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玛丽
决心回中国的时候，我年纪已然不小，说行将踏上老年的门槛也不为过。一生中，未来的日子注定少于过去的日子，眺望少于回忆。亦梅跟我反复讨论了很多次：你想好了吗？真的要回去吗？
临上飞机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小树林去散步，那天冷得通透，太阳从云层里折射出金光，整个柏林像封在一块宝石之中。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忙于开拔，顾不上离愁，跟房东退租、结扎行李——光是分类捆扎那些画册和小雕塑就让亦梅花去了整整两个星期——托运重要的大件、跟代理画廊结算、处理带不走的家具、中止我的社会保险、跟我即将去任教的大学远程反复沟通人事手续……忙得人仰马翻。我们不敢停下，生怕一旦放慢节奏，整桩事情就显得特别不真实，最后可能会彻底丧失勇气。来德国二十年，已经长出了不小的根须，拔离土壤就是割舍，移植一棵树都伤筋动骨，何况是人。亦梅的脸围在很厚的苏格兰大围巾里，默默低头走路。绿地入口的小道，一个塞着耳机跑步的男人，歉意地放慢速度，侧身给我们让路，他后边一只金毛，以匀速小跑紧跟着主人。我对亦梅说，我给你拍张照吧，以后来这儿的机会就少了。
那天晚饭我们是在伊冯家吃的，伊冯烤了一只火鸡，“林，这个感恩节你不能在这里过了，这只火鸡是为你提前烤的”。
二十年前我来德国，伊冯是我的担保人。当时她是个灰发、瘦削的中年妇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灰发、瘦削的老太太。深深的法令纹，不苟言笑，骨节突出，个子很高，喜欢穿冷色长袍，戴尺幅宏大的首饰。好像只要递给她一把扫帚，她马上就可以骑上去飞走。她在洪堡大学附近经营一间叫做UND的小画廊，听说她之前有个丈夫，是德国有名的装置艺术家。在她四十岁生日那天，丈夫离家出走，此后再没回来。这个故事柏林艺术圈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敢当着她的面问她，她自己也从不提起。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瑟缩得像只鸡仔，虽然我在国内也是留络腮胡穿喇叭裤、人高马大的时髦青年。异文化完全剥去了我的骄傲，德语听不懂，英语也够呛，晚上读语言学校，白天就在街头给人写生。不懂讨价还价，别人给多少是多少，我一律抱以哑谜般的微笑。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柏林墙刚刚倒塌不久，新的秩序并未在一夜之间来临。城市里的残垣断壁，像伤口的缝合线，还来不及结成疤痕，一切都像是在提醒我这个异乡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人们行色匆匆，跟我一样满脸茫然的流浪汉也有不少。我进了艺术大学，课余在伊冯的画廊帮忙打工。她的画廊不大，但展览挺密。我嘴巴不够使，力气是有的，布展撤展都能帮上忙，加上我出国前特意学了装裱和做框，帮伊冯省了不少事，她很快允许我在她库房辟出一角来画画，那里冬天暖和。
有一天，伊冯突然问我：林，这个周末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教堂吗？
那天柏林飘雪，为了节省地铁费，我裹着肥大的棉服一路走到教堂，鼻子冻得通红，但走出了一身细汗。摘了大绒帽，睫毛上的雪粒在进门一瞬间化成泪珠。温暖的哥特式教堂灯火通明，飘出芬芳的气味，连我的汗味都变洁净了。教堂当天有唱诗班活动，很多人忙碌地走来走去做准备工作，我饿极了似的去看那些天顶画和祭坛画，惊喜又贪婪，恨不得把目之所见都吞下肚去。有一尊圣母子的雕像，不是宗教程式化的庄严行止，圣婴伸出两只肉嘟嘟的胖手，去摸母亲的脸庞，圣母还不习惯人母身份，一脸少女式的娇羞，竟是世俗人伦。我看得呆了，掏出个本子来临摹，没留神伊冯去了哪里。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穿着牧师服站在台上布道的就是伊冯。
我试图跟上伊冯的语速，很快我就放弃了，我听不太懂她到底讲了什么，但管风琴响起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颗信徒的心。我并不信教，我只是随时愿意臣服于美。
伊冯告诉我，艺术家都很酷，信奉上帝在他们眼里是老土的事情，她很少跟艺术圈的人提及她在当地的神学院进修课程，今天教区牧师病了，请她来顶替，这是难得的练习布道的机会。
后来我经常跟伊冯一起去教堂，尤其喜欢后面的墓园，那里种满玫瑰，有一棵极大的树，树荫如洗。我的孩子出生后，伊冯就成了她的教母。
等到飞机腾空而起，机舱里的双语广播出现了确凿无误的普通话，我才惊慌地醒悟到，我真的要回家了。
从飞机上俯瞰回家之路，总的来说，就是先飞过一片绿，然后飞过一片蓝，最后飞进一片黄。在高空俯瞰光秃秃的山脉，也不过是坟起的土丘。
弟弟死了，葬在农场的田地里，就是这样隆起的一抔黄土。家里没有费事请吹鼓手，活人尚且自顾不暇，何况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我刚刚六岁，并不懂大人的悲苦，只记得那之后的一个月，妈妈就带着大姐姐去了后山另一个村庄，那里有一座民办的小学需要老师，管饭，一天两顿。
姐姐那时候十三岁，已经知道要脸，我和哥哥们去食堂等吃的，叫她，她不肯去。时间一到，我们像狼崽子一样跑得飞快，布鞋底恨不得在地上擦出嗖嗖的火花。我饿。
爸爸在师范当老师，我们三兄弟跑到大食堂，掐准学生刚刚吃完的时候，饭桶底刮一刮，有时还能聚出一把米。如果是稀饭，桶外沿总会挂住一点，已经快要凝住，可以用舌头舔掉。地上有时候能捡到一点点馒头或者山芋皮，不过这种机会很少，撞上一次几乎是过节。大师傅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盛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菜叶的汤底，大多数时候，他用勺子敲我们的脑袋，赶我们走。爸爸看见我们，就像没有看见。他变不出午饭来，他不能拦着他的孩子自己找食吃。他有时候会搓一下我的头顶，心不在焉地说，“闵生，你要下劲吃啊，现在你变成家里的老幺了。”
童年很多事我忘记了，只有饥饿深深地刻在了骨头里。后来在异国他乡，每次教堂施舍面包，不管我需要不需要，我一定会拿。我喜欢德国南部，比起北方的冷硬，南方人更温柔，面包也更多。
妈妈走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她的床现在空了，一条条稀疏的床板，像弟弟死前凸出来的肋骨。临走的时候，她带走了床上的每一块布，印着喜鹊的玫色床单，花格子枕头巾，夏天的毛巾被，毛巾已经秃了，她喜欢用来扎头发的手绢，还有那些缀补得看不出颜色的拼布。
“三儿，你想妈妈吗？”大哥问我。
“不想。”我把脚跷起来，挂在墙上。我特别喜欢看家里的墙，糊了很多报纸，糊得那是相当的好看。上面尽是看不懂的外国字。穿着围裙的金发姑娘在查看她的纺锤；一群孩子围住父亲讨要玩具，父亲手里拎着个箱子，另一个手藏在背后；穿条纹衣服的小伙子搂住了来献花的小女孩，他们褐色的头发一缕一缕的，像剪断了的麻绳，帽子后面还有飘带。大哥告诉我说，那个条纹衣服叫海魂衫。
“喊魂衫？”
“不是，大海的海，水手穿的。”他用手在报纸上蹭了蹭，“等我长大了，也得来这么一件。”
妈妈在家的时候，规矩很大，她话少，不爱做饭，偶尔做一顿，也不中吃。跟哪个孩子都不亲，我不记得她曾经抱过我。
她的床特别干净，我们谁都不敢坐，一坐就打。她怕我们身上有灰。她揍伢儿很有章法，抄起笤帚，有一下是一下，每下都不含糊。家里来了客人，凳子不够坐，她就使劲用眼睛瞪别人，她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眼睛在镜片后变得更暗，瞪得别人不敢在她床边上搁屁股。后来她用洗干净的旧布绗了块厚垫子，铺到床边，算是给床戴一个防毒口罩。
“人的屁股最脏，最臭，你知道他之前坐到哪里？怎么可以一屁股放到我床上？床是多圣洁，晚上要睡觉，做梦的地方。被人家的屁股坐了，一直到晚上，你躺在那里，还闻到一股子别人的油屁味。”
大哥掀起了报纸，对二哥眨了眨眼睛，我也赶紧爬过去，凑头看时，在报纸的里层，竟然还贴着报纸。上面的图案很吓人，一个女的光着身子坐在草地上，身边还有几个穿得很神气的男人，地上放着吃的喝的；一个女的躺在床上，半撅个大屁股对着我们，对面有个长翅膀的小人，举着镜子给她照。还有一个头发很多的女的，用两个手指捏着另外一个女子的奶头，两个人互相不看，眼睛都盯着前面，好像在逼人表态，表情又笑又不是笑。哥哥们很紧张，我听见他们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
这应该是爸爸贴的，但是被他们发现了。“不可以告诉爸爸。”他们一起掉头叮嘱我。
我渐渐大了，有时候我们光着脚到河里去摸鱼，下了雨之后，可以采蘑菇。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有一种叫一串红的花，红通通的像一串串鞭炮，每个小炮仗拔下来，花萼的地方是一个小囊，放在嘴唇上一抿，里面装了一兜蜜。三叶草的红色莓果是可以吃的，树上的刺梨也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的羊，在山野里遇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就停下来啃一气。或者像蚂蚁一样搬回家去。春天可以挖到野菜，夏天的青蛙和知了都是高蛋白的美味，爬树撸下来的槐花，烫一烫可以剁碎了和进面饼子里，南瓜花、紫藤花和荷花也都是可以吃的，在农民收过的地里，仔细刮一刮，能刨出漏网的红薯和地瓜，树皮和葛根也是可以下咽的，我和哥哥都学会了种菜和做饭，想了很多办法喂饱自己。
回国后的第一个感觉，我竟然在自己的故土活成了一个异乡人。我将要去执教的芜城大学跟我记忆中的那所学校相比，不但名称变了，连地址都变了。新崛起的大学城像一个巨大的模型，马路遥阔得望不到边。学校离放假不远了，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来铺开我们的新生活。
拿到课时安排，我吓了一跳，除了带研究生，还要负责本科生的大课，研究生二十四人，大课将近一百人。我对亦梅说，这不是上课，这是放羊。
艺术能教吗？我也想知道。那时大哥考上了艺术学校，没事背个夹子到处画，我还在读高中，羡慕得眼睛里都滴出了口水。我问爸爸，我要不要也去考？爸爸摇摇头，不要。他把我画的画贴在墙上：老头走在自己漫长的影子里，天上一轮月亮比老头还大。一个满脸惊恐的人，看着自己的下半身一点一点地变成铠甲。无数青蛙如稻田鸦群飞起，在火光冲天的夜里遮住了月亮。门口的水洼，下雨的时候变成天空的哈哈镜。我不懂透视原理，构图也毫无章法，哥哥好奇地围过来看，想知道凭什么我的乱涂乱画让爸爸这么重视。
“因为他夸张。他像德国表现主义。”
那几年父亲生活得稍微自如一些了，有时候，喝了点小酒，会跟我们复述他年轻时候的事情。学蒋介石的一口慈溪话，黄埔军校点名：“林少杰！”“到！”他像弹簧一样跳起来，腰板笔直，下巴前伸，手逼紧地贴着裤缝，脸涨得通红，差点打翻了面前的酒杯。
酒醒了，告诫我们哥几个，不要从文。“我拼了老命，跟你们讲，千万不要搞文学，千万不要写诗歌。看看爸爸，文人没有好下场。”
父亲不是武将，日本投降时的降书，他是参与的翻译之一，因此很年轻就当上少校，在国民政府里，是文职的军官，连枪都没有摸过。以后半生，每逢运动，他就首当其冲。一开始，他还试图说理，因为他在职的阶段是国共合作时期，翻译日本投降书，也是为抗战做贡献。后来发现，越辩越糟，斗争的精髓在于斗，至于为什么斗，没人真正在乎。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画家，更早的时候，上过苏州美专，是颜文樑的学生。“后来被劝退了，因为画得夸张。”
那时绘画教育还不是苏联写实主义的天下，但“形准”依然是最基础的标准，是画画人的起步价，无论国画还是西画。父亲出手，形永远不准。读了一年多，几个老师一合计，这孩儿不笨，可惜，天生不是画画的材料，劝他另择专业吧。于是他辗转考进了国立江苏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改修文学，辅修日语和拉丁文。
画画没有绝对真理，画得不准确，不准确得妙趣横生，苏州美专有一个老师挺喜欢我的画，但是他不敢讲。你知道吗，闵生，美国有个画家，坐在疾驰的汽车上，让司机把车子开得飞快，他在车上速写。线条完全是失控的，视觉里所有东西都在流动，包括他的手，他试图控制，但最后总是会屈服于偶然性。
他放下端住酒杯的手，模拟了一个捏铅笔的动作，大拇指和食指捉住，笔尖竖着，在空气中摩擦，青筋暴起来，剧烈抖动：“屈服于偶然性”。
回来有整整半年都是各种接风洗尘的局，好像我身上有多么厚的尘埃等着涤荡似的。在国外这些年，我和亦梅过成了离群索居的隐士，是性格使然，也是生活方式。回到“中国速度”的时区，像两尊刚刚刨出坑的出土文物，需要一洗再洗。
那天亦梅不在，接风已经接到了第二轮。第一轮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席，伉俪双双，像礼节性国事访问，互相厮认，等到第二次，就剩下纯爷们，避开女眷喝杯私房酒。我们都喝了不少，在芜城最好的餐厅，当天负责做东的罗胖子也是发小。小时候个头就矮，但是被人揍了一定找回来，踢足球的时候，像火车头一样带球往前冲，没人敢和他撞。现在越发往横里长，蓄了胡子，长出几分威严。扬扬下巴，他的司机就扛上来一箱设拉子。又扬扬下巴，冰上，先醒一醒。我晓得你现在是洋舌头，不敢在外头乱买酒给你喝，这是我去年在法国收购的酒庄，好不好，是个地道，你给鉴定下？我笑，你高看我了，我哪里懂，在德国，两杯啤酒就把我放倒了。
喝。能喝不能喝都得喝。我们一桌人，横三竖四，怎么把一箱酒喝空的也不知道，满桌子稀罕菜里只记住了一道：油炸知了。我一个人对着那满满一盘虫子嘿嘿嘿傻乐半天：原来是你？你这不体面的东西，还涨身价了。
喝完东倒西歪想回家，大伙儿又说去洗澡。我说，洗不动了，喝成这样，热水一泡，晕、晕在池子里。罗胖子眼珠子转转，有道理，要不咱们去天上人间吧，带闵生开开眼。
醒来时我已经在房间里，身边一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姑娘，再一看，吓！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穿得也一模一样。我大骇，从床上翻身坐起，引得她们格格一阵娇笑。
放心，又没得强奸你。其中一个头发颜色深一点的姑娘说。
我衣服呢？
给你扒喽，洗手池子里泡到，都吐脏了，内裤还给你留着。你要愿意，扒了也行。
给我衣服，我要回家。
急什么，给你你也穿不了。浅头发的姑娘走过来，笑吟吟的，拨弄了一下我。
罗胖子呢？你们叫罗胖子来。手机，手机给我。我手打开，在空中捞了两下。
手机上有亦梅的八个未接来电，我想了下，还是先给罗胖子打，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我虚起眼睛，辨认了一下时间，半夜两点多。深头发看看浅头发，撇撇嘴，浅头发一屁股坐进沙发，跷起二郎腿玩指甲。我头皮发沉，嘴里发苦，心下盘算，现在马上回家，也只能穿着酒店的浴袍，恐怕更坏事。衣服就算洗了，也来不及干，这会子没地儿去买。我接着打罗胖的电话，这龟孙子竟然彻底关机了。
我不敢给亦梅打电话，生怕这两个咯吱咯吱的大姑娘在旁边搞出什么动静来，于是我发了条短信：大了，刚才睡过去了，在罗胖家，明早回来。
老板，说吧，双飞怎么个飞法？深头发姑娘蹴过来，把尖尖的下巴窝子搁在我膝盖上。你兄弟把你撂这儿前放话了：你俩是姐妹，我俩是兄弟，不把我兄弟全心全意伺候好，你姐妹就别想见着一毛钱。
听说婴儿时期的我特别擅长哭泣，冷了，热了，饿了，贪抱了，都会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喊，一哭，肚脐眼里就潺潺淌出血来。那时候谁家得了爱哭的孩子，会在街上到处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符咒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家人无法，只好轮流抱着我。那时候姥姥还活着，专门磨了消炎的丸药过来，她跟姥爷都当过医生，不过早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姥姥看了我的肚脐直叹气：造孽，这是谁给接生的？脐带嘛又不是麻绳！
那一夜我好像回到襁褓之中，有人抱着我摇啊荡啊，晃得我晕乎乎的。那个人很温柔，散发出青草的味道，旧衣褴褛，千山万水的褶皱，只是看不清脸。我伸出手，想去够她的脸，竟然触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再一摸，是面镜子，我刚想往镜子里看，镜子就碎成两半，镜面上映出乐谱。
铃声在意识里锯开一条线，我揉揉脸，摸索了一阵，最后在枕头底下把手机掏出来，是二哥。
你上哪去了，亦梅也找不到你，咱爸丢了！二哥劈头盖脸地说。
爸爸以前一直跟大哥住，后来大哥离婚，自顾不暇，父亲又渐渐老迈，两个孤男人大眼瞪小眼，谁都不乐意做饭，二哥就把爸爸接走了。二哥曾经是个男高音，能唱华丽饱满的HIGH C，没承想人到中年倒了嗓子，很是消沉了几年。后来转行做乐器生意，学琴的小孩一年比一年多，生意不愁做，搬进了带花园的大别墅，还请了住家保姆，老人跟着他，照顾起来方便。
父亲这几年好忘事儿，耳朵也背，但并不严重。可是从上月开始，常常连二哥都不认识了。每天早上，老人家都把保姆悄悄拉到角落里，神秘兮兮地指着二哥问她：这个大老板是谁呀？
保姆就大声地告诉他，这是你儿子！二儿子！
到了晚上，父亲突然明白过来：没错，真是我儿子！喜得眉花眼笑，没想到儿子现在这么出息，日子这么好过，真开心。
然而第二天早上，下楼吃早饭，看着一桌子的吃食也不敢上桌，又把保姆拽进厨房里，小小声问：客厅里头那个大老板，是谁呀？
到了晚上，又明白过来：嘿！我儿子！
上次我回去，一家人都把这个事情当笑话说，笑了又笑，老爸也跟着笑。每天晚上都像发现新大陆，重新发现一个怪有出息的儿子，如同添丁见喜，也是美事一桩，晚年生活倒因此格外愉快。大家也疑心父亲有点老年痴呆，可是观察下来，除了嗜睡，他又没有其他症状。二哥最近有宗很大的单子，需要飞趟海南，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丢了。昨天午觉起来，说要出去遛弯儿，一晚上没回来。
“不满48小时，报了警，暂时没戏，现在只能发动自己人，分头找。几个电台都报了寻人启事了，小区里和他常去的几个地方也贴了告示，留的是你嫂子的手机号码。走失时穿的衣服鞋子都写清楚了，你回头去问你嫂子，让她和保姆再仔细回忆回忆，说不定还能想出什么来。你嫂子心慌得不行，她这个人，软脚蟹，遇事儿就乱，得有个拿主意的人，你赶紧过去主事儿。亦梅也去了。让你嫂子在家里等着，家里头不能缺人，万一老爸又自己走回来。你们几个，包括保姆，分头出去找。咱爸在教会的那几个教友，我都通知了，他们也在帮着找。我买了中午的机票，只要飞机不延误，晚上之前，应该能到家。”二哥以前是出了名的会唱不会说，这几年生意下来，历练得条理分明。他一二三四，交代了父亲最有可能去的几个地方、已经找过的地方，不排除需要再找一遍的地方，并且报出几个也许能帮上忙的朋友，给了联系方式。我一一应承下来，马上打电话到学校请假。
二哥所在的城市离芜城八十公里，到了他家，亦梅已经在那，嫂子看见我到，呼出一口气来。亦梅狠狠地剐了我一眼，碍着人多，没说什么。保姆已经去父亲常去遛弯的街心公园和吃点心的面馆，只有她认识常跟父亲下棋唠嗑的几个老搭子。我们按照二哥的安排分头行动，亦梅去附近的公交车站点跟司机打听，我跑周边的学校，父亲当过那么多年老师，没准会找个学校坐着发呆。我们每人拿了一沓寻人启事，打算一路找，一路贴。
林少杰，81岁，身高1米84，体型偏瘦，长脸型，从家中走失时上身穿浅米色外套，黑色长裤，脚穿棕色皮鞋，头发较长，灰白，神志清楚，戴黑框眼镜，有看到者请马上联系***********，当面重谢！
父亲从照片里朝我看，所有寻人启事都这么语焉不详，米色外套黑色长裤棕色皮鞋，这种特征放在人群里就是毫无特征。没有人会在寻人启事里写父亲看人喜欢虚起眼睛，笑的时候先把嘴巴往下挂一下，抽烟不弹烟灰，总是等它烧到老长一截自己断下来。我安慰自己说，好在父亲非常之高，走路带晃，现在虽然老缩了，还是比旁人高出一大截，光这一点就可以把他和其他老年人区分开来。
小时候从农场的田埂上走回来，远远看见一排人站着，胸前挂着牌子，中间有一个人像旗杆一样又瘦又高，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是父亲，我和哥哥赶紧低下头来，绕道而行。国家肯定是对的，爸爸恐怕是做过什么坏事。不然，为什么整他？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自己，教室走廊上密密麻麻贴了大字报，打倒国民党特务的黑崽子某某某，字写得霸气，墨汁顺着纸淌下来，不过“崽”字写成了“惠”，黑惠子。我脑袋里嗡嗡作响，隔壁班有几个男同学在起劲地敲打着一个脸盆。班主任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来上学了，让我先回家，“等候通知”。我拿着书包，从喧闹的走廊里走出去，心里难过，但也怪异地感到轻松，好像头上悬着的那把剑终于落了下来，我终于被列入大人的阵营，跟爸爸站到了一起。我并没有等候太久，学校就彻底停课了。
二哥家附近有一座职业技术学校，种了很多银杏，父亲有时候会进去散步，到了秋天，每天都捡满满一兜白果回家，白果放在微波炉里焗熟，撒点盐就是佐酒的妙品，可是要把白果从果肉里取出来却常常沤得家里一股子臭味。我向门房展示父亲的照片，门房摇摇头，歪嘴示意我可以把告示贴在大门边的柱子上。
我把每个教学楼都贴了一遍，正要去下个马路拐角的礼拜堂，手机响起来了，是嫂子，警察刚刚联系她，说市第二医院昨晚收治了一个脑中风的急诊病人，被过路人送到医院的，特征很像父亲。我叮嘱嫂子继续在家候着，万一不是，怕老爸来家扑空，我自己揣起纸卷，打车往二院赶。
医院里人头攒动，循着警察给的病区和床号一路找去，值班护士长问了情况，说：可找着了，你先去看一眼是不是。就把我往里带。躺在病床上输液的父亲小了一圈，眼睛闭得很紧，鼻子里插着管子，头上蒙老大一块纱布，外面还套了半个网兜，看起来有点滑稽，我却鼻子一酸。护士很替我高兴，说，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出事的时候一堆人围着，毕竟年纪大了，没人敢上去帮忙，怕说不清楚，幸亏有人打了120，救护车直接拉到我们医院的，家属先过来，把住院手续补办一下，还有医院垫付的医药费。
我千恩万谢，拿了一堆单子，又跑了好几个楼层，把钱给交了。再回到病房，这时医生也来了，拿了化验单和片子给我看。父亲的脑溢血并不严重，不巧的是，人跌下去的时候后脑勺磕在了台阶上，所以还有脑外伤，伴随脑震荡，送到医院的时候是浅昏迷状态，外伤做了创面缝合处理，七针。CT在脑两侧分别见到斑点状低密度灶和片状高密度出血影，医院目前输甘露醇做保守治疗，观察下来情况稳定，也可以考虑开颅，不过父亲年纪较大，手术有并发症风险，要做不要做，家属自己做决定。
期间我接了好几个电话，保姆嫂子亦梅都在往医院赶，我稳住她们，安排保姆先回家烧流质病号饭，让亦梅和嫂子整理一些洗漱和替换衣物带过来。
二哥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住院部过了探视时间，一个病人只能留一个家属陪床，但是夜班护士正打瞌睡，他就悄悄蹴了进来。我们两个坐在床边，把父亲看了又看。过了一会，二哥把我一拉，说，走，逃生楼梯通出去有个露台，抽颗烟。
我看二哥一脸疲态，眼袋耷拉下来，占了半张脸，劝他回去休息，反正今晚有我。二哥摇摇头，说，这一天心里火焦火燎的，你让我跟咱爸再待会儿，定定神。
我们点上烟，夜里风大，有点冷，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医院对面是一片居民楼，楼顶天台上不知道谁家晾的衣服忘了收，像几个浅色人影悬在半空轻轻舞动。我问二哥：咱爸怎么还信上教了？
“嗯，也就今年的事儿，几个老熟人都在教会，门口那个小卖部的刘大爷，你记得吧，以前老给你粽子糖吃的，他老太婆没了，肺癌，走之前大半年疼得凶，就信了主。心里头有个念想，没那么怕。先是她逼着刘大爷信，说比给她买药管用。刘大爷想，人都这样了，就依她吧。后来刘大爷又发展了咱爸。咱爸呢，我觉得他也不是多信，不过人老了，有个去处。我生意忙，他一个人憋家里头，你让他跟保姆聊韩剧？他们教友每周聚会，说说话，还唱歌，我陪他去过几次，气氛挺好的。”
“我记得以前咱爸是有点信佛的吧，进庙还磕头，那年你们家小游考大学，爸爸不是还特意去毘卢寺文殊菩萨前给他烧了高香？”
“现在也不一定就不信了。基督教是不允许三心二意，所以他不讲。我问过他，他笑笑，说，主负责救赎你，佛负责你自救。”
我乐了，“这话咱爸说的？说得有点水平。”
“那是，咱爸在他们那帮教友里头，绝对属于文化程度高的，牧师有时候还跟他请教《圣经》里的修辞。别忘了咱爸可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学过拉丁文的。”二哥把烟头碾在阳台的花盆里，也笑了，“不瞒你说，我送老爸去的那两次，还被他们拉着起过两次赞美诗呢，里头好多左嗓子，没人起头，要跑调的。”
看见二哥微胖的侧脸我觉得怅然，父亲在解放前的师范教过拉丁文课程，听起来真如天方夜谭。就像二哥在调进市剧团之前，他所在的音乐专科学校不远就是农田，每天早上对着田埂和毛驴演唱《今夜无人入眠》，看见出门的人因为心疼轮胎，把自行车扛在肩头从垄上走过，那是他一生中嗓音最为嘹亮的时光。
在阶梯教室上大课，中世纪艺术史，正给学生放幻灯片，教室后门突然被人推开了，一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走进来，在最后面的凳子坐下，嘴里还嚼着口香糖。教室里光线比较暗，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又讲了五分钟，我突然醒悟过来，那是那天晚上的姑娘，两姐妹中的一个。
下课了，学生陆陆续续离开，她走向我，这次她穿得比较正常，粉红色帽衫，牛仔裤，下巴翘起，看上去就是个学生。她站在讲台前面，盯着我，“林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她，可我搞不清她是双胞胎里的哪一个了。她们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不难区分，一个头发染得深一点，另一个染得浅一点，颜色差别并不大，但是画画的人对色彩天生敏感。现在没有对比，又换到了自然光下，一时我有点吃不准她是深头发还是浅头发。
林老师，您还欠着我小费哪。她把手揣进牛仔裤紧绷绷的裤兜里，肩膀有点耸起来，人把重心轮番放在脚尖脚跟地前后倾了几下。我来找过你好几次，你同事说你请假了。
我有点尴尬，说实话，那天我醉得厉害，紧接着爸爸出事，我已经把这回事忘记了，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赖账的。我马上向她保证，没问题，学校门口不远有ATM机，她现在就可以跟我去取钱。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交谈，她翘着头在校园里东看西看，我一直在脑子里复盘那天晚上的经历。我当时应许了多少钱？好像是三千？那天我后来到底干了啥？
林老师，取钱啊？在建设银行ATM机的屋子里，撞见系教学秘书，一个胖墩墩的姑娘，皮肤很白，裤子总是短着几寸，露一段脚踝，更显得鞋子大得离谱。她手里提溜一盆子麻辣烫外卖，嘴巴咬着麦秆，在吸一罐酸奶，眼睛瞟向我身边的漂亮女孩。
啊啊，我含糊其辞，赶紧走到取款机前，盼着胖姑娘早点走。结果胖姑娘也到我旁边的机器上取起钱来，我心里发毛，只好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查询，换卡，取钱，退卡，再插入，再取，把每一个动作做成慢动作回放，生生等到胖姑娘走了，我才松了口气，把一沓子钱递给女孩。
女孩面有讥色，接过钱数了数。数不对啊林老师，这才三千。
啊？不是三千吗？
是五千哦。
我掉脸又去取钱，内心暗暗叫苦，我和亦梅在德国不算有钱人，现在刚刚回国，安顿生活开销很大，我在国内也还没有藏家，暂时卖不了画，手头并不宽松，但我不想跟她理论，只想赶紧把这事了结。
她接过钱，这次没有数，直接卷起来揣进了帽衫肚子上的横兜里，那里鼓起一大块，像怀孕的袋鼠。我推起自行车想走，她追上来。
又怎么了？
你能给我画幅画吗？画我，还有我姐姐。
原来她是浅头发。
我们商量下来，没有给父亲做开颅手术，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后，父亲出院了。他的语言功能受到了一定的损坏，发音又慢又吃力，还常常发不准，走路也有点踉跄，医生说，坚持复健治疗，慢慢会好转的。
父亲以前是个很爱说话的人，凡事都有一套话说，没人的时候也自言自语，后来吃了亏，日渐缄默，最近这几年才恢复了一点谈天说地的兴致。现在因为中风，有口难言，稍微说个长点的句子，口水就淌下来。父亲要脸，嫌不体面，能不开口就不开口。但是医生交代，走路说话，勤加练习，不要放弃。保姆每天监督他上午下午扶着助步器走路，躺在床上的时候做手指操，我们但凡看他精神好点，就逗他讲话。
他在街上跌下去的时候，脑袋后面磕出血来，衣服上弄得很脏，我们找到他后给他换下了，保姆要拿去洗，我说，别洗，给我。
我故意当着父亲的面把衣服挂起来，对着它，东看西看，父亲一见，半歪着嘴笑了。我就赶紧扭头问他，你看，这像什么？
小时候我没什么玩具，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处乱看，天花板渗了水，年深月久，板壁上出现各种斑渍，还有裂纹，我看入了迷，从里面看出各种图案。这种本事也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父亲发落农场，批斗之余还要用劳动改造灵魂，常常被分配去挑粪。厕所臭气夺人，我有时看见他对着厕所的脏墙发呆，问他在看什么，他悠然出神，过了一会，很神秘地告诉我：我在看一幅巨型的油画，像伦勃朗。
父亲抬手点了点衣服左肩上的一块血迹，很有把握地说：蜂——鸟——然后又指指下面一大块暗色尘渍，说：犀——牛——我马上拿来丙烯，就在衣服上涂抹。画到一半，父亲又拉住我：“小丑——在——溜冰。”
大哥考上美术学院之后，有一年城里的新华书店进了一批美术画册，大哥省下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套莫奈，爱如珍宝，每次翻阅之前，还得先洗手。那个画册印得别致，外壳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面每页都可以单独抽出，就像一摞画片，也可以装裱配框。我在一旁看得心痒难煞，趁大哥不在家，去盒子里偷偷摸出几张，直接就在画上涂抹。干草垛上分明有一张女人满怀心事的脸，鲁昂大教堂是严冷的木偶国王，印刷好的铜版纸对颜料的吸附能力很弱，涂改的部分像一层薄脆的碎冰浮在表层，难以聚拢。
我一边在衣服上画画，一边问爸爸，我记得你以前也有这么一件脏兮兮的衣服，是不是？
那时候家里有一个大木箱子，漆早就剥落得差不多了，不辨本来色泽，把手上的如意倒还黄澄澄的，据说是奶奶年轻时候的嫁妆，后来做了父亲的衣箱。箱底有个布疙瘩，妈妈掏出来给我们看过，疙瘩里挽着两只金戒指，没什么式样，可是掂着挺沉，宽宽的韭菜叶。还有一张叠了又叠不知道该上哪说理去的地契，箱子里压了很多父亲在苏州艺专时画的画。时不时听闻有人家里被抄，母亲把地契烧了，金戒指缝进了棉裤，让父亲把画赶紧处理掉，父亲舍不得，卷起来掖在衣服里，东藏一张，西藏一张。
抄家时我们损失不大，搬来农场之后，本来也就家徒四壁。父亲的藏书丢的丢，烧的烧，农场的人在我们家翻箱倒柜，主要想找到国民党特务对外联系的发报机，他们把灶台都扒了，似乎觉得发报机可以藏在里面。
没找到发报机，红卫兵们很不甘心，有人抬手去扯糊墙的报纸，“你们看，林少杰长期里通外国，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居然在家里贴外国报纸，简直反动透顶！”
我和大哥站在旁边，紧张得手都捏起来了，如果他们撕下报纸，发现里层还贴着光身子女人，估计爸爸还得罪加一等。爸爸头上也出了汗，但是他强作镇定，赶着给红卫兵解释，这是苏联的报纸和杂志，《星火》，是革命的报刊，你们看，这上面有马克思呢，还有这里，这是列宁。
他们在报纸上看见了一模一样的镰刀斧头标记，不动手了。有个女干部鼻子里出着冷气：苏联，苏联的也不行，苏修也是反动派。
是，是。父亲态度很配合地猛点头。不过，家里也没个合适的纸糊墙了。这屋漏雨漏得凶，报纸会潮的，用我们国家的报纸糊墙，恐怕更加不妥，是吧？我们报纸上有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人群里突然有个学生举着手喊起口号来，注意力被转移了，红卫兵喊成一片，挤挤挨挨去了下一家。
父亲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肩膀挂下来。到了秋天添衣服的时候，开箱一看，箱子经了水，不单辛辛苦苦藏起来的画没保住，衣服上也染了一团团颜料，全糟践了。父亲不修边幅，有好几年都穿着带黄斑墨块的衣服，头发乱蓬蓬的。他常常挨揍，因为他高，比那些揍他的人还高，他们教训他，还得仰着脸，气势上矮一截，于是一拳直捣在他胃上，或者用脚猛踢他的膝盖，揍得他不得不弯下腰去。在农场里，父亲被人喊作林疯子，他每次挨打，脸上沁出神秘的微笑，被打得狠了，有时捂着胃还能笑出声来，因此被打得更狠。我跟哥哥们看到害怕，觉得他多半已经神志失常，生怕他像隔壁隋校长一样，白天不哭不闹，半夜爬起来把自己挂在梁上。父亲拉拉我们的手，回家跟我咬耳朵：三儿，你放心，我不会的。我笑，因为我想起了马克·吐温，你知道谁是马克·吐温吗？
给天上人间姐妹花画画的事情一直没有开始，我百般推脱无效，特意带浅头发去了一趟我的画室，让她看我画的那些怪力乱神。去德国之前，我的绘画一直处于业余状态，到德国之后进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影响我最大的艺术家是毕加索、波洛克、塔皮亚斯、培根和苏丁这一路的，让我写生美女，实在不是我的特长。
我不确定她能否听懂我的意思，不过我画室里那些作品应该够她发会儿愣的。破碎的孩子，伸向天空的手，闭目呐喊的人头，男女无力地纠缠在一起，像爱欲消耗殆尽之后小型的死亡。我用泼墨，也用拼贴，过期的咖啡和隔夜的茶渣有时是出色的画材，我喜欢半抽象和变形，喜欢超现实的梦魇，这些跟通俗意义上的审美相距十万八千里。忘了谁跟我说过，中国普罗大众的美学判断还停留在一百年前。
“这是什么？”浅头发吓了一跳。她差点绊到地上的一只棕色手提箱，上面落满灰尘，一条绷直的木乃伊人腿从箱子里伸了出来，简直是希区柯克电影里杀人狂心心念念要毁灭的罪证。
“哦，跳蚤市场淘来的旧箱子，二战时期的，盖子盖不上了，我就做了条腿塞在里面。”
“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不在，有个代课老师在你班上，一群学生围着个女模特画画，画的是个跳芭蕾舞的女孩。”浅头发说。我说，那是。写生是科班基本功，特别是在国内经历过美术考学的孩子，都经过严格的程式化训练，画得比我都标准，一出手全是套路。“要不我找个我的学生替你画吧，肯定比我画得漂亮。”我向她提议。
在德国街头给人画写生是我的软肋，我画不像，不会做适度美化来取悦客人。幸好老外随便，如果一个人是个大酒糟鼻子，我就把那个鼻子画得更大更红，用近似漫画的夸张来抵挡我对写实的无感。没有生意的时候，我抱着膝盖坐在街头想：艺术理应具有显而易见的功能性吗？
我告诉浅头发，如果她们想要的是那种唯美的古典主义油画，或者影楼写真式的美人图，我恐怕是画不来。
她点点头：我不懂，反正你看着画，但是要把我们画得好看一点。明天下午，还是这个点，我和我姐姐一起过来。
可能是缺乏睡眠，浅头发走后我特别疲倦，一屁股坐进断了三根弦的藤椅。这两姐妹对我怀有某种敌意，我想了又想，还是不懂为什么。
为了画好姐妹花，我绷了一块很大的画布，而且罕见地布了灯光，按说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当模特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浅头发还一再坚持要我画裸体，这种经验，我少得可怜。看与被看都是一种考验。模特被人注视的时候会不自在，除非是久惯当模特的人。而我往往比她们还窘，我常常忍不住在他人的局促面前转过头去，仿佛我仅靠目光就参与了一次施暴。就凭这一点，我就永远当不成一个成熟冷静的艺术家。
她们下午四点晃到我的画室，第一天来的时候用力过猛，已经化好了夜妆，无辜的大眼睛上有深邃的阴影。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她们撕掉假睫毛，把口红抿淡，然后脱掉衣服，携手斜倚到我为她们布置好的长沙发上去，椅子上铺了墨绿的天鹅绒布，明肌如玉，嘴唇是尖尖上一点点红，像鸟巢里的两只雀儿。
父亲的情况渐渐稳定，没课的时候，我跟亦梅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二哥的城市看他，有时在二哥家住上一两天。父亲最喜欢我这个老儿子，我去了，他话多些。大哥来过一次，父亲给他看我画的衬衫。大哥在北京798有了很大的画室，赶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井喷期，作品一度卖得很贵，藏家和画廊追在他屁股后头。这几年他状态不佳，越画越少，已经连续好些年不做任何展览。父亲把我画的衬衫用晾衣杆撑起来挂在家里，胳膊两头还恶作剧一样挂上保姆洗碗用的橡胶大手套。大哥看见了直笑，说，稻草人。
父亲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一次我去，赶上他睡完午觉起来，保姆正扶他练步，接连几步都走得踉踉跄跄，他像是生气了，突然回头很大声音地问我：文秀怎么不来看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大姐一直跟着母亲，几年后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听人说新疆地多人少，吃饭不愁，报名去了建设兵团，不知怎么飞快地在那里嫁了人。我们收到来信，巴巴地凑钱托人，给她买到了她最喜欢的粉红底色大红囍字的床单枕巾寄去，东西辗转寄到新疆喀什的图木舒克时她已经死于难产。她丈夫算有良心，那块囍字床单后来做了她的妆裹。
我不敢刺激父亲。过了一会儿，他练完了，坐下来歇腿。亦梅去削水果，我搭讪着拿本旧相册跟父亲一起看，里头有不少老照片儿，兴许他看着看着，就能想起来。有一张相片上几个孩子都在，那时候姥姥姥爷还活着，端坐在藤椅上，可能因为拍照，特为换了衣服，很有个样子。可惜我们几个有欠派头，弟弟被抱在姥姥手里，正闭着眼睛打哈欠，一脸不高兴，大姐牵着我，怯生生地望向镜头，二哥嘟了个嘴，大哥叉着腿坐在地上，天热，上身只有一个肚兜，一个大西瓜遮住了开裆裤的裆部。还有几张是母亲年轻的时候，两条大辫子，额前全是碎发，那个时候母亲还不戴眼镜，目光炯炯，腕子上挂一个玉镯子。父亲反复看了又看，说，文秀就是漂亮。
姐姐去新疆的时候，估计就跟母亲照片里岁数差不多，不过，她们俩长得不像。大姐长得随爸爸，长长脸儿，身条儿笔直。母亲是个圆脸盘，眼睛有点抠进去，一粒小虎牙，个子不高，从远处看，像没长大。她跟父亲站在一起，高矮悬殊。他曾经是她的老师，虽然只比她大六岁，但是神气像她父辈，他们之间一生都保持了这种格局。
亦梅把果盘递过来，也看了看相册，“这好像不是文秀，是妈妈年轻时候吧？爸，吃苹果，今天的苹果脆得很。”
父亲听说，把相片册凑近又看了看：“这是玛丽？”
亦梅看看我，我对她解释说，“嗯，我妈小时候起了个洋名儿，后来才改名叫含瑛的”。亦梅哦了一声，说，“原来这样”。我记得我曾经跟她说过母亲名字的典故，不知道她是忘了，还是故意装不知道。
父亲果然来了兴致，拍拍身边的垫子，让亦梅坐，语速很慢地跟她讲，“你婆婆，小的时候，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玛丽亚医院，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第一个中国孩子，医院还特意送给她，一个纪念胸针，她妈妈就给她起名叫玛丽”。
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听过很多遍。姥爷生于上海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开着好几房药铺，数代都是名医，宅子里挂满了病人送的匾。“悬壶济世”“妙手回天”“仁心仁术”“杏林春暖”“大道岐黄”“思邈重生，修合成君臣佐使；华佗再世，望闻知肌理秋阳”……那时候的病人不知怎么都那么有文化，这许多表扬信一样的匾额对联，文辞重复的竟不多见。到了姥爷这一代，风气变了。家里并不古板，早早地商议好，送大儿子出国去，改念西医，哪朝哪代都会有人生病，中西医兼修，可策基业万全。姥姥已经提前嫁了过来，为的是能跟着出去陪读，学护士，好照顾姥爷，结果在德国生下了我妈。
我小的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住在东头的顾老师，是个德国鬼子，家里还有一本德国护照呢。其实母亲除了几个最简单的德语单词，一句完整的德文都不会说，她在德国只生活到两岁，就跟父母回国了。穿着白花蕾丝的围兜裙，戴软呢无边小帽，活像个大洋娃娃。回国的轮船走了三个月，船上吃不惯，闹着要喝可可牛奶，下船时吐得脸色铁青。
母亲人缘一直不好，她高度近视，戴一千多度的眼镜，见人也会打招呼，但总觉笑得有点勉强。周围大娘大婶大姑子小姨子家长里短闲唠嗑，不带她。早年间邻居们包了饺子，或得了什么时鲜的吃食，还会邻里之间送一盘尝尝，也没她的份儿。母亲自己不太会做，也就不肯吃别人的。我亲耳听见过几个女的在井台上压水的时候议论我妈，“眼乌珠长在头顶上”。但眼高于顶的母亲竟然也有好朋友，县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也。天知道她是怎么维系这种友谊的，反正那女的每两个星期来我们家一回，来了也不多话，每次都用玻璃绳提着一溜书来，像乡下人走亲戚用草绳提着一串子自己捉的螃蟹。
我们家的房子是一排教舍改建的，每两户分一间教室，中间用板壁隔开，木板很薄，比马粪纸也强不了多少，那边厢人家掐架，这边听得一清二楚。大哥那时正长身体，又贪睡觉，又舍不得听床，经常叹气，说隔壁到了夜里就不消停，要么两口子摇床哼哼，要么整宿整宿地咳嗽吐痰。“都掏成痨病鬼子了，怎么还有劲浪？”
“那算好的，他家媳妇儿被窝里放一个屁，我这里都能闻出是萝卜味儿的。”二哥搭腔。
母亲远远地翻一个白眼过来，两个小子吓得不吭声了。人臭臭一张嘴，她最讨厌听人背后议论人是非，而且板壁这么薄，也难保我们这里的说话不顺着缝儿飘过去。因为这个，母亲从来不在家跟父亲吵架，小市民行径，她可丢不起这人。有事不高兴了，一对白眼朝着父亲抡去，高度近视眼镜像两饼放大器，把她溜圆的白眼烘托得声势浩大，极具杀伤力。
大多数时候，母亲都窝在她自己的三角间里看书，那是墙角放马桶的地方，前面用铰连合页加了一道板壁做门。母亲的红漆马桶总是涮得很干净，她把盖子盖上，上面垫一块花布，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就是仅容一膝的书斋。白天没事，可以走远点去公共厕所，晚上麻烦些，她一坐进去就不挪窝，全家人的如厕都成问题。我跟哥哥们好办，出去随便野地里解决一下，姐姐就只能憋着，实在急了，忙忙地在板壁外头捶门，两只脚交换地跺。三角间里连个灯都没有，看书只靠门缝里透进来一点点光。小时候我们觉得母亲遥不可及，虽然跟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着，却好像在另一个王国，那个王国无人能入。成年之后我才理解母亲那种把自己关起来的渴望，像少女的恐惧。她宁可没有光，也要藏身板壁背后，将真实的生活拒之门外。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自己是德国人，听得烦了，也反唇相讥：你不像啊，你会说德国话吗？母亲就气急败坏，把我们揍上一顿。其实她会说一些简单的德文单词，只是语不成句，童年时我们轮番被她训练过：点点头，Ja（是）；摇摇头，Nein（不）；挥挥手，Guten Tag（日安）！但她教来教去只有这么几招，很快我们就失去了兴趣。
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还小，可能没印象，他记得有一天母亲回来，头发被人剪得一塌糊涂，像个鸡窝。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听见爸爸在床上跟妈妈讲话，声音压得特别小，但口气很凶，“你再不要说自己是德国人了，在家里也不许讲。小孩子不懂事，会传话的。你不叫顾玛丽！你两岁就回来了，两岁不可能有任何记忆，德国跟你没有一点点关系！”母亲闷闷的抽泣像从枕头芯子里传来：Nein，Nein。
到了我懂事的年龄，父亲和母亲不和已久，他们并没有离婚，只是各过各的。我们哥儿仨跟着父亲，姐姐跟着母亲住在她工作的小学，那地方很远，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才会回家来，有时一进家门，就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我不太明白她和父亲为什么斗气，竟斗了一辈子。我们哥儿仨曾经猜测过各色各样的理由，二哥觉得，可能是因为父亲让她生了太多的孩子，而大哥的想法则恰恰相反，大哥觉得他们夫妇从冷战到反目，最有可能的导火索，是弟弟的死。
画画时我总是沉默，习惯性地放音乐，门德尔松，有时候是巴赫、瓦格纳，再后来我突然醒悟到，这太自私了，应该让姐妹花选择她们爱听的音乐，这样她们会自在一点。她们高高兴兴地打开了存在手机里的流行歌，有英文的，日语的，但能让她们跟着起劲哼哼的还是中文歌。那些歌我大多闻所未闻，只记住了几句歌词。“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她们一边哼，一边恶作剧地瞟我，哈哈哈笑。
我所有的艺术史知识此刻都在向我提供八卦：罗丹和克洛岱尔在雕塑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疯狂做爱，里维拉在娶了弗里达之后还毫不见外地睡了她的姐妹，克里姆特穿件大袍子当工作服，里面一丝不挂，方便这头饿狼画到兴起就随时撩起袍子扑向模特……自私和无耻是天才的通行证，而我竟然年届半百还在脸红。
我已经起好了稿子，这段时间处理面部，她们穿着衣服坐在那里就可以，姿势也可以放松一些，大架子在就行。因为太久不画人物肖像，我又试图去寻找古典油画的手感，进度有点慢，有时需要局部刮掉重来。我也习惯了每周两个下午画画时有她们陪伴，有时候听音乐，有时候听她们叽叽呱呱，夕阳一点点掉下来，挂在窗户边上，画室里一片红光，像冲洗胶片的暗房，某种禁忌的危险，让人心中一悸。我在需要的时候抬一下手，她们就马上闭嘴，把头调整回最初的姿势。
我早已经分清她们之间的区别，即使她们分开出现，我也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深头发眼神妩媚，耳垂边上有一颗黑痣，嗓音带点沙哑，浅头发娇气任性，经常噘嘴，走路喜欢拖脚跟。毕竟是年轻小女孩，虽然一开始绷着，混熟了之后也渐渐开始跟我聊天。有时候，前一天挣多了小费，还会喜气洋洋叫外卖到我画室来请我一起吃，出手豪阔，一点点上一大堆，吃完了她们去上班。她们吃得早，而且吃很多，胃里填了粮食，不容易醉，晚上就能多灌一点假酒，多拿一点提成。她们也抱怨客人，取笑客人的怪癖，夜里受了客人的气，靠白天在背后骂人补回来，嘴都尖刻，会喷粗口。姐妹花在天上人间非常红，卖点就在于她们是双胞胎，很多客人抢着点她们，有时候争风吃醋还会杠起来。有个客人喜欢角色扮演，而且不是女仆护士空姐女警这种常见款，竟然让她们俩扮演皮皮鲁和鲁西西！昨天的客人特别愿意照镜子，点了出台，专门去到一家客房里有大幅落地镜的酒店，贴在镜前厮缠。客人全程都在镜子里自我欣赏，她们扭头一看也被自己美到了，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玩偶娃娃裂变成四个，四条雪白的大腿在镜子里变成八条，错落交叉成几何，还是前后左右对称的，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就是这个原理吧？
“人肉万花筒。”浅头发笑嘻嘻地补充。
我脑补了一下这画面，承认，确实挺鼻血的，是男人熬不过。不过，也可以一点不色情。它甚至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电影，讲水上芭蕾的，姑娘们手牵手团团围住，穿着泳装，俏生生的大腿斜踢出水面，越是黑白旧胶片里，美人越是白到发光，脚面绷得笔直，彼此相连，映成一朵莲花。深头发说，“那你照我们说的样子画下来哎，不过，要把中间那个多毛的傻逼去掉，个死胖子！”
刚开始画画的时候，难得拿到一张雪白的好纸，吓得不敢下手，反而是酱坛子上皱巴巴的包装纸画起来没有压力。颜料不全也没关系，用了半截的粉笔和炭条，蓝黑墨水可以稀疏出不同浓度的蓝来，喝剩的茶汁，红药水和紫药水都可以用来画画。
“那时候我们特别羡慕你，你随心所欲，画什么爸爸都把你往死里夸。我不管怎么画，在爸爸看来都不如你。”从父亲那里回去之后，大哥在北京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跟我聊了很多画画上的事情，他说，在北京艺术圈，没人聊这个，大伙儿聊的都是买卖。
大哥一直对我很好，唯独那次涂了他的莫奈画册，跟我翻了脸，把我的调色盘撅了，扔到河里，偏偏老爸还凑热闹把我画的画贴在家里，也被他半夜里撕下来填了茅坑。老爸偏心眼儿，好几次哄我说，别看你大哥在美术学校里拔尖，你将来会比他走得更远。我竟然傻乎乎地信了，以为自己是难得一见的绘画奇才。事实证明，英雄也要靠时势，大哥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成功艺术家，在他们之前，十年的空白为后来者腾出了空间，而我在德国冷板凳一坐二十年，正好错过了中国这一轮经济腾飞周期。
在画画这件事上，父亲是我唯一的蒙师，也是他一路阻拦，不让我进入任何专业的美术学校。他觉得我画面里那些天马行空的自由感，一旦进入科班，就会被规范得干干净净。父亲告诉我，除非你出国，在西方美术院校，有自由艺术的学科。自由加艺术，这两个词听起来就让我神往。
八十年代我在电影制片厂当小青工，主要工作是搭个梯子爬到电影院外墙画海报，没有什么难度，九宫格子打上，就严格按剧照等比例放大，然后填刷广告色。有时候被群艺馆拉去画舞台背景，那就更加简单。因为工作关系，我看电影不要钱，经常拿个本子坐在电影院里，飞快地在黑暗里画分镜头速写，眼睛只管盯着屏幕，根本不看自己手中的笔。我业余画自己的怪画，已经声名在外。
大学里有两个学中文的美国留学生很喜欢来找我玩。丹尼尔长得很帅，浑身金色的汗毛像自带光芒，中文名字叫邓南。另一个大胡子西蒙斯，因为喜欢席慕蓉的诗，非要随了伊人的姓，给自己起了个娘娘腔的中文名，叫席慕思，听起来好像一坨床垫。他特意学了一句成语来形容自己的这种行为，说这就叫“嫁鸡随鸡”，把我们笑得够呛。邓南收藏了许多黑胶唱片，我们听音乐、喝酒。有时候我的画能换到几张外汇券，有时候是两包万宝路。作为回报，我也常常领他们去看不要钱的内部电影。席慕思长得五大三粗，但架不住感情丰富，常常坐在电影院里不嫌丢人地出声抽泣，蓝色大牛眼里汪着一泡眼泪。他们一致迷恋刘晓庆，说她浑身上下胀鼓鼓的，宝相庄严，是中国的伊丽莎白·泰勒。
一日我正在街上乱走，劈面过来了席慕思，一把薅住我说，可找到你了。原来有两个德国艺术院校的教授要去上海交流访问，途经他们大学，作短暂停留，问他们可认识什么有趣的当地艺术家，可以见见。他跟邓南分头到电影院、群艺馆和我家找我，到处找不到，正在绝望，因为教授第二天就要离开了。“快点走，我们先去拿上你的画。”席慕思像生怕我逃跑一样钳住了我的胳膊，把我钳到了他们学校办公室面见德国鬼子。
鬼子很痛快，一张一张看完我的画，矮个子教授耸耸肩膀说，抱歉，你画得很有趣，但不是我的菜。另一个高个子老头却细细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对我说，我太喜欢你的画了，你想到德国的艺术学校学习深造吗？
席慕思在旁边给我们当翻译，脸上的表情比我还兴奋。他告诉我，这个老头是德国下萨克森州非常有名的超现实主义版画家，也是DRAD奖学金的四个评委之一。老先生满有把握地对我说，“虽然我只有四分之一的投票权，但以我在DRAD的影响力，我现在就来打保票，只要我力荐，可以给你争取到全额奖学金。那么，你愿意来吗？”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常常想起那些遥远的人，那些在我生命中彼此温暖过却最终走散的人，比如邓南和席慕思，两个有着奇怪中国名字的外国人，之后我们再未相见。他们出现在我生命里的那一个段落，仿佛就是为了来穿针引线，做我的领路人。我有时会带着同样的恍惚之情，打量我面前这两个姑娘，两个起了蹩脚外国名字的中国人。我已经习惯用名字来称呼她们了，深头发叫玛丽，浅头发叫海伦。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问深头发：你这是真名吗？
“怎么可能？你有病吧？”玛丽笑死了。“你以为是你啊？到处给人签真名。”
她们又在笑话我。因为熟了，她们常拿那天晚上的糗事挤对我。据说我在姐妹俩的夹击中上演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裤头保卫战，在最后关头，我死死揪住自己的短裤，大义凛然地说：我是老师！
说起这段她们就要笑瘫过去，我也只好讪着一张老脸陪笑，觉得自己有辱斯文。那天的事情我一点一点回忆起来，我好像还苦口婆心地教育了她们一会，然后央告说，喝多了，只想睡觉，如果她们能马上离开，我愿意加倍给小费。
“结果掏来掏去又没什么钱，还主动给我们打了欠条。”怕她们信不过，我在欠条上写明我的工作单位、电话和姓名，保证了好几遍：放心吧我跑不掉。姐妹俩接过条子对看了一眼，马上就明白眼前这人是个棒槌。
“到了画室才知道，怪不得林老师喜欢给人留真名，原来是画家哪，干你们这行，最值钱的就是签名。”玛丽还在挤对我。
很多画油画的签名都签汉语拼音，油画笔触写流线型的字更顺手，也方便外国藏家辨认，但我仍然习惯签中文名，一笔一画，签上这个名字，才意味着一幅画真正画完。玛丽在画室里踱来踱去，蹲下去细看我在每幅画上的签名，海伦拿起我在意大利旅行时买的皮埃罗小丑把玩，小丑涂着绿色眼影，一脸忧伤。
小姐没有真名，嫖客也不会有真名。海伦说。就算再不懂事的小姐，也不可能扭着客人撒娇问名字。什么身份，怎么称呼，那是学问。如果KTV公主也有专业知识，除了懂酒之外，要学的就是人情练达，有眼色，会说话。以前有个穿黑布鞋的光头经常来店里帮衬生意，妈咪金姐和酒保对他都毕恭毕敬喊龙哥，她和姐姐也跟着龙哥龙哥地叫，龙哥当时面无表情，几杯之后，一兜红酒直泼过来：妈了个逼，龙哥是你们喊的？没规矩！重喊，喊龙爷！
我用群青、湖绿、孔雀蓝、培恩灰、酞菁蓝和宝石绿在调色板上调出一大摊波光粼粼的暗绿，心里突然想到一件芥豆小事：如果我那天晚上写下过欠条，为什么给她们钱的时候她们却没有把欠条还我？
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在教会的伙伴已经结伴探望过他好几次。终于他攒够了去礼拜的力气，被几个教友扶着去了教堂。大家看到他拄着助步器重新归队，都替他鼓起掌来。当天布道尾声，牧师特意为他祝福，把他最终没有走失、病倒在街头，归功为神的眷顾，绝不遗忘任何一只羔羊。在这样众人瞩目的光荣气氛下，父亲有点被冲昏了头脑。礼拜结束后，牧师跟他聊天时苦恼地说起，他们在芜城的教友，暂时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可在平日聚会的场所时，父亲马上大包大揽地说：这不成问题，可以去我家老三那里嘛，他的工作室特别大，交通还方便。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不曾受损，一字一顿地报出我工作室的地址，还特意告诉牧师：我们家闵生在德国的时候，也是经常上教堂的，反倒是回国以后，疏懒了。
牧师听了非常高兴，不但找到了理想的聚会场所，还可以促成另一只羔羊的回归，这真是主的美意。于是，几天以后，我在工作室就被陆续到来的热情洋溢的人们包围了，按了电铃一开门，进来的人就把我紧紧抱住，喜悦地说：弟兄！
那天聚会气氛不坏，但是客人走后，我还是心烦气躁，在国外生活我学会的最大的一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轻易不要越界，哪怕是骨肉至亲。我把父亲埋怨了一通，我告诉他，工作室是大学分配给我的，虽说个人信仰自由，可是利用高校场所从事这类活动是不被允许的，“你弄得我太尴尬了，你把大话说出去之前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我才刚刚回国不到一年，你想害我丢掉工作？”
父亲很没面子，一言不发就挂了我的电话。后来我再打过去，父亲借口累了，说要躺下休息，只让保姆来接。那段时间系里申报国家项目，烦冗杂务甚多，我也无暇顾及父亲的情绪。过了两天，罗胖子找我，说刚从加拿大考察回来，整了几箱蓝莓要送来，蓝莓对防止脑神经老化和软化血管都有好处，让我带给老爷子尝尝。
一进门，他就看见那幅画，我这才意识到，我应该把画收起来的，他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肯定能一眼认出她们俩，这么大一幅人体油画竖在这里，有点百口莫辩。可是这会子也已经来不及了，罗胖子眯了下眼睛，回头看我，露出一脸坏笑。“没想到啊，人家说，扶上马，送一程，结果你小子不用人扶，自己驾着马跑得快快的。”
“没有，没有。”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难道说我没跟姐妹花上床？这种话说起来显得特虚伪，尤其对罗胖子说，好像在道德谴责。占了便宜还卖乖。我始终没问过罗胖子到底跟她们怎么结账的，反正罗胖子也不缺钱，就让他以为大家心照不宣吧。我离开中国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这种风气，回国后发现，饭局之后的二场节目，都快要成为男性高端宴请的标配了。中国人突然变得很有钱，而且非常不怕花钱。每次朋友热情地招待我，我就成了不合时宜的、让人扫兴的人。他们不相信我在德国过着几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腐朽的资本主义声色犬马啊，怎么可能守身如玉？我跟他们讲德国人如何严谨、重视家庭，商店六点关门，礼拜天歇业，即便是大城市，到了晚上也冷冷清清，没多少像样的夜生活，我甚至提到自己定期去教堂，场面越说越尴尬，好像我是一个古板的教导主任，不但自己不玩，还不许他们玩。
罗胖子站在画前又咂摸了一番，然后在我给他泡的茶盅前坐下来，“我提醒你啊闵生，玩是玩，不要陷进去，搞什么艺术家的浪漫。”
“什么意思？”
“姐妹俩是美女没错儿，不过你不会真的对她们动感情了吧？”
“怎么可能，她们的年纪，好做我女儿了。”
“嗯，你有数就行。我是好心提醒你一句，戏子无情婊子无义，话糙一点，但是是真理。”
我笑笑，端起茶壶给他续水。他岔开话题，问了几句我女儿在国外念大学的情况。看我样子似有不平，摆摆手，又接回去说道，你太久没回来，都不熟悉国情了。这么跟你说吧，在贫困地区可能还确实有那种迫于生计不得不做皮肉生意的善良姑娘，但是在天上人间这种高档会所，里面全部是顶级的交际花，见多识广，每个月挣的比你还多，有的还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平面模特、二十八线小明星。但是，你相信我，那里所有人都是想挣快钱的虚荣女孩，你耍耍就好，别走心，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卖身救母、卖身供弟弟读书之类的鬼故事。
父亲住院的时候，亦梅跟我负责轮流陪夜，瘦了一圈。亦梅是那种人，平时不声不响，但是关键的时候可以倚靠。我们俩坐在去二哥家的车上，每人手里抱了两箱死沉死沉的蓝莓。亦梅说，这次是你不对。
父亲看我来了，没吱声，抓起助步器，起身进了里屋。二哥见状，对我苦笑，悄悄声说，被你气着了，上次挂完电话，就写遗嘱呢。
我大吃一惊，老爸怎么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戏剧化，还写遗嘱，怎么写的？
二哥说，“还能怎么写？老爷子也没什么财产要分配的，写了一篇长文，大概意思是说，生前未能尽夫责，死后要和亡妻葬在一起。”
“他想合葬，咱妈能愿意吗？”
母亲死的时候，葬在青龙山旁的湖景公墓。母亲多次说过，她百年之后要把她葬回上海，葬到姥姥姥爷身边，陪牢爹爹姆妈，她这辈子最开心就是做女孩子的时候。不过这种话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没人当真。故乡早就回不去了，谁又不是他乡之鬼？当时是我到德国的第三年，课业很重，经济上也拮据，没能回国来送母亲最后一程。父亲花了三天，亲手给母亲扎了一大套纸房子纸马，好在入土之后烧化，尤其糊了大量的书。听二哥后来说，那书糊得漂亮，菱纹花纸做封面，本本都是精装书的样子，还能翻开。有些书，父亲还用毛笔题写了封面，《茶花女》《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
母亲活着的时候爱看小说，尤其是爱情小说。她的书我们也翻，但是速度追不上她，图书管理员每次来，放下一捆新的书，然后用解下来的玻璃绳再把上次带来的书原样扎好。常常我们才看了一半的书就这么被带回去了，搞得我们十分丧气，追着让母亲讲完书里的故事。“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母亲无动于衷，从来不肯给我们透露只言片语，问得烦了，说，想知道自己看。
爸爸说，妈妈在师范念书的时候，浪漫主义，小雨天在池塘里放小船，叠小船的纸上还写着诗。班上很多男同学喜欢她，想追求她，但这种追求大多数时候又不是太顶真，总有点随时想撤退的杂念在里头，因为她出身不好。母亲一开始还会动心，最后干脆统统不搭理。姥爷审时度势，公私合营时早早就主动地把家里的药铺交了，保住了当医生的资格，他和姥姥都被政府安排进了当地的人民医院，姥爷成了外科第一把刀，姥姥一开始是护士长，后来也进修当上了儿科大夫，家里虽然没有以前阔绰，还是受人尊敬的。这种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医院里搞什么“政治挂帅”，两个出过洋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一批就被当作“业务挂帅”的典型打倒了，彻底丧失了给人看病的资格。母亲再没有当上大小姐的命，嫁了个丈夫又是牛鬼蛇神，一路下放，婚姻也没有给她提供庇护。有的人一生跌宕起伏，波峰波谷，几起几落，母亲却像抛物线，一旦被抛掷出去，就是一条毫无起色的下滑曲弧。
在高个子教授许诺给我奖学金之后，我并没有如愿去到德国。两年后，大哥得到一个公派去科隆观摩展览的机会，为了我，他从科隆一路跑到布伦瑞克，辗转找上那位老先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大哥问他，你还记得我弟弟吗？两年前在中国的芜城，你看过他的画。
“啊，我记得他。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画得有趣。”
“他还行吗？你还能帮助他来德国吗？”
“可是，我现在不是DRAD的评委了，我已经退休，如果他想来的话，必须自费。”老先生顿了顿，又说，“我很喜欢他的画，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都不跟我联系？我对他很生气。”
大哥点头，“是的，是的，你也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离开，也联系不上您。这两年里，我弟弟一直在盼望得到您的消息。”
“啊，”老头儿用手大力拍拍前额，又说了一声，“啊。”他伸出手来跟大哥握了一握。“对不起，我竟然忘记了这个，是我的疏忽。原来是因为这个来不了！我能为他做的，我一定还做，只是没有奖学金了，这个没有办法。”
于是，三个月后我来到上海，排在德国领馆的队伍里，等待面签。当时通过率并不高，尤其是针对留学生，常常因为语言不过关而被拒签。我突击恶补了德语听力，但依然只是半知半解。捏着我的作品集和一沓表格，一脸忐忑地站在移民官面前。
移民官是个不苟言笑的秃头，眉毛很粗，像在脸上打了两个括号。我马上把几本画刊杂志刊登我作品的报道递呈他面前，指望这能是一个加分项。秃头翻了翻材料，又抬头看看我，问了我三个问题：
Sprichst du Deutsch？（你说德语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说，Nein（不）。
Sprichst du Chinesisch？（那你说中文吗？）
我说，Ja（是的）。
Wirst du immer noch Chinesisch sprechen, wenn du nach Deutschland gehst？（如果你到了德国，还继续说中文吗？）
句子太长，我彻底糊涂了，我盯着他嘴唇的翕动，硬着头皮说，Ja（是的）。
秃子愣了一下，突然嘎嘎嘎地笑了起来，笑得不可自抑，改用英语对我说，“You so crazy ! Are you Picasso？”他一边笑，一边在我的材料上，盖了一个通过章，对我说，“OK！”
大哥把他手头的画全数卖给了台湾一个女画廊主，凑钱给我买了飞机票，剩余的两百美金，塞在我的口袋里，对我说，三儿，钱不是问题，你去吧。你肯定会走得比我更远。
母亲听说我要走，托人捎信来，说，我跑不动了，你来看看我吧。母亲后来被发配到偏远的山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那个小学连同会计一共只有两个老师，她什么都得教，教语文，教体育，教音乐，教算术，没有农转非的名额，“文革”结束老久了也调不回城。我下了汽车换牛车，下了牛车还得走路，翻山越岭走好远，累死了找到她。看见她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她站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已经是一个老妇。嘴里含着一个哨子在吹，手上提着一大网袋篮球。母亲个子不高，篮球袋几乎拖到了地上。在她身边有很多孩子，有的高高大大，看起来已经十几岁了，有些五六岁，还有的看上去简直才刚刚学会走路，几头猪和狗也旁边拱着，似乎也在跟着出操，篮筐架子都倒了。操场边上的平房前，有一个妇女正在巨大的木墩菜板上剁菜，那菜不知道是剁给猪吃的，还是剁给人吃的。母亲说，哦，那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我来了母亲很高兴，在她的宿舍床底下的纸箱里，摸出好几个苹果，把皮都削了，非看着我当场吃下去。“还是要去德国了啊。”她反复说。我给她讲了签证前前后后的经历，尤其说了那个秃头签证官，她听着很认真，一点儿也不笑。“到现在我德语还不会说呢，有点担心去了以后不适应。妈，德国到底啥样儿？”
她从近视镜后面直勾勾地看我，像要把我印进去，突然踮起脚尖，像小时候那样在我的后脑勺上撸了一把，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寄照片来给我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啊，想起来了，你早点去，冬天之前就去，那里冬天屋子里头有暖气，比咱们这儿暖和。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高指示，于是，紧赶慢赶，抢在那年冬至到来之前，我背着我所有的笔和颜料，飞向德国，飞向我的异乡和她的故乡。
画已经画到了最后阶段，快要完工了。一旦完工，我就打算跟姐妹俩讨回欠条，就此别过。站在画前端详的时候我有点难以置信，这幅画完全不是我以往的风格，而我通过它似乎实现了某种创作上的探索和传递。它让我想起初到欧洲，在美术馆流连的那些日子。欧洲古典主义油画，完美到让人狐疑关于绘画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早已做完了，所谓艺术史，不过是一部退步史，后人已经再也无法往这座大教堂上再添片瓦。但是，画画的人偏不信邪，他们硬是一棒一棒地交下去了，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立体主义、极简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达达、波普……我怀里揣着水壶和干面包，眼珠子由于过度凝视而凸了出来，但内心却凹下去，等待着被注入，被浇灌和填满，谦逊又富足。海伦和玛丽，在我的画里，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少女一样有种雾蒙蒙的贞静，虽然她们褐黄的头发之下是中国人略显扁平的脸庞。
这天下午，她们来得稍晚，脱衣服的时候，我觉得玛丽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发现了原因，她的左乳有一个血豁口，还没结疤，身上还有明显的烟头烫伤。画到那里我梗了一下。
你不用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看见了！海伦呛了我一句，然后竟伏身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我都不哭，你哭啥。玛丽推推妹妹。已经不疼了。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子前面，望向窗外。
过了一会儿，玛丽披上衣服，走到我旁边，她不看我，也看着外面。说，所以你要把我们画得好看一点，我们不会永远好看下去。我们的好看都特别特别短。
我没说话，她接着说，你知道金姐吧，听说以前也是天上人间的头牌，才几年？现在她老成什么样子了？
那天后来一笔没画，我们喝了很多很多酒。海伦喝高了，咕噜咕噜讲个不休。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一开始特别讨厌你，特别烦你，想讹你一笔的，你个破老头子。
我很愕然，我并没得罪你们啊？
你得罪了！你就是得罪了！
海伦说，她和姐姐，是整个天上人间最漂亮、生意最好的姑娘，那天，罗胖子憋了劲，给妈咪塞了钱，才从别的客人那里把她们俩“匀”出来招呼我的，而我竟然对她俩无动于衷，就好像她们是两个丑八怪一样！这也就罢了，我居然还揪着自己丑陋的裤头婆婆妈妈地跟她们做了半天思想教育工作，问她们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成家，为什么要出来做这种事情，这样不好……唠里唠叨，完全是个唐僧！
“我有没有男朋友关你鸟事啊？我爸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你看着我们的样子，就好像是在可怜我们！老娘要你可怜？！”
我忍不住打断她：你讲点良心好不好？难道你喜欢我跟别人一样欺负你们？我碰都没碰你们，而且我还加倍付了钱。
对啊！我就是贱啊！你不知道我很贱吗？她应该是醉了，直着嗓子喊。付了钱就要取货啊，我就喜欢客人急吼吼的，我就喜欢好色的客人，对着我淌口水！客人给我钱，我哄客人开心，这就是价值啊！我们也是有职业精神的你懂不懂？要是你在街上给人画画，别人过来，扔给你钱，却死活不肯要你的画，你会怎么想？难道你是要饭的吗？她终于口齿不清起来，把一颗毛茸茸的头扑到臂弯里去，渐渐不响了。
林老师，别跟我妹一般见识，她神经病，被人捧惯了，气性大得不得了。玛丽也一杯一杯地喝着，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神情倒还镇定。她由着海伦又吵又闹，并不解劝。等海伦闹够了睡去，玛丽喝着酒慢慢告诉我，母亲死后，她先到这个城市，挣了两年钱，把妹妹也接出来。她没想过要让妹妹也干这行，一直骗她说自己在酒店上夜班，不过妹妹发现她的工作性质之后，受不了让姐姐这样养着，神经受了刺激，就自己跑去另外一家夜总会应聘。
“我后来才晓得，气得半死，我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为了让她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她竟然自甘堕落。虽然我只比她大十几分钟，但我觉得我是她半个妈。我气急了，把她揍了一顿，她也回手揍我，撕我的头发，我们对掐对打，一直打到两个人都没有力气了才停下来，一连好多天都互相不说话。后来，我冷静下来，再想，事情已经这样，没办法改变。卖一次和卖十次，也没多大分别。我就劝海伦也到天上人间来，跟我一起干。一来这里提成高，客人也稍微像样一些，二来她性子冲动，在一起我还能看着她，凡事挡在头里。我跟海伦说，趁着年轻漂亮，又是双胞胎，联手一定能红，快速挣够了钱，就永远离开这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自嘲地笑了一下，给我的酒杯斟上酒，手法娴熟，雪白的手腕内侧细细的青色血管像一条小蛇。“金姐当然很高兴，马上安排我们做了一模一样的头发，置了一模一样的衣服，隆重推出天上人间姐妹花。林老师，你别这样看着我。你肯定觉得我很冷酷，对吧？没错。我是想得太简单了。我没想到我们既然是以双胞胎的概念出山，就肯定会被要求以双胞胎的身份接客的。”她的声音更哑了，“海伦老是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像故意惩罚我。我崩溃了，那天起我知道我犯了大错。以前不管怎么样，我还有寄托，现在我是在地狱里，永远不能出头。海伦一直信我的话，觉得我们马上就能攒够钱，她每天用手机上网，查房产消息，盘算我们的积蓄，够我们住在哪，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怎么装修，她喜欢那种很酷很酷的家具，但是又要小碎花的墙纸，其实一点都不搭，她还想养一条狗……林老师，你是不是不舒服，你不想听？”
我把脸从手掌里拔出来，请她继续说下去。她发了一会儿呆，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从我的房间里被轰出来，海伦就伤自尊伤得不得了，她想报复我，想了很多办法要搞我，最简单就是一次一次地来学校找我要钱。天上人间的女孩一般不做这种事，犯不着，但是讹我如此简单。她们手里捏着我的欠条，想以此为把柄，不断地小额勒索，捉弄我到求饶为止。一个傻到留下真名实姓嫖资欠条的高校老师。我不想闹得身败名裂，肯定只能乖乖付钱。玛丽看拦不住，帮妹妹合计了一下风险：我有没有可能逼急了报警？或者让罗胖子到夜总会告状？甚至找黑道摆平？但一想到我那副老实巴交的蔫样，就觉得绝无可能。“你太要脸，呆了吧唧的，一看就是没在外头混过。只要下手不太狠，然后赶在你发飙之前收手，应该没问题。海伦不是冲着钱，她为出口气。”
海伦蓄了这个心，来找过我几次，我正好请假不在。她以前从没进过大学校园，没想到大学有这么大，只拐两下就迷了路，问了好几次人，最后有个男生主动帮忙，领着她到了我所在的艺术中心。那天，她看见我班上的学生正围着一个芭蕾女孩画写生，那个模特站在一个临时垫起来的矮台子上，脖子和手臂特别长，一只手划过下颌。贴体的芭蕾舞服，除了腰里面那圈支棱着的白色蓬蓬纱，其余部分穿了也像没穿，光线都在她身上，曲线毕露，但是学生们表情严肃，一会儿仰着脸专注地研究她，一会儿把头低下去，在纸上勾勾画画，教室里静得只听见炭笔的沙沙声。
“她回来跟我说：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被人认认真真地看着呢？那个女孩跟我一样年轻，身材还不如我呢。”
于是她就改了主意，打算让我用另一个方法赎罪，而且说服姐姐一起来。“其实那时候她已经对你消气了，她说，什么画家，简直就是个大傻子。她突然觉得讹你的钱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想到了更有意思的主意。”
从那以后，她们再没来过画室，我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等待的时候，慢慢把画面上需要收拾的地方收拾完了。那些来不及端详的细节，只能依靠想象来完成。我一贯以想象力自傲，因为我的想象可以不受理性羁绊，随便乱来，当需要我用想象还原真实的时候，我暴露出我最弱的地方：我始终不懂真与假之间的界线。我后悔竟然没有给她们俩拍过任何一张照片，我一边涂抹着她们胴体上高光的部分一边想，我真的能画出她们身上那种复杂性吗？
她们再也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想也许她们永远不会再来了。那天晚上倾情一醉，其实就是告别。我鼓起勇气去天上人间找她们，我有很好的理由，画已经画完，已经尽我所能画得很美，现在她们应该来把属于她们的画拿走。
前厅的服务生殷勤把我往里面引，我站住说，不用了，我是来找玛丽和海伦的。他打量了我一下，说了声请稍等，喊来了金姐。
金姐很客气，一点不像我想象中的妈咪，倒像是个女企业家，妆也化得得体。她请我到旁边坐下说话，示意服务生给我倒茶。“你来找她们，我还要找她们呢，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招呼都没打一声，手机也不通了。”她让我喝茶，不露痕迹地打量了我一下，“方便问问您是她们的什么人吗？”
我顿了一下：我是她们叔叔。
叔叔？没听说她们在这儿有亲戚啊。
你知道她们有可能去哪了么？
哎呦，这就不知道了。一般来讲是不允许不告而别的，不过我们这儿，这种事也多。有挣够了钱收手的，有家里出急事，赶回老家的，也有攀上高枝嫁人的，还有被人追债寻仇，逃出去躲一躲的。有的人走了一段又回来，只要不给店里惹麻烦，我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她们住哪你知道吗？
她们自己租房子，好像住得挺远，所以经常来得比其他女孩晚。我们这儿是很正经的高端会所，有人可能在外面做兼职，平面模特什么的，她们在外面做什么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过问她们住哪。
她们是哪天走的，你还记得吗？
她笑了。还真记得。上个月10号结完工资，第二天她们就没来上班，应该是早有打算。这俩女孩精着呢，尤其是那个姐姐，她们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这样吧，我可以给你玛丽的电话号码，没什么用，我们也打过，一直关着机，不过你可以试试。她掏出一只手机，屏幕巨大，手机壳贴满了水钻，还有一只HELLO KITTY的粉色猫咪，这就不太像女企业家了。金姐在手机上翻了翻，查出个号码给我。
我哑然。我以为我得应付一些刁难，起码也是爱搭不理，没想到是这样，客客气气，滴水不漏，职业化程度相当高。我嘴里发干，觉得再做什么也是徒劳，想起身走人，临走前想到又发一问，那，她们俩还有什么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可以打听吗？或者，男朋友？
金姐扶着腮帮子想了一下，耸了耸肩膀：没听说有特别固定的男朋友，好像妹妹之前有一个，后来被姐姐撬去了。要不就是那个男的来我们店里，故意点了姐姐的钟。反正妹妹就疯了，跑来大闹了一场，砸了我们好几个烟缸，把前厅的玻璃也砸碎了。妹妹是那之后才来的，时间不太长，所以我不熟，也可能我记的不对，以前好像她在别的店做。可惜了，姐妹俩挺讨人喜欢。也许找到如意郎君，收手不做了。要是嫁人，肯定就不想再和以前的人有联系了，对吧？
那应该是不想联系了。我点点头。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多半像个怅然的痴汉，一个被姑娘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
金姐礼数周到地一直把我送到门边，向我告别：您是老师没错吧？老师慢走。
后来我再也没有玛丽和海伦的消息，那幅完成了的大画，因为太过碍眼，跟其他画格格不入，被我翻了过去，靠墙里面扣着，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画室里面忙活，那段时间我痴迷各种媒材试验，正在往一块画废了的板子上裹药用纱布，糊得一手是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瞄了一眼手机屏幕，是那种来电号码不显示的电话。回国后这样不明不白的电话渐多，多半是房地产广告，有时候是放高利贷的。心想，不接算了。没想到电话固执地响个不休，脑子里有根灯丝像通了电一样突然亮了一下：是姐妹花！
我手忙脚乱地在裤子上抹了抹手，抓起电话，喂！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喂？听见吗？
又等待了一会儿，静默中传来了微弱的电流声，我好像听到一个女人喑哑的叹息。我没忍住，对着话筒脱口而出：玛丽吗？
哈喽。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是德语：
林，你好吗？我是伊冯。
伊冯，怎么是你，你好吗？我有点吃惊。
我很好。林，我给你写了电子邮件，但是我太性急了，写完又想马上给你打电话。是这样，我把画廊卖了，你知道，我早就想这么做。
卖了吗？伊冯，我应该恭喜你，虽然UND做得很成功，但是你该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了。
林，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以前东德的很多城镇，现在很荒凉，青年人都走了，出去找工作机会，有些地方连牧师都没有了，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买下一个废弃的教堂。我现在有了这笔钱。天哪，你真应该来看一看，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之间的小镇，教堂不大，很破旧，但是只要好好地修缮一下，它会非常美的，尤其是它里面的雕塑，十六世纪的彩绘木雕，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喜欢。
我一时惊得作不得声，听伊冯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说她的大计划。她想每个季节邀请几个艺术家到教堂里做驻场创作，利用教堂的空间展开绘画、雕塑、装置、小型演出。
“西方艺术最初就从宗教里来，它们该回家了。林，你愿意做我第一批邀请驻场创作的艺术家吗？”
“嗯，我不知道。伊冯，这样合适吗？你知道我的绘画风格。人们也许会指责你的，我的意思是，也许会两边不讨好……”
“听着，林，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且我可能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的牧师了。我并不苛求艺术家去做跟教义有关的创作，我只希望他们的创作是关乎爱。他可以怀疑，但底线是不要在我的教堂里渎神。天知道，我想把人们带回教堂，哪怕只是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坐下来冥想也好。这座教堂已经被抛弃了。我的钱并不充裕，可以承担你驻场期间的食宿，但是机票需要你自己承担，你愿意在选定的时间，比如，今年圣诞之前，过来一个月，我们一起做这个创作吗？林？”
我眼前的空气突然碎了，炸裂出许多幻觉，我看见许许多多碎片，每一片里都携带着信息，我试图一一辨认，它们却把我席卷，吸附进更深的漩涡。Ja，我听见自己用慢吞吞的口气在说：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