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如何应验

当癌症缠上了你，想要在护理疾病的同时照顾自己就变得十分困难，于是你无暇顾及自己为了活下去而失去了多少生活，又为这疾病失去了多少自我。护理你的疾病可以成为你存在的全部理由，像是命运安排的一桩婚事。日后，当紧急的病痛不再掠夺你的性命，治疗过程中残留的慢性致残症状仍会继续啃噬你的生活。

就这样，癌症流露出一股古怪的灾难气息，这气息好像来自上个世纪。我现在采用的这种癌症疗法来自20世纪，而它的根源同样来自那里。我仿佛是在因为20世纪而患癌的同时也在被其治愈——它的武器与农药，它概而论之的宏大叙事与昂贵的死亡庆典。因上个世纪而病入膏肓的我，病情又因为四处横行的信息而雪上加霜——信息是我们当今世纪所独有的疾病。

在这工业化的世界里，我们之中约一半的人要么此刻患有癌症，要么将来会患上癌症，并且几乎每个人体内都携带了一点癌，即便我们未必察觉。癌症并不真的存在，至少并不以它的原始面貌存在。癌症是我们为了诽谤自己体内的恶性细胞而编造的一串谣言。

而癌症的危机并非我们的乳房、前列腺和肺脏中携带的恶性细胞，真正的危机先后在两个环节出现——先是在确诊的时刻，随后是在确诊所产生的影响到来之时。这影响通常指的是医学带来的灾难，或者是因为医学缺席而导致的灾难。医学苦心策划，企图阻挡死亡这一灾难的降临，殊不知死亡与诞生一样，不过是这世上再常见不过的灾难。

因为这些灾难的症状，我的身体不断说错话，令我无法听信于它。我的身体感觉自己正在死去，死于那些承诺能让它活下去的东西的副作用。它请求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保住自己：一动不动，不事劳作，不吃不睡，拒绝一切触碰。每条神经都是乞丐，恳求被赐予一个尽头作为解脱。如果我的身体还存留任何智慧，那也是像愚人口中戏剧化的请求一样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不得不相信，我的身体一心寻死并不是因为它憎恶生命，它只是无法承受继续活着。

即便如此，我的身体和其他许多身体一样，还是承受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当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时，在迟钝乏闷中寻求庇护往往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解离是极好的应对策略，可当你身患癌症时，没有人会再关注你在白日梦里胡思乱想些什么。有些朋友似乎希望我能与现实分离得更远一些，希望我可以暂时放下对保持清醒的执着，毕竟有些事在情感缺席的状态下会好受一点。

我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开始从甲床上剥落，纵使我在化疗期间特意坚持冰敷手脚也于事无补。指甲从指尖剥落和它从字面意义听上去一样疼。我用绷带将涂成珠光色的指甲缠在手指上。因为这场病，我已经失去了朋友、爱人、记忆、睫毛和金钱，因此我固执地抵抗失去任何其他我所依恋的事物。但指甲不顾我的大力抗议。它还是剥落了。

我的神经开始消亡。它们瓦解成一股热烈的痛感，灼烧着我的手指、脚趾和生殖器官。此后我的手指变成了最让人讨厌的唯我论者：对外界麻木不仁，内心却愤慨万千。针对此类神经病变症状，《您的肿瘤之旅》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在系衣服扣子时寻求他人帮助”，但它没说具体该找谁。同时，我的身体因本体感觉的改变而不再协调，不再能听从双脚来决定应该站在哪里。

我认识的一个女人说，三十年前的一场癌症之后，她再也没能恢复成从前的那个自己。如今古稀之年的她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后在解离的空白中度过余下的夜晚。因为需要靠工作维持生计，次日早晨她不得不再次出门，继续假装自己活在这世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经受了最难以承受的痛苦后，几乎不复存在。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也描述过此番险境：“因此我意识中的自己像是另一个人，我能感到自己的身体就这样一点点流走，直至我几乎死去。”

我想起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家阿维森纳提出的“漂浮之人”假想。在这一假想中，人虽然不具备任何感知，却能够依据灵魂知晓自我的存在。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他的假想。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哲理长诗《物性论》提供了更好的答案——我们是可以一寸一寸地死去的。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兼备了物质与精神的王国，而任何王国都可以被推翻。我们的生命力就像我们的血肉一样，似乎从来都不是一口气全部流走的，任何一个曾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那被称为“灵魂”的东西能够以微小的分量一点一点地死亡，正如我们的肉体可以被逐渐磨损、切割和毒害一样。我们灵魂失去的部分并不比肉体失去的部分更易取代，生命就这样从生命中一点点消散流逝。就这样，我们变得奄奄一息，却依旧不得不持续工作。

唯一从过往中留下的是“我自己”这个模糊的字眼，如今它已经可以与“癌症”这个没有人情味的虚幻说法相提并论。在癌症发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大概是死了，像一只从后生物时代穿越至来世的幽魂，出没于地球这片似曾相识的区域，而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有时被允许相信自己依然活着并且正在取得些许成功。我想，倘若我还活着，至少一定要去加利福尼亚看看；又想，倘若生活真是如此，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读过我的诗集。如果我已经死了，那么起码我很庆幸掌控永生的管事给我安排了一个道义上错综复杂并且还算有趣的后世。

在聚餐时向别人坦露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总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但同时，试图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这需要跨越整个苍穹的信息推送不断滚动播出证据以提醒你，你到底是什么——那些你曾经结交的朋友，曾经犯下的错和伤害的感情，所有睡过的床和读过的书，因你如今的可怜模样而不屑与你结仇的冤家，还有你昔日容颜与今日样貌的对比。对于那些意识得以完好无损的人而言，记忆就是他们的信息推送，但我没他们那么幸运。我早已被迫用记忆换取了性命。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卧床的普鲁斯特，讲述一名对自己的母亲深感兴趣的阔绰男子的故事。而我的书应该取名为《药物影响之下追不回的似水年华》。

后来我了解到，感觉自己已经死去是有物理根据的，它可能是由某种脑损伤造成的，例如我在化疗过程中遭遇的那种脑损伤。原来，已是幽魂的我并不是因为某些超自然的原因丢掉了自己，而是因为一些切实的物理原因。但是对于我为何在一半时间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这个问题，理性的解释并不能缓解我正以一种感到自己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而产生的非理性恐惧。于是我们就这样，我也就这样，孑然一身。一半的我跌落了，一半的我们消失了，我们所有人都像幽魂或是未死的幽魂一样。一半的我们死了，一半的我无从追忆，无迹可寻。

在美国药监局批准化疗药物阿霉素的1974年，英国小说家D.G.康普顿发表了一部名为《无休止的凯瑟琳·莫滕赫》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一位被告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女人展开。女主人公莫滕赫被诊断患有致命的“戈登综合征”——一种由信息过载，即“接受的图像数量与速度超出了人体大脑处理信息的生理极限”所造成的疾病。而对于一名戈登综合征患者而言，信息并不是唯一的死因，患上此病所致的愤怒也在同时置她于死地。莫滕赫被告知，当人被一屏幕接着一屏幕的数据所淹没时产生的那种愤怒，正是将要杀死她的罪魁祸首。她的医生解释道，这种对信息的持续愤怒状态致使她的心灵开始以死抵抗外界结构，以至于创造出一种“反叛的思维模式”。医生说她反抗得太过顽固，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电脑为她判定了余下的人生：她还剩一个月可活。在这样的世界和浩瀚的信息面前，凯瑟琳·莫滕赫的大脑终日处于一种晕眩想吐的状态，因此她只能死。

莫滕赫在一家名为“计算图书”(Computabook)的出版社工作。她在等待病情消息的同时，将故事情节输入到一个叫“芭芭拉”的电脑程序里，这程序会自动根据情节撰写小说。当得知芭芭拉由于“电路烧焦”也即将死去时，莫滕赫非常同情这位与她共事的电脑程序——“可怜的芭芭拉”，她反复念叨。莫滕赫开始憧憬从前那个不受机器干涉的年代，她想以最原始的方式亲笔撰写一部文学作品。她书里的人们将是他们各自真实的样子。她想，“每人都是简单的化学结构，都不过是一束神经元，每束神经元内在的沟通系统都经由数千年的生命逐步搭建而成，而这背后的逻辑缘由如今已大都不可追溯”。

莫滕赫就职于言情文学部门——事实上作为言情文学部门的唯一主管和员工，她就是言情文学部门。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即便作为一位相信控制论的实证主义者，她仍幻想着“我的故事将包含那唯一的现实，即，这世上不存在现实，我将因此一举成名。我最好在医院里写这本书，最好在我奄奄一息的那一刻口述故事的尾声”。

在小说中这样一个几乎每人都死于衰老的世界里，唯独莫滕赫即将死于疾病，她因此变得小有名气。媒体为了满足“公众对痛苦的饥渴”而开始追踪她，希望找到抓拍她的机会。为了不让媒体接近，莫滕赫填写了申请表，请求得到为期三天的“私人悲痛”许可。

在这个被资本操控的医学宇宙里，所有人的身体都在以利润为中心的轨道上周而复始地旋转，如今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连双侧乳房切除术都可被归为日间手术。在我的乳房切除手术结束后，康复病房的驱逐令来得又快又急。护士把我从麻醉中叫醒并开始替我在出院问卷上填写错误的答案，我在一旁试图向她证明我尚未恢复，却没能成功。我告诉她，我术后的疼痛并没有得到控制，我还没来得及上厕所，也没有获得任何医嘱，我无法站立，更别提出院了。而手术中心依然强迫我出院，我便离开了。

你当然无法在刚接受过乳房切除术的当天就自己开车回家。你疼得低声啜泣，无法使用双臂，身上挂着四个引流袋，麻醉药效让你昏昏沉沉，几乎无法行走。照理说你到家以后也需要有人陪同。但是，一旦你被赶出手术中心，便没人真的在乎你将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一切，是否有人照顾你，这些人为了照顾你又要做出哪些额外牺牲，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如此看来，即便控制了年龄、种族和收入的变量，单身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率仍是已婚女性患者的两倍，这数据恐怕也不足为奇。如果你在单身的同时还很贫困，死亡率会变得更高。

所有人都明白的既定事实是，除非你此刻身处一段被世俗认可的亲密关系中，或者你活得够长久、养育出了孝顺的成年子女，或者你足够年轻、仍能得到父母的关照——否则在高侵袭性的癌症和高侵略性的利润面前，你很难被视为一个值得活下去的人。

在麻醉剂尚不存在的 1811年9月，范妮·伯尼为了移除前一年8月在胸中发现的肿块，于巴黎的家中接受了乳房切除术。手术前医生告诉她：“你要知道这会很疼，我不想骗你——你会受苦——会受‘很多’苦的！”

你，医生告诉她，会受很多苦。

伯尼如此描述她的肿瘤：“我感到这祸害扎根极深，以至于我常想，如果它无法自己化解，那我只能与它同归于尽了。”在死于癌症的长期疼痛与死于癌症治疗的短期疼痛之间反复掂量之后，伯尼将自己交给了更乐观的那种痛苦——她选择将肿瘤切除。

七位身穿黑袍的医生相继抵达。伯尼钻进临时搭建的手术床，用一块薄纱蒙住双眼。主治医生问：“一会谁能帮我捧住这只乳房？”伯尼答道：“医生，我可以。”她扯开薄纱，亲手捧起自己的乳房，以便医生一边切除它，一边细细向她阐明它内部灼烧的疼痛网络。

见此情景，医生默默为伯尼重新盖好薄纱，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毫无希望了吧，”她后来写道，“就这样绝望又自暴自弃了。我再次合上双眼，全然放弃观察，放弃反抗，放弃干涉，悲壮地决定就此任由自己被摆布。”

伯尼如此形容手术过程中的她的双眼：“它们感觉像是被密封住了一样。”

并非一定要目睹苦难才能对其感同身受。在疾病中，失去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知识来源。在另一部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著名文学记载，奥德丽·洛德的《癌症日记》中，洛德如此描述自己的经历：从麻醉中醒来的她，身体已被彻底改变，脏器被切割活检，心中因此充满恐惧——出于亲身经历的必然，一个人在全身投入于“失去”的同时，势必也翔实地目睹了这种全身投入是多么无法实现。人拥有身体，也就意味着人无法自始至终、毫无遗漏地看到自己身体的遭遇。

对伯尼而言，即使紧闭双眼，她仍旧昏厥了两次，倘若亲眼观察自己身体的遭遇，定是惨不忍睹。为了保存觉知，她彻底放弃了观察。因此她笔下的经历超越了任何肉眼所能提供的证词，成为凌驾于视觉体验边界之外的、对疾病其他层面的见证。1978年3月25日，奥德丽·洛德这样写道：

觉知(knowing)有别于相信、信赖甚或是理解，它向来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我心甘情愿以任何痛苦作为代价，好去仔细体会沉思的重量，不是被信念或是信仰，而是被切实的感受完全填满，被各种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一切真实的知识(knowledge)填满。

觉知不同于感受——对任何并非专家的人来说，它都是可以被指责和质疑的。于是，就像对身体的感受会阻碍人们观察自身的遭遇一样，过于强烈的感受同样可以阻碍人们思考——至少对于伯尼来说是这样的。她在记录自己的乳房切除术时提到，手术中的感受使得她无法思索整件事的经过。但无法思索不代表就没有觉知。即便是在手术过去九个月后，在她用来记录这一事件的整整三个月里，伯尼写道，她仍然无法在重读自己所写的文字时不感到恶心。她写下的不单是浅显的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记录，她所记载的，是我们不得不目睹却又无法直视的事，是我们不得不理解却又不忍细想的事，也是我们深知必须去书写却在写下后不忍重读的事。

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恶心，提笔写它也让我感到恶心，阅读别人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记载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有时我会羡慕过往的凄惨境遇，因为它们至少是不同于我眼前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凄惨与羞辱，而这种羡慕同样让我感到恶心。

据《癌症日记》记载，洛德在20世纪70年代切除单侧乳房后，在医院休养了五天。当时洛德有一间能接待访客的病房，一张供她休息的病床，她在被赶出医院之前起码恢复到了能在走廊里慢慢行走的程度，回家后也能继续休息数周。她得以将自己失去的乳房，而不是因化疗失去的记忆功能、语言功能和思考能力，视为她患癌的主要事件。而如今，在进步的假象之下，许多乳腺癌患者却得不到与洛德当年相似的待遇。手术结束后，她们无法获得充分的疼痛管理，也未曾接受解决乳房切除疼痛和术后行动不便的理疗，更没有假期可休。失去乳房远不是她们在癌症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美国，她们得不到一张供人休息的病床，也得不到针对化疗引起的感官损伤的康复治疗——她们能得到的，是由联邦政府批准的乳房重建服务，她们甚至可以选择任何材质的乳房填充物。

在阅读关于乳腺癌的历史叙述时，我时常对过去那个尚未因资本利益而全面溃烂的世界感到惊诧。如今，术后疼痛管理尚未到位，患者的乳房就已被切下来捐给机构或是送去焚烧，患者随即被赶下病床。我与众多患者所经历的手术被称为“自驾路过式乳房切除术”。美国卫生保健研究和质量管理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45%的乳房切除术是在与医院挂钩且没有过夜服务的非住院日间手术中心完成的”。躺在病床上的我们才刚被切开，还淌着血，还处于强烈的震惊、痛苦和麻醉之中——但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试图阐明我们的苦痛，都得不到我们迫切需要的照护。

在切除双侧乳房之后的第十天，也是我的组织扩张乳房重建手术即将开始之际，我不得不回到学校去工作。事实上，我在手术前接受化疗的数月里一直在坚持教课，但即便这样我的病假还是用光了。如果能在保证职业生涯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办法让我休假治病，我宁愿放弃对世上所有硅胶填充物的享用权。但如果一个人的癌症治疗超出了家庭医疗休假法案所允许的无薪假期周数那狭窄的范围，就得不到任何保障了。

使我愤怒的是，尽管身处如此险境，我却依旧要求自己拒绝承认包括洛德与伯尼在内的众多前人曾经精准描述的痛苦。我尽量不对自己的乳房切除术产生任何感觉，因为一旦试图去感知这件事的实际重量——尤其是在经历了半年的侵略性化疗之后——我仅存的那一点活下去的力气将被抹杀得一干二净。我选择不去悼念自己失去的乳房，因为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比我个人的状况要糟糕成千上万倍。

同样使我愤怒的是，在手术后的日子里，除了拜托朋友开车送我上班外，我别无选择。他们为了帮我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还要替我把书抱到教室里，因为我的胳膊无法用力。在因术后的痛苦与失去而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教了一堂三小时的课，讲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诗《睡觉的人们》——“徘徊又迷糊，神志恍惚，理不出头绪，自相矛盾”。讲台上的我，胸腔被缝挂的引流袋紧紧压迫着，似乎应该表现出乳腺癌幸存者那种肉眼可见的勇气。而我的学生对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那一刻的我有多疼。

当一个人公开抱怨关于乳腺癌治疗的任何事时，她的抱怨通常会被更大一群人的声音淹没，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患过癌症，却指责她不懂得感恩，说她已经够幸运了，警告她消极的心态会害死她，提醒她搞不好她还是会死的。和所有癌症患者一样，我被告知要心存感激，因为这样有益于我的康复。我有接受治疗的机会，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有朋友，有幸活到今天，我想我或许确实是心存感激的。正如惠特曼在《睡觉的人们》中写的：“谁还没有走进棺材和黑暗的坟墓，要让他知道他应该满足。”我的私人悲痛许可早已过期了，就像其他所有人的一样。

事到如今也许显而易见，我的感受与体会在很多层面上都清晰可见，我的状态却每况愈下；多少次挣扎着试图得到注意，最终只换来差强人意的默许。我一遍又一遍地挣扎，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习以为常。得到注视，除了让可见的猎物变得更容易捕杀以外，对于哪些人群和哪些事物能够真的“被看见”的权力关系并没有起到切实的改变。

人们在注视下死去，在注视下担忧受苦，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的监视下展开。无人机驾驶员杀死可见的受害者。企业集团采集我们可见的通讯记录，计算我们可见的点击次数。我们将自己的痛苦发布到公开可见的互助小组里。布满卫星网络的天空俯视我们可见的一举一动，毫不知情的飞鸟与云朵对此无动于衷。诊断屏幕上，我们曾经私密的内脏变得清晰可见，内外颠倒。如今大多数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切身体会过的一切都被一种不祥的注视包围着。然而，光是发现问题并不能带来我们迫切想要的解决办法，反而徒增了在它局限化真相的资本主义架构中为我们共通的悲剧制造声势的额外工作。

在悲剧的悲剧中，在我这些和你们并无不同的自相矛盾里，我并非觉得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悲伤的错误与令人愤怒的事情值得关注。只是有些事始终神秘又无奇，我想也正是在这些事物里，依然存留着一丝希冀。世界的命运依赖于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带来的承诺，正如我们也该相信视觉终究不是唯一的感官。

我一直想写一本与美丽对抗的最美的书。我会把它命名为《环磷酰胺、阿霉素、紫杉醇、多西他赛、卡铂、激素、抗炎药物、抗精神病和抗晕眩药物、抗焦虑和抗晕眩药物、抗晕眩药物、抗抑郁药物、镇静剂、盐水冲洗、抑酸剂、眼药水、滴耳药、麻药膏、酒精棉、抗凝剂、抗组胺药、抗生素、抗真菌药、抗细菌药、助眠药、维生素D3、维生素B12、维生素B6、卷烟型／精油型／食用型大麻、氢可酮、羟考酮、芬太尼、吗啡、眉笔、面霜》。

外科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据她判断药物已经奏效，癌症不见了。在化疗六个月后所进行的双侧乳房切除术实现了“病理完全缓解”——这正是我所盼望的结果，同时也是最有可能让我有朝一日死去时不是死于这个癌症的结果。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新生儿，被一双由爱与嗔的孽债编织而成的双手环抱着。我就算再活四十一年，也不够用来报复我所经历的一切。