属于“错误的”种姓、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意识形态，可能就没法上大学、从政或从事地位高的工作。

测量不平等：基尼系数和帕尔玛比值

在所有这些不平等中，只有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容易测量的。其中，财富数据要比收入数据少得多，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不平等的数据，大多数都是收入数据。收入不平等数据有时候是来自消费调查，而不是来自实际收入数据，因为收入数据更难获取。

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有许多。 5 其中最常用的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于1912年提出。如下图所示，它是对真实收入分配（由图中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 6 表示）和彻底平等的情况（由图中的45度线表示）进行比较。洛伦兹曲线画出了最底端x%的人口的累积总收入占整个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用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形成的区域除以整个下三角的面积，也就是（A/A+B）。

最近，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加布里埃尔·帕尔玛（Gabriel Palma）注意到，不管各国的政策如何，各个国家中间50%人口的收入占比其实非常接近，差距较大的其实是两端人口的收入。因此，他建议使用顶端10%人口与底端40%人口的总收入比值 [5] 来测量一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他认为这个方法更准确，也更容易计算。 7 这个方法被称为“帕尔玛比值 ”（Palma ratio）。帕尔玛比值优于基尼系数，是因为它不会随中间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大幅变动，而中间收入也较难受政策影响。 8

累积国民收入占比

谁跟谁的不平等？

大多数不平等的数据，比如基尼系数，看的都是单个国家。然而，由于全球化，各个经济体日趋一体化，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全球范围内（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收入分配变化。于是就有了全球基尼系数，它的计算方法是，将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看作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有学者（包括我在内）认为全球基尼系数没什么意义，因为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区，至少现在还不是。收入不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对跟我们一起纳入统计的其他人有情绪——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患难与共，也可以是气到想杀死对方。这些其他人就是参照组（reference group）。至于说我们自身参照组之外的人过得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是没感觉的。 [6]

的确，在开篇故事中，伊凡并没有希望俄国沙皇变成穷人，因为沙皇并不在他的参照组里。他只想要邻居鲍里斯比他多出的那么一点东西消失——也就是让他的山羊死掉。同样，韩国那句“表哥买块地你就肚子疼”中的“你”，其实嫉妒的不是买一大片地的大地主，而是买了一小块地的表哥。

的确，全球不平等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人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开始有了一种全球社区感。然而，要一个中国农民看在全球作为整体已经平等了一点的份儿上，暂时不要太在意中国本身迅速加剧的收入差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何况，全球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那一群高收入者——而他们跟国内其他民众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

真实数据

理论上，基尼系数可以是0到1之间的任何数。但实际上，这些极端值都不可能。任何社会，不管它在精神和政策上多么平等主义，都没法让每个人的收入都平等，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基尼系数等于0。而在一个基尼系数是1的社会，一个人占有所有收入，其他人都没收入，这样除了那个人之外，每个人都会很快饿死。 [7] 现实中，没有国家的基尼系数低于0.2或高于0.75。

最平等与最不平等：欧洲vs.非洲南部和拉美

即使在同一国，基尼系数也可以很不同，这取决于你的估计。2010年，OECD（经合组织）给丹麦的基尼系数是0.25，而ILO（国际劳工组织）算出来的系数是0.28。在对美国基尼系数的测算上，两个组织的数据差异就更明显：OECD算出来是0.38，而ILO的数据则高达0.45。 9 下文引用的都是ILO数据，因为ILO的成员国比OECD多很多。 10

最平等的国家主要在欧洲，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其中很多是有着强大的福利国家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挪威（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和瑞典。前文提过，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在税前和社会支出前，不平等程度比美国还高，但在税后，GDP中有很大一部分被重新分配，最终就变得比美国要平等许多。另外一些最平等的国家是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体，如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还保留着平等主义的遗产。

在另一个极端，许多国家像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6。他们全都在非洲南部。

其实一个国家只要基尼系数高于0.5，就算非常不平等了。这类国家有许多在拉美，比如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巴拉圭。另外有一些在非洲（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卢旺达）和亚洲（柬埔寨、菲律宾、泰国）。另外，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也有一个基尼系数高于0.5，它就是格鲁吉亚，非常讽刺的是，斯大林就是格鲁吉亚人。

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介于0.3—0.5之间。在这个范围内，美国、中国属于系数偏高的一边（0.45—0.5），乌干达、波兰、新西兰和意大利则在偏低一边（0.3）。大致来说，0.35是相对平等与相对不平等的分界线。 11

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大得多

相比于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更难获得，也更不可靠。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所有国家，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收入不平等的，这主要是因为积累财富比赚取收入要难得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研究了15个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其中有穷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富国（如美国和挪威），得出来的财富基尼系数介于0.5—0.8之间。 12 收入基尼系数与财富基尼系数相差最大的国家，都是欧洲收入最平等的国家，比如挪威和德国。 13

过去四十年收入越来越不平等

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 14 这种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亲富政策走在世界前头的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收入顶端1%的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0%，2007年升至23%。 15 而同一时期，顶端0.1%的人的收入占比从3%—4%升到12%。 16

这种趋势在2000年左右有所减缓。而在本来非常不平等的拉美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虽然按国际标准看还是很高。至少在拉美，这种收入越来越平等的趋势主要是靠政策干预，比如对富人加税、调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这再一次支持了我们在讨论库兹涅茨假说时得出的结论。

近两百年全球越来越不平等

根据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松（Christian Morrisson）的研究，1820年全球基尼系数在0.5左右，1910年上升到0.61，1950年为0.64，1992年为0.66。 17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的报告，全球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0.7，2006—2010年降至0.66。不过全球性基尼系数比单一国家的要不可靠。

这意味着，如果把世界看作一个国家，那么两个世纪以前它就是非常不平等的国家，就像巴拿马或卢旺达一样，到了今天变成极端不平等的国家，像南非。1990年之后，程度稍微减轻，这大部分是得益于中国的高速繁荣发展。

贫困

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是贫困

纵观人类历史，贫困（poverty） [8] 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19世纪前所有的民间传说、文学著作，除去王公贵族、英雄豪杰，其实都在讲贫穷及其后果。他们讲的贫穷不只是说暂时有点拮据而已，而是那种会让人偷面包（像雨果《悲惨世界》中讲的）、吃土（赛珍珠《大地》）甚至因为养不起而把小孩扔掉（格林童话《糖果屋》）的贫穷，如果以今天的语境来讲，就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印度孟买贫民窟的那种，连上个厕所都相当麻烦。

经济学家称这种贫困为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绝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比如最基本的衣食住。这种人类境况直到19世纪才开始好转，这得益于工业革命。但正如第3章讨论的，工业革命一开始，有些人的生活状况反而变差了。

绝对贫困vs相对贫困

今天，富裕国家（如美国或德国）已经没什么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了。但这些国家仍然有贫困，因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体面”（decency）所需的某种消费水平。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编第二章第二部分“论赋税”中，他认为有些东西如果能“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级人民的体面”，那它就是必需品。因此，在一著名的例子中，他认为亚麻布衬衫“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如今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一个值得称赞的日工没有一件麻布衬衫，就不敢在公众中露面。大家会认为，一个人没有这种衬衫就表明他贫困到难堪的地步”。

这种贫困被称为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如今大部分国家都以相对贫困来制定自己的贫困线（poverty line），通常都定在收入中位数（而非平均收入）的五到六成。举个例子，2012年，美国政府将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设在年收入23 050美元。

依这种定义，相对贫困内在就与不平等相关。一个国家即使非常不平等，也可以完全没有绝对贫困，只要它足够富裕。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相对贫困程度则非常高。

不同维度的贫困：收入贫困vs.多维贫困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贫困，不管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只是收入层面的贫困，但其实还有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有些人的收入也许（只是）足够温饱，却依然负担不起子女的教育，看不起医生。对于贫困还需要包括什么维度，大家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多维测量贫困的方法，必然会增加贫困人口。

贫困程度：贫困人口vs.贫困缺口

确定了贫困线，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不管是只算收入还是多维，我们都可以马上知道贫困线下的人数。这被称为贫困人口度量（head count measure of poverty）。

只算人数有个明显缺点，它没法区分那些收入刚好在贫困线下面的人和那些收入离贫困线还很远的人。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测量贫困缺口（poverty gap），也就是对每一个穷人的收入跟贫困线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 [9] 跟贫困人数测量法相比，这种算法需要更多信息，因此更难操作。

不管使用哪种方法，在任何时间点，算出来的贫困数据都只是一种“快照”，没法给我们呈现贫困的全貌，因为会有许多人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因此，长期来看，经历过贫穷的人一定要比任何时间点的穷人多很多。一生或大半生都处于贫穷中的人，我们说他处于“长期贫困 ”（chronic poverty）状态。

穷人哪里做得不对：贫穷的成因

打从小时候看迪斯尼动画片开始，我们就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只要相信自己，我们就能实现任何事情；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我们被说服接受这样的原则（我称之为欧莱雅原则）：一个人年薪几千万，那一定是因为他“值”这么多钱。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很穷，那必定是因为他不够好或不够努力。

最后，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即使一群人背景大体相同，他们最终也会在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擅长的东西不同，并且努力程度和努力的方向不同。把责任推到“环境”或运气上都是愚蠢的。正如我前面讨论的，大力压制个人才能和努力，只能创造表面平等实则不公平的社会。然而，造成贫穷的原因有一些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也就是不受个人控制。

童年营养不良、缺乏学习刺激、学校太差（多出现于贫困社区）限制了贫困儿童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前景。父母可能对子女的营养和学习刺激有一定的控制，而且值得赞扬的是，有些父母虽然很贫穷，但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倾注许多心血，给子女提供比同等条件家庭更多的东西。然而，他们能够做的也是有限的。他们本来经济压力就大，许多人同时要兼两三份工，这已经足够让他们筋疲力尽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童年过得都很贫苦，接受的教育也很差。

所有这些意味着，穷人家的小孩在人生的起跑线就已经绑上了沙包。除非社会能够部分补偿贫困家庭小孩的这些劣势，比如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补助、提供育儿津贴、向贫困地区投放更多教学资源，要不然这些小孩绝对无法发挥天生的潜能。

即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克服了童年贫困带来的种种不足，立志要努力奋斗，出人头地，未来也可能遭遇较多的障碍。缺少人脉、跟精英阶层有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贫困子弟在就业和晋升上受到歧视或不公平的对待。如果他们刚好在其他方面（性别、种族、种姓、宗教、性取向等）有“错误的”特征，就更难获得公平机会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了。

被操纵的市场

由于有这么多劣势，穷人即使在最公平的市场也很难胜出。更糟糕的是，市场往往被操纵，变得偏向于富人。正如我们前些年在金融产品的不正当销售和蒙骗金融监管者等一系列丑闻中看到的一样。

金钱赋予超级富豪重写游戏基本规则的能力。我就不拐弯抹角了。钱可以买通政客，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更多讨论见第11章）。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许多放松管制政策，给富人减税，都是金钱政治的结果。

真实数据

14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大部分来自中等收入国家

目前，国际（绝对）贫困线设在购买力平价（PPP）每天1.25美元。在这条线以下的人，被公认是收入少到无法靠其达到营养的最低临界值要求。乐施会（Oxfam）积极倡导的“让贫困成为历史”，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的“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这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用的就是这个贫困标准。

转换为年收入就变成PPP456美元，这意味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上最穷的三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布隆迪的平均收入就低于这条贫困线。

目前，全世界约有14亿人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占全球人口1/5。如果我们采用多维贫困的定义，那么全球贫困人口更是高达17亿，占全球人口1/4。

有个事实跟我们的直觉相反，就是大多数穷人并不是来自最穷国家。超过70%的绝对贫穷人口其实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2005年左右，中国有超过1.7亿人（占总人口13%）、印度有4.5亿人（占总人口42%）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

如果采用国家贫困线，贫困人口在5%—80%都有可能

至于相对贫困，我们可以根据各国的官方贫困线来讨论贫困率。

在富国，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被称为贫困率（poverty rate），最低的是爱尔兰、法国和奥地利，只有5%—6%；最高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高达20%。

穷国的国家贫困线，几乎都高于PPP每天1.25美元的标准。许多穷国大多数国民都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有的甚至高达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海地的贫困率是77%；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CIA的数据超乎意料的好），海地贫困率则高达80%。

然而，依各国的国家贫困线算出的贫困率无法跨国直接比较，因为各国贫困线标准不一。

根据各国自己的贫困线计算，加拿大最近的贫困率为9.4%，丹麦是13.4%。然而，如果用OECD的“全球”（相对）贫困线标准，也就是以一国之内家庭收入中位数（税后和政府转移支付后）的50%为贫困线，丹麦的贫困问题就比加拿大要轻得多：丹麦为6.0%，加拿大为11.9%。

事实上，在所有2011年人均收入超过20 000美元的OECD国家中，丹麦的贫困率最低，然后是冰岛、卢森堡和芬兰。贫困率最高的是以色列（20.9%），然后是美国、日本和西班牙。 [10]

结论：为什么贫困和不平等可以控制

贫困和不平等广泛存在，令人不安。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即便在很多富裕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也有六分之一的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除了少数欧洲国家外，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比较严重，有的甚至严重到令人震惊。

有太多的人接受贫困和不平等是人与人天生能力不同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被告知要像接受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样去接受这些现实。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一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受制于人为的干预。

考虑到许多贫困国家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国家，这些国家即使产出没有增长，也能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减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过，长期来看，绝对贫困要想显著减少，还是要靠经济发展，近几十年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富国或许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其中有一些相对贫困率很高，不平等程度也很严重。富国的贫困率在5%—20%之间，而基尼系数在0.2—0.5之间，最低和最高之间相差很大。这说明不管是贫困率还是收入不平等，都可以靠政策干预降低。

一个人最后穷不穷，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政策干预。就算要穷人通过自己努力脱贫，政府也需要提供更公平的童年条件（通过更好的福利和教育），改善穷人就业渠道（通过减少歧视和高层的“排外”），防止政商勾结操纵市场。

在前工业时代的韩国有句俗话：“即使是全能的皇帝也改变不了贫困。”不管这句话在过去符不符合事实，现在是绝对不符合了。当今世界的产出已经足以消除绝对贫困了。甚至都不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收入再分配 [11] ，因为现在除了最穷国家，其他各国凭本国的总收入都能够消除绝对贫困。不平等将一直存在，但如果政策得当，我们也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正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一样。

第9章 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

第9章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